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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文摘]

中国官话套话“享誉”中外 说真话少阻挠采访多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          录入于 April 14, 2010 at 11: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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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落幕,官员们的表现褒贬不一,有的部长被录音笔堵到下巴仍微笑作答,有的地方官员反问女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

在我们这里,官员对记者打官腔早已司空见惯。再看看西方官员,你就会发现,中国官员面对媒体时,对话的技巧还很欠火候,至少跟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官员真正“学会对话”,不仅事关自身形象,也关系着国家形象,以及是否可以让本地区老百姓生活得更有尊严。

中国官员对话技巧待提高

各级官员被记者们围住“逼访”,已成为每年两会一道风景。刚刚落幕的今年两会,与往年相比,中国官员们的整体表现更加谦恭、自信。

人民大会堂北门是部长们的必经之地,面对“长枪短炮”的围堵,多数部长总是面带笑容,耐心作答。话筒、录音笔甚至堵到了卫生部长陈竺的下巴,他几度停步,40分钟只走了10米。有人趁安保人员不注意越过红线围堵工信部长李毅中,他不慌不忙,从容应对。

部长们面对记者提问时的这份豁达,令人欣慰。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某省官员却反问一位女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

此语一出,满座皆惊。

这话听上去怎么那么耳熟?没错。在第十一届全运会跳水比赛上,当有记者询问“冠军内定”问题时,周继红曾发出过同样的反问。

人生下来就要学对话,但怎样对话,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却成为了中外官员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官话套话“享誉”中外

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内容似乎很多,却是套话多,宣传多,这是中国官员留给外界的普遍印象,官场内亦不乏反感者。

两会分组讨论,代表委员往往强调“形势一片大好”,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委员很不“合群”,偏偏炮轰地方领导套话连篇,8分钟赢来9次掌声。“千篇一律的会议和生搬硬套的官样文章,被群众戏称"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形式越搞越繁琐,就是落实不了。”

如此高高在上的心态,面对记者提问,怎会不官腔十足?

去年两会,财经网记者问某全国政协委员、省部级高官“你怎么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该官员的回答令人哭笑不得:“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

郑州市一块经济适用房用地被开发商建了别墅和楼中楼,中国之声记者采访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他反而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有的官员直接跟中央媒体叫板——“我是管文化的,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他关闭”,“人民网算什么东西?那是电子垃圾,人民网记者都是混蛋”。此类回答均被网民收入“中国最牛官腔”。

到了国外,中国官员虽不至这么牛气冲天,但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依然一套官方语言,非字斟句酌不开口。

本报前驻日内瓦记者梁业倩回忆说,在日内瓦的一些国际会议上,中国官员认为一切媒体报道都会被等同于官方表态。但其实,西方官员常常声明这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官方,然后即可轻松地接受记者采访。如果个人观点与官方看法有分歧,或引起媒体另类解读,他会声明是记者报道有误,把责任都推给媒体。

瓮安教训

平常对国内媒体的态度尚且这般,一旦遇到突发事件,一些地方官员们更是手足无措。

以瓮安事件为例。从瓮安三中女生李树芬死亡停尸河边的2008年6月22日到28日,是瓮安事件的酝酿期。在7天时间里,流言四起。县委、县政府负责人对此却懵然无知,出现“全县人民都知道,县委书记却不知道”的尴尬局面。6月28日,3万名群众聚集在政府大楼前,而此时,地方党政一把手竟然没有到现场,最终酿成群众打砸烧政府大楼的惨剧。

直到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出现,局势才出现明显扭转。6月30日,石宗源到访瓮安,深入现场,听取农民、人大代表、中小学老师等社会各界意见,并给他们鞠躬道歉:“今年(2008年)两会期间,有记者要我给在贵州的工作打一个分,我打了60分。我要是知道会发生6·28事件,我就只会打50分,不及格!”去年两会上,石宗源在总结瓮安事件时,提出三条意见,“坚持信息透明,启动舆论监督系统,启动问责制。”

瓮安事件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群体性事件专家单光鼐去瓮安调研多次,许多瓮安的年轻人告诉他:“石书记岁数都那么大了,还给我们年轻人道歉,哪有长辈跟晚辈鞠躬的,如果全国的干部都像石书记这样,整个中国就有救了。”

但后来发生的若干起事件却显示,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吸取了瓮安事件的教训。其中就包括湖北石首的“邓玉娇事件”,同样是一起非正常死亡案,面对诸多疑问,湖北地方官员对媒体的态度依然冷漠,甚至派人殴打外地记者。

看得见的进步

对于群体性事件,单光鼐曾提出八字方针:“速报事实,慎报原因”。要在第一时间把事实传出去,但是不要贸然下结论。

有一次,单去天津市座谈,听完这八个字,天津市长点头赞同,并加了四个字“再报继续”——把已经、正在、准备做得事情都要讲出来,舒缓民怨要做到早讲话,会讲话,讲真话。

不过在一些地方,官员对媒体监督还是本能地抵制。前几年,单光鼐去一些地方调查群体性事件,都得悄悄地去,不然会被赶出来。他记得,曾经去一个地级市拜访当地父母官,去之前通过权威部门给他们打了招呼,但对方很敷衍,不愿多说:“我们没有意见,省里的意见就是我们的意见”,生怕单光鼐给他们搞出一些负面的东西。

“他们往往有两张面孔,对上言听计从,对媒体爱理不理。”单光鼐总结道。

但变化已经在悄然发生。时下,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意识到与媒体打交道是一门学问,而“如何开口说话”也是对公众负责的态度。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无疑也为官员学会面对公众和媒体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国际上,了解国际会议和传媒规则,并能够熟练应对媒体的中国官员已经越来越多。比如先后在日内瓦工作过的中国外交官吴建民、沙祖康以及中国前贸易谈判代表龙永图,都是最受驻日内瓦媒体欢迎的中国官员。

这个队伍中还有一个人不可或缺——前外交部长李肇星。今年两会上,作为人代会新闻发言人的他备受青睐,面对外国记者,他幽默风趣,妙语拨千斤——“西方个别领导人尽管工作很忙,自己国家的人民有那么多事要干,但是他们还是抽出时间去见达赖喇嘛”,“个别国家向台湾出口先进武器,这就相当于弟兄两个人正在拥抱的时候,有人给其中一方递上一把匕首,用心何在?”

轻松幽默间,立场主张通过对话已清晰地传达给了世界。

——

“敢说真话的不多,阻挠采访的不少”

——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官员

对方掏出价值1000元的购物券,试图封口,这加重了日本记者盐泽英一的怀疑,他暗访了有问题的化工厂。半年后,当地负责的官员被处分

2003年6月,金边,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正在这里参加东盟系列会议。

“请问,我们可以采访李外长吗?我们是专门为他飞到柬埔寨的。”说话的是4家日本媒体的记者。他们将申请递交到中方工作人员手中,露出恳切的面色。

没过多久,李肇星走出会场后并没有回饭店房间,“他在饭店大厅的沙发处特意为我们安排了专访。”7年后,谈起当时的场景,日本共同社驻华记者盐泽英一依旧对此充满感激。

李肇星是盐泽英一印象最好的中国官员之一,“他很坦率,有问必答。”接着,盐泽话锋一转,“但现在,似乎敢说话的中国官员越来越少了。”

中国官员难开口

最直观的感触来自于采访门槛之高。

在华报道近10年,盐泽和他的同事们除了与中国外交部的官员稍微“热络”外,很少能得到采访中央官员的机会。他曾向环保部发出过好几封采访函,但后来只等到了一封“非正面”回复。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盐泽一共申请采访20位政协委员,最后只有3位委员给了他答复。不过,接受采访的委员名单中,包括解放军少将罗援,这足以让他对自己的两会报道“比较满意”。“要知道,只有在两会这样的场合我才能采访到他。”盐泽有些兴奋地说。

他把采访官员的成功几率归结为采访平台的大小。另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时,中国代表团特别为媒体成立了新闻中心,以统筹国内外各种采访和新闻发布工作。这与当时只对本国媒体举办吹风会的日本相比,“做得更好、更开放”。

但这种举动并非常态。更多的国际会议上,外国记者们发现,国内“安静”的中国官员在国外也经常选择“鸦雀无声”。一位西方记者抱怨道,在报道中美贸易纠纷等涉华事件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采访到美国大使或代表,至少他们的新闻发言人会针对某一事件发表评论。但要拿到中方意见却不容易。另一名法国记者则说:“我也愿意报道中国的观点和看法,但电话打到中国的使领馆时,往往没有下文。一般中国官员都不接受采访。”

1000元购物券“封口费”

所以,盐泽在进行中国报道时一般采取两种方案:如果官员不肯表态,就从老百姓入手。而往往,他这么做时就和不少地方官员“擦肩而过”。

2007年,盐泽注意到江苏省某市一家化工厂出现环境污染问题。当他给市政府打电话询问时,有官员自信地表示:“我们没有污染问题,你不值得来这采访。”此外,还建议他去其他地方进行调查报道。

盐泽半信半疑地放下了电话,但没过几天,该市负责宣传工作的干部亲自到访共同社驻京办公室。为了达到说服日本记者不去采访的目的,这名官员甚至掏出价值1000元的购物券,塞到共同社的中国秘书手上,试图拉拢秘书一起做工作。

这反而加重了盐泽的怀疑,他暗访了有问题的化工厂并完成了写作。之后,这篇日文报道因被中国媒体转载而引发国内关注。后来,盐泽了解到,当地负责的官员在半年后已被处分。

“我算是幸运的。”盐泽说:“我很少在采访时与举止蛮横的官员面对面,而且日本记者算是比较"听话"的类型。”盐泽口中“不听话”的代表,主要是指一些敢于和地方官争吵的美国、英国记者。

美联环球电视记者胡大卫算是其中一位。2008年10月17日,中国国务院颁布第537号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诸多奥运期间为外媒提供的“临时便利”都得以常规化。从此,第537号令也成了胡大卫的“挡箭牌”。在采访受阻时,他常常扛着摄像机就喊:“凭什么不让我们进行采访!温家宝总理都说过的,我们有权利!”

希望多几个李肇星、赵启正

在盐泽看来,中国官员和日本官员对待媒体的最大不同在于:对中国官员来说,接待媒体是宣传,但对日本官员来说,接待媒体是服务,希望得到公众的理解,并为此提供服务。

林夕和盐泽有同感。作为英国一家电视台的驻京记者,她曾参加过中国政府某部门组织的外国记者团采访长江三峡活动,她把那次经历形容为“消磨时间的仪式”,因为当地官员在被问及三峡工程可能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时,言辞含糊。而外国记者登上大坝之前,还被安排参观一些并不感兴趣的场所。最后,林夕和她的同事不得不退出采访团,独自去采访那些环保志愿者和三峡移民。

除了李肇星,另一个令盐泽很欣赏的外交官就是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一次发布会上,他清楚地听到赵启正一字一句地告诉西方媒体,中国并不存在完全的网络自由和言论自由,自由都是相对的。这句话,让很多外国记者从此释怀。

“我希望多几位敢说话的中国官员。”盐泽表示,因为这种改变也许才能跟得上目前中国媒体的开放程度。

——

奥巴马怎样和媒体“躲猫猫”

作为通晓公关手段的政客,奥巴马总是既能躲开媒体的明枪暗箭,又能借助媒体宣传自己的主张

在美国,最能体现官员与媒体关系的是总统与新闻界的互动。没有一个总统是打心眼里喜欢媒体的,因为媒体总是在挑刺,还不时给总统一点难堪。而且,通常的规律是新总统上任之初,往往有一段蜜月期。但时间一长,双方就开始发生摩擦,看不顺眼。

总的说来,在竞选总统期间和上任之初,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一直是媒体的宠儿。在对待媒体时,奥巴马颇有肯尼迪遗风,待人接物是他的长项。但他也终究逃不脱总统与媒体关系发展的既定轨迹。执政一年,主流媒体纷纷开始挑起他的毛病来。

不过,奥巴马毕竟是个通晓公关手段的政客,他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既能躲开媒体的明枪暗箭,又能借助媒体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

跟白宫记者“躲猫猫”

媒体在美国被称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但真正掌握这个权力的是一个特殊的记者群体——常驻白宫记者。

这些记者天天跟着总统跑,出访时还能坐总统专机,被戏称为“白宫新闻兵团”。他们大多是各主流媒体大牌记者,资格老,脸皮厚,胆子也大,而且有种种“特权”。如有一位叫海伦的老太太,数十年如一日地参加白宫新闻发布会,每次都坐在前排的一个固定位置,一有机会就提一些令人难堪的问题。倘若发言人或总统本人对她有所微词,她只凭一句:“我刚到这儿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里呢!”就一准能将对方噎回去。

既然得罪不起,奥巴马就选择了避其锋芒。比如,从去年7月开始,他就一直没有在白宫开过新闻发布会。而这种发布会,一直是白宫常驻记者们向总统“发难”的最佳平台。奥巴马偏偏不给他们这个机会。他让白宫记者们等了整整七个多月,直到今年2月才又开了一次发布会。根据记载,这是近十年来美国总统两次新闻发布会之间最长的间隔。

回答提问时偷换话题

更令白宫老记们气愤的是,奥巴马在这次久违的新闻发布会上还使用了一个“阴招”,限制他们的表现机会。按常理,总统会在发布会上先来一段开场白,但时间不会很长,也就几分钟。但奥巴马的开场白却通常要占十分多钟,这摆明就是在挤压媒体的提问时间。

在美国,总统新闻发布会的时间通常是一个小时。这样一来,媒体记者的提问时间只有五十分钟。不仅如此,奥巴马每次回答问题的时间也很长,而且常常偷换话题讲自己想说的东西。这样媒体提问的机会就更少了。以往,每次总统新闻发布会都会有十二三个记者提问。但奥巴马的这次发布会,只有六七个记者有机会提问。

看批评来信警醒自己

尽管奥巴马这样做有些“损”,主流媒体却不能指责他“有意脱离舆论监督”。与召开新闻发布会相比,他更喜欢接受独家专访。因为这样更能系统地阐明他的理念和主张。据《纽约时报》统计,他在上任第一年共接受了161次独家专访,远高于两位前任克林顿(53次)和小布什(60次)的同期水平。

同时,奥巴马还喜欢采用网络等新手段了解民情,比如在视频网站YouTube接受网民提问。此外,他还喜欢“深入基层”,到大学和社区召开座谈会,现场互动。

在白宫每天收到的4万多封邮件中,有一半说奥巴马是“傻瓜”。但奥巴马在今年3月10日却半开玩笑地说,他的手下并没有为他挡住来信者的不满,工作人员会挑选10封有代表性的信件供他在晚上回到官邸后阅读。奥巴马时常提及白宫每天收到的大量信件,并称,那些挑来供他阅读的信件帮助他刺破了总统的“泡沫”,并与美国百姓建立了联系。

一位白宫发言人说,总统和民众直接建立联系,是因为奥巴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让人民知道他在想什么,以及让他知道人民在想什么”。如果只和华盛顿的主流媒体打交道,就像生活在一个“玻璃罩”里一样。

——

国外官员为何很少当众动怒

在国外,官员当众动怒甚至动粗,正是媒体求之不得的“好料”,而且很容易被政治对手所利用

在西方,当官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做“从事公共事务”。既然做的是公共事务,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公众人物。这意味着,官员和演艺明星一样,既然选择做这一行,就要和代表公众意见的媒体打交道,时刻接受大众和传媒的审视和监督。

当然,外国官员与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也并不总是很愉快。

美欧官员动怒方式迥异

最近一个极端的例子,当属贝卢斯科尼与记者的“交手”。

3月10日,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在罗马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记者卡洛马尼奥打断他的讲话,问及事先没有安排的涉及政府官员腐败案的问题。贝卢斯科尼大为恼火,大骂卡洛马尼奥不知羞耻,是流氓,并下令将他赶出会场。意大利国防部长伊尼亚齐奥·拉鲁萨随即抓住这名记者的上衣,将其拎出会场。

两天后,类似的一幕在伦敦上演。在唐宁街与布朗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法国总统萨科齐两度被问及有关其与妻子布鲁尼婚姻的问题。他显然被激怒了。先是呵斥一名法国记者:“如果你认为一位法国总统有时间对这种荒谬可笑的谣言作出反应,我不知道你认为他每天都会干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然后拒绝问答英国记者的提问。

面对媒体,美国有些总统“发怒”则是另一种表现。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在入主白宫前,一度是新闻自由的积极倡导者。他曾充满激情地写道:“如果没有新闻自由,就无法守卫我们的自由;如果面临失去它的危险,我们的自由将会受到限制。”然而说归说,在他真的当上总统、与媒体长期过招后,杰弗逊也尝到了他原先推崇的“新闻自由”的滋味。离任之际,他酸酸地扔下一句:“舆论所说的真理,原来仅是以报纸上写的为依据。”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其第二任期内也饱受媒体批评,但他倒是想得通。他有一次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有时候你们不喜欢我做出的决定,有时候我也不喜欢你们对我的决定的描述方式。但无论如何,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国家进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女议员骂人下场悲惨

不是每个人都像布什那么幸运,比如来自美国亚特兰大的前众议员麦金尼,就曾“因言获罪”。

2007年,麦金尼尚在议员任内时,曾与国会看门的一个警卫发生肢体冲突。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她为这件事到众议院作解释时,她的私人保镖又和一名记者发生了冲突。

原来,正当麦金尼走上国会的台阶时,来自亚特兰大的记者斯科特紧跟其后,连连追问有关这次事件的进展。本来在这种敏感时期,麦金尼对媒体应格外谨慎,但不想她的保镖却对斯科特粗口相向,甚至推推搡搡,威胁要把斯科特“送进监狱”。斯科特只是一个小电视台的记者,本来他的报道在美国并没有什么影响力。然而,麦金尼的保镖这一推,却引起美国大媒体的关注。本来就看麦金尼不顺眼的右翼媒体福克斯新闻台更是大作文章,说成是“女议员保镖打记者”,把事情越炒越大。

在2008年的中期选举中,麦金尼这个连任了6届的资深众议员最终因为一连串的是非丢掉了议席。

微笑面对媒体才是上策

当然,类似麦金尼事件在美国只是少数。美国官员大多不怕面对媒体,对付媒体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本报记者在美国工作时,曾采访许多不同级别的官员,上至部长,下至小镇里的官员。不过,尽管级别悬殊,这些官员面对媒体均胸有成竹。一个学区里管理残疾儿童事务的“芝麻官”,也能把美国的残疾教育体系讲得头头是道。再深究下去,可能与美国教育方式有关系。美国从小开始就鼓励学生的表达能力,美国的孩子面对镜头很少害羞和怯场。

总的说来,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美国官员形成了一套与媒体打交道的“潜规则”。比如总是面带微笑,对于可能引起难堪的问题设法回避,不会轻易动怒。因为,在一个资讯发达的社会,官员当众动怒甚至动粗,正是媒体求之不得的“好料”,而且很容易被政治对手利用。正所谓,媒体骂官员不是新闻,而官员骂媒体,很快就能成为引人瞩目的热门话题。

从另一方面而言,在官员与媒体的互动中,媒体也要有些自律精神。媒体应是官员与民众之间的一道桥梁,而不能动则以民意代表或仲裁者自居,或者倚仗手中的“话语权”把自己的看法灌输给公众。根据美国最近的一项调查,四成民众不相信媒体。《华盛顿邮报》也承认,奥巴马有意避开华盛顿新闻圈也是因为“公众越来越鄙视所谓主流媒体”。

——

中国官员“学会对话”,需要时间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中西方的差距主要不在技能方面,而是在观念上,主要表现为对媒体始终是防范的、消极的、被动的,不懂得用现代的方式善待媒体和运用媒体

如果我给我们的官员整体应对媒体的能力打分,恐怕只能打出60分——及格线附近。因为从总体上看,众多中国官员面对媒体时仍以排斥、防范的心理居多。

我曾经对一些官员进行过公关培训,当时一提到媒体,他们都流露出较为厌恶的表情。当然,我可以理解的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如何与媒体相处的训练,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行政制度本身也不支持他们面对媒体来表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看起来我们国家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要求增强信息透明度,但现状仍然是“说,负责任;不说,不负责任”这样一种不对称的责任体制。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自身素质所及,还是制度要求所限,对中国官员而言,“不发言”、“少发言”可能会更合适。此外,他们正处于一个公民意识日渐增强、媒体舆论日渐活跃的社会环境中,在重压之下,他们更不愿意和媒体、公众加深信息分享了。

目前,网络上传播着一些所谓“雷人”的官员语录,其实它们正是某些官员不适应现阶段信息共享程度的一种表现,而这些语录,也不能代表官员的整体面貌和状态。

从我个人了解的情况看,中国官员们还是在试图改变自己,增强自己应对媒体能力的。比如,各级政府现在很重视培训工作,很重视网络舆情,还很在意能在媒体上把自己的形象表现得更鲜明一些,把自己的观点表现得更委婉一些。

在山东省某些县市,县委书记和政府宣传部对网络媒体的开放程度正在做一些制度性的尝试。例如用网络让老百姓做一些评选工作,挑选最受欢迎和最不受欢迎的官员讲话。这些尝试,多多少少开始让中国官员面对和接受社会的改变,逐渐熟悉在一个改变的环境中执政和管理。总体上看,中央官员适应环境的能力要略强于地方官员,因为无论从眼界、视野,还是接受新事物的速度方面,都存在差异。

而与国外官员相比,我认为中西方的差距主要不在技能方面,后者可以通过浅层次的培训获得。差距主要在观念方面,我们的官员对媒体始终是防范的、消极的、被动的,不懂得用现代的方式善待媒体和运用媒体。要不然就是“把它管住”,要不然就是“随它而去”。但是如何主动地运用传播规律、传播技能来与媒体互动呢?只怕这时就会有警戒的声音响起:言多必失。

但现在,“少说话”“不说话”已经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态势了。去年,中国人民大学做的舆情监测中,有一点比较突出:老百姓的公民意识在觉醒,而觉醒速度要快于基层官员的执政能力提升和改变的状态。所以,基层官民的对立就比以往任何时期都突出。

我主张要让中国官员都“学会对话”,除了体制改革,还要有培训的辅助。但与媒体期待相比,改变现状的速度会有一个差异问题。不过,随着今后年轻干部走上岗位,速度问题可能会得到改善。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制度的改革和转变至少需要5年、10年时间。所以,中国官员的能力要想符合媒体期待,没有5年、10年也很难做到。因此,我认为社会需要有耐心,而我们的官员要有紧迫感,行政体制的改革需要有紧迫感。可能现在的差距大家还能接受,但若等到价值观完全冲突时,社会危机便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冲撞出来,那就为时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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