在我居住的城市，有件奇怪的事。这两年每到情人节，便有人抱一大捧花，
等在18路三元巷站台上，每对候车的情人都可能得到一枝玫瑰，甚至有人为这枝
玫瑰而专在那里挤一班车。

　　人们只知是花店受人之托来做这件事。情人节这天的玫瑰，总要10元以上一
枝，送一天，花销1万，可是没人知道是谁，为什么。

　　我的一个学生刘力山告诉我这件事，我又在闲聊时转述给别的朋友，故事总
是这样传播开来。

　　年底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刘力山的电话，说他抓到了大新闻，幕后的那位
送花人出现了。

　　这是本市新开的一家临终关怀医院，环境幽雅，铺着优质的英格兰草皮，三
层的小楼显得格外宁静。

　　刘力山说，是他曾经采访过的一位款姐，在苏州做窗帘生意，开了六七家连
锁店。老城区改造时，她抓住机会拓展势力，半年不到就垄断了当地的批发和零
售市常当她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后就搬回老家。

　　刘力山说，她今年32岁。大夫说，癌细胞已经扩散，最多还有一两周的时间。
我们走进病房时，心情沉重。

　　她深陷在白色之中。四壁的白墙和包裹着的白被单，使她显得格外瘦小羸弱。
脸色极差，身上插了好几根管子。她的眼睛很大。

　　“我只有养父母，没其他亲戚。临走，就想找个人说说。做生意这几年，没
什么谈得来的朋友。找你，是当你朋友，别搞得像什么似的。”

　　她断断续续地说，既像和我们攀谈，又仿佛自言自语。她的故事出乎我们的
意料，竟如此简单。

　　“我一直生活在这个城市，除了去苏州的那几年。养父母对我很好，宠得我
特别任性。大学毕业，我找了家合资企业，没服从学校分配。

　　“我在大三谈了男朋友。他很普通，高中毕业就工作了，没两年因为打架被
厂里开除——他打了他们厂长。他在街上晃悠，有帮兄弟跟着他。偶尔也帮他舅
舅做些小生意。因为有主见，人又‘棍气’，挺有号召力。

　　“有一次他来学校跳舞，他的一个小弟兄偷我的包，被抓到校卫队。他出来
顶，结果两人一起给送到派出所。临走时他乜了我一眼，那种满不在乎又若有所
思的眼神令我难忘。

　　“就这么认识了。所有的人都反对，包括他的舅舅。我不知道是什么吸引了
我，反正我是不顾一切地爱他了。

　　“他这个人不喜欢说话，永远是一种无所谓的表情。但我知道他深爱着我。
在我的坚持下，他渐渐和弟兄们疏远，不渴酒、不赌钱，甚至悄悄地读起电大课
程来。其实他根本不是那块料。我太任性，后来回过头想，他当时一定很痛苦，
因为他向往过的是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

　　“我在公司的业务很忙，经常要加班到晚上。公司在郊外，只有18路中巴通
宵往返。我在公司两年，无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下班时他都会到三元巷站台
接我。‘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每次车到站，我都能看到他斜侧身子，玩世不恭
的样子。

　　“我们已经在打算结婚的事。养父母仍然反对，坚持要他找个工作。后来联
系到一家商场，做仓库保管员，总算有集体了。其他的事，我们也开始忙着筹备。

　　“那天又加班到很晚，九点多钟上了车，突然下起大雨来。我想，他肯定会
带伞来车站的。可他没来。我在站台上等了好久。

　　“后来我知道他被一辆货车撞死了，就在来车站的路上，还有十几步了，是
他的错，他无视交通规则横穿马路。

　　“他死的时候手上握着两把桑他舅舅说，突然下雨，他赶回去拿伞，怕来不
及，走得很急。”

　　刘力山的眼圈红了。她停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

　　“我没哭。养父母以为我傻了，一个劲儿叫我哭出来。我恍恍惚惚的。两天
后才有眼泪。

　　“我辞职了，没办法。每次经过那个车站，我仿佛都能看到他站在那儿，斜
侧身子，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已经习惯了在夜色中走下车梯，靠向他的怀抱，
我只能提前一站下车，我受不了。后来我离开了这个城市。

　　“再后来我有钱了。我总忘不了那个车站，我想祝福所有活得快乐和不怎么
快乐的有情人……”

　　走出来的时候，我问刘力山，还想写吗？他摇摇头。我叹了口气，今年的情
人节，站台上不再会有玫瑰花了。

　　几个月过去了。每次经过那个站台，我都会下意识地向窗外看去，站牌下依
稀有个斜侧身子的青年……

　　情人节那天，偶然经过那里，竟发现又有人抱着玫瑰站在那里。惊讶地告诉
刘力山，他平静地说，是我买了一百枝……

　　我一直不敢写这个故事，怕有一天经过时，看到车站上堆满了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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