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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文摘]

当谎言成为准则

作者:雷颐          录入于 September 11, 2010 at 10: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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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民族、国度往往会有一些不同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而且,同一民族、同一国度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其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往往也会发生许多变化。然而,“不许撒谎”却几乎是所有民族、所有国度从古到今都要求也必须遵从的道德戒令,因为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度的多数成员都撒谎成性,这个民族、国度确实难以生存。所以“不许撒谎”也许是全人类一条最古老、最普遍的道德戒令。不过,这大概也是一条最难为人完全遵守、最易被人破坏的戒令,因此从很早起,人们就想出种种测谎术来维护这条戒令。
    中国早在周代即有“五听”法来判断当事人的陈述是否真实,据《周礼•秋官•小司寇》记载,审判者“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即通过观察被审者言辞是合情合理还是矛盾百出,说话时神色是从容还是紧张、气息是平和还是慌乱、精神是沉着还是恍惚、眼神是镇定还是游移等来综合判定其陈述的真伪和案件的是非曲直。古印度人认为说谎的人心虚唾液分泌少,总是口干舌燥,因而发明了东方国家普遍使用的“嚼米测谎法”,即让嫌疑人每个人放一把炒米在嘴里,嚼几下吐出来,说谎者因口水少所以吐出的米明显比诚实者要干一些。随着近代科学的产生,一些科学家、医学家开始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人在撒谎后出现的生理变化。现在测谎器越来越复杂精密,呼吸、血压、脉搏、皮肤电阻、语音、脑电波、瞳孔、体温等都在测量范围之内。其发达先进的测量精度与古代的“五听”“嚼米”简直不可以道里计,但其基本原理却完全相同:撒谎时人的心理和情绪变化会引起相应的生理参量变化,这些变化一般只受植物神经系统的制约,不受大脑意识控制,通过捕捉这种生理参量变化可以帮助判断当事人陈述的真伪。而人在撒谎时之所以会引起心理和情绪的变化,因为潜藏其下有一个更深刻的哲学原理或曰伦理规范、不论人是否意识到都在暗起作用:不许撒谎!

  一
    然而,现实生活的复杂毕竟远远超过单纯的哲学原理或伦理规范。大千世界,无所不有。从野心家的弥天大谎到芸芸众生的偶撒小谎,一生中从未撒过谎的能有几人?更何况,有时是客观的社会环境迫使善良正直之辈不能不撒谎。
    萧乾先生曾写道:“五七年夏天我坐在大楼里挨斗时,看到善良人竟然也张牙舞爪,诚实人也睁眼撒起谎来,我绝望了。反右倾以后,这片大地更加沉寂了。革命者变得唯唯诺诺,革命变得阴阴惨惨。农场孟技术员头天在队部挨了批,第二天就在田埂上朝我们大声嚷着:‘我保守,我跟不上时代。听着,亩产可不是两千斤,是两万斤!听见了吗?两万!’大家都豁出去了。那本辩证唯物主义颠倒过来念了。谎言成了真理。”(萧乾:《北京城杂忆》,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09页)这种“高产”有“新闻照片为证”。新中国的新闻摄影向苏联学习了“组织加工”与“摆拍”传统,但在1956-1957年,一些记者对新闻摄影能否“组织加工”与“摆拍”提出疑问,引发一场争论。最后,实际以可以“组织加工”与“摆拍”收场。这就为后来大规模的“造假”,或美其名曰“组织加工”提供了理论依据。(晋永权:《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金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页)
    在这种理论“支持”下,195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了署名“新华社记者于澄建”拍摄的一组新闻照片,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一块亩产3万斤的 “天下第一田”。其中一幅照片是四个孩子在生长着的稻穗上跳动,文字说明是:“这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在沙发上似的。”此图一发,引起轰动,作为典型加以推广,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8月28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署名“戈永坤摄(新华社稿)”的新闻照片,报道安徽省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一块“丰收田”,相片中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坐在稻穗上,文字说明是:“在收割时,有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好奇地爬上了稻穗,盘坐在稻穗上,竟对稻穗没有多大的影响。”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同时刊登了署名“新华社记者李志昭摄”的广东北部山区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中稻大丰收的新闻照片,图片中是稻穗上站着13个青年!《中国青年报》的文字说明是:“请看,这张六万斤‘卫星’田照片,更稳稳当当地站着十三个青年!谁知道祖国的明天,还有多少奇迹中的奇迹将要出现。”《人民日报》的文字说明是:“这块稻田里的稻谷像金黄色的地毯一样,十三个人站在上面也压不倒。”
    几十年后,于建澄终于说出了这张“新闻照片”的真相:“它是把那十几亩、二十几亩快成熟水稻并到一个大田里面,而且这个稻田很小,只有几分地,从这个上面你可以看到,它是层层叠叠的,其实根本就不是,整个都倒伏了,所以,这群小孩就可以站在这个上面。”对这种明显违反常识的“新闻照片”,当时有论者强调:“这种新的 ‘组织加工’我认为很好,不仅不会影响真实性,反而更真实地说明了丰收,使人感到真实可信。”
    (《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第109-135页)
    一旦“谎言成了真理”,谎言的制造者自身也被欺骗了。一般意义上的“谎言”是指撒谎者有意背离一个确知的真实,但撒谎者知道真相,然而在“谎言成了真理”的过程中,谎言制造者本身渐渐也成为谎言的相信者。当袁世凯一心称帝、不容他人反对甚至略表不同时,他就得不到反对的信息,他得到并且逐渐信以为真的 “民意”就是天下“臣民”都衷心拥戴他当皇帝。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一个人物在抨击为“结案”而经常制造冤案的沙俄警察时说:“这事最叫人生气的是什么呢?不是他们在说谎,说谎一向是可以原谅的;说谎是情有可原的事,因为由假可以及真。不,叫人恼火的是,他们不但说谎,还崇拜他们自己的谎言。”(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164页)

  二
    对有良心的人来说,撒谎确实令人痛苦,所以,萧乾先生略带自慰地“感谢”自己因被打成“右派”而被“剥夺”了“撒谎的权利”:“我的 ‘右派’改正之后,多少好心人以惋惜的口气对我说,你损失了二十多年啊,而且是你一生中精力最充沛饱满的一段时光。要是没‘戴帽’该可以写出多少东西!感谢之余,我心里却并不以为然。在鼓励说谎,甚至只许说谎的年月里,被夺去手中的笔,有什么不好呢?我不必一面看到朋友家的暖气管子被拆掉抬走,一面又违心地去歌颂大炼钢铁。一个用笔杆的人,倘若不能写出心坎上的话,确实还不如当只寒蝉好……每当有人以好奇或同情的语气问起我那段沉默的日子时,我就回答说,那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这并不是遁辞,而是肺腑之言。”(同上,第111页)同样,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癌病房》中患了癌症的“流放者”奥列格对同患癌症的“自由人”舒路宾表示自己羡慕其自由之身时,没想到舒路宾却对“不自由”的奥列格说:“您至少比较不那么昧着良心说话,您懂吗?您至少不那么委曲求全,这一点可要珍惜!你们被捕,我们便被赶到群众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处死刑,我们就得站着鼓掌拥护法庭的宣判。不光是鼓掌,连枪决也是我们要求的。注意,是要求!您该记得,当时报上往往这样写道:‘全体苏联人民了解到这般闻所未闻的卑劣罪行,无不义愤填膺,就像一个人一样……您可知道’就像一个人‘这几个字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是各不相同的人,可是忽然间’就像一个人一样‘!鼓掌时必须把手举得老高,让邻座和主席团都看得见。谁活得不耐烦啦?谁愿挺身为你们辩护?谁敢唱不同的调子?这样做的人如今又在何方?”对这种大多数人都撒谎的“怪象”,路舒宾一针见血地说道:“难道全体人民都是傻瓜?请恕我直言!人民是聪明的,人民要活下去。大国的人民有这样一条守则:熬过一切,保存自己!将来历史指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坟墓问起 ’他是何许样人‘的时候,只得用普希金的诗句来回答:’在我们这个可鄙的时代,无非是暴君、叛徒,或是囚犯——五行中人不出这三者以外。‘”(索尔仁尼琴:《癌病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93、594页)这是普希金写于1826年的 《致维亚节姆斯基》诗中名句,痛责沙皇专制的残暴、虚伪。
    普希金所言或许过于偏激,但这种激愤是针对那种人人必须“表态”,连“沉默的权利” 或曰“沉默的自由”都没有而发。在任何时候都讲真话确实可贵,但首先要做到不讲假话,要有沉默的权利与自由。叔本华认为沉默并非不义,谎骗才是不义,而且是一种暴力。虽然没有说出真话,但有沉默的权利,即不撒谎的权利,确是社会的巨大进步。
    当然,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会因种种不同原因撒谎,普通人当然不可能像袁世凯这类政治人物撒弥天大谎,尽管有些谎言还真情有可原,但总归于道德有亏。不过,如果有千千万万人因同一原因撒谎,那么“有问题”的肯定是这个导致众人撒谎的“原因”。
    过来人都应该记得,当年知青返城难于上青天,但规定患有某几种病者可以留城或“因病”返城,不过必须有省、市级医院的证明,许多知青和家长于是想方设法开出“有病”证明。到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刚结束,但“两个凡是”还未破除,包括“上山下乡”在内的“文革事物”还属于不能否定的禁忌,然而千百万知青已开始强烈要求返城,很难阻止。面对这种“两难”局面,有关部门俯察民情,十分明智地通权达变,规定凡“因病”都可以返城,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同意“普通医院”都可以开“有病”证明,“建设兵团”的“团部”医院都可以开,到后来,有的兵团医院的医生拿着一本本早已按病返要求写好的“病历”,只是快速填写 “病人”姓名而已。有千百万知青都“因病”返城,几乎一夜之间,大潮突然退去……许多回忆文章与“知青小说”对此都有详尽的描述。既没有(当时还不能)公开否定荒诞的“新事物”,又在实际中顺应了民意,这是决策者的高明之处。在这种语境中,“医生”与“病人”已不是“心照不宣”地撒谎,而是公开地“弄虚作假”。然而,谁又能指责“医生”、“病人”与“决策者”呢?均为情非得已矣。问题出在那种悖逆民情荒诞的制度,并用诸如“反修防修”之类的意识形态将其神圣化,使其难以遽废。当一种制度明显不合时宜,不为人信奉、遵从却又不能废止时,便会出现这种阳奉阴违的“集体性撒谎”或者说“制度性谎言”。
    然而,不论有多少情有可原的理由,当谎言成为准则、许许多多人不得不动辄说谎时,终将导致“说谎感”的丧失,最后是全社会诚信全无。一旦撒谎成性,就会如俗话所说,“撒谎脸都不红”,没有任何生理反应;这样,测谎器根本无法测出被测者是否撒谎。如果一个群体、民族竟要靠测谎器来维持其“诚实”,无疑是这个群体、民族的奇耻大辱;但如果连测谎器都无法维持其“诚实”,这个群体、民族则已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经济观察网】本文网址:http://www.eeo.com.cn/observer/special/2010/09/06/1800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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