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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文摘]

揭秘省部级高官们在中央党校的学生生活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综合报道          录入于 January 05, 2010 at 22: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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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人网讯 省部级干部中央党校生活

  一说起中共中央党校,普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个培养党的高级干部的地方。

  毛泽东、董必武、胡锦涛、习近平……没有哪所学府会像它一样,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出任校长。

  中共中央党校地位之特殊,还体现在理论创新方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依法治国”、“和平崛起”……几十年来,众多对不同时期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的创新理论,都从这里传播出来。

  显然,中共中央党校是一个传奇之地!

  那么,它究竟什么样?它有着怎样的历史?它对中国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它是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为此,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探访中共中央党校,专访这里的老师和曾在这里学习的领导干部,讲述这个学校里的故事。

  踏访中央党校

  在北京市海淀区,毗邻颐和园的地方,有一个神秘的大院。它就是中共中央党校(以下简称“中央党校”)。

  作为中国共产党轮训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它每年都培训大量的省部级、地厅级干部,以及层层选拔出来的中青年后备干部。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央党校,是一个在地图上没有标识、在查号台没有登记电话的保密单位。如今,它已由封闭式办学转为开放式办学。不过,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进入这个神秘大院前,还是履行了极为严格的手续。在正门东侧的传达室,记者登记了身份证件、采访事由和接待单位,经工作人员核实无误后,领取了通行证。之后,记者将通行证交给在校门口站岗的武警战士查验,才得以进入校园。

  沿着校园的中轴线向北走,首先看到的是庄重、大气的主楼。这是一座7层高的灰色建筑,墙体上有几块巨幅浮雕。据介绍,它们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系同一材质、同一主题、同期制作而成。与主楼相连的是两栋对称的侧楼。来访者若想进入主楼,还需再度出示通行证,交由值班门卫检查。

  中央党校主要的教研室和行政部门,都集中在主楼内。这座大楼里的学者,备受中央领导人的重视。2002年至今,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共进行了57次集体学习,其中,平时在这座大楼内办公的学者,有7位承担了5次讲课任务。

  主楼背后,是一个广场。记者在广场上看到了一尊刻着“实事求是”4个大字的长方形巨石。这4个字,是毛泽东题写的中央党校校训。这是中央党校最负盛名的“景点”,几乎每个来此学习或参观的人,都会在“实事求是”前留影。

  石碑的北面,矗立着仿窑洞设计的大礼堂。这是中央党校多数重大活动的举办场所,也是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发起地。党校学员的开学典礼、毕业典礼都在此举行。

  继续向北,是一座崭新的现代化综合教学楼。据了解,它以报告厅为核心,集教学研讨中心、图书资料中心、信息网络中心、远程教学中心、学术会议中心于一体,是学员们平日上课、听讲座的主要场所。

  据中央党校官方网站和该校老师介绍,全校有工作人员1360多人,每学期在校学员1600人左右。学校设有进修部、培训部、研究生院3个学员管理部门。其中,进修部负责省部级干部、地厅级干部、县(市)委书记的轮训;培训部负责中青年后备干部以及新疆、西藏等地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研究生院负责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全国党校系统的师资力量。此外,还设有中直机关分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部队分部和国资委分校。记者探访中央党校时,已过午休时间。校园里,随处可见三五成群、边走边探讨问题的中年人。

  紧挨着综合楼的,是一座大型体育馆,里面有网球场、游泳池等设施,据说还常年开设跆拳道、拉丁舞等特色班。

  记者留意到,中央党校的建筑,除主楼外,以四层高的居多,很少超过五层,建筑风格沉稳、朴素。

  在校园西侧,有一处中式园林,名为“荟茗园”,亭台楼榭,风光宜人。园中有水,取名“掠燕湖”。来此求学的各级干部,素有“掠燕湖边数归燕,荟茗园里品香茗”的传统。

  校园里,学员超市、美容美发店、银行自动取款机等便利设施,随处可见,看上去和普通大学的没什么区别。但是,记者试图进入宿舍区进行采访时,才进一步感受到这所学府的特殊之处——尽管记者持有通行证,也未能获准进入。

  据中央党校教师介绍,如今的中央党校,与过去相比有3大特色:一是办学思路活跃,二是开门迎客,给民营企业家和跨国大企业在华高管上课,三是学员走出国门学习。

  外国人的出现,更凸显了中央党校的开放氛围。掠燕湖边,记者遇到了五六位正在校园里参观的外国友人。他们几乎不会说汉语,但还是热情地招呼记者合影留念。谁能想到,神秘的中央党校,竟是如此活力四射!

  省部班学员的真实生活

  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最引人关注。人们通常把它称作省部班。对于省部级干部在这里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媒体曾有不少猜测。近日,本刊记者专访了曾在省部班学习过的一位学员。他回忆了在省部班的学习情况,讲述了省部级干部真实而普通的中央党校生活。

    “宿舍楼像卧铺车厢”

  省部班由中央组织部负责。一般情况下,各省部级单位都有省部班培训计划名单。每次中组部给各单位下达省部班学习名额后,各单位按照严格的顺序排名,“轮到谁就谁去”。去年,按名单顺序,轮到这位学员去中央党校学习。

  这位学员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某机关工作。他曾到中央党校省部级后备干部培训班(即“中青班”)学习了一年。因此,此次是他第二次到中央党校学习。 “熟门熟路”的他很快就到中央党校办好了报到手续,领取了学员卡、饭卡、图书卡、游泳卡、日程表和注意事项。还按照规定,在学校保卫处办理了一个车辆出入证。

  这位学员仔细看了日程表和注意事项,收拾好必备的学习工具和生活用品,在开学前一天晚上准时来到中央党校。

  省部级干部的宿舍是一栋中国传统式样的4层老房子,砖墙、琉璃瓦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已经褪色,外表显得有些陈旧。宿舍“有点像火车的卧铺车厢,北边靠墙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墙上有一格一格的窗户;南边是学员宿舍”。每间宿舍是一个大通间。门口一侧是卫生间,一侧是衣柜。往里是一个客厅,摆放着沙发、电视机和几件简单的家具。再往里就是卧室,摆着一张单人床、一把椅子和一张写字台,还有一台台式电脑。“有点像普通的三星级酒店的房间,被褥、牙刷、毛巾等日用品一应俱全,不需要学员自己带。”

    “大课很受学员欢迎”

  跟所有的学校一样,上学第一天是开学典礼。学员吃了早饭,身着正装,在宿舍楼前由组织员、副组织员带队前去参加。每个省部班都会配备两名老师担任组织员和副组织员,组织员一般是正厅级干部,副组织员一般是副厅级干部,他们相当于班主任和副班主任。此时,没有“部长”、“省长”之分,只有一个个学生。他们肃静地列好队,前往大礼堂参加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是全校性的。省部班、地厅班(地厅级干部进修班)、县处班(县处级干部进修班)这3个干部进修班和中青班、少数民族班等干部培训班的学员以及中央党校的全体老师都要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等领导同志都会出席。习校长作重要讲话。

  开学典礼过后,省部班学员回到教室,举行支部活动。这是同学们的第一次见面会,气氛轻松活跃。平时都是在工作场合中碰面的省部级干部们,此刻坐在教室里,仿佛回到了久违的学生时代。他们这一届省部班分两个班,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研究方向,一个是社会发展研究方向,共有52位学员。

  班主任向他们宣布了支部书记、副书记、学习委员、文体委员和生活委员。第二天,他们正式上课。现在省部班的学制一般是四个月,参加过中青班学习的,是两个月。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自学。前来授课的,都是中央党校最有名的教授,也有外请的专家。“教授备课很认真,都准备了幻灯片,一般讲授一个半小时,留下半个小时让学员提问。”

  中央党校的教学内容,核心是“三基本”、“五当代”,即“马列主义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问题”和“当代世界经济”、“当代世界科技”、“当代世界法制”、“当代世界军事”、“当代世界思潮”。这套系列教材,是胡锦涛同志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编写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又增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当代世界民族宗教”等内容。

  “我把党校的课分为小课、中课和大课。小课是以支部为单位上课,中课则是把几个支部的两三百名学员集中在一起上课。学习‘三基本’时,我们上的是小课和中课,由中央党校的老师来讲。学习‘五当代’,上的则是大课,即全校性的大讲座,地点在大礼堂或综合楼的梯形教室。主讲大课的,都是省部级领导干部,或者国内某一领域的顶尖专家。”同学们对这些专家的印象十分深刻,“可以说,他们都是我国各个领域里学术水平最高、最著名的专家。他们来中央党校讲课,讲课费特别低,才500块钱。但听说专家们都愿意来,这一点让我们很感动。有些课程,比如世界经济危机等内容,就很受学员欢迎,1000多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中央党校退休的老教师也会来听。为了听到这样的课,党校的硕士、博士生早早就过去占座位。在党校的讲台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老师放得比较开,讲得比较透彻。”

  在学完一个小单元的课程后,学校会安排讨论,讨论以组为单位,每组八九个人;等到学完一个大单元时,以支部为单位进行大讨论。“每次大讨论,学员们都会进行认真准备。一般情况下,支部会确定几个同学做主题发言,然后大家展开讨论。”

  同学之间互相讲课

  省部班的学员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工作岗位,在各自的领域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学习期间,学校安排有同学互相讲课的单元。这位学员所在支部的竺延风,是吉林省常务副省长、汽车专家。他讲的一堂课,给省部班的其他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往讲台上一站,根本不用看稿,就把汽车的历史、设计理念、技术难题等说得清清楚楚。他说,现代汽车制造,都很看重设计。可全世界顶级的汽车设计师,总共才十几个人,而且一半以上在意大利。这些人既是天才,也有点神经质,经常在马路边、广场上游荡、呆坐。他们这是在采风,以此来启发自己的灵感。老款奥迪车的车尾,是一个古巴姑娘的臀部给了设计师灵感而被设计出来的。一个半小时过去了,竺延风的课也讲完了,一分钟不多,一分钟不少。他这一堂课,让我们这些‘外行’了解了不少汽车的知识,受益匪浅。”

  这位学员所在支部的另一位同学叫丁仲礼,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士。“他讲环保问题,讲得很透彻。”除了给同学讲课,还常给老师“提问”。“他每堂课都坐在第一排,听得非常认真,而且善于发现问题。有一次,某位教授在讲课中引用了一组数据,丁仲礼院士马上指出:‘老师,您这个恐怕不对吧?这些数据是哪来的?跟我掌握的不一样。’教授连忙说:‘我这段数据也是引用的。’丁仲礼院士立即提出建议:‘您最好再查查,我觉得这组数据有误。’”

   请假制度非常严格

  中央党校规定,省部班的学员入学后,要完成“三个转变”——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学员的转变,从工作到学习的转变,从家庭生活到集体生活的转变。

  学校有严格的作息时间。从周一到周五,7点到7点半,是早餐时间。大部分学员去的是一食堂,二食堂是清真食堂,少数民族学员多去那儿吃饭。晚餐时间是在晚上6点到6点半。“我们大多数人都在食堂吃。外界有传言说,党校学员下课后就到外面的高档酒楼吃饭,这并非实情。和北京各个高校的校门口一样,中央党校门外也有许多餐馆。班上的同学也和大学生差不多,来自五湖四海,以前大多并不相识。有时候,几个同学为了认识一下,也会偶尔出去吃顿饭。吃完饭,马上就回校了。”

  中央党校有严格的请假制度:请假两天以内,由组织员批准;请假两天以上、7天以内的,需报进修部主任批准;请假7天以上的,则由党校副校长批准,并报教务部备案。

  在中央党校,流传着一个“黄菊请假”的故事。1993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黄菊在省部班学习。其间,上海有个重要活动需要他参加。由于时间紧急,来不及等上海市委组织部门的公函寄过来,黄菊便找到学员管理部门请假,并表示中午乘飞机回上海,晚饭前赶回来。学校同意后,黄菊在中午“悄悄”地离开党校,并按时回来。此事本无人知晓,谁知当晚《新闻联播》将他参加的这次重要活动报道了出去。当时与黄菊同班学习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看到这则报道,便开玩笑要黄菊“交待”到底干什么去了?黄菊只好“交待”了请假经过。随后,黄菊补办了一张上海市委组织部门盖章的正式请假条。如今,这张请假条被中央党校保留着,用来教育后来的学员。

  “我们班的同学很守规矩,每次出去,哪怕时间不长,都会遵守制度,向老师请假。这让我们的班主任很感动。”请假的学员,必须在晚上11点之前回学校。这是宿舍关门的时间。到了双休日,家在北京的学员们可以回家休息,外地来的学员则多数留在学校。当然也有些学员因为要处理公务,会赶回去,星期天晚上再返回学校。

  在课余时间,省部班也会组织一些娱乐和体育活动。“一个班的同学基本都住在一个楼里,我们那个楼里还有藏族女干部。同学之间经常一起去打乒乓球、太极拳、游泳,有时也有同学打扑克牌。但大家最喜欢的还是散步。散步时往往能碰到不少同学。我们算过,绕党校大院的最外围走一圈,正好需要45分钟。”

    “毕业论文做起来有难度”

  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后,省部班进入课题调研阶段。和其他班不同,省部班没有考试,课题调研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大考”和毕业论文。

  “我们这份毕业论文,不管选的是什么题目,做起来都有难度。所以毕业也不容易啊。”这位学员笑着说,“老师会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熟悉的领域报课题。课题汇总后,教务部把同一课题的六七个人编为一组,选出一个组长,去某个省或某部委进行调研。到省里的时间是一周,每个人都得抓紧时间了解情况,收集资料。地方上对我们很重视,会向我们反映一些现实的情况和问题。对我们的采访、开会、座谈、调研都很支持,我们一般都能看到各地的第一手材料。回来以后,小组成员每人写一个分报告,然后汇总,由组长或统稿人形成课题报告。和大学生的毕业论文不一样的是,我们的课题报告会送交相关部门,对部门决策会起到参考作用。它是有价值的,不会白写。比如我所在的节能减排课题小组,就是由环境保护部副部长牵头的,课题报告后来送交了环保部和有关部门参考。”

  在毕业论文通过之后,省部班就迎来了毕业典礼。每年的毕业典礼,都是由党校校长亲自出席并向学员颁发毕业证书。毕业那天,同学们都起得很早,庄重地换上正装,走进大礼堂。先是一个支部一个支部地和校长等领导同志合影,然后是毕业典礼。照完相的同学,先进会场坐好,等同学们都照完相并落座后,习近平校长、李源潮部长等领导同志上主席台就座。台下,省部班的学员坐在前排,后面依次是中青班、地厅班、县处班和其他培训班的学员。每个班派一位代表上台领取毕业证书。由于上台领证书的人较多,校方安排每个代表见到校长时只说两句话:见面说“校长好!”领完证书后说“谢谢!”没有想到,省部班第一个上台领证书的代表见了习校长就“走不动了”,两人聊了起来,后面的代表一直站在那里等着。台下的同学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些着急。

  散会后,大家笑着问那位同学:“你领了证书怎么不走了?”他回答道:“习校长很关心我们的学习,问我学得怎么样,同学们的思想、身体状况怎么样。我哪能走啊?”

  “能够见到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这是中央党校学员和一般大学生不一样的地方。省部班的学员一般能见到习校长两次:一次是开学典礼,一次是毕业典礼。平时,习校长也会来学校开座谈会,听取学员的意见,学员能够借此反映情况和问题。”这位学员说,“能和习校长对话,能从习校长手中接过毕业证,这培养了我们的自豪感、光荣感、使命感和责任感。”

  和大学生一样,省部班的学员们在毕业时,也充满了不舍之情。有的同学还特别舍不得中央党校的学习生活,向老师提出:“我能留级再学一段时间吗?”有的中青班学员学完后就直接报考中央党校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继续做在职研究生。

    后备干部班速写

  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朱明德,是中央党校2000年中青班第四支部的学员。他用自己的画笔,把在中央党校的生活画了下来,并出版了一本《中央党校学习生活速写》的小画册。近日,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他爽朗地笑道:“那一幅幅速写,都是我们班上的真实生活,是进步和友谊的见证。”

  和省部班、地厅班等短期进修班不同,中青班脱产学习的时间长达一年,而且学员比较年轻。从1995年开始,中央明确定位“中青班就是为省部级领导干部培养后备力量的”。因此,学员的选拔也和省部班不同,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各单位的后备干部选拔进行全程审核、把关。

  中青班的学员一进校就会拿到一张书目清单,上面列着包括《资本论》、《反杜林论》等在内的马列经典著作。这些书,他们要在头3个月内全部读完。在一年的学习中,中组部还会派出联络员,全程跟班学习,观察学员们的表现。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曾对媒体谈到,以往有学员因课堂上表现不佳,学期未满就被中组部叫停学习,“这对那个人的政治前途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一反面例子在学员当中广为流传,对学员端正自己的学风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上课第一天,朱明德和其他学员就感到“惊喜”。大家原本担心马列主义课程会枯燥,谁知教授们把理论讲得生动有趣。“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学习都会紧密结合当前实际。讲《资本论》的藏志风教授说:‘读《资本论》,第一遍莫名其妙,第二遍有点开窍,第三遍品到味道。’我下课后就把《资本论》的‘商品’一节认真读了三遍,联系到我工作过的门头沟山区的实际情况,真有些开窍了。”朱明德说,“还有杨玲玲教授讲的《苏联教训》,我发现现在讲苏联解体的教训,同 1990年大家讲得不完全一样了。那时从基本理论去推理判断的因素多,现在注意从理论和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经验结合上分析问题,更客观、更深刻了。”

  中青班的课程,很注重培养学员的执政能力。有一次,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汪光焘,给中青班做完“北京市委市政府如何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讲座后,在校方的陪同下考察了党校的环境建设。当他看见党校后墙外的一条污水河影响到师生的生活时,当即拍板进行治理。这堂生动的“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青班有严格的考试制度。朱明德告诉记者:“我们到党校也是很怕考试的。”一是平时系统学习少,基本上没人来考他们;二是记忆力毕竟比不上青年学生了;三是爱面子,怕考不好招人笑话。因此每次考试前,党校培训部的老师都会给中青班做动员,让他们正确对待考试。为了考好,各个支部都会请老师来辅导重点。四支部的几个热心学员,负责把笔记整理出来,发给同学们复习。

  2000年暑假,中央党校给中青班6个支部的200多名学员安排了调研实践活动。朱明德和其他6名学员是一个小组,前往浙江和上海调研民营经济发展。 12天的时间里,他们走访了上海、杭州、绍兴、义乌等10个大小城镇。途中,很多鲜活的事情,引起了他们的深思。在义乌,一个民营商贸店的老板娘问他们:“‘入世’后,我们还能吃上饭吗?”在台州,民营企业家邱继宝问他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入党?”在天台山景区,小商贩、农民、清洁工跟他们讲旅游区里的“生活经”……这些所见所闻,对朱明德等人触动很大。在画本上,他不仅画下了当时的场面,还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提问、建议和思索。调研结束后,他们不仅集体完成了《充满希望的土地——浙江民营经济调查》这份小组调研报告,每人还各写了一篇调研体会文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实现繁荣富强的重要途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一个亟待探索的新领域》、《一部思想解放的史诗》、《党员要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发挥模范作用》。后来,他们的调研报告被刊登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上。

  在中央党校,中青班是最活跃的群体,不仅在课堂上思维活跃,在生活上也丰富多彩。他们举办过运动会,组织过学员俱乐部,还表演过大型文艺节目。朱明德用画笔,画出了中青班精彩的生活片段和老师、学员们一张张生动的面孔——

  “袁梦琪老师总是提醒我们:‘学谁也别学马向东(落马贪官)……’他对我们要求严格,同时又善解人意,常常和同学们下棋、打牌、比赛乒乓球、台球。因为他,许多外省市的同学也不感到寂寞了。”

  “时任上海团市委书记的薛潮,实在是我们支部的活宝,他热情、诚恳、细心,为我们支部的文化体育活动操心出力,功不可没。”

  “学习期间,我从没敢小看马晓伟同学的潜力,但毕业不久他就担任了卫生部副部长,我并没有想到。”

  “西藏山南地区行署专员白玛赤林从雪域高原来到北京,头几个月一直患富氧病,但他以坚强的毅力克服困难,刻苦读书。”

  ……

  直到今天,回忆起这些事情,朱明德的心里仍充满了留恋之情:“我们每一个学员都要感谢中央党校中青班的培养!”

  这里的教授不好当

  进入中央党校的学员,不仅有高级干部,还有专家、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所以,这个校园里的几乎每位老师,都表示“很有压力”。

  课堂争论司空见惯

  在中央党校,“科学探讨无禁区”。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谢春涛、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靳薇等,都是在这里有着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教龄的“老党校”。他们见证了无数次老师与学员之间、学员与学员之间精彩的观点交锋。

  由于工作经历、知识背景和地区发展水平不同,学员们对某些问题的理解,往往有很大偏差,争议由此而生。

  蔡霞教授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中央党校的老师,很少能在课堂上获得一致好评。我们的学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工作岗位,同样一门课,有的学员会觉得非常好,有的根本听不懂,而来自发达地区的学员甚至会觉得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

  从2004年起,靳薇教授开设的“公共卫生与社会危机”课,成为地厅班的课程。一次,靳教授在上课时,做了一项测试:一包治疗艾滋病的药品,应该给下列艾滋病患者中的哪一位?选项包括:性工作者、家庭主妇、同性恋律师、卡车司机和吸毒青年。一位来自湖南的学员直言,谁都不应该给。对同性恋律师,这位学员斥之为“知法犯法”。但他的观点引起了其他学员的反驳,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另有一次,靳教授组织学员讨论艾滋病问题时,某省主管文化工作的学员提议:“将全国的艾滋病病人集中起来治疗,同时让他们从事简单的劳动,自力更生,如编织麻袋、搞缝纫等。这样,他们就不会把病传染给别人。”他刚说完,就有来自西部某省主管卫生工作的学员反驳道:“这样的提议既不人道,也不现实。”双方各执一词,争得面红耳赤。

   教学压力难以想象

  “党校讲坛有纪律”,是中央党校一条重要的教学原则。由于授课对象身份特殊,每位教师都必须严格地全面锤炼自己的政治素质及业务能力。在中央党校任教12年的蔡霞教授深有体会地说:“我们的压力不是一般大,而是相当大。”

  首先是来自学员的压力。谢春涛教授说,20多年前,中央党校学员的年纪普遍较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是很多。而如今,学员越来越年轻化,硕士、博士比比皆是。有的学员甚至看过很多国外原著,对一些问题的剖析十分深刻。谢教授由此得出结论:教案必须与时俱进,不断翻新。

  严格的考评体系,同样成为党校教师无法回避的压力。据蔡霞教授介绍,目前,中央党校对教师们实行的是满分为10分的评分办法。每次课后,学员们都要拿着教务部发的教学评估表,对老师的观点阐述、教学态度等进行无记名评分。“如果有一位学员打分较低,这堂课的整体分数就会被拉下来。”

  学期结束时,每位老师所得的分数,都会在全校范围内张榜公布,各个教研部之间会进行比较。因此,各教研部领导的压力也很大。每出现一次低于9分的“教学事故”,教务部都会召集相关老师开会总结教训,讨论整改措施。不过,“老师的压力更大,毕竟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分数太低,这事关面子。”蔡霞教授坦言。

  干部学员客串“老师”

  高、中级干部学员,给中央党校教师们带来的,自然不只是压力。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每位高、中级干部学员,都要完成“两带来”任务,即“带来一个问题”和“带来一个建议”。其中来自基层的一手材料和思考,极大地丰富了党校教师的授课内容。

  谢春涛教授回忆说,一次在课堂上,他给学员们讲述“大跃进运动的反思及其经验教训”专题课,其间让几位年纪稍长、经历过那一特殊时期的学员来“补充 ”。结果,几个学员结合切身经历,谈得非常深入,赢得了其他学员的阵阵掌声。这件事对他的启发很大。此后,他经常在课堂上直接向学员们“请教”。

  请省长学员、部长学员走上讲坛,在中央党校是常有的事。这也被视作“中央党校的特权”。对此,一些省部级干部学员笑言:“叫谁上谁就上,因为在这里,老师最大,学生总是学生。”

  2000年,身为省部班学员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被推上中央党校的讲台,为中青班的学员作题为“中国如何迎接金融全球化挑战”的报告。学员“客串”老师的做法,深受欢迎,也成为中央党校的惯例。

  “面对实践经验丰富的高、中级干部学员,党校老师的授课方式不是开药方,而是提供看待问题的角度、思路和眼光,与学员们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不同办法。”因此,在一些教授看来,党校教师不仅是学者,同时还要有政治家的思维。

  为了进一步丰富自己的教学实践,许多教师利用课余时间,赴地方基层调研,或出国考察。“如今,面对各方面素养都较高的干部学员,我讲授一节课,往往需要长达几年的思考和积累。如果再不进行全方位的知识储备,势必无法胜任自己的角色。”蔡霞教授颇有感触地说。

  领导人当校长的故事

  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开办最高党校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北京及广州各办一所长期党校”。这是中共中央最早的一份关于开办党校的决定。

  此后,由于形势所迫和条件所限,“最高党校”一直没能开办。但这份文件,为日后中央党校的创立,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1933年3月13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883年3月14日)50周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在江西瑞金开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它就是中央党校的前身。

  1935年11月,中央转战陕北后,正式在瓦窑堡开办中央党校(后迁至延安),培养高级干部。

   董必武言传身教

  在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先后出任教务长和副校长。他严于律已,时刻注意用自身的形象,影响身边的高级党员干部学员。

  当时,江西苏区的一些人,存在“左”倾思想,有的学员受人煽动,准备攻击毛泽东的军事路线。董必武洞察到这一苗头后,迅速采取措施,教育学员要明辨是非,不可盲从。

  董必武尽管工作忙,但还是经常带头参加义务劳动。一天早上,党校一个小组的同志,去帮一户烈属耕田,刚到田头就看到,董必武校长已经在那里忙活了。只见他打着赤膊、卷着裤腿、满头大汗,已经耕完了两亩地。大家十分感动,纷纷对他说:“您都快50岁的人了,工作又那么忙,不来都可以,可您比我们来得还早,您还是回去吧!”董必武摇摇头,边干边说:“参加义务劳动是党在根据地定的制度,我是党的干部,应该带头执行。”说完,他就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

  1935年,董必武出任中央党校校长。陕北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董必武虽是校长,待遇却低得出人意料。他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长板凳,合用一张硬板床。为了方便工作,他花1块多钱买了一块怀表。这块表又大又响,走得也不准,大家都叫它“火车表”。但董必武说:“反正快慢误差不超过半小时就行。有会议时,表快了,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不就调对了吗?”

  在董必武任校长的两年时间里,中央党校的规模迅速扩大。1937年5月,党的早期领导人李维汉接任校长时,学员已多达四五百人。李维汉后来回忆说:“ 那时,学员按他们的来源和文化程度高低编班,共编了15个班。一、二、三班主要是红四方面军干部;四班是陕北干部;五、六班主要是老干部、高级干部(也有少数新干部);七班是少数民族班,先学汉语,再学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期限最长;八班是抗大四大队转来的党员;九、十、十一班主要是白区学运干部和一些失掉党组织关系的干部;十二、十三班是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十四班是工农、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十五班我已记不清了……课程比瑞金和初到陕北时期完整了,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主要讲苏共党史)、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和游击战争,并设有各个相应的研究室。”

  毛泽东题写“实事求是”

  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前的广场上,有一块石刻,上书“实事求是”4个大字。这是毛泽东为中央党校制定并亲笔题写的校训。

  1943年初,中央政治局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从那时起,到1947年3月中央党校因内战被迫暂时停办,毛泽东一直直接领导中央党校的工作。中央党校得到进一步扩大,学员由几百人发展到了3000多人。其间,全国各个战区党的负责人等大批党的高级干部,曾到中央党校参加培训。比如,陈赓大将就曾于1943年11月到中央党校学习。

  毛泽东出任中央党校校长后,采取了三大创新性举措:其一,对办学思想进行改革,停止执行理论与实际割裂、脱节的教学计划和安排,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其二,鼓励学员参加大生产运动,一方面锻炼自己,另一方面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自给自足;其三,广泛开展文艺活动,活跃生活,配合教学。

  那时,中央党校各部附近都有土地,可以种粮、养猪、烧制木炭……党校还建有豆腐坊、粉坊、糖厂、酒厂等各类作坊和工厂;并有自己的运输队,可以跑运输。暂时放下枪杆的高级将领们,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级文职干部们,都像当地的农民一样,参加农业劳动。此外,他们还经常到工厂、作坊,纺毛,纺棉,拆洗、缝制衣服,挖窑洞,修建房屋……

  中央党校在延安的两个礼堂,就是学员们自己建起来的。在建造过程中,设计图纸、运送材料、盖房等,大都是学员们自己动手完成的,其间只请了少量的石料工人。

  大礼堂规模很大,能容纳千余人,1943年11月7日竣工。将要竣工时,学员们左看右看,总感觉少了点什么。有人提议在礼堂正面的墙上,挂个校训题词。一说到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了中央宣传部的范文澜老先生。但范文澜试着写了几条,自己都不满意,便提议去找毛泽东写。毛泽东欣然答应,立即叫人拿来4张二尺见方的麻纸。他沉思片刻,饱蘸浓墨,迅速挥毫,“实事求是”4个雄健潇洒的大字随即跃然纸上。在场的人齐声称赞,这4个字的含义精深、透彻,抓住了中央党校的办学精神。

  随后,大家请来能工巧匠,选了4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没过多久,“实事求是”分毫不差地“印”在方石上。可惜,毛泽东的这一墨宝被凿坏,未能保留下来。

  1947年3月,国民党将领胡宗南率军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主动转移。国民党军队进入延安后,中央党校的大礼堂遭到破坏。幸好刻着“实事求是”的4块方石,被倒塌的墙壁埋住,因而得以保存。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在清理中央党校大礼堂的废墟时,找到了这4块完好无损的方石。如今,它们被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内。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党校被迁到了北京。1955年8月,中央党校创办了一份校报,所用报名就是毛主席题写的“实事求是”。20世纪60年代初,党校大礼堂建成,其正厅内最醒目的便是“实事求是”4个大字。20世纪90年代,它先是被镌刻在中央党校大门内专设的石壁上,后被移至现在的位置——大礼堂前的广场上。

   胡耀邦引领“真理标准大讨论”

  “文革”开始后,中央党校陷入停办状态。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并于1977年3月初确定由华国锋任校长,胡耀邦任常务副校长(主持工作)。这是胡耀邦复出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

  1977年3月 25日下午,中央党校大礼堂东教室内,胡耀邦走上讲台,平静地对大家说:“今天,我就正式上班了。”那时,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行政、后勤部门在52号家属楼里找了一间屋子,给他作办公室。现在,这栋楼已不存在。据介绍,那间办公室只有14.6平方米,一侧放办公桌,另一侧放单人沙发床。

  当时,党中央正式任命的中央党校领导干部,只有胡耀邦一个人。所以,组建职能机构、为各部门配备干部,是当务之急。胡耀邦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使42名处室级以上干部全部到位。

  同时,胡耀邦还面临着另一个情况。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将康生,长期把持中央党校,使其成为受“文革”破坏的重灾区之一。不揭露康生的问题,中央党校拨乱反正的工作就不能深入进行下去。

  一天傍晚,秘书告诉胡耀邦,在离他们办公室不远的地方,有人贴了一张揭露康生的小字报。胡耀邦说:“走,看看去。”两人看小字报时,天已经快黑了。胡耀邦看完后,什么也没有说,就径直往回走。秘书看到有不少人在远处观察他们,就问:“耀邦同志,你看到远处有人在看我们吗?”胡耀邦没有回答。直到过了一个拐角,他才停下来告诉秘书:“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来看小字报,这就是一种支持。”果然,此后揭发、检举康生等罪行的人慢慢多了起来。

  1977年10月,“文革”后的第一批学员,在金秋时节踏入了中央党校的大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央党校应当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学校?这是胡耀邦首先考虑的重大问题。他明确提出,要把中央党校办成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堡垒(后改为“阵地”),办成发扬光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如今,中央党校大礼堂的两侧,就分别写着这样的口号: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党的领导干部到中央党校后学什么?这是胡耀邦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一天,他在一个会议上明确说,中央党校要开设4门课: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党史党建,使学员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有所接触。为此,他组建了一个小组,着手选编教材。最终,中央党校选编了13本教材,共有100多万字。这些教材被印成大字本,除发给学员、教员外,还送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后来,叶剑英元帅曾对胡耀邦说:“你们做了好事,搞了100多万字的马列主义的东西。 ”

  至于中央党校教学的基本方法,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提出,坚持读原著为主、自学为主,教师给予必要的辅导,解答难点疑点问题。“两个为主”,自此成为中央党校的教学方针。

  中央党校恢复“招生”后,胡耀邦很快就发现,不少学员有两个顾虑:一是怕被开除学籍;二是怕毕业时得个不好的鉴定。对此,根据胡耀邦的指示,中央党校对学员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对此,胡耀邦说:“(学员)毕业时,我们不写任何材料。我们要敞开思想,真正地学到点马克思主义。打棍子、戴帽子,只是那些没有本事的人的方法。学风、学风,首先要把学习讨论的风气扭转过来。提疑问、讨论,这个风气好嘛!”后来,他又明确提出,中央党校学员在学习、讨论中发表的意见等,一律“不准装档案袋子”(即“不装袋子”)。“四不主义”对学员们消除顾虑、解放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胡耀邦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创办《理论动态》校刊。1977年7月15日,《理论动态》创刊,5天出一期,每期都由胡耀邦亲自定稿。创刊之初,该刊不断发表拨乱反正的文章,很快就引起了强烈反响。1978年5月10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中央领导“吹风”场所

  最近一个时期,中央党校校长都由中央政治局分管党建和组织工作的常委兼任。

  有关专家指出,中央党校因其特殊的地位,成了党和国家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出台前重要的研讨和吹风场所。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作报告,就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作了理论准备。2004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作了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报告,对于在新形势下,如何处理社会矛盾、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提出了战略思路。

  平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国务院领导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不定期地到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向学员通报国内外形势、经济发展和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中央的战略、方针、策略和政策等。

  胡锦涛总书记曾是中央党校1983年中青班的学员,后来担任中央党校校长近10年,对这个大院内学习和生活情况十分熟悉。现任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和之前的校长们一样,对党校工作投入了很多精力。

  中央党校的地位和作用

  中央党校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发挥怎样的作用?

  中央党校是高素质治党治国治军领导干部的教育中心。它在培养干部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

  首先,中央党校能提供综合和全面的适宜于领导干部掌握的治国知识,培养他们治国治党治军的智能。经济建设方面,有现代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管理学、财政学、税收学、金融学等等;政治和法律学方面,有政治学、行政管理学、法学等等。

  其次,中央党校能提供战略思维方面的知识,并培养学员战略思维的能力。

  第三,中央党校能更深层次地讲解党和国家的战略、方针、策略和政策。通过党校教育,使干部理解和准确把握党在每一个时期的思想路线、工作重点、大政方针,使其自觉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第四,中央党校能对学员带来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解疑释惑。

  第五,中央党校能使学员掌握党史和党建知识。在新的形势下,需要党校探讨的有现代政党理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新形势下党的组织建设、国内外政党比较等等问题。

  第六,中央党校能进行党的高中级领导作风的教育和培训。党的现代化事业关键在干部,而干部的关键在于其作风。培养和帮助领导干部具备良好的工作作风,这是党校重要的职能。

  第七,中央党校能提供领导艺术知识,培养领导方面的才能。使领导干部懂得怎样科学民主决策、怎样调动人的积极性、怎样处理危机事件、怎样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等等。

  这些都是党校教育与国民教育等最大的区别之处,也是党校教育的特殊性。

  除了培养干部,中央党校还是党的理论和大政方针的重要研究和储备中心。

  中央党校在进行理论和政策研究方面,有其独到的特点。主要表现有: 中央党校的理论和政策研究比其他研究机构更有针对性;每年不断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是一批独特的研究力量;中央党校为党和国家进行理论和政策研究的渠道畅通;中央党校承担的中央布置的一些重大课题研究,都取得了理想的成果,许多调查研究形成的观点和意见为中央所采纳,为党和国家进行重大的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准备。

  另外,中央党校还有全国党校系统业务协调和指导中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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