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凡能一气儿写下五百个汉字的华人，若说不知道余秋雨，那便是在讲笑话。

上世纪90年代初，余先生以情文并茂、雍容大气的历史散文在中国当代文坛立下一座不小的山头。《文化苦旅》红透全国，随后又有《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鱼贯而出，长期盘踞畅销书排行榜，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大师地位。

我一直嫉妒，余先生哪儿来那么神一根竹竿？明明一棵老松树，先生一竿捅上去，落下来的尽是些能思会想的金枣儿。

推杯换盏，近两年吸引文化界目光的不再是余先生的那些书，而是余先生不断招来的官司和论敌。我一向对奉行“谁他妈火我他妈灭谁”原则的枪手们的行径不以为然，但这次不同，我被吓着了。一位治学严谨的资深老学者出了本书，指出余先生散文中有百余处文史差错，那些伤一处比一处硬。

这可不是小事。

被人们视为新经典、教科书的那些巨著，一夜间被人指出漏洞百出，那些虔诚的崇拜者会是一脸什么表情呢？想起《红灯记》来，李奶奶对铁梅说，我本不是你亲奶奶，你爹也不是你亲爹……

我赶紧奔书店去找那本名为《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辩》的书。找到了，它被书商特意安排，和今年元月第二版第十二次印刷的《文化苦旅》并肩躺在最显眼的位置。看起来，两本书像在大声争吵，也像在屏气掰腕。书店老板告诉我，它们卖得都很不错。

我有过九二年版的《文化苦旅》，但后来被书友顺去了，于是我毫不犹豫要把两本都买下。付款的时候，忽然心生怜悯——一个那么擅长写反思人类历史大散文的智者，却在有生之年就亲身遭遇同行们的不断反思和弹劾。要知道以余先生的功力，如果只写文章少出镜，百年之后，人们从他箱角里翻出的旧袜子都是文物啊！

《石》书的作者金文明先生也是余先生的热心读者，但与我们不同的是，他是中国史学的权威。他曾经参与《辞海》编撰，担任过《汉语大词典》编委，目前是《咬文嚼字》月刊的资深编委。关于这本书，金先生自称，他是花了三个月时间，在细读《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三部散文集之后，做了大量艰苦的考证工作而写成的。书中拉开清单，列举了一百三十多条余先生亲笔犯下的错处，可谓证据确凿。例如：没有做过皇帝的司马昭被称为“陛下”，正在邓州上班当知州的范仲淹却到岳阳登楼作文《岳阳楼记》，唐代的吕洞宾成了道家的始祖，明初的沈万山住进了大清乾隆七年落成的沈厅，未曾结婚的林和靖有了妻子和小孩……能够如数家珍般点出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错误，可见金先生文史功力之了得。相信金先生随便抽出哪位作者的哪部书，从中挑出几十个错漏来也是个容易事儿。找余先生，是觉得够份量。

不管怎么说，金先生这一枪打得又狠又准。此前众多围攻余先生的批评尽是文字以外的意识形态类东西，那类说不清道不明的批评，有如指责余先生天庭不够饱满印堂不够亮，余先生大可以顾左右而言它。但这次金先生硬抽出一百多块砖石来证明余先生构筑大厦用的都是什么料。无话可说了，真实的尴尬。

小男孩遭遇尴尬会低头不语，小女孩遭遇尴尬可扭头就走，而1946年出生的大学者余秋雨先生该怎么办呢？可真替他着急。

我愿意为余先生帮几句。

用余先生助手的话说，余先生所撰写的是大文化角度下的历史散文，这种视角和格局与针对细节的文史资料是不一样的，在细节上难免会有疏漏。所以即便余先生散文里存在不少文史细节的错漏，我们仍然不能否认他的博学，也不能否认余氏散文的阅读价值。

翻开余先生文章，里头没有多少激昂的文字，多的是平淡的叙述，又都透着哲理和感悟，称得是智慧的美文。记得中学时候，老师教我们作文，有一种写法叫做开门见山，意思是要在文章的开头就一鸣惊人抓住读者。余先生文章里肯定没有这样的弄法。一位散文大家应有的平静和从容，在那些平淡中熠熠生辉。他的笔尖挥洒出来的文化浓度，像好酒样越品越醇，足以切肤感受中国古文化的余温和厚度。读他的文章，有时候竟会忘了他是个作家，而更相信他是位抚摸历史的哲人，或者就是个从远古走来的白衣仙道，似乎随便捡起点儿什么，都能点数它的前三代后五代，而且件件趣理盎然。

余先生作文，兜里别着三支笔：山水、历史和人文。先找一好地儿站稳了，描述一小番，再回想古时这儿发生过什么，或着与什么人有关，旁征博引；中间偶尔爆出几句抒情议论，且抒的都是大悲喜大情怀，论的都是经时之策济世之要。

余先生到过国内很多地方，或者说，全国很少有什么该去的地方余先生没去过。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都喜欢在山水间走动，漂泊游历兴诗著文，余先生自然也不想例个外。他“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但是“李白的轻舟、陆游的毛驴都雇不到了”，余先生只好“理出那些永远在轮流召开着的种种研讨会的邀请书，打开地图，开始研究路线。”他“暗笑自己将成为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

余先生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他“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球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旅途中自然就有了写文章的冲动，他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承认“我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下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

读完余先生的游历散文，觉得自己从前出门那不叫旅游。我们凡人到了某地，总是拍几张照片，哈哈一乐就算完了。但余先生就不同了，出门前先查查目的地的相关链接，怀着分明的考证目的前往，趣味自然会增添许多。到了莫高窟，在道士塔前停一停，遥想一位湖北麻城的农民是如何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车车运走；到天柱山，想象这里作为古战场时“横尸二十余里”的情形，琢磨李白、苏东坡、王安石、黄庭坚他们为什么会产生在此安家的念头；到宁波“天一阁”藏书楼，一定要找一找被偷书贼吐在楼板上的那几颗枣核……

总之读完他的书，有一种想学他出游的冲动，也想“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最后一点少年英气。”

说到旅游忽然想起电影《英雄》来。传说《英雄》热映时，因为片中有大段绝美的风景镜头，让人忍不住还没出电影院就开始寻思旅游的事儿。结果，这部电影没让人们记住点儿什么，却把旅游经济给促动了一下。只把旅行社搞得摸不着头脑，还以为旺季提了前。

不晓得张艺谋导演和余秋雨先生是否相识。

百家争鸣是百花齐放的结果，文化艺术往往在碰撞的火花中才显得绚丽。当代文坛如若没有余氏散文，多少还是会逊色一些的。寄语余先生，您的读者仍然需要您的文章，喜欢您一如既往的文风。

一百三十处错漏不是余先生的故意，更算不得他的首创。余先生“写文章时想起某条资料需要引证，会不由自主地站起走向某个书架，把手伸到第几层。”显然，事出有因，有错在先。古人缺乏沟通和交流，文史典籍常见多种版本，常有附会误读，诸多谜团往往有“二说”、“三说”、甚至“四五说”的。要做到万无一失，大家就都不要写文章了。

大家都不容易，那么急匆匆赶路，去抓住些什么占有些什么，忙中出错，漏下些什么妄添些什么，那不是太正常的事么？

也不用讨论批评者的论据是否站得住脚了，批评对进步总是有益的。但是仿佛骂余秋雨已成文坛一大时髦，还要算大家共同的尴尬。

正看余先生的书，表弟打来电话，说他弄个小餐馆过两天就开张。我在电话这头说，店门口那招牌尽量少写错别字儿……

　　　　　　　　　　　　　　　　　　 2003年6月，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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