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潮（1）——
论作为“世界工场”的中国

　　“工业革命”时期，英格兰东北部的蓝开夏市被誉为“世界工场”。在19世纪30年代底的那段时期里，蓝开夏市所拥有的机械数量似乎比世界其他地区拥有量的总和还要多。

　　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另一个蓬勃发展的“世界工场”，它就分布在中国的东海岸地区——从大连市向南，经上海、广东以及福建等省市，再跨过台湾海峡直到台湾。如今，这个工场的范围又在向中国内地扩展，例如以北京为中心的工业区就凭借着自己便利的通讯和交通条件吸引着那些曾经钟情于东海岸地区的国际跨国公司。虽然中国制造业目前的产量还没有超过欧洲各国制造业产量的总和，但是相信这一刻的实现只需再给中国十年的时间。

　　而现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由一个芭比娃娃和乔丹气垫鞋的制造大王，逐渐转变成为一个世界市场的高科技商品集散地，如此的变化趋势显而易见。源源不断流向中国的国外投资似乎并没有受到世界经济整体趋势的影响，这些投资也帮助中国构筑了其国内工业的基础。我们完全可以断言，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包括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在内——都无法重演中国的辉煌。

　　不相信吗？在19世纪晚期，世界市场上大量的流动资金都涌向了那些拥有廉价劳动力并对新科技如饥似渴的新兴城市，所以兰开夏市才得以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场。

　　十年之前，中国依靠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创造了销之不绝的廉价商品：例如玩具、纺织品等等。如今，中国仍是上述产业的大赢家，但中国工厂所能生产的商品早已远不止于此。漫步于上海著名的浦东开发区，放眼望去，目光尽处满是设备最先进的工厂。这里有生产高端芯片的英特尔公司，有生产精密光电仪器的康宁（Corning）公司，有生产高档液晶显示器的日本三菱公司，有完全采用自动化设备的钢铁巨人克虏伯（Krupp）公司，还有法国的通讯业大亨阿尔卡特（Alcatel）公司。尤其值得提出的是阿尔卡特公司：从数码开关系统到数字会议设备，它在中国的工厂几乎可以生产任何商品；除此之外，该公司还将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总部转移到了上海。我们曾经问及该公司的亚太区主管隆·斯皮斯尔先生，究竟有没有什么商品是阿尔卡特公司在中国所不能生产的；斯皮斯尔先生犹豫了一会儿，接着回答说：“我想，没有。”

　　这样的回答涵义深刻。首先，这意味着中国将以一个沉稳可靠的高精尖技术商品生产者的新形象出现在世界市场上，并且将中国制造业的产品范围扩展到劳动密集型商品之外，进而书写中国经济的历史新篇。实际上，这样的发展过程已经渐入佳境。而对于一个跨国公司来说，斯皮斯尔先生的答案还有第二个涵义，即是：“你必须在中国全力以赴，培养很强的生产力量；因为即使你的竞争对手现在还没有抵达中国，他们也会立即拍马杀到。”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中国地区的主管高登·奥尔先生说。

　　实际上，一个称职的总裁在这段时期里所应该考虑的问题并不是“是否”要在中国发展自己的生产能力，而是“多少”和“多快”。五年之前，投资中国的国际公司就是看中了中国在低技术产品领域内的优势，才会竭力跳过中国政府设置的高关税壁垒，在中国市场抢占一席之地，并为争夺廉价劳动力而你争我夺。但是对于制造商来说，中国市场同样存在着很多不利的条件，例如劳动力的总体质量不高和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条件不够完善等等，这使得中国内地很难发展应时配件供应产业。此外，国外经营者对中国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也颇有疑虑，他们害怕自己最先进的生产技术被人轻易地剽窃而去。

　　但是如今，在中国东海岸的制造业中心和以北京、成都等内陆大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区内，类似的问题已经逐渐得到解决。各个跨国公司纷纷发现中国市场的劳动力资源不仅丰富、廉价，而且训练有素。同时，中国新一代的工程技术精英已经迅速成长起来，国外公司大可放手选用。

　　这些便利条件促使中国在过去三年内获得的国外直接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1123亿美元，DBS证券香港分公司的经济学家马俊（音）预计，这一数字在今后两年中将达到860亿美元。马先生说：“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将有大量的资金投放到中国的国内市场以及高科技产品出口市场，这些投资并不是仅仅用来追求廉价的劳动力。”

　　以芯片为例，相信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产业，会比半导体业对资本集中程度和技术精密程度的要求更高。对于那些新设立的工厂来说，生产最薄的硅制晶片就意味着昂贵的技术设备成本花费。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成功地在芯片制造业领域内吸引到了大量的投资。这完全，至少应该是部分，归功于中国政府积极吸引台湾投资的政策。

　　拿SMIC（“中芯国际”）来说，该公司在中国的上海刚刚建立了一家芯片制造工厂。SMIC公司80%以上的客户都是美国或是台湾的公司，但是现在该公司几乎一半以上的产品都产自中国大陆。

　　由此可见，中国不仅给类似SMIC这样的公司提供了一个成本极低的出口操作平台，还向他们展示了自己巨大的国内市场。就像SMIC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所说的那样，“我们在中国市场上拥有越来越多的客户。”这样的话正好说中了各个跨国公司的心思，它们在中国纷纷建厂就是看中了这里的国内、出口两大市场。摩根斯坦利的经济学家谢安迪说：“在中国的投资追求的是规模，对于制造商来说，规模也就意味着盈利。”从这个角度上说，也难怪每个星期内都有大型跨国公司宣布增加自己在中国的产量。例如，今年的2月11日，日本知名芯片制造商富士通公司便宣布自己将与SMIC公司合作在上海生产最新型的内存芯片。富士通公司希望将产品销往中国国内市场以及欧美市场。

　　没有比康宁公司的投资经历更能解释中国市场作为世界制造业战略基地的重要作用了。5年前，康宁公司中国工厂的规模十分有限，但是现在，该公司已经在这里拥有了9家工厂，其业务范围扩展到了光纤电缆、液晶显示器以及接触式转炉等多个领域。康宁公司在中国的这些工厂大多都是通过并购得来，这其中还包括两家即将从美国朗讯公司手中兼并而来的工厂。中国很快将即美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电讯市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像康宁这样的国际电讯巨头都纷纷着陆中国。

　　在汽车等产业内的环境保护问题是中国在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发展道路上的又一个经典课题。几年前，中国开始实施新的环境保护政策，其总包括对汽车制造业的严格限制。康宁公司以生产耐火型汽车外胎为突破口，为争夺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而展开行动。据康宁公司的中国地区主管西蒙·迈金农先生说，公司上海外胎生产厂的产品质量已经以总部始料不及的速度迅速达到了国际水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上海工厂的产品便不仅可以为中国当地的汽车制造商供货，而且还出口到了韩国和日本。

　　在汽车配件供应领域里，没有比日本公司更加挑剔的商家了，而康宁公司恰恰可以用自己中国工厂的产品给日本汽车商供货，这样的事实涵义深刻。麦克金农先生说：“与我们公司在德国、南非以及北美的工厂相比，中国工厂的产品虽然说不上质量更好，但至少具备与其媲美的实力。”除此之外，他根本就不需要再强调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了，这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当问起康宁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的死对头——日本的NGK公司——是否也已经进入中国时，麦克金农先生不经意地笑了一下，说道：“还没有，不过他们会来的。”

　　中国潮（2）——
二论作为“世界工场”的中国对他国的冲击

　　在中国设立工厂，以较低的成本生产高品质的产品，再将产品或远销、或近售——这样的商业模式已经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在各个经济领域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世界工场的中国已经促使全球投资的流向陡然逆转，而受影响最严重的要数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邻国，尤其是在日本，这种趋势被称作“中国冲击”。

　　什么是中国冲击呢？对于那些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的难兄难弟来说，中国冲击就是指一个国家夺走同一个经济空间内的所有氧气。直至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前，东南亚各国还是全球资本流动的首选目标，大量的直接投资不是只带给东南亚国家了一座座空空如也的公寓楼房，还造就了一批批新的工厂，以及随之而来的就业机会和出口收入。日本公司更是迎来了日元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坚挺”；90年代的初期，日本公司的投资足迹遍布整个亚洲。

　　在一阵金融旋风之后，泰国、马来西亚以及印尼对新一轮的国外投资望眼欲穿，希望可以借这些资金休养生息。但是他们等到的却是制造业投资大量流向中国的事实。实际上，中国在去年吸收的国外直接投资要比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和印尼六国的总和还要多。雪上加霜的是，这种趋势有增无减。有一些经济学家想当然地说，东南亚国家只需在技术水平上再上一个台阶就可以了。但是问题就在于中国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速度也要远远超过东南亚的这些国家。某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部长说：“面对与中国的竞争，我们近乎黔驴技穷；在中国涉足制造业之后，我们似乎变得无所事事。”

　　与忧心忡忡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相比，日本正在默默地承受着中国崛起带来的巨大冲击。就像是19世纪美国崛起于世界经济、打破旧经济格局的历史重演，中国的迅速发展可以看作是日本经济委靡不振的原因之一。日本的制造业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这一数值在世界八大发达国家中遥遥领先。出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以及对制造业的过分依赖，日本经济最易遭遇“中国冲击”。由于国内市场陷入增长停滞而竞争惨烈的痛苦深渊，日本公司纷纷拼命减少生产成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量的日本公司只能到中国寻求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将可观的生产能力转嫁至中国。

　　理论上来说，这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情形如出一辙，只是日本公司当时的出发点是为了应付日元的过分坚挺。接着，这股来自日本的投资之风又吹到了东南亚。还是与现在相比，当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日本的跨国公司只是将科技水平较低、所需原材料较为简单的产业移向了海外。但是如今，除了王冠以及珠宝之外，日本的电子公司几乎将自己的全部家当都扔到了中国。这一方面是出于巨大利润空间的诱惑，而另一方面则是应验了阿尔卡特中国区主管斯皮斯尔先生说过的那句话——在今天的中国，你找不到任何不能生产的东西。

　　举例来说，日本先锋（Pioneer）公司最近在广州建立了一家生产DVD刻录机的工厂，而这项技术不过在几个月前才刚刚在日本本土应用于生产。似乎就连该公司自己也为这样的行动大吃一惊，该公司的总裁说：“一项新技术仅仅在应用于日本本土六个月后便输出到海外，这在我们公司的经营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日本公司中兴起的这股“中国热潮”是如此地猛烈，以至于日本很有可能后来居上，超过美国成为投资中国的第一大户。最典型的例子要属生产电子传感器和医疗监测设备的欧姆龙（Omron）公司。该公司在上海已经拥有了一家规模巨大的工厂，但是公司总裁仍表示欧姆龙仍计划在3年内将自己中国工厂的产量翻一番，并在上海建立一个“准公司总部”。这样做的收效相当可观：欧姆龙在中国拥有一批年轻而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组装线女工，她们的月薪不过100美元。而在日本，相同水平女工的薪水至少是100美元的十倍，很显然，对于希望走出经济困境的日本公司来说，这样的工资付出太昂贵了。

　　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对日本来说有利有弊。日本公司在中国开办的工厂会将大量的产品以比以前低出很多的价钱返销到日本，在2001年，中国对日本的出口额从2000年的450亿美元上升到540亿美元。当然，这一现象的出现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日本国内的经济萧条大环境；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产品也给习惯了以最高价购买商品的日本消费者以喘息之机。

　　但是，这种趋势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过去，日本公司在向海外地区（包括美国在内）输出资本、建立工厂时，往往连带着向该国输出工厂运转所需要的所有先进设备。现在，越来越多的日本设备供应商正在顺应消费者的要求在中国建立销售处。这正是公司所希望看到的——欧姆龙（上海）公司的总裁说。他还补充道，如果欧姆龙的日本设备供货商察觉不到这样的信息的话，公司便会寻求与“当地的配件制造商”进行合作，那么，这些中国国内的制造商很可能会最终具有足够的能力为欧姆龙供货；实际上，公司已经开始将“与中国供应商合作”定为现在的经营目标。

　　然而，欧姆龙公司以及其他所有公司的日本供货商又怎会忽略如此重要的信息。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正面临着关键时刻，国际制造业的母舰已经抵达中国海岸，它所带来的还有自己的小型子舰。在北京南部新兴建的某工业区里，诺基亚公司的电话制造工厂赫然矗立在最中心，在它的周围是各种规模的产房建筑，它们属于诺基亚公司在全球的各个合作销售商。诺基亚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已逾20亿美元。现在，这个工业区看起来像是包含了诺基亚公司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基地：研究中心、新加坡基地、斯图加特基地。但是这里只是中国的一个工业区，它最终的形象将是诺基亚的未来。

　　摘自：《财富》杂志，2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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