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黄的宽袍大袖，嘈切的云朵盘头，黑色绸底上装嵌着桃红的边，青灰长裙，淡黄玳瑁眼镜，如意镶边的宝蓝配着苹果绿色的绣花袄裤……

　　只能在眼下的连续剧中看到这古旧的装扮了。然而这一袭旧衣却拖着一个纵越了几代的人物，明恍恍地从四十年代的文坛风光直到活成今天的哲人。张爱玲这个名字，已经深深地成为评论典籍中永不发霉的经典，一个逝去了却依旧鲜活的小资代表，一个躁动时代中透着神悟与仙气的标本。

　　张爱玲。

　　评论张爱玲的人最爱说的话就是：她是四十年代沦陷区的废墟上绽开的罂粟花……在当时的年代，张爱玲的“毒”是现于其文并见于其身的。奇装眩人，才气耀人，博古融西，随手揭开一种人世的浮华，便顷刻可以掠见非２３岁女子的独语苍凉。

　　“毒”于其文，是字里行间那些另人叹为观止的灵眸。并不带着她贵族血统的雍容，也非小家女子的伶俐，而是一种神来的韵，常让人思度她生就不是人间的大脑。在评说《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时，张爱玲说，这“淹然”二字就用得好！有人虽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滴水不入，有人却像丝棉蘸了胭脂，即刻渗开的一塌糊涂，这便是‘淹然’呀。

　　读《子夜歌》“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张爱玲叹息道：“这端然真好，而她亦真是爱！”
　
　　看着爱人在书房的样子，她悄然写到：“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间里有金沙金粉埋的宁静，外面风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谈到西洋人所谓的阻隔，张爱玲则是一声哀惋：“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带着白手套的手背，真是让人隔得难受。”

　　那种将中国文字轻盈地摆弄在指尖，秉承着西方教会的神髓，并在五千年古老文化的积淀下生出现代的花，这就是张爱玲无意间炮制的毒羹了。战火中食寐难寻的人们指望着它是黑暗中的一片宁静，倒并不显得嗜毒的狂热多么来无出处。
　　
　　而是现代人遵从她六十年前的诉说，且无节制地剥蚀着她的睿智，引为今天的甘霖，倒是有些突兀，不得不从人性的根上了解真正的张爱玲。

　　贾平凹曾在一篇写张的散文中感慨：“世上的毒品不一定就是鸦片，茶是毒品，酒是毒品，大凡嗜好上瘾的东西都是毒品。张的性情和素质，离我很远，明明知道读她只乱我心，但偏是要。”

　　读张为什么会乱心，平凹这只大笔并没有细言。然而，任何细密之处见点滴的文叟们都不能隐蔽这样的事实：张爱玲的魅力若在文字与性情中分割，那前者所占的份额并不厚重，她留给我们更多的关于活着的思考，是与己之心还是于他人之心。
　　
　　无疑，张爱玲是真正一个活出自己味道的女人。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工。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收整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就是如此，她习惯把自已安排成一个传奇人物。
　　
　　最自由的是张爱玲的爱情。她摒弃了世俗的唾弃，将自己初恋的痴情交予了汉奸，并写出了那句流传至今的爱情名言：“见到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爱的透彻，又没有尘世女子琐碎的猜忌，这是张爱玲的特质。她甚至为爱人同居的女伴作画，甚至节省下自己的稿费补给已弃她而去的昔日的爱情。

　　所有行为的展开就像罂粟的生长过程，美丽的耀目，又迷醉着向她走进的人。

　　张爱玲的绝代还在于她在人世的嘎然收笔，就像一直开的很艳的花，自甘飘向雨雾的烟。当漫街的张爱玲文集走向更多人视野的时候，当一代代的痴迷者翻阅她的文字如同与天堂那方的一个天使对话，张爱玲却真正躲开了外界那些火热，彻彻底底的孤绝。
　　
　　独居，拒绝访问，从不接电话，隔壁杂货店里的信箱、传真是唯一的沟通管道。而最令人瞠目的是这位学贯中西的大作家，家里连一本书都没有，包括书桌。

　　这样的日子直到１９９５年，她独自一人在洛杉矶的寓所于梦中走出这个世界。
　　
　　乐于思考的游子们总是喜欢咀嚼着一个问题，他们把“永远”这两个平淡的字作为至深的学问，带到终老。张爱玲并没有刻意地留下昭彰于永远的痕迹，却用自己的路走向了一片深深的海。
　　
　　“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佻的，但倘是海水，则看来虽似一般的微波粼粼，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的。”
　　
　　这就是张爱玲，永远的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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