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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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65年的开学典礼上，姜拱绅校长就这两句话不紧不慢地作了长篇报告，旁征博引，为我们这些刚跨进复旦附中的新生讲了许多为革命而学，为祖国而学，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学的道理。不知怎么搞的，姜校长的这些“大道理”，当年却把我们这群调皮捣蛋鬼的学习劲头鼓得足足的，同学之间，寝室之间，班组之间自发地展开了学习竞赛。班主任郑国莱老师的“每日一题”、“隔日一题”把我们的学习胃口越吊越高，引导我们把基础知识钻深打牢。卢元老师的文学讲座让我们听得入迷，恨不得一口气啃完学校图书馆的8万册图书，马上去为祖国争光。

在那天的开学典礼上，姜校长还阐述了学校的治学方针——“头年严、二年重、三年拔”。当时听得轻松，执行中却让我们领教了学海苦舟的滋味。首先是吃够了严的苦头。注册的当天，学校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几大张英语考卷，把我们这些还沉浸在录取欢乐中的新生考得大汗淋淋。学校刚开学，各课老师一连十多天，每堂课上来个小测验，考察我们的基础水平，又考得我七荤八素。最让我难忘的是语文课的第一篇作文，题目是《入学之前》。我自己感觉写得还不赖，谁料到陈玲玲老师才给我打了60分。我初中时的作文都在80分以上，老师还常常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念给同学们听。进了附中，这差一点就不及格的60分真让我受了莫大的打击。那一篇作文被陈老师圈圈点点，勾勾画画，改成了一张大花脸。作文后面，她用红笔写了一页半的评语，从开掘主题，谋篇布局到语法修辞，评得我口服心服。山外青山楼外楼，至此，我才端正了学习态度，纠正了以前以学习尖子自居的骄气和傲气。

母校的“严”还表现在许多小事上，早操、自习、夜里熄灯，都有严格的规定。记得有一天午睡时间，我们一三六寝室的四个同学贪玩，蒙了门上的玻璃，悄悄地在屋里打扑克。玩得正高兴时，突然窗外出现了班主任郑国莱老师的身影。他冲我们一咧嘴做了个鬼脸，吓得我们丢下扑克赶紧往被窝里钻。

学校里到处充满了“严”，也到处充满了爱。最让我难忘的是我们的教导主任朱本初老师。每当寒流来临，气温骤降，我们从梦里醒来就听到他扯着嗓子在宿舍楼道里反复高喊：“同学们，今天降温了，衣服多穿点”。他从一楼喊到三楼，又从三楼喊到一楼。三十年过去了，这声音还让我记得清清楚楚。可是，我们已经再也见不到朱老师了，他在动乱年代被造反派“学生”迫害致死。我在此向他表示深切的悼念。

1966年，我升高二。从那年月开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校正常的学习秩序被破坏了。姜校长和一大批受学生尊敬爱戴的老师挂上了黑牌，学校“二年重、三年拔”的治学方针作为修正主义毒草被铲除。多少诲人不倦的老师想教不能教，多少嗷嗷待哺的学生想学不能学。有人试图复课闹革命，马上被扣上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复辟的大帽子。有的同学偷偷自学英语，被发现后受到了急风暴雨的批判。然而，“二年重，三年拔”的治学方针犹如种子已经埋入学生的心田，在我们心中生根开花。当时，这宣传队、那宣传队进驻学校。他们经常到寝室检查我们读些什么书。书架上除了四卷“毛选”，其他什么书都不敢放。我们几个同学想了个对策，撬开床底下的榻榻米地板，在地下做了个书库，把数、理、化，文、史、哲等所谓的禁书尽藏其中。平时，一有空，就关起门拿出来阅读。当时，上课的时间少了，读书的时间还真不少，《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大众哲学》，以及许多中外文学名著都是那时侯阅读的。

这些是近三十年前的往事了，经历了一段动乱年代，有些往事不堪回首。曾几次回上海路过母校，想进去看看，却又没进去，生怕触景生情，勾起另一些痛苦的回忆。但是，我爱我的母校，我爱我母校的老师，我虽然在云南边疆工作，心总是常牵挂着母校，尤其是听到校友在国际大赛上获奖的消息时，我为我的母校感到骄傲，我赞叹我的母校在改革开放中治学更有方了。

（完）

作者简介：
翁文樑，复旦附中68届毕业生。现为云南经济广播电台台长、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云南省播音学研究会会长，主任记者。

此稿发表于《复旦大学附中学报》第6期（1995年12月）45周年校庆专辑　 第12页

作于2003年1月10日

作者：翁文樑
Email:wengwl@yntv.com.cn

翁文樑先后任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兼云南经济广播电台台长、云南有线电视台台长、云南电视台副总编、云南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