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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文摘]

袁隆平自述 33岁闪婚,差点变成专业游泳运动员

作者:文摘          录入于 April 13, 2011 at 09: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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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人网讯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 ”

这是我们知道的袁隆平。

光环背后,还有一个不为人们所熟知的袁隆平——母亲从小教他说英语;因为带着弟弟逃学被父亲“打了一餐饱的”;考大学时选农业作为第一志愿,刚开始并不被理解;差点成为专业游泳运动员,险些去当空军飞行员……袁隆平的口述,带我们去认识一个杂交水稻之外的他。

我要感谢我的“贤内助”

我和邓则的结合,在当时堪称“门当户对”。我们是1964年2月结婚的,那时我已经超过33岁了,货真价实的晚婚。

此前我也谈过恋爱,未成功。那时安江农校对门是黔阳一中,是个重点中学。1956年的时候,这所中学也要开一门农业技术课,而普通中学没有讲农业课的教师,就要我去代课。在这期间我认识了一位教化学的女老师,我们在一个教研组里,谈了三年恋爱。我们两个人家庭出身都不好。后来她跟我讲,她要跟别人结婚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她找的那个人,第一是出身比较好,第二是在大学当助教,第三是工作在长沙,这些条件都比我优越。实际上她对我的感情是真实的,只是迫于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无奈。对此我感到很痛苦,我也很痴情,等了她三年呢。后来她生小孩了,我就彻底断了念头,之后她曾说过她一失足成千古恨。

1963年冬,学校老师和过去学生中的热心人关心我的婚姻大事,帮我物色了对象,她就是邓则,我过去的学生,小我8岁。她1959年从安江农校毕业后,分配到黔阳县农业局两路口农技站,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她也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的原因,一直没有考虑婚姻问题。经过她的两位同学谢万安和王业甫的撮合,我非常愿意,就去找她。两个人的家庭出身都不好,谁都不挑谁;加上原本是师生,互相熟悉和了解。她对我印象比较好,认为我的课讲得好,爱打球,爱搞些文艺活动啊,又会拉小提琴埃她也很活跃,喜欢唱歌、跳舞,也喜欢运动,爱打球,还是黔阳县篮球运动代表队队员呢,因此我们很情投意合。

1964年春节前夕,黔阳县组织篮球比赛,那时邓则是县代表队的,要打比赛了,比赛场就设在安江农校。农校几位热心的老师觉得这是天赐良机,鼓动我把婚事办了。热心的“红娘”曹延科老师更是“趁热打铁”,抓住练球空隙请邓则来我的宿舍喝茶休息。为这弄得我还很尴尬和措手不及,因为我的洗脸盆漏了个洞,只能歪在一边接点水请邓则洗手,而且我宿舍的墙脚边还丢了我几双臭袜子。但后来邓则跟我说过,就是因为这种状况,她深深感到“老师”身边应该有个人照顾。

有人牵线,速战速决!从介绍到结婚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在比赛中间休息的时候,我把邓则从赛场上拖下来,要骑自行车带她去打结婚证。邓则说比赛还没完,我跟她说打结婚证比打比赛更重要!她有个叔伯哥哥,说你怎么搞的,比赛都不比了?我说比赛明天再比吧,今天这个结婚证更重要!

农校的老师们都很热情地帮我们布置,在我的单身宿舍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曹老师拿出5元钱,买回了喜糖;女体育教师周琼珠将刚买回的绣着一对红蝴蝶的平绒布鞋送了来……这样,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结婚时,我只穿了很一般的衣服,本来也不帅嘛。

我为了庆祝我们的新婚,曾邀请邓则去游泳。记得有一天开会到晚上11点,但在新婚的激情和游泳的兴致的双重驱使下,尽管黑灯瞎火,我还非拉上邓则去游泳不可。为此我还特意拿上一把小剪刀,以防河里有渔民布下的渔网,碰到鱼线时可以剪开脱身,然后我们去游了个痛快。

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叫我“袁老师”,我一直称她为“贤内助”。最有意思的是,前几年我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辛世文教授(现在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见面时,我们互相介绍自己的夫人,他说“这是我的太太”,我就说“这是我的贤内助”。后来他太太就说“以后不能叫太太啊,要叫贤内助,贤内助比太太好”。

在我事业最艰难、工作最困难的时候,邓则却最坚定地支持我,她付出的确实太多了。在上世纪70年代,因为我一直在外面搞科研,家里的担子都由她挑起来。我曾连续7个春节都没有回家,是在海南岛过的。小孩都是我的贤内助带的,二儿子出生才3天我就南下了,但我的贤内助也没有埋怨我。她知道这个事业很重要,毫无怨言地支持我。特别是我父亲去世后,为了照顾我母亲,直到母亲去世,邓则才带着3个孩子来长沙和我团聚。从1964年到1990年,26年里我们基本是分居。

邓则很厚道、善良、贤惠。我们之间顶多有几次争争嘴,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她偶尔发脾气,我笑一笑就算了。我抽烟,她唠叨几句,说你少抽点咯。现在,我每次应邀出访,或是参加活动,只要条件允许,我就带着我的“贤内助”一道去,让她走一走散散心。如果是出国,我就耐心地给她当翻译兼导游,她喜欢旅游呀。这样,带她去过5个国家和国内很有名的一些景点;即便没有机会带她去,也会给她买一些礼物,我能记得她穿的衣服、裤子和鞋子的型号。

母亲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她教导我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她总说,你要博爱,要诚实

我对我家祖上事情的了解十分有限,只是有位叔叔,曾经整理过千份《西园迁徙》的小资料,对此有很简要的概括。从中我了解到,袁家中我们这一支脉,在明代的时候落脚在江西德安县南郊坡上的青竹畈,在那里世代务农。清代雍正年间,从第11世祖开始,我们家的族谱排辈的字序是“大茂昌繁盛,兴隆定有期,敬承先贤业,常遇圣明时”。我是“卤字辈。

我父亲袁兴烈生于1905年,原来住在德安县城北门。他毕业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就是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毕业后也在县里担任过高等小学的校长和督学。 20世纪20年代到1938年在平汉铁路局工作。我父亲很有爱国心,在铁路上做了很多为抗日战争运送军火和战略物资的工作。在抗战期间他还曾发动一个企业家捐献了500把大刀,赠送给西北军的“大刀队”。可能是因为这个机缘,后来他受到西北军的爱国将领孙连仲的器重,做了这位上将的秘书。再后于1947年底调到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任职,做事务科科长。

我母亲华静,原名华国林,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902年。母亲有个妹妹,叫华秀林,是协和护士学校毕业的。我外公去世早,外婆年纪轻轻便守寡了,后来母亲就随外婆寄居在舅公家。舅公叫许忠真,我们小的时候都曾去过舅公家。舅公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们也都见过。

我母亲早年在江苏镇江教会学校读高中,毕业后就在安徽芜湖教书。在这期间,认识了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的父亲,后来他们结了婚。

母亲是知书达理、贤惠慈爱的人。她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我从小就受到她良好的熏陶。我的英语是我母亲发蒙的,很小时我就跟着她念,后来上学,我的英语课从来不复习就都是高分,我觉得很容易,因为我有基矗母亲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尤其在做人方面,她教导我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她总说,你要博爱,要诚实。

我家兄弟姊妹六人,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我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从未有过丝毫的放松,不管辗转到哪里,都把我们送进学校读书。我们家自曾祖起,就有一个重视教育的好传统。我生长在这个家庭中很幸运,是这一传统的受益者。

我家虽然祖籍是在江西,我自己却是出生在北平协和医院。因为生在北平,便取名“隆平”。当时,我的姨妈华秀林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护士长。最近欣然获得了我在协和医院的出生证据,并根据协和医院的记载荣幸得知,我是由林巧稚大夫参与接生的。查了一下林大夫的传记资料,她生于1902年,和我母亲同岁。她1929年6月毕业于协和医学院,7月成为协和医院妇产科的第一位女大夫。我很感谢林大夫,感谢协和医院。

一次我带上我的弟弟隆德逃学去游泳,被父亲用望远镜远远看见,打了一餐饱的

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是在动荡的战争年代中度过的。然而,父母始终没有放弃过我们上学读书的机会。在颠沛流离中,我先后进过三所小学,先是汉口的扶轮小学,然后是湖南澧县的弘毅小学,后来是重庆的龙门浩中心小学。

在班上,成绩最好的是三个女同学,我和玩得好的一位同学黎浩常排名在第四到第十之间。我们一起上学,放学一起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经常背诵诗歌,在一块做游戏。有时需要出点儿小钱时,只要我口袋里有,我就愿意拿出来请客。

我小时候很贪玩。 1939年春,我们一家六口随父亲辗转湖南等地逃难到了重庆。那时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经常会拉空袭警报,警报一响,我们就不上课了,就要躲到防空洞里去。但防空洞里很不舒服,憋闷得很,我们就跑出来,到河边去游泳。一次我带上我的弟弟隆德逃学去游泳,被父亲用望远镜远远看见,他气得提了拐杖就到江滩上来将我俩揪了回去,打了一餐饱的。我以为拉上弟弟,两个同时犯错误,罪责会轻一点,各打五十大板。结果哪晓得,逃学游泳不讲,还拉上弟弟,罪加一等!最后挨板子狠狠地打了一回。

重庆在抗日战争期间是陪都,当时已沦陷或部分沦陷地区的机构和学校,有很多都迁往重庆等大后方,汉口博学中学(后简称“博中”)就是迁到重庆的一所学校。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我们家迁回到武汉,博中也迁回汉口,我仍然继续在博中读书,前后有四年多时间。所以说我的青少年时期大都是在博中度过的,她是我最感亲切的母校,她给予我培养和教育,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博学中学是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教会学校。虽是教会学校,学校里的宗教活动并不多,信教与否,完全自觉自愿。在校四年多,我只参加过两次宗教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很艰苦,吃的是糙米饭,点的是桐油灯,一两个星期才打一次“牙祭”。学习紧张而有规律,早上6点钟起床,10分钟后就得洗漱完毕在操场集合做操,但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气氛仍然很浓厚和活泼。我们的校长胡儒珍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称得上是一位教育家。他不仅对学生在学习上的要求很严,而且要求品德、学习、文体全面发展。因此,学校经常开展文娱、体育等方面的活动。我在这些方面的受益也不浅,喜欢各种球类运动,尤其游泳一直是我的强项,至今我还非常爱好音乐和游泳。

重视英语教学,是教会学校的特点之一。在那种几乎全是英文的环境中学英语,我当时达到了看英文电影百分之八九十都听得懂的程度。我现在之所以能在频繁的国际学术活动中运用英语进行交流,诸如学术讨论会、合作研究、技术指导和宣读论文等等,主要是母校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我母亲对我的英语启蒙也是很重要的,她毕业于教会学校,英文很好,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很多人对学农业专业有想法,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我考大学的时候,大半壁江山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全国大部分都解放了。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大学已经没剩下几所了,只是在四川还有几所大学。我是1949年9月上旬进大学的。当时我知道重庆北碚有一所与复旦大学有渊源关系的相辉学院,于是我选择了进相辉学院,农业是第一志愿。

我之所以选择学农,其实缘于从小产生的志趣。那是在汉口扶轮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郊游,参观一个资本家的园艺常那个园艺场办得很好,到那里一看,花好多,各式各样的,非常美,在地下像毯子一样。红红的桃子结得满满地挂在树上,葡萄一串一串水灵灵的……当时,美国的黑白电影《摩登时代》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影片是卓别林演的。其中有一个镜头,窗子外边就是水果什么的,伸手摘来就吃;要喝牛奶,奶牛走过来,接一杯就喝,十分美好。两者的印象叠加起来,心中就特别向往那种田园之美、农艺之乐。从那时起,我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学农。随着年龄的增长,愿望更加强烈,学农变成了我的人生志向。到了考大学时,父亲觉得学理工、学医前途应该会很好,但我却想学农。母亲也不赞成我学农,她说学农很辛苦,那是要吃苦的,还说要当农民啦等等。我说我已经填报过了,还说她是城里人,不太懂农家乐,有美好的地方她没看到。我说我以后办了园艺场,种果树、种花卉,那也有田园乐!我还跟她争辩农业的重要性,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没有农民种田,就不能生存……

父母最终还是尊重了我的选择,我如愿以偿地进了私立相辉学院的农艺系。1949年11月,重庆解放。1950年,经过院系调整,私立相辉学院与四川大学的相关系科、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农科三系合并组建为西南农学院,我们这个系就改称农学系了,校址在重庆北碚。我在这里学习了四年,直至大学毕业。

说实在的,很多人对学农有想法,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学农。

我只得了个第四名,前三名都被吸收进了国家队,我差点就变成专业游泳运动员了

大学期间我有几个玩得很好的同学,梁元冈、张本、陈云铎、孙昌璜等。梁元冈会拉小提琴,我们就跟他学着拉。我喜欢古典的小提琴曲,它能把你带到一个很舒服、很美好的境界。我不是书呆子气十足的人,我什么都想学一点,什么都会一点。当时,由于我唱歌声音较低而且共鸣很好,同学们给我取外号叫“大Bass(编者注:大贝司)”。我在大学里面是合唱团的成员,就是唱低音的。我喜欢比较经典的音乐,那时候是解放初期,唱前苏联歌曲《喀秋莎》、《红莓花儿开》等等;我也会唱英文歌。每到课余时间,我和梁元冈、陈云铎、孙昌璜等爱唱歌的同学常常聚集到一个宿舍里一起唱歌。

上大学时,我始终喜欢运动,游泳技术是一流的,可说在西南农学院也是首屈一指的,没有哪个能游得赢我。不吹牛,在游泳方面我读高中时就有段“光荣史”,拿过武汉市第一名、湖北省第二名。但打球只是三流候补队员的水平。

因为我游泳游得好,就由我当同学们的教练,教他们游泳。在北碚夏坝的时候,前面是秀丽的嘉陵江,我们经常沿着一溜下到江边的石阶去游泳。有时为了去对岸看电影,我就将衣服顶在头顶上,游过去了再穿,这样就省下渡江的几分钱。你想想,三分钱可买一个鸡蛋呢。

1952年抗美援朝时我还参加过考空军,那时空军从西南农学院800多名学生中选拔飞行员,只有8个人合格。我被选上了,让我参加空军预备班。我好高兴,还参加了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晚会,第二天就要到空校去正式受训了。结果呢,那天晚会之后宣布大学生一律退回。

他们欢送了我们,我们又被退了回来。原因是那时候(1953年)朝鲜战争已经有些缓和了,国家要开始十年大建设,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了。那时候大学生很少,全国大概只有20多万大学生吧,所以大学生要退回,只要高中生就可以了。不好意思,我们又回来了!

那时四川省分了四个行政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我们北碚是川东区的首府。 1952年,贺龙元帅主持西南地区运动会。我参加了游泳比赛,先是在川东区比赛中拿了第一名,同学们好高兴,因为这是西南区游泳比赛的选拔赛。我并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但他们说我潜力很大。后来我代表川东区跑到成都去参加比赛。成都小吃又多又好吃,什么龙抄手、赖汤圆、“一蹦三跳”等等,我吃多了,把肚子吃坏了,影响了比赛的发挥。比赛中,我前50米是27秒5呢,当时世界纪录100米是58秒,这么算跟世界纪录差不多。后面50米就游不动了,最后搞了个1分10多秒,只得了个第四名。而前三名都被吸收进了国家队,我就被淘汰掉了,要不然我就会变成专业运动员了。

空军把我淘汰了,国家游泳队也把我淘汰了,两个都把我淘汰了。

大学同学都了解我是这种凭兴趣和爱好的性情,到毕业时,他们说要给我一个鉴定:爱好——自由;特长——散漫,合起来就是自由散漫。哈!说实在话,直到现在我也还是这样。

我搞杂交水稻研究,不是为了当院士

辛业芸:当年评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时,有人说:袁隆平没有评上院士比评上院士反响更大,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袁隆平:20世纪90年代初期,湖南省人民政府曾三次推荐我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却三次落眩这事情发生在十几年前,当时,有人说我落选比人家当选更引起轰动,舆论也有很多批评,很多人为我抱不平。但我本人认为没当成院士没什么委屈的,这说明自己水平还不够。有些省份甚至一个院士都没有,但并不能说明他们就没有科技成果。我搞杂交水稻研究不是为了当院士,没评上院士说明我的水平不够,应该努力学习;但学习的目的还是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而不是为了当院士。

如何看待当选院士,对我个人而言,实际上是如何对待荣誉的问题。我没管这么多,我只管自己搞研究,我把能出研究成果,为粮食安全作出贡献,当做对我最大的肯定,也是我最大的安慰!

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我知道民族的屈辱和苦难。当我能用科学成就在世界舞台上为我国争得一席之地时,“杂交水稻之父”的称谓也好,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头衔也好,荣获各种名目的国际性科学大奖也好,我首先想到的是,为我们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和尊严。

有时被人们称为“伟大科学家”,说老实话很让我诚惶诚恐,不是伟大,是尾巴大,尾巴大了也有好处,就是不能翘尾巴。 2007年我到美国参加院士会,在华盛顿白宫前面,好多在美国旅游的中国人要求合影、签名,搞得我很不好意思。你不能把尾巴翘起来啊!

短距离50米,年轻人都游不赢我

辛业芸: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日常生活情况,好吗?

袁隆平:我的生活很丰富,因为生活本身就丰富;工作也很愉快,能为国家、为人民做自己应做的贡献是最愉快的。我的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想,一个人活这一辈子,首先,心态要好,要乐观一点,开朗一点,豁达一点,这是很重要的。不要为点小事情发愁、计较,也不要为了追逐名利去花心思,否则你稍微有点挫折就受不了。

第二,生活要有规律,要讲求健康的生活,这也是很重要的。我吃饭以素食为主,常吃粗粮。饮食定时定量,每天3餐,多吃米饭和红薯等粗粮,少吃一点鱼、肉。一天大概2两荤菜,补充点蛋白质,再多吃些水果,很简单。补药从来不尝,粗茶淡饭,适当营养,只要卫生和营养就行了。我现在的体型保持得很好,不胖不瘦。我每天早上要做体操,下午要打球,夏天还要游泳。我现在精力充沛,看来脑筋还管用,身体还很好。我从小就喜欢锻炼身体。我们现在经常搞比赛,我还连续几年在我们农科院得游泳冠军呢,短距离50米年轻人都游不赢我,但我耐力不行了,只是我的技术好。除了游泳,我还打排球,打排球我是主攻手。这是我每天的必修课。晚上,一般要下下象棋,轻松一下。生活内容充实,心情也开朗。

我爱看书,外文书啦、文史啦、地理啦都看,大概每周有3天看业务书。看业务书,我有选择性,需要的看,感兴趣的看,主要是与工作有关,比如超级杂交稻有关的新发展、新趋势。我认为脑子要多用,尤其是学外语,可以有效地延缓衰老。脑子越用越灵活,人年纪大了最怕得老年痴呆,现在看来,我脑筋还管用。

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基础上,要有一些专才,有一些爱好。有专才,就有了方向;有爱好,不但让你的世界更丰富,还可以在知识、文化、精神层面上相互“杂交”,互相启发。 “杂交”现象不仅在自然界存在,在人类社会、思维领域也都广泛存在。

我有3个儿子,分别取小名为五一、五二、五三,大名是袁定安、袁定江、袁定阳。他们小的时候,我对他们照顾很少。老大长年跟奶奶生活在重庆;老三跟着外婆过;只有老二,5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海南、广东生活过一段时间。在对孩子的教育方面,我从不爱说教,不强求他们必须有大的作为。健康就好,有健康就有未来。现在他们都长大成人了,他们要想上进,我就给他们创造条件。我的老三还可以,他肯学习,我就给他创造条件。

现在我们有了孙辈,两个孙女。每天下班之后,我和老伴都会陪孙女们玩一玩,带她们游游泳,或者给她们讲讲故事,享受天伦之乐。

(本版文字均摘自《袁隆平口述自传》,袁隆平口述,辛业芸访问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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