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老师——寄往故乡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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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电话，我还沉浸在激动里。老师今年77岁高寿了，她的声音有点变，显得苍老，可她的形象在我心里丝毫没变。齐耳的短发，圆脸，尖下巴。一付玳瑁方架眼镜衬托着她那慈爱的目光。她平时爱穿小方领的外套，一件蓝咔叽布的，另一件暗红方格布的，衣服有点褪色却浆洗得干干净净，衣服上的纽扣总是全锁着,显示出一种严肃、端庄、朴素、大方的风格。老师的这身打扮，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她的衣着审美标准后来成为我的衣着审美标准，一直影响到今天。

张老师的相貌没什么特别出众的，她的教学却有许多独到之处。

记得1958年我小学三年级时，父母把我从老家苏州转学到上海。大上海，旧时的十里洋场，海派得很，有小地方不可相比的地方。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就是北京人在他们眼里也是阿乡。我初到上海，小同学们当然也把我当小阿乡，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异样的态度看待我。尽管我老家在苏州市中心，跟同学反复声辩也没用。上课时，我站起来回答老师的提问，一口苏州的吴侬软语引得全班小朋友哄堂大笑，更让我不知所措，一下子从一个爱说爱闹的小孩变得沉默寡语，背上了自卑的心理包袱。这种状态在不久以后被细心的张老师给治了。那是一次期中考，老师在试后讲评时说，这次算术考试由区教育局统一出题，试题的难度比较大，同学们的考试成绩普遍下降。但是，我们班有一位同学考了满分。说到这里，她故意停顿了，全班同学都在猜测这位考满分的同学是谁，我也在猜测。不料，张老师接着说，他，就是我们的翁文樑同学。老师还让我站起来，让同学们为我鼓掌。平生第一次接受这种荣誉的我又一次不知所措了，脸和脖子被同学们敬慕的目光烤得滚烫，压抑在心头的自卑感也被烤化，自尊和自信由此而产生了。在我也上了年纪之后，我才知道这自尊和自信是人的基本人格，培养人格和传授知识两者都重要，但两者相比，前者比后者就更重要了。

张老师的课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许多内容过了46年还记忆犹新。小时候，我算术成绩好，语文成绩不好，偏课厉害。记得有一篇课文说：下了一夜雪，地上白了，树上白了，房子上也白了……。现在读起来觉得很美，简洁的文字，朴素的语言，写出了雪后大自然的诗情画意，犹如一幅凝练的国画。可当时读这样的文章觉得无聊极了，上课时常常说小话，做小动作。也许是张老师有意针对我这样的学生专门设计的教案，她给我们讲了一个祝枝山醉酒闹除夕的故事。说当年杭州城里有个人称王老虎的恶霸，横行霸道，仗势欺人，百姓有苦不敢言。祝枝山在除夕夜喝醉了酒，闯到王老虎家，在其大门上写了副春联当众奚落他。春联写道：“今年逢春好不晦气；钱物进门少有余财”。王老虎见了勃然大怒，一纸诉状把祝枝山告上公堂。人们以为号称江南才子的祝枝山这一回可要吃苦头了，没想到祝枝山在公堂之上不慌不忙，用断句的方法把春联读成：“今年逢春好，不晦气；钱物进门少，有余财”，使剑拔弩张的一件公案化险为夷，使不可一世的恶霸被奚落了还有口难辩。老师讲完故事又讲标点符号在文章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启发我们认识学好祖国语文的重要性。此后，我上语文课专心了，偏课的问题也逐渐扭转。特别是当我若干年后走上省级新闻单位总编辑的领导岗位时，我由衷地感谢张老师，有了金刚钻，敢揽瓷器活，如果我连汉语的标点符号都不能正确使用，那怎么敢担此“重任”呢。

人们常用蜡炬精神赞美老师，我的张老师是蜡炬精神的象征。她一生从教，燃烧了自己，点亮了我们这些学生。据我所知，她一辈子就在小学校里默默无闻地耕耘，没有劳动模范，特级教师，三八红旗手的头衔和荣誉，但她在我心中永远是最棒的一位老师。她言传身教，诲人不倦。她的许多教学方法在教育界值得推广。比如有一年学校组织我们去虹口公园（现在的鲁迅公园）春游，回来后老师布置我们每人写一篇游记。在作文的讲评课上，老师作了讲评，让几位写得好的同学当众朗读了他们的作品。这样的课很常规，但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听完小朋友的游记，张老师朗读了她写的游记。这让同学们都感到意外，在我的读书生涯中仅此一次。写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发生的同一春游事件，老师的文章写得好极了。我从她的文章里感悟到了该如何观察生活、发现生活，如何选材，如何提炼主题、启承转合、谋篇布局。老师的这篇游记至今都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文章。它的教学示范作用超过了我在教科书上学过的任何一篇名家范文。

　　张老师还因人制宜，因材施教。我的语文偏弱，她偏偏要我多写。暑假里我要去故乡苏州探望祖母，她知道了给我布置了一大堆作文作业，并再三叮嘱我，到了苏州要给她写信。我照着做了，没过几天就收到了她的回信，还收到了经她修改过的作文和我给她的信。这些信和作文的批卷起先我都珍藏着，可惜那年代我家住的亭子间实在太小，后来又到云南插队落户，搬来搬去都搬丢了。而今只能在这儿写上一段文字作个纪念了。

　　我记忆中的张老师还有一件非写不可的事。我上小学，是在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年代。祖国从战争和满目疮痍中才走出来，百废待兴，各种条件都很艰苦。我们凤阳路第二小学在旧社会的金国商场旧址上。它夹在南京西路国际饭店和华侨饭店之间。现在，那里可是寸金之地，当时作学校却很糟糕。我们教室的窗口靠着南京西路，8路有轨电车来来往往，钢轨上呛呛呛的噪声吵得课堂里不得安宁。课堂的楼下是北京翠文斋食品店，刚出炉的糕饼香气扑鼻，把我们这些小馋猫逗得不停地咽口水。更困难的是那年代学生多，校舍少，一个教室要两个班使用，一个班上午上课，另一个班下午上课。我们不上课的半天，被三五成群地组成课外学习小组，安排在同学家里做作业。我家住房很小，可在“72家房客”的上海还算好的，所以安排了一个学习小组。张老师每天要用半天时间到这众多的小组奔走辅导。有一天，老师到我家，见同学们都在做作业，唯有我在揉面做晚饭，因为我父母都忙着上班。张老师听说我作业还没完成，洗洗手就把我从面板上替换下来。那天的晚饭是张老师帮我做的，吃晚饭时我妈说特别好吃，可我那已有81岁的老祖母至今也不知道那天的晚饭是张老师做的。我用做晚饭的时间完成了课外作业。在我为人之父以后，这件事让我经常想起，每当我接到孩子老师要家长去学校一趟的纸条通知，我总要马上请假，放下工作，赶紧去听老师的训话，行动上毕恭毕敬，心里有点窝，好几次向自己发问，现在还有没有张老师这样的好老师。眼下教育设施先进了，教育理念更进步、更科学了，我真希望在当今什么都讲与时俱进的时候，别忘了把过去的好传统带入社会主义新时代，让张老师身上的师德师表代代相传。

　　光阴很快，转眼就过去了46年。在时间的长河里，有些人、有些往事已经沉没了，冲走了，我张老师的形象却依然存在，而且变得越来越高大，越来越美好。

　　谨以此文献给我敬爱的老师！
　
　2004年10月25日凌晨 于云南昆明

作者：翁文樑
Email:wengwl@yntv.com.cn

翁文樑先后任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兼云南经济广播电台台长、云南有线电视台台长、云南电视台副总编、云南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