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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有一大堆现实问题等着高层决策，但在近期轻重缓急的排列中，“收入差距问题”终于从边缘提升到了主流。今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收入分配秩序的改革。此问题突然受如此重视，自有其特殊的因由。

　　事实上，在中共中央把“收入差距问题”浮上政治局会议的水面之前，不少部署与动作已经展开，诸如免征农业税、建设新农村、《反垄断法》立法、《义务教育法》修订、打压房地产价格、个人税收改革、京沪穗公务员加薪、军人加薪、国家公务员加薪等等，下一步还将有一些抑制垄断行业高薪的措施推出，共同目标就是缩小收入差距。

　　2004年由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做出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城乡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如果把公费医疗、失业保险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中共十七大即将于明年召开，触及深层次的攻坚改革被传为“主旋律”。百姓看得很重的收入差距问题也自然成了重中之重。在这个时段，中央必须为面对“收入差距”做些热身准备。

　　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造成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原因有二，一是腐败，二是垄断。要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把腐败治住，使垄断行业实现市场化。过去，垄断行业常常披着一层具有欺骗性的面纱：都是国有企业，是国家的，更是人民的，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为社会作贡献。随着市场意识形态的启蒙，这套说辞失去了说服力。一方面，这些垄断企业不与国家分红，另一方面，这些企业的高利润并没有回归人民，而是在行业内部被瓜分了。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迎生教授认为，中国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足，比如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管理层成员的工资上升过快，这实际造成了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过快、过大。应当扩大中等收入成员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准，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

　　中国经济学家左小蕾指出：立法难，执法更难；形似难，神似更难。这两个观察虽然是分开的，但其实后者制约了前者。在推行各项政策和改革措施时，下命令，订高指标，立严法，这是中国常见的情况，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执法强度配合，使相关精神的贯彻，各种政策都将难以产生效果。这种情况的风险是，它可能成为一种恶性回圈，你越是订立制度，腐化制度的力量越上涨。

　　据悉，国家发改委所属的宏观经济研究院，已启动了一项为中央制定政策服务的“公平分配制度模式选择”之课题。据内部人士透露，在收入分配领域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大原则没有变化，但中央在分配领域内形成的新思路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

　　有学者对政府扮演的矛盾角色表示担忧：解决这些不公平问题的出路在哪？作为老百姓，首先就是希望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向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倾斜，政府此时也感到义不容辞，已经拿出和将要拿出更多的资金去补贴给弱势人群。

　　然而，为了实现大规模收入转移，实现扶贫济弱的目标，政府就需要掌握大量的资源和财力，于是，不仅政府控制大量的社会公共资源具有合理性，而且，政府还可以据此进行新一轮征税，以便实现这些目标。结果，目前的改革似乎陷入了一个制度怪圈，即现有的不公平交易机制造成了收入不合理和垄断高额收益，同时又不得不依赖政府及其垄断部门从不合理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来进行再分配。政府强化权力地位是一种难以克服的本能，不管其动机是如何的善良，但结果往往并不如愿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