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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文摘]

冰点特稿:最倒霉的家庭

作者: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从玉华          录入于 April 14, 2010 at 09: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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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住在窑洞里的家庭实在太倒霉了。用女主人韩爱平的话来形容,差不多每刮一阵风,都会刮到她家。

  有人用32个字的简洁语言,就讲完了这个倒霉的故事:“高长宏的大儿子注射乙脑疫苗后,得了乙脑。小儿子喝了三鹿奶粉后,患上结石。”

  短短的两句话!

  可只有从太原坐上大巴,走高速路、柏油路、搓板路,换3趟车,再走一段灰尘能淹没整个小腿肚的山路,坐在山西省交口县回龙乡高长宏家掉着墙皮的窑洞里,这两句话的温度才算刚刚升上来。

  再多一点儿耐心,等到两岁零一个月大的伟伟午睡醒来,9岁的壮壮放学回家,揉着面团的女主人打开话匣,男主人熄了烟,重重地叹气……

  这个倒霉的家庭的故事才开始清晰起来。

  希望破灭

  倒霉的日子是在2006年的夏天第一次找上他们的。那年7月9日和17日这两天,在乡镇卫生院的一间房子里,一个漂亮的女护士站在一只大冰箱旁边,给高长宏和韩爱平的儿子壮壮打了两针乙脑减毒活疫苗。

  这个4岁大的孩子已经连续4年来打疫苗了,更何况这一次,注射疫苗的通知是乡镇卫生院和壮壮就读的幼儿园发出来的。这夫妇俩“从没觉得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

  他们有很多事要打算,没把这件小事放在心里。事实上,这家人正在接近他们“盖4间平房”的家庭梦想。在他们租来的窑洞一角,一本杂志里夹着一本红存折,上面存着5万多元钱。

  对这个家的想像早在几年前就成形了。当时,新娘子韩爱平还住在100元钱一个月租来的窑洞里,唯一的家电是一台洗衣机,但她心目中早有了“真正的家”的样子:4间平房的墙,漆上淡淡的苹果绿;床上铺上小草刚破土时的那种浅绿色被褥,院子里种上青菜和能美容的芦荟,再养上几只下蛋的鸡。在绵延起伏黄土高坡上,韩爱平还设想有一个漂亮健康的孩子,追着鸡乱跑。

  2002年5月18日,儿子出生时,有5斤6两,夫妻俩早早取好了名字:壮壮。

  这孩子又聪明又漂亮,有一双亮晶晶的褐色纽扣般的眼睛,走路、说话都比同龄孩子早,“两岁就能背唐诗,3岁能讲故事”,大家都叫他 “灵蛋蛋”。韩爱平想好了,只要孩子能考上大学,她就是“捡破烂”也要供他。

  他们希望壮壮能“一辈子壮壮实实”,却没有想到,倒霉的日子已经顺着针管进入他们的家庭。

  一个多月后的8月24日,壮壮突发高烧,到第4天凌晨,口吐白沫,鼻子流血,四肢僵硬,“像中毒一样”。从没见过这种场面的夫妇俩吓坏了,高长宏使出在铁厂搬钢块的劲儿,把孩子僵硬的身体扭成U形,连夜送往山西汾阳医院。

  医生让孩子弓得像只虾一样,从脊背抽了些脑脊液,让高长宏立马送往太原的大医院化验。担心自己在车上睡着,几天没合眼的高长宏把这支试管夹在腋下,掐着自己熬到了太原。

  化验的结果显示:血、脑脊液检测乙脑IgM抗体均为阳性。壮壮被转到山西传染病医院,医生的诊断是:流行性乙型脑炎。

  孩子身上、鼻子里、嘴巴里都插着管子,快速进药。高长宏不停地跑来跑去,买药、交钱。为了到省药材公司买一种“进口的祛痰药”,他在医院门口怎么也打不上车,很多司机不愿在传染病医院门口拉客,他干脆整个人往车头上撞,才算拦下一辆车。

  可壮壮越来越“不作数”了,他徒劳地在空中挥着手,找不准奶瓶的位置。挠他的脚心,他不知道往回缩。

  孩子渐渐陷入昏迷,夫妻俩捏着孩子的手,不停地讲故事,高长宏甚至学了好几个小时“知鸟叫”,企图唤醒他。

  接下来几天,孩子抽搐得更厉害了,“哪怕一根头发轻轻落在他身上,他都会缩得更紧,更硬”。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夫妻俩听到了“孩子双侧瞳孔等大等圆”这样的专业术语。

  好在,壮壮最后睁开了眼睛。但细心的母亲发现,这已不大像以前的壮壮了。

  希望再燃

  壮壮变傻了。

  他学着跳橡皮筋,只学得会跳前面两节;他跟小朋友扔沙包,总是上来就被砸中;他跟人打一种叫“拉毛驴”的牌,一次也没赢过;他看《葫芦兄弟》不下百遍,可只会哼“啊——葫芦娃”这一句主题歌;23个声母,他学了5个多月后,还没记住……

  韩爱平也不是以前的韩爱平了。以前,她爱看言情小说,每天都要涂口红,但现在,经常一整天忘了梳头发。她每天都觉得“不得劲”,心里“空落落”的。她常常丢三落四,刚给壮壮穿了袜子,又去拿袜子。

  她请风水先生看风水,尽管那不是他们的家,只是租来的。她甚至请一个算命先生给壮壮取了大名:高智强。名字里有个“智”,这让她心里多少有些安慰。

  只有抚摸壮壮小时候梳着“锅盖头”的照片,夫妻俩脸上的笑容才会慢慢荡漾开去。小两口儿商量着:再要一个孩子。男女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要有出息,“能在父母百年后,照应哥哥”。

  不难想象,高智伟来到这个世界时,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场精心准备的结果。

  为了讨吉利,这对夫妻在床头贴上一张一米多宽的《好日子》画片,画上有喜庆的鞭炮,4个穿红肚兜的胖娃娃一派喜气,身旁都是金元宝。这张画包含了这家人对“好日子”的所有构想。

  2007年农历腊月二十七,伟伟出生了,又是个儿子。高长宏特意给孩子穿上新买的寓意“健康百岁”的红肚兜。出生第3天,伟伟才睁开眼,这让夫妇俩着实担心了一把,他们“再也经不起第二个孩子的任何意外了”。

  韩爱平没有母乳,孩子只好喝奶粉,他喝到的第一口,就是爸爸冲的三鹿牌奶粉。

  奶粉是在医院附近的商店买的,“这个牌子当时口碑很好,很多人吃,又是名牌”。从此以后,三鹿奶粉成了伟伟的主食,最多时,他一天能吃上近1000毫升。夫妻俩信不过家门口那些卖跳跳糖和小米锅巴的小店,专门托人从太原的大超市成箱地购买三鹿奶粉,108元一桶。他们认为,“大城市大超市不会卖假货”。

  他们很快发现,伟伟远没有哥哥漂亮,单眼皮,头发又黄又稀,顺着耳朵一圈脑袋上头发都不长。这孩子尿频,尿短促,嘀嘀嗒嗒的,总尿不尽。

  可这些丝毫没减弱夫妻俩对伟伟的希望。小两口一有空,就笑着畅想小儿子的“宏伟前程”。的确,他们已经很久没笑了。在韩爱平眼里,梦想又触手可及了:孩子长得像爸爸一样高,1.8米,还要有点儿“志气”,不说上大学,最起码要有门手艺,这手艺不是裁缝、开车之类的,而是跟电子化、电气化相关的“高科技”手艺。

  而且,这些“梦想”在壮壮发病时,被夫妻俩看得更重了。

  在这个《好日子》的图下面,壮壮又抽风过两次,醒来时,连舌头都咬破了的壮壮,只是说“刚才大脑一片空白”。

  淘气的男孩子们常常“捉弄”他:怂恿他去亲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他真的亲了,“高智强和女生好上了”的传言在小朋友中传开了。他还被一群男孩子怂恿着去偷果子,拿打火机上山点火,从很高的台阶学“蜘蛛侠”往下跳……回家时,他的脸上常常被抓破了,可他从不跟大人说,他怕失去仅有的“伙伴”。

  壮壮脸上的伤疤每多一条,韩爱平对伟伟的希望就多一分。

  有时候半夜里,韩爱平会突然神经质地坐起来,盯着大儿子的脸、手脚,看“有没有扭曲、变硬”,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她觉得自己要疯了。

  再躺下时,她只有一个念头:我只剩下伟伟了。

  希望又破灭了

  这一次,倒霉的日子是拌在三鹿奶粉里来到这个家庭的。

  从伟伟出生到现在,这家人就没离开过三鹿奶粉。这间窑洞里,它无处不在。伟伟吃饭用的小黄碗和奶瓶、小白勺,是买三鹿奶粉时送的。吃空了的三鹿奶粉罐子装着豆子,三鹿奶粉的大纸箱装着鞋子,一只被咬得沾满口水的三鹿奶粉罐,被伟伟在床上滚来滚去,那是他最心爱的玩具之一……

  更根深蒂固的是,三鹿奶粉的阴影留在伟伟的肾里。

  高长宏一辈子也忘不掉2008年9月16日那个夜晚。他甚至说不清伟伟出生的阳历生日,却记得这个日子。

  这一天,在工厂休息的高长宏从电视里看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公布69批次婴儿奶粉含三聚氰胺。他赶紧给妻子打电话,让妻子打开电视。

  此刻,高长宏的手机不断有朋友的电话打进来,电话里家长们急冲冲地问:“看电视了吗,你家孩子也喝三鹿吗?”

  韩爱平立马打开电视机。电视机是高长宏亲戚给的旧电视、两个废弃的电脑主机组装成的能上网、看电视、打游戏的“四不像”。

  新闻有点长。韩爱平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头轰得一声响”。

  没多久,高长宏赶回了家里,他在约10米长的窑洞里,来来回回,走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他们抱着伟伟来到了太原。他们一进儿童医院的门,惊呆了,人山人海,从院子到大厅、走廊,全都是抱着孩子排队做B超的家长。

  高长宏把母子俩安顿在医院附近一家每晚50元的旅店。让他们惊讶的是,这家旅店住着全省各地来的、吃过三鹿奶粉的孩子和家长。有个家长摸着伟伟的头说,“我的孩子也不长头发”。

  连着两天两夜,高长宏都没排上就诊号。最后一晚,他准备不走了,就守在长队里。

  因为人太多,担心出现安全问题,医院决定把B超机从三楼搬到一楼。高长宏主动冲过去,帮助做B超的女医生搬机器。医生很感动,说 “你先回去吧,我保证明天给你的孩子第一个做”。

  高长宏还是没舍得离开长队。晚上,他买了两包烟,偷偷塞给维持秩序的保安,希望第二天“通融一下”。

  第二天早上7时14分,伟伟终于做上了B超,结论是:双肾集合系统内斑点状高回声。大夫认为孩子营养不良,疑似“佝偻病、尿结石”,开了苏打水,让一个月后来复查。

  回家的路上,他们听到新闻说,国家对所有疑似结石患者免费检查。这让夫妻俩心疼了一路。

  没几天,高长宏又上了趟太原。他拿着剩下的4桶奶粉去太原找到商家要退货,商家说货可以留下,钱不能退,留下电话,有什么国家政策再打电话。

  高长宏气不过,又抱回这些奶粉,愤愤地说:“孩子不能喝,大人喝!108块一桶呢!”

  至今,还有两桶在墙角放着。

  又过了一个月,他们没再去复查。高长宏所在的小铁厂被政府关停,他下岗了。

  回忆起这些时,正擀着面条的韩爱平突然捂着脸大哭,全然不顾手上沾满面粉。

  “怎么轮到我家烧香,连庙门都关了!”她花着脸说,“我家太倒霉了!”

  不放弃希望

  如今,壮壮上了小学,伟伟的饭量也一天天大起来。

  韩爱平不敢再轻易有什么梦想了,她不再对丈夫提“大学”这样的字眼,她只希望壮壮“不发病,细胳膊能长粗点儿”,伟伟“尿少一点儿”。

  一年多来,伟伟差不多每半个小时尿一次。屋里屋外,厨房的菜篮子旁边,房东的大醋缸旁边,院外的煤堆里,都有他的尿迹。

  晚上睡觉,韩爱平要起夜三四次,用玻璃瓶给小伟伟把尿,即便如此,早上起来,近一米宽的隔尿布也会湿透。每天起床后,她雷打不动的工作就是晒花花绿绿的尿布,绳子足有4间窑洞那么长,这些尿布占了一半。

  喝了7个月三鹿奶粉的伟伟还是很迷恋奶粉,他只有叼着奶嘴,喝足了奶才肯睡。

  韩爱平不再相信什么大牌子,也不相信任何一家商店,走到哪家,碰到哪个牌子,她就买哪个。她选择400克一袋的奶粉,价位都在25 元至28元之间。但她还是放心不下,又花200多元钱买了豆浆机,打算用豆浆替代牛奶。

  总有些时光,这个母亲会忘掉那些“倒霉事”。比如晚上,两个孩子坐在家里唯一的一只从垃圾堆捡来的沙发上,看《喜羊羊与灰太狼》,高兴时,两个相差7岁的孩子会扭作一团“羊毛”。

  周末,孩子们在院子里骑买奶粉送的一台破了一半方向盘的扭扭车。哥哥“很神气”地开车,弟弟抱着哥哥的腰,坐在后头大笑。孩子的笑脸感染了她。可不用多久,扭扭车就把伟伟的尿带到哥哥衣服上,带到院子的角角落落。

  韩爱平不得不给他们换衣服,洗衣服。很快又是一轮的换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是她每天的工作。

  有时候,洗着洗着,她会哭。她觉得自己大把的青春就这样没了。家里没有闹钟,她也没打算买,她说,那“滴答”声是一种煎熬,“这 10年过得像几十年一样长”。

  她想过死,可那只是瞬间。“死了是痛快,可俩孩子怎么办?”她还得尽量把日子往红火里过。

  乡镇卫生院与小学在同一条尘土飞扬的土泥巴路上,两者相隔不过100米。黑瘦的壮壮每天都在这条路上跟同学们追逐、玩耍。他从没意识到,他的命运与这里有什么交织。

  壮壮从来不知道自己有病,可连学校门口卖泡泡糖的商贩也看出了壮壮是个“笨孩子”。壮壮的功课很糟糕,背课文常常“背一句,丢三句”。别人5分钟能完成的作业,他至少要半个小时。讲故事比赛,他总是“从前从前”很久,然后一两句话就讲完了。

  最近,这个梦想着当奥特曼的9岁的孩子正在学4位数,他念4050,不是念成“四百五十”,就是念成“四千零的五”。

  如今,韩爱平最担心的是,像电影里的片段一样,自己老了,壮壮大了,在结婚那天抽风,新媳妇跑了……

  像天下望子成龙的母亲一样,这个初中文化的32岁女人并没放弃过孩子。她会给孩子叠千纸鹤,每天晚上讲安徒生的故事。孩子熟睡了,她默默把15只黄色的铅笔削好,放进印有太空图案的铅笔盒。天麻麻亮,她就会叫醒儿子读课文。

  3月26日清晨,灯光洒满了这间窑洞。壮壮在灯下读书,妈妈在灶头捏馒头。

  他结结巴巴地读着《北京亮起来了》:“长安街华灯高照,川流不息的汽车灯光闪烁,像银河从天而降,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光彩夺目……环形路上,一座座立交桥犹如道道彩虹,街道上,照明灯、草坪灯、喷泉灯、礼花灯,装扮着美丽的北京。”

  一个北京来的记者留宿在他家里。他问道:“阿姨,北京真有那么多灯吗?想都想不出啊!”他的眼睛熠熠发光。

  开始绝望

  因为发生在两个儿子身上的事,韩爱平越来越迷信了。丈夫出门干活前,孩子在身后大声哭,她都认为是很不祥的预兆,会担心上一天。

  那天夜里,高长宏偷偷跟妻子说他想下矿井,“每个月能赚好几千块”,韩爱平像弹簧一样从床上弹起来。她不让,哭着喊:“这个家已经支离破碎了,再经不起一点点风浪!”

  但是这时候,连下顿饭的面粉,都还不知在哪里呢。两个孩子,5年的光阴,早已稀释了存折上的5位数存款。如今,红存折早就找不到了,韩爱平也懒得去找,那里面只有几十元钱。

  下岗后,高长宏四处找活儿干,修个锅(电视天线),修个车赚上三、五十元,有时当当搬运工,能换回两包烟、几筐煤。

  回家的路上,看着墙上白石灰刷的“平时注入一滴水,有难时拥有太平洋”的保险广告,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梦想真的有“太平洋”那么远。距离他最近的愿望,是赚到当月的饭钱。他的口头禅是“这年头吃一口算一口”。

  他很聪明,他甚至申请到了“发动机助燃增压装置”的国家专利。他会修车,可小煤窑都关了,货车很少。他会修电脑,可临街门面房房租一年要5000元,“贵得吓人”。为了讨生计,他甚至去了趟灾后重建的都江堰,力图找一份在隧道开铲车的工作。可工地拖欠工钱严重,他只好悻悻地回家。这一路,他“浪费”了1000元。

  他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出院子,看山对面被关停的小煤窑烟囱是否在冒烟,马路上的大货车是不是多起来了。那意味着国家的政策 “松了还是紧了”,他能不能再回到铁厂开铲车。

  今年春节,这家人只剩下50元钱了,连包饺子的面粉都是找房东赊的,房租已经欠了大半年。除夕夜,韩爱平在窑洞门前,糊上手机充话费免费送的大红对联,把50元分成两份,压在孩子的枕头下,向“列祖列宗”说了很多保佑孩子平安的话。

  正月里,俩孩子四处拜年,靠亲戚给的压岁钱,才算把“日子续上了”。

  韩爱平开始常常感慨这个世道的不公。汶川大地震,他们家捐了500元钱。丈夫义务献血3次了。丈夫看到街边乞讨的孩子,会掏空所有的口袋,甚至企图收留孩子。

  “为什么这样好心的家庭没有好报?”她靠着窑洞外的墙皮说。只要上街,她就买两元钱一注的体育彩票,试试自己的运气,可连着几十次,“一次也没中过”。

  希望好像又来了

  最近,随着这些倒霉事被媒体关注,这一家人的希望一度又被点燃起来。

  夫妇俩通过网络,知道了山西疾控中心的陈涛安正在反映山西“高温疫苗”的问题。他们突然醒悟:“壮壮的病跟这个疫苗,可能存在某种相关性。”

  高长宏把材料寄给了陈涛安。

  疫苗事件被报道后,一夜之间,他家的窑洞门口塞满了各种小汽车,这家人隐隐觉得事情有点希望的苗头。

  慰问的电话、短信,高长宏一天要接几十个。有的短信是“四川广元人民支持你们”,有的是“我是一个普通的北京人”,还有的干脆说 “我代表全国人民向你表示同情”。有的人表示要资助他们,希望他们公布账号,有个长沙大夫说,能提供帮助让两个孩子来长沙检查身体……

  甚至有人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话:愿上帝保佑你们!还有外国人用声调不准的中国话问候他:“你是高——长——宏?”为了这些电话,他不得不给他的“山寨手机”每天充两次电。以前一个月三、四十元钱的手机费,现在不到一周花掉了300元。

  连乡镇上不太相熟的街坊都认为“这倒霉的一家子总算有盼头了”。他去街上的一家复印店复印材料,复印店的老板用沾着墨迹的手拍着他的肩膀说:“网上我看见你了!这回他们还不赔你个百八十万的!记者们都来了,别再让上面的给糊弄了!”

  这个平静已久的家庭突然热闹起来了。韩爱平心思又开始活络起来,她问来访的记者,能不能把丈夫的专利写进稿子。这个女人甚至“妄想”,能不能跟县长提提她丈夫专利的事,把技术免费带到上海的世博会展出,那样他们的“日子或许会重新开始”。

  可他们很快就烦透了。

  高长宏被记者反复追问,儿子是怎么发病的,怎么抽搐的,抽了多少次,还要仔细描绘儿子抽的时候,身体、手脚甚至嘴巴、眼睛、鼻子是怎样的,还有记者要求他“比画模仿一下”。

  那些问题像刀子一样往他心窝捅,说着说着,他就会哭。电视台趁机把镜头拉得很近,他想“自己的脸一定涨满了整个电视”。

  好几天下来,他一闭眼,满脑子都是孩子抽风的样子,他觉得自己要疯了。

  后来,他也学会了看记者证,区别地方记者与中央记者。他拒绝了很多采访,可刚挂掉电话回绝了这一拨,就另有一拨记者架着机器,堵在他家窑洞门口了。

  让他担心的是,有的电视台记者跟着壮壮拍,镜头对准了学校、老师,他担心节目播出后,歧视壮壮的同学更多了。他也阻挠记者去乡镇卫生院“取景”,他担心得罪了医院,小儿子再也打不上预防针了。

  “记者走了,农民还是农民啊!”他用因工伤被机器切掉一截指头的手抽着3元多钱一包的黄山香烟,闷声闷气地说。

  准确地说,这个农民汉子内心认定,真正能给他希望的是“政府”。

  3月25日下午,距离这个窑洞近200公里之外,高长宏在太原的一幢大楼里,拿到了一份鉴定:得过乙脑的儿子高智强被认定为“不排除与接种疫苗有关”。落款是:山西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

  这个两天两夜没合眼的汉子,在7页纸的鉴定书上,重重地将这句话用黑笔划出,墨水渗透了纸背。

  3月26日,政府说要派人来跟他谈。整个早上,这个扛200斤煤毫不费力的汉子,坐立不安,小伟伟碰响了扭扭车,他就“蹭”地一下站起来,捶着胸口,以为政府的人来了。韩爱平细心地蘸了点儿水,把头发梳得油光发亮。

  当然,高长宏也没忘记把蓝色的疫苗本、医院的诊断书等原始材料放在妻子陪嫁的大箱子里,上了把大锁。他说,本子被人撕了抢了,就完了。

  等的空当儿,他跟妻子猜想着几种可能,比如政府会不会给他一两万元,让他带孩子先去查病?

  终于有辆黑色的本田车停到了他家窑洞门口。乡里的干部告诉他:不要接受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的采访,别当了炮灰。另外,他要去太原,乡里派车派人,提供方便,“你的事也是政府的事”。

  谈话间,小伟伟又尿湿了裤子,韩爱平一边忙着给孩子换裤子,一边忙着去房东的小卖部给客人买烟。

  政府的人走后,高长宏显得很沮丧,这些谈话不是他期待的。又过了几天,看到卫生部的新闻发布会后,高长宏又担心,“这事几乎到头了”。

  电视屏幕发出的蓝光照亮了韩爱平凹下去的脸,她好像突然获得了某种哲理:“每一次感觉天要亮时,就陷入另一片黑暗。回回如此。”

  尾声

  如今,这个窑洞又冷清下来了。兄弟俩经常为了抢记者们留下的零食而又哭又闹。伟伟发现妈妈把记者带来的巧克力、饼干、果汁藏在坏掉的洗衣机里,就站在洗衣机前不走,指着空空的大嘴巴,哭喊不已。

  除了这些零食,那场突如其来的热闹并没带来太大变化。如果说还有别的,那就是壮壮开始在晚上偷偷问妈妈:“我得过病吗?为什么这么多人来看我,不看别人?”

  韩爱平说:“不,你跟别的孩子一样。等你长大了再告诉你。”

  媒体曝光后,连着好几个晚上,韩爱平等孩子睡着后在网上看新闻,当看到几个月大的孩子抽风后死去的视频,她再也忍不住地哭了。“那抽风的场景,真是身临其境啊!”壮壮最后的路也是那样的?她想想都害怕。

  如今,每次抱着小儿子,拿着蓝色的疫苗接种本,走出放着三鹿奶粉的窑洞,下山,左拐,再上山,到乡卫生院打疫苗,韩爱平一路心情复杂极了。她说,那像一场赌博,“不打不放心,打了更不放心”。

  关于“倒霉”,这个女人最近也有了新的理解。她喜欢看央视12频道,喜欢看那些“无奇不有”的法制节目。一边看,她一边安慰自己: “原来我们不是最不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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