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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文摘]

新生代农民工:权利与消费意识的双重增长

作者:郑广怀          录入于 October 06, 2010 at 02: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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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们说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勤劳俭朴”,另一方面,又推行着鼓励消费的扩张内需政策,这实在和“既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跑”的想法一样高明。

郑广怀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讲师

从2008年到2010年,广东省农民工通讯费用的增加额接近100亿元。一方面,我们说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勤劳俭朴”,另一方面,又推行着鼓励消费的扩张内需政策,这实在和“既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跑”的想法一样高明。

权利意识的提高和消费欲望的扩张等新生代农民工特征的形成,既是改革开放政策和国家意识形态塑造的结果,也是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塑造和自我适应的结果。面对这种历史性的变化,工厂体制和国家制度必须做出应有的及时的回应。

如果不出意外,“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2010年度词汇。社会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个群体,是因为他们在今年发生的一系列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中走到了台前,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但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议。

然而如何界定“新生代农民工”本身就值得讨论。通常的做法是按年龄,即将“80后”和“90后”农民工视为新生代农民工。这样的划分固然方便,却值得推敲。以年龄作为划分标准的背后遵循的是“分化”的逻辑,即认为农民工群体正分化为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后出生)和老生代农民工(1980年前出生)两个群体。实际上,农民工群体总体上比较年轻,城市需要的是年轻力壮的劳动力。

按照中山大学“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今年9月发布的报告,在对2046名珠三角农民工进行调查后发现,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9.2岁,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年龄在26岁以下。换言之,农民工总体上已经是“80后”占据主导地位了。认识新生代农民工不仅仅要关注“分化”,还要关注“变化”,即农民工群体已从“80前”占主导地位转变为“80后”乃至“90后”占主导地位。

“变化”的思路意味着,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时,不仅应在一个时间点上比较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差异(横向比较),同时还应该在多个时间点上比较农民工群体特点的变化(纵向比较),从而充分展现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事实上,权利意识的提高和消费欲望的增长,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特征。

权利意识极大提升

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的提升在纵向数据和横向数据中都得到了体现。从1996年到2007年,全国劳动争议案件当期受理数从4.8121万件增加到35.0182万件,增长率730.3%。由劳动者提出申诉的案件数所占百分比由87.0%提高到93.0%。需要指出的是,官方的劳动争议统计资料通常只是真实发生的劳动争议的冰山一角。据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2006年以来的调查数据,农民工向劳动部门、卫生部门、公安机关和信访办等政府公权力机构投诉的比例从2008年的28.95%提高到2010年的42.31%。

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还反映在对劳动法律法规熟悉程度的提高上。就《劳动法》而言,“很熟悉”和“比较熟悉”的比例从2006年的8.88%提高到2010年的13.05%。就《劳动合同法》而言,同一比例从2008年7.74%提高到2010年11.93%。不仅如此,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权利意识也呈现增强的趋势。调查显示,农民工参加群体维权活动的比例从2008年的1.4%提高到2010年2.74%,总量虽小,但增幅接近一倍。

需要指出的是,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权利意识的提高恰恰是其个体劳动权利(如工资、工时和职业安全)得不到保障的结果。面对低工资、长工时和高发的工伤和职业病事故,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意识到,单靠个体力量永远只能在不同的工厂之间“用脚投票”,却无法改变资本的市场统治和权力的行政统治。

中山大学“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今年对4152名珠三角和长三角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对比“80前”(样本量为1767)和“80后”(样本量为2385),可以得到如下发现:“80后”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比“80前”提高4.1个百分点,参与劳动合同内容协商的比例提高将近10个百分点,“自愿”加班的比例则降低了近10个百分比。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超出法定标准的加班已经成为众多企业的常规做法,例如,现行《劳动法》规定每月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但按照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2006年以来的调查数据,四年来农民工每月加班均超过64小时,因此,“自愿”加班比例的降低可以视为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增长的依据。

消费主义倾向增长明显

当人们用“月光”、“不存钱”、“大手大脚”来形容新生代农民工的时候,消费欲望的增长已经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仅以手机消费为例,笔者曾接触一个极端但不失典型性的案例。年轻的三兄弟在同一家工厂打工,先后受工伤,当其中一个通过与老板“私了”拿到8000元的赔偿款后,三兄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每人买了一部手机。

手机消费带动了通讯费用的增加。根据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的历年调查数据,农民工每月用于通讯的费用从2008年的63元增加到2010年的91.54元,增幅达45%(请注意这是在各大通信运营商近年降低通讯费用的前提下),而同期农民工月工资增幅只有20%。不仅手机及相关消费呈现上升势头,其他消费类开支亦如此。2010年农民工每月用于生活日用品(含化妆品)的开支比2006年提高了46%,用于服装和文化娱乐的开支同期提高了43%。横向比较也显示出“80后”消费欲望的增长。中山大学“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今年的调查数据显示,“80后”用于通讯、请客送礼、服装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费用分别是“80前”的1.2倍、1.7倍、1.8倍和2.2倍。同时,“80后”的月工资却只有“80前”的96%。

和其微薄的增长缓慢的收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很容易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缺乏长远考虑的,甚至认为是新生代农民工正在失去其父辈勤劳俭朴特性的表现。然而,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欲望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塑造的结果。

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对物品的消费创造出一种表面上具体而实际上又十分形式的地位民主(如电视、汽车和音响民主),掩盖了不平等和民主缺席的真相。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欲望的扩张某种程度也体现了这一逻辑。30年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不仅扩大了实质上的城乡差别,造成了农村的普遍凋敝,而且制造出一套诸如“城市先进,农村落后”、“城市富裕,农村贫穷”、“城市领风气之先,农村处边缘之地”的话语。新生代农民工只有拿着手机,穿着山寨但却“名牌”的服饰,游走于繁华的卖场之中,才能“真正”地体会到所谓“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遗憾的是,由于现有制度的藩篱,新生代农民工只能体会城市文明之“表”,他们无法真正转化为城市的产业工人,这使得他们看似超前的消费多了一层“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意味。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欲望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还配合着国家扩大内需鼓励消费的政策。市场经济基本上是一个消费驱动的经济,近年经济危机的发生让人们更加深刻体会到消费对于拉动经济的作用。当大家去年都盯着“四万亿”应该怎么用于拉动内需的时候,很多人都忘记了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扩大内需的作用。仅以通讯费为例,按照上述调查数据推算,从2008年到2010年仅广东省农民工通讯费用的增加额就接近100亿元(假定广东省的农民工总数为3000万)。一方面,我们说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勤劳俭朴”,另一方面,我们又推行着鼓励消费的扩张内需的政策,这实在和“既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跑”的想法一样“高明”。换言之,在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社会舆论却要求农民工保持省吃俭用的“本色”,显然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国家、资本和工会的归位

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的提高,意味着工厂体制和国家制度必须做出应有的调整。事实上,类似的调整已经展开,比如国资委要求央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全总推动工资集体协商的展开,各地政府普遍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等。这样的措施固然必要,但在笔者看来,有两个问题的解决更为关键。

一是基层工会(企业工会)的选举问题。在近期的一些事件中,新生代农民工希望有一个真正代表他们的企业工会为他们争取长期的利益,建立真正与企业共享发展成果的长效机制。可喜的是,目前广东省总工会已经计划在佛山南海推行基层工会直选的试点。尽管可能面临来自资方的阻力,尽管可能出现初期较为混乱的局面,却也有理由相信,成功践行了农村基层直选的农民的后代也有能力有智慧在企业中实现他们法定的民主权利。

二是建立集体谈判制度的问题。该制度的真正建立有赖于集体谈判权、团结权和集体争议权的同步实现。没有集体争议权,工人就失去了制约资方的最终机制,在集体谈判谈不拢时就无法约束资方的行为。到头来还是需要政府出面施压,这跟现有处理集体劳动争议的模式毫无二致。

消费欲望的扩张带来的影响可能没有权利意识的提升那么直观,但其对现有制度安排的冲击也不容小视。仅以社会保障为例,如果说上一代农民工通过省吃俭用的积蓄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他们回农村后的养老和医疗问题,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入不敷出的消费模式和难以再回农村的现实使得他们将来的养老和医疗问题必然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问题是,现有地区分割的碎片化社保体系能够堪此大任吗?前述中山大学“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今年的调查数据显示,“80后”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仅为44.5%。和上一代农民工不一样,由于当期消费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没有办法靠自己的积蓄养老。

权利意识的提高和消费欲望的扩张等新生代农民工特征的形成,既是改革开放政策和国家意识形态塑造的结果,也是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塑造和自我适应的结果。面对这种历史性的变化,工厂体制和国家制度必须做出应有的及时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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