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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的奠基石--竺可桢
科学院网 沈文雄           于 November 12, 2004 at 21: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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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字藕舫,浙江省上虞县东关镇人。生于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在北京逝世。他从青年时代就抱定“科学救国”的理想,一生倾心血于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和科学组织工作。1949年以前,他先后创建了我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和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开辟了中国的气象事业;担任13年浙江大学校长,使浙大挺进到全国名校行列;1949年以后,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参与领导中国科学院和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尤其是开辟了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事业。他始终从科学的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先觉先行者。

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一代宗师

幼年的竺可桢正值中华民族处于内乱外侮互相交织的时代。他自幼便渴求知识,期望国家富强。1911年考取第二期庚款留美公费生后,远渡重洋,按照中国以农立国的指导思想,到美国伊利诺大学农学院习农学。毕业后,又选择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气象学作为攻读对象,进入蜚名国际的哈佛大学,先后得到硕士、博士学位。在这一期间,不仅选择了地学作为他终身的专业,而且领略了西方的科学精神,他后来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奠定了他终身坚持求是精神的思想基础。在哈佛大学期间,竺可桢又积极参加由任鸿隽、杨铨等中国留学生发起的中国科学社的各项活动,为该社出版的《科学》杂志撰写了一批文章,成为五四运动以前积极传播科学知识的先驱人物之一。

竺可桢1918年回国后,仍不改献身科教事业的初衷,应聘到武汉高等师范学校执教,而后又转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此校不久发展为东南大学。

在东南大学,竺可桢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学系,并亲自编写了地学授课讲义《地学通论》。1921年,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吾国地理家之责任》一文中明确指出:“培养一批中国地学家以调查全国的地形、气候、人种及动植物、矿产为已任”。可见,二十年代初的竺可桢已立下了在中国开展调查全国自然资源的宏图大志。竺可桢创建的地学系,含地理、气象、地质和矿物四个专业,注重自然科学基础知识训练,强调实验室和野外考察实习相结合,提倡开展科学研究,鼓励学生翻译国外有关论著。由于竺可桢办学思想明确,方法得当,东南大学地学系曾培养出我国最早的地学家,如张其昀、胡焕庸、朱炳海、吕炯、王庸等。南京从此逐渐成为我国南方的地学教学和研究中心。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决定成立中央研究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机构。竺可桢应蔡元培院长之邀,参与筹建观象台,负责气象组工作。翌年2月,出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在开创我国近代气象事业的艰苦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实现了他10年前归国时期望独立自主开展我国气象研究的夙愿。他亲自选定在北极阁建所,把中国的气象学研究和气象事业建设带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

大力开展气象台站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的气象台站建设,是独立自主开展气象预报的基础。竺可桢在1921年就发表过《论我国应多设气象台》一文,吁请各地政府予以重视。气象研究所成立后,他又提出《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认为全国设立不同规模的测候所不应少于150个。但是,由于当时财政困难,要由政府专门拨款来筹建气象台站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成立的台站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解决,一是从气象研究所有限的经费中挤出一部分,自建少数测候所;一是动员凡需要气象资料的部门(如航空、交通部门等)出资,筹建一些测候所;再一是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在竺可桢的精心推动下,从1929年起到1941年底止,气象研究所自建的各级测候所9个,合办的19个。其中如泰山、峨眉山和拉萨测候所都是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以后建立的,不但为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科学资料,也为当时中国参加国际极年观测提供了可能。

培养人才。当时在高等学校学习气象专业的学生屈指可数,而众多气象测候站的建立又需要大批专业人才。气象研究所除了接受有关单位派来人员进修、实习,以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外,竺可桢决定兴办气象练习班以满足对人员的急需。这样的练习班,从1929年3月起,到1936年12月止,先后共举办了四期。竺可桢十分重视训练班的教学工作,除由气象研究所人员和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教授执教以外,他自已还亲自编写讲义,参与授课。学员毕业以后,大部分被介绍到气象单位任职,长期以来,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成为我国气象专业的业务骨干。

促进气象事业统一发展。独立自主地发布国土上的天气预报,被认为是国家的主权之一。但是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天气预报却操纵在帝国主义者手里。在当时政府支持下,经过竺可桢领导的气象研究所和全国各方面共同努力,于1930年3月,取缔了上海徐家汇发布气象预报的顾家宅电台,开始了由中国人自主发布气象预报的历史,与此同时,逐步限制当时位于上海法租界内徐家汇观象台的业务范围。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初期,机构多元,体制紊乱,气象研究所只是其中一个方面。1931年在竺可桢努力下,由当时内政部出面召集会议,经过充分协商,通过了由竺可桢及其助手拟订的《全国气象观测实施规程》;气象研究所又编印了《测候须知》《气象学名词中外对照表》《气象电码》等工具书。此外,气象研究所定期出版的资料有《气象月刊》《气象年报》等,为互相交流情况起到重要作用。。《气象月刊》所载气象资料,几乎包括了当时国内的重要台站。以后,在他亲自主持下编印出版的《中国之雨量》和《中国之温度》两本丰富的资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的明证,是我国记录年代最久,涉及台站数量最多,质量有保证,内容最完整的降水和气温资料。此外,竺可桢还通过中央研究院于1930年、1935年和1937年先后三次召开全国气象会议,针对交通、军事、航空等部门为发展气象事业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充分商讨,并作出相应决议,使全国气象工作逐步纳入统一规范。

坚持开创性的科学研究。气象研究所首先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事业单位。创建初期虽然专任研究员只有竺可桢一人,但在他带领下,学术空气浓重,研究工作成绩蜚然。从1929年到1937年,共有20篇重要论文发表在当时出版的《气象研究所集刊》上,并与国外开展学术交流。这一时期,竺可桢有大量行政事务、科学组织工作和社会活动缠身,但却同时是他一生中科研成果产出的高峰期。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36年4月他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以前,八年时间内,他公开发表著作60余篇,其中大约有50篇是关于气象学方面的论文。《中国气候区域论》、《中国气流之运行》、《论新月令》和《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杰作。这些论文如同他的博士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一样,被后人视作为我国近代气象学奠基的科学论文。

正由于竺可桢为推动我国气象事业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以无可争辩的学术带头人的身份,于1929年12月第五届中国气象学会年会上当选为该学会理事长。

竺可桢出掌浙江大学以后,对气象研究所各项工作仍关怀备至,许多事情仍需要他过问,中央研究院也要求他在气象研究所兼任所长。直到1946年底,在他坚辞之下才卸掉这一职务,由他的学生赵九章接任。

领导浙江大学在困厄中崛起

1936年4月,竺可桢调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直到1949年4月离开学校,渡过了他历时13年充满了艰辛而又成效卓著的校长生涯。

浙江大学前身是求是书院,创立于1897年,是我国最早自办的新式高等学堂之一。到1936年,已有文理、工、农三个学院,16个学系,入读学生500余人。和国内同类学校相比,浙江大学属于地方性国立大学,当时并未进入名校行列。在前任校长实施法西斯化而学潮迭起的情况下,蒋介石为了装点门面,决定委任竺可桢为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为就任此职事,曾犹豫再三,主要是不愿意离开已经做出显著成绩的研究工作岗位,又顾虑办好一个大学,事务繁杂,必须同官场打交道,而这正是他不愿意的。但他也意识到,中国社会教育问题众多,办教育者风气不正,如果自己采取明哲保身主义,则不利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于是,他在蔡元培以及众亲朋好友和学生的支持下,决心暂时离开研究所一段时间,毅然挑起大学校长的重任。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在全校学生大会上第一次发表讲话,表明了他办学思想的主旨。他指出:“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借中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培养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需要。”他一再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作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他为“领导人才”提出了四项条件,即:(1)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2)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3)明辩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4)健全的体格。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竺校长对学生要求严格,对新入学的学生注重人生观教育。他在和新生谈话时提醒大家:“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竺可桢为这两个问题提出了答案。他说:“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在竺可桢看来,当时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是能“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要能担负起“拯救中华”的重任。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此。

竺可桢根据自己的教育思想,对浙江大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强调民主办学,废除军事化管理制度。竺可桢赴任后,首先改变了前任校长郭任远执行的“大学军队化”的方针,撤销了由郭任远自兼处长的“军事管理处”,另建立训导委员会,为学校实施民主管理创造条件。学校不设副校长,但他并不独揽权力,而是以校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凡重要规章制度,经费预算、聘任、晋升、招生、课程设置等重大问题,概由校务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审议决定。而校务委员和各专门委员会主任都是由他遴选作风正派、在学校中有威望的教授担任。按当时教育部的规定,大学训导长一职必须由国民党员担任,但竺可桢认为应以“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所钦仰而能教课者为限”,以此先后选派深得学生拥护的费巩和苏步青教授担任训导长。

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竺可桢长校之后一再明确宣布:“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为了加强教授阵容,充分发挥教授的灵魂作用,他特别注重做好两方面工作。其一是在国内外千方百计网罗人才,凡有真才实学的学者,竺可桢都要想办法请来学校执教。他“三顾茅庐”恭聘国学大师马一浮,礼请邵裴子,在当时被传为佳话。在海外留学归来有才华的学子,不问是国内哪个学校毕业,都委以重任,如年仅28岁的谈家桢,26岁的吴征铠都被聘为教授。对浙江大学的毕业生,启用时却相对较严。其二是使大学教授有职有权,从各个方面调动他们搞好教学工作的积极性。苏步青教授先于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任职,原来对竺校长能否把浙江大学办好持观望态度。他从竺可桢办校的一系列措施中,特别是有感于竺可桢对他家庭生活体贴入微的照顾,明显地感受到校长对同事的厚爱和对事业的一番苦心,从而迸发出教学和科研工作极大的积极性,一直是学校各方面工作的依靠力量。遵从竺可桢倡导的重才求贤的正确方针,当时浙江大学集中了一批知名教授,虽然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十分艰苦,但能同心同德,真正做到“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强调通才教育。对招收新生采取宁缺毋滥原则,对一年级学生,加强数、理、化、中文和外文课程,同时又将中国通史等社会科学课程也列为必修课;为了达到打好基础的目的,竺可桢动员了苏步青、王淦昌、谭其骧等许多知名教授为一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在减少各系专业必修课的同时,鼓励学生按各人所长选修其他课程;有的系还规定学生要选定辅系。例如物理系学生有的以生物系为辅系;机械系学生有选农学的,等等。其目的是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使学生毕业后能应付多方面工作的需要,适应科学技术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势。

注重学术研究,科研和教学工作互相促进。竺可桢以朱熹的诗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比喻科研和教学的关系。在他亲自带动下,全校师生科研活动蔚然成风。当时浙大一批教授的研究成果如王淦昌的核物理研究,钱令希的余能定理及其在悬索桥设计上的应用,蔡邦华的昆虫学研究,贝时璋的细胞学研究等,在国内外都赢得了很高声誉。在全校浓厚的学术氛围中,高年级学生也积极参加。例如数学系的“数学研究”为四年级学生的必修课,每周举行一次,教师严格要求,学生认真准备。学术讨论大大拓宽了课堂上的教学内容。当时的浙江大学,经常有以各种名义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和报告会。在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回首过去,许多人仍留恋这段难得的经历,把它称之为自己科研工作的“黄金时代”。当时任英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李约瑟,称浙江大学为“东方剑桥”,其根源即出于此。

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战争年代渡过的,学校被迫西迁,四易校址。竺可桢上述的教育思想和各项措施是在颠沛流离五千里的过程中实施的。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大学基本上实现了原定的教学计划,图书仪器大体上保存完好。而学校的规模非但没有缩小,相反有相当的扩大。浙江大学由战前工、农、文理三个学院,到抗战后期已发展为理、工、农、文、法、师范六个学院。到建国前夕又增加了医学院,共7个学院,30个学系。在竺可桢领导下,浙江大学在困厄中崛起,成为全国的几个名牌大学之一。

1938年11月19日,根据竺可桢的提议,浙江大学校务会议确定以“求是”为校训。竺可桢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把“求是”解释为“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根据自己的处世经验,提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作为“求是”的行动准则。 “求是”,实际上成为办好浙江大学的思想路线,对塑造大学生的道德品质起到了主导作用,也是指导浙江大学各项工作取得成功的思想保证。

竺可桢领导浙江大学取得成功,还在于他时时处处起着示范作用。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暂时落脚后,他立即又往西寻觅下一步学校安顿、发展的地方,岂料短短时间内,他的发妻和爱子因先后染上痢疾而病故。这对竺可桢家庭生活来说是个严重的打击。但丧妻失子之痛并没有动摇竺可桢办好大学的决心,在处理完丧事后,又继续为公务而奔波。他对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充满了爱心,凡是家庭有了困难或发生变故的,他都亲自过问处理,因此,深得全校同仁和学生的爱戴。有了这么一位具有凝聚力的校长,全校的决策,都能实现令行禁止。

浙大西迁5000里,其行进方向,与前不久红军长征路线大体相同,后人因而也有称其为“文军长征”的。这支文化队伍,对于有利于民族文化保护和社会发展的事,都会尽力而为。在撤离杭州的时候,竺可桢克服了很大困难,把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共三万六千余册,转辗运到贵阳,抗战胜利后,又搬回杭州,保住了这份国宝。学校在江西泰和暂留时,竺可桢发动师生在做好教学工作之余,帮助地方上修筑防洪堤,兴办垦殖场和学校,为当地人民做了好事,撒下了科学和文化的种子。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终于取得最后胜利。随着蒋介石挑起内战,全国各个大学为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风起云涌。浙江大学于1947年10月,终于爆发了学生于子三被捕且被杀害在监狱里的悲剧。这个事实进一步促使竺可桢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真实面目,同时也破灭了希望政府支持教育、科学事业的幻想。他根据“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行动准则,毅然站在学生一边,谴责当局迫害学生的法西斯暴行。在当时政治形势下,竺可桢感到要继续办好学校实在力不从心;同时他又向往他的科研事业。在人民解放军隆隆的炮火声中,他决意向当时政府辞去校长的职务,离开了他潜心操劳13年之久的浙江大学,去迎接新中国的黎明。

为科学院大厦奠基石

竺可桢于1949年4月离开杭州赴上海后,迎来了上海的解放。当他在6、7月内几次听到周恩来、陈毅的讲话以后,不但领略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更体会到党对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视和对中国知识分子寄予的厚望。他在5月27日,即上海解放后第三天的日记中曾写到“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这一段话,充分表现了竺可桢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态度和一个科学家的责任心。1949年7月,竺可桢到北京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会后,他率队到东北参观,所见所闻,更使他信心倍增,从而决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贡献自己力量。

鉴于竺可桢的学术水平、政治态度以及在国内学术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经1949年10月16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决定,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按照当时中国科学院领导班子的实际情况,自然科学方面的实际责任,按专业分工,比较多的便自然落在竺可桢以及稍后被任命的吴有训副院长的肩上。

从1949年11月1日建院起到1956年,是中国科学院初兴时期,也是竺可桢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按照中国科学院党组意图,对中国科学院全面建设贡献比较大的时期。

建院之初,竺可桢兼任计划局局长,副局长是钱三强。摆在他们面前的最紧迫任务就是要尽快在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旧有机构的基础上组建新的研究机构,为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

接收旧机构的工作先从北京做起,由中国科学院通知在北京的原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及静生生物调查所,明确正式归属关系,然后由竺可桢或陶孟和陪同郭沫若分别到各研究所和全体研究人员见面并征求意见。与此同时,竺可桢又相继访问了清华、北大、燕京诸校,广泛征求他们关于办好中国科学院的意见,了解有关科学领域在学术上有造诣的科学家人选。如果其中有的人选还在国外,则商定争取归来的具体办法。这项工作告一段落以后,竺可桢与陶孟和又同赴南京、上海,继续进行调查,为最后确定中国科学院下属第一批研究所的建制做了大量的工作。

针对当时一些研究所研究课题有重复,有的派系纷繁,成见较深的实际情况,竺可桢和许多科学家促膝长谈,互通心声。他以诚待人又坚持原则的工作作风曾感动了不少人。竺可桢在调整工作中提出三项原则:其一是把调查的重点放在性质上有重复的研究所,明确如何归并的具体方针;其二是强调科学院科研工作的计划性和集体性;其三是突出重点,予以特别支持。

在确定研究机构改组方案的过程中,反映出竺可桢顾全大局的高尚品格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前中央研究院的气象研究所,是竺可桢自1928年起苦心经营发展起来的研究所,不仅对我国近代气象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国际上也有较高学术地位,成为旧中国有重要影响的研究单位之一。中国科学院成立后,竺可桢完全可以使这个研究所保留下来,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根据当时学科的发展状况、国民经济实际的需要和所内一些科学家的愿望,他主张扩大成立为地球物理研究所,把气象学研究只作为其中一个研究室来设置。后来的发展实践证明,这样做非但没有削弱气象学的研究,还由于密切了大气物理学和其他固体地球科学的联系,使大气物理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竺可桢在领导中国科学院发展新中国科学研究事业时,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即中国科学院在发挥自身优势时,必须加强和高等院校及各产业部门的联系。1949年12月19日召开科学院办公会议时,竺可桢提议成立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或称部院委员会,以协商院外各部门之间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它的任务是在有关政府部门派员参加的情况下,找出迫切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一部分由科学院负责去做;另一部分则可交与合适的部门去做,以免造成研究工作的重复。竺可桢又于1949年12月23日代表中国科学院参加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会上发言表示,中国科学院希望与教育部门加强联系,建议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到高等院校去兼课,把最新研究工作成果渗透到教学工作中去。竺可桢的这些主张对于密切中国科学院与高等院校和产业部门的联系曾起到积极作用,地球物理研究所和中央军委气象局(今国家气象局的前身)的密切合作就是一个范例。这两个单位,前者侧重理论研究,人才济济;后者是中国气象事业的主管部门。当时地球物理研究所派出陶诗言、顾震潮等高级研究人员,和气象局共同建立了联合分析预报中心和联合资料分析中心,对奠定和发展我国气象预报事业起到了很大作用。

竺可桢历来重视人才。建院初期,他从多方面着手,为中国科学院凝聚研究力量。

首先,院计划局对全国自然科学方面人才进行了调查。根据各方面专家的推荐,当时有相当学术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为865人,其中174人还在国外。经竺可桢和其他院领导共同努力,争取了一批具有相当学术成就的科学家先后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他们中间有童第周、曾呈奎、贝时璋、庄孝僡、蔡邦华、戴芳澜、汤佩松、殷宏章、潘菽、裴文中、王淦昌、汪德昭、庄长恭、王葆仁、虞宏正、叶渚沛、尹赞勋、黄秉维等。就象当年在浙江大学努力延聘有学术威望的教授一样,竺可桢为了敦请这些科学家来院工作,曾倾注了不少心血。当时有些科学家在大学里工作,他曾和教育部领导反复协商,大力争取。有的成功了,教育部门同意调出,如童第周、曾呈奎等;有的被教育部婉拒,没有调进科学院工作,但一直和竺可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例如苏步青等。为了争取尹赞勋来科学院,他曾几次拜访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最后终获同意。当汪德昭、叶渚沛等从国外归来时,竺可桢自费设宴为他们接风,向他们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科学院的性质、任务,动员他们到中国科学院参加研究工作。

为了充实新中国科研人员力量,竺可桢还亲自出面发出函电,延请在海外他的故交或学生中有成就的学者回国参加建设。在他号召下,有的很快即踏上归途。成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力量的骨干,例如姚錱、施履吉等。

为了弥补科学院研究力量的不足,竺可桢倡导高等院校的教授来研究所兼职,担任专门委员会的委员,在研究方向任务和人员培养方面帮助科学院工作。他还认真组织实施科学院和高校共同组建研究机构,例如在北京大学建立植物生理研究室,请当时的北大教授汤佩松主持;通过侯光炯教授,在西南农学院设立西南土壤研究室等,对推动基础研究起一定作用。

竺可桢更对年青科技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很大心血。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主张多派青年科技人员到苏联深造,或随专家一起赴苏联及东欧国家考察、进修。他本人出访苏联和东欧国家时,总是向我大使馆详细询问中国科学院派去留学生的学习成绩,并与他们会见,或进行个别谈话,或举行座谈会,或要他们陪伴参观,担任翻译,从中对留学生的业务水平进行考察。曾担任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所长的谢自楚,就是在当时竺可桢访苏时的建议和鼓励下,选择了冰川研究专业,后来成长为我国较早从事冰川研究的年青学者之一。

对于刚分配来科学院的大学毕业生,竺可桢总是要与他们见面,向他们作建国前后的对比,展望中国科学事业的未来,介绍中国科学院的情况,对年轻人提出殷切希望。1954年8月,当年第一批大学毕业生80余人来科学院报到,竺可桢和他们作了近三小时的谈话;同年还有第二批大学毕业生83人,因交通被洪水所阻,延期到北京。报到后,竺可桢又与他们作了同样的讲话。就如同30年代浙江大学新生入学时,竺可桢校长一定要对学生进行国家前途和青年人的任务的教育一样,让大学毕业生一踏进新中国的科学大门,就立即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根据当时政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应该计划与指导全国科学研究事业的精神,中国科学院十分注意地方科研工作的发展和新学科研究机构的设立。前者是为了更好地为当地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后者是为了进一步推动新兴学科的发展。竺可桢为促进这两方面工作不遗余力。

西北地区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一左右,地下资源十分丰富,是我国经济建设潜在力量很大的地区。竺可桢曾于1954年去黄河流域亲自考察一个多月,实地调查了水土流失的严重情况。这次考察对竺可桢震动很大,他亲眼看到黄河中游不少地区滥垦滥伐,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他认为,水土保持工作应该是“面”的问题,而不是线或点的问题。人类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如果不采取相应措施,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有鉴于此,中国科学院必须把黄河全面开发及根治黄河问题作为一个长期的重点工作。这也是较早建立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的一个原因。竺可桢于1953年12月、1954年6月,两次前往西安,与西北地区行政领导商议西北分院建院方案,决定在陕西武功首先建立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即今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的前身),以适应治黄的需要,接着于1954年在沈阳又成立林业土壤研究所。以后,在竺可桢的提议和指导下,在兰州又设立了一系列的研究所,使兰州成为我国重要的地学研究中心之一。其中有些研究工作,如沙漠、冰川研究,后来都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

竺可桢密切注视着国际上当代科学发展的动向。建国初期,他深感到旧中国海洋科学事业的落后。他经过一番努力,得到教育部门的支持,首先将山东大学的童第周、曾呈奎教授调来中国科学院,由他们会同原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张玺共同主持成立海洋生物研究室,在此基础上很快发展成为多学科的综合性海洋研究所,为发展我国海洋科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64年国家决定成立国家海洋局,统一管理海洋资源调查和开发研究工作,竺可桢对此举十分支持,从全局出发,同意将当时原属中国科学院的一部分海洋研究力量划归新建的国家海洋管理部门;但是他又考虑到国家海洋局和中国科学院的性质、任务不尽相同,不同意将中国科学院所有海洋研究机构统统划归国家海洋局的主张。为了坚持海洋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不被削弱,他直接向当时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同志陈述意见,中国科学院的海洋研究所和南海海洋研究所因而得以保留。

为了使科学研究服务于国家边缘地区建设,中国科学院于1951年5月派出了西藏科学工作队。经竺可桢精心组织,选派了以地质学家李璞为队长,大地测量学家方俊为副队长,共有48人参加的考察队伍,进行了地质、地理、生物、农业、社会、历史、语言、文艺和医药等内容的考察。这是西藏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多学科科学考察。在取得了初步成果后,于1952年6月又派出土壤学家李连捷率领的农业科学家共11人再次进藏。此外,根据国家在海南岛、雷州半岛和广西南部发展橡胶种植的要求,竺可桢组织了由多学科科研人员组成的考察队参加调查,这些调查标志我国早期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的开始。

由于综合性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在竺可桢的组织下,一些新的研究所经过调整不断形成。例如,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土壤研究室的基础上,新建立了土壤研究所;在地理研究所测量室的基础上建立起武汉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在原植物分类研究所的基础上,增加了植物生态、植物形态与细胞学、古植物学、植物化学等研究领域,成立了综合性的植物研究所;在菌种保藏委员会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微生物发酵研究室的基础上,吸收了北京农业大学的有关部分,建立了微生物研究所,等等。位于兰州的冰川冻土研究所和沙漠研究所更是在竺可桢的亲自过问下建立起来的。此外,有的研究机构是在竺可桢学术思想指导下建立的。竺可桢素来重视并直接参加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他认为,历史上的科学资料不但可以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且还可以帮助基础科学的理论研究。有鉴于此,在竺可桢的提倡和组织下,由第三历史研究所(即近代史研究所)和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人员,从5600多种地方志,2300多种诗集里,收集到从公元12世纪到1955年我国有记载的地震近万次,再加上1900年以后国内外地震仪器实测所得记录,汇编成《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和《中国地震目录》,作为地震学研究的参考。在此基础上又编制出地震烈度区划,直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为了开展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在他倡导下,中国科学院先成立了包括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和各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经常开展学术讨论活动。在此基础上,于1957年正式成立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对于推动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有着重大作用。

资源考察事业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从1956年到1966年,这是中国科学院的大发展时期。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决定加强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同年5月,张劲夫、裴丽生、杜润生、谢鑫鹤等一批领导同志受中央政治局的指派来中国科学院工作,中国科学院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由于领导力量得到加强,这10年中,竺可桢的精力主要放在推动和组织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工作方面,他的足迹几乎遍及除西藏和台湾两个省区以外的许多地方。

1957年是我国进一步开展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的一年。这一年按照苏联科学院的建议全面开展中苏合作,除继续进行新疆和黑龙江流域的综合考察以外,同时组队进行综合考察的还有:以考察云南热带生物资源为主的云南生物考察队;以盐湖的综合调查和开发利用为主要任务的柴达木盆地盐湖科学调查队等。在开展综合考察过程中,从实践中提出一些问题,急待明确。主要是中国科学院组织的综合考察工作究竟是什么性质,与有关各业务部门的关系如何?要不要建立起类似苏联科学院的生产力配置委员会?竺可桢认为,自然资源综合考察是了解自然的一种科学工作,它要组织起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从多方面进行比较论证,提出多种方案,供计划部门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产生经济效益作为决策根据。他一再强调,综合考察工作首先是认识自然,然后才有可能利用自然;而这项工作必须将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通过综合研究才有可能取得科学的结果。考虑到当时综合考察工作的科学力量分散在各个部门,竺可桢建议中国科学院有必要正式成立综合考察委员会,对内专门领导和协调各个考察队和学科的工作,对外与各部门在综合考察、资料汇总并综合研究方面进行充分合作。他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综合考察的科学力量分散在包括科学院在内的各个部门,我国不必成立生产力配置委员会。1957年6月18日举行的第三次院务常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竺可桢关于加强综合考察工作的建议,正式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任命竺可桢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

综合考察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竺可桢作为这项崭新事业的奠基人载入史册。三十几年来,综合考察委员会虽然在名称、建制和机构内涵上有所变化和发展,但是我国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工作始终沿着竺可桢奠基时指明的研究方向前进。

从1957年起,竺可桢以更多时间,亲自参加边远地区的野外考察,以取得第一手资料,更好地指导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工作。

早在1954年,中国科学院与林业部曾合作进行过华南热带作物资源考察,以发展橡胶林为主要任务。竺可桢为此也做了不少工作。1957年2月19日到3月9日,竺可桢会同中国科学院和林业、农业部门的有关专家罗宗洛、吴征镒、李庆逵等,与苏联科学院的七位学者一共40余人,共同考察了海南岛和雷州半岛的橡胶和其他热带经济作物的发展状况,在海南岛16个县市中,足迹遍及了12个。

竺可桢认为,海南岛地处热带,有着极其宝贵的热带气候资源,主要是高温多雨,必须予以充分利用。要开发这个地区,就必须适应并保持原有自然状态的生态环境,使之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即便要调整生物地理群落的结构,必须建立在了解群落演变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他指出,在海南岛和雷州半岛,焚毁森林,挖掘草皮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只能使天然森林演变成石田沙荒,最终破坏了热带生物资源,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他强调指出,要改造自然,必须首先了解自然,要改造橡胶的习性,必须首先了解橡胶的习性,在海南岛应当加强热带作物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定点观测实验。在没有了解并掌握橡胶生活习性以前,就大举进行橡胶北移是会招致失败的。针对雷琼地区严重缺乏具有一定水平的科技人员这一事实,竺可桢随后于3月11日在广州召开的华南热带资源开发科学讨论会上,建议在海南岛就地设置热带作物研究机构。一年后,他接到设在广州的农垦部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所长何康的来信,说他的建议已被采纳。

1957年7月。竺可桢又率领中国科学家16人,会同苏联科学院生产力配置委员会主席涅姆钦诺夫院士为首的苏联专家22人,用一个月的时间,沿黑龙江而上,对两岸中苏两国境内11个城市进行实地考察,提出了黑龙江水力资源开发的第一期工程建议。

1958年8月下旬,竺可桢到兰州主持了甘青综合考察队的工作汇报会,听取了这个地区综合考察情况报告后,于9月初赶到了乌鲁木齐市,进行他生平第一次的新疆之行,逗留了近一个月,直到10月初才回到北京。这次在新疆,行程超过了四千公里,除阿勒泰外,足迹已遍及全疆。竺可桢沿途所经,或和中苏科学家直接进行野外考察、挖土壤剖面,测量湖水温度;或深入农舍访问,了解当地生产现状和发展潜力;或参观历史遗迹,推断当地自然条件变化和生产的兴衰,以古论今,对将来经济发展提出意见。他这次深入新疆腹地,主要以吉普车为交通工具,经常日行500余公里。他以地理学家敏锐的眼光,注意到在天山的赛里木湖,四周山上未见积雪,以后他查考到南宋时代邱处机曾于10月经过赛里木湖时,周围“雪峰环之,倒影湖中”。从而推断中国十二、三世纪时,天山的雪线大致比现代要低200—300米。他了解到维语克拉玛依是黑油的意思,不仅实地考察了油田里的黑油山,而且在南疆也十分注意石油的蕴藏和当地人民采油的经验。他将沿途所见所闻,择要记入自己日记,共得三万余字。回到北京以后,以《新疆记行》为题,发表文章,热情宣传新疆有利的自然条件和发展潜力,讴歌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动情景。

1959年,竺可桢又几次进出我国西部几个沙漠地区,实地指导了几个沙漠定位试验站的工作。在他直接领导和组织下,以中国科学院治沙队为主体的治沙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我国西北部地区的大沙漠。除了在内蒙古的磴口、宁夏的沙坡头、甘肃的民勤、陕西的榆林等六处建立了综合试验站以外,还深入到塔克拉玛干、巴丹吉林、毛乌苏沙漠、河西走廊西部戈壁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揭开了中国人民大规模科学治理沙漠的新纪元。

我国水土资源在空间上分布不均匀,按当时的统计,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径流量占全国82%,而耕地仅占38%;黄淮海三大流域的径流量仅占全国的6.6%,而耕地却占全国的40%,每亩耕地平均占有的水量只有全国的16%;以西北、华北而言,耕地占全国的51%,而径流量仅占全国的7%,这种南方水多而耕地少,北方水少而耕地多的局面必须改变。竺可桢在组织南水北调综合考察过程中,希望能选择一条合理的路线,在适当地段引长江水注入黄河,以丰富黄河水源,满足北方地区农业生产的需要。他曾于1960、1961年两次到四川西部甘孜阿坝地区及云南境内,深入长江各支流的上游,实地了解当地自然条件、农牧业生产概貌以及人民生活状况。通过考察,初步认为从长江支流雅砻江引水,穿过巴颜喀拉山口注入黄河是比较合宜的路线。二十几年过去了,关于南水北调工程的论证仍在东西两边深入进行。由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派出的又一支考察队,于1988年5月17日从兰州出发前往雅砻江上游进一步考察并踏勘引水路线。按他们计算,如果按竺可桢原来设想引水,引水工程全长约200多公里,工程完成以后,可使黄河上游的水量增加180亿立方米左右。

竺可桢以70岁高龄身先士卒,在野外考察中,谢绝对他的各种照顾,甚至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为了取得直接的认识和第一手资料,他都要亲自观察各种自然现象。在黑龙江流域考察原始森林时,他拨开丛生的杂草,不怕蚊蝇叮咬;在黄河中游地区了解黄土高原的侵蚀情况时,在浊流中乘坐小船顺流而下,曾几次因船只搁浅漏水而遇险;在川西高原勘察南水北调引水路线时,忽而攀登4000米以上高山,时而又降到河流谷底,面临着随时有可能发生洪水、泥石流、山崩、滑坡的风险;在新疆,越野汽车曾几次在戈壁滩上受阻,有时就在汽车内宿夜。他这样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精神,成为一代代科学考察工作者的榜样。

竺可桢在各处参加考察时,对于乱伐森林、开垦种植的情景极为注意,深感生态环境被破坏的严重性。在黑龙江考察时,他从苏联海参葳沿江而上进入我国黑龙江省,经绥芬河回到佳木斯,他发现在苏联境内森林茂密,但进入我国境内森林则荡然无存,尽是童山濯濯。在同样自然环境下,地表覆盖形成极大反差。在西双版纳,当地刀耕火种现象十分普遍,白天烟雾弥漫,夜间火光熊熊,令人触目惊心。这里由于大面积开垦,同样造成水土流失严重。在海南岛的一些地区,由于滥砍乱伐,当时除了椰子和胶树外,看不到比碗口更粗的树木,远处山岳呈灰黄色,颇像华北干旱地区的荒山。而公路两旁的农作物,又是疏疏落落,大片平坦的沙漠地上长满了矮小的荆棘。在新疆、宁夏,他曾遇到不少来自浙江省绍兴一带的移民青年,虽然乡音亲切,却引起他严重不安。一个专区来了数千名外地青年,大面积垦荒,除了加速破坏草地以外,在年青人的心灵上免不了打下大漠风沙猖獗的烙印。在河西走廊,他亲眼看到植被破坏的情景。兰新铁路上的红柳园本以长满红柳而著名,但是1965年夏天他在那里见到红柳被大量砍伐,每年要割一千多万斤。他在行程中亲眼看到,每半小时就有7辆卡车,满载红柳扬长而去。红柳是固沙植物,割去红柳风沙立即飞扬,并不断进袭农田和村舍,连世界艺术宝库敦煌千佛洞也濒危流沙的包围之中。竺可桢曾在各种场合不断呼吁,希望各级政府要重视生态环境,切忌滥垦滥伐,防止水土流失和风沙加剧。他曾明确地指出,在年雨量不足350毫米的干旱地带,超过35°坡度的山坡上以及河流的上游地区应该绝对禁止垦荒。但是在那任意夸大“人的因素第一”的时代,如同马寅初提出要节制人口却遭到批判一样,他的建议也不可能得到重视。

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工作是在我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过程中兴起的,是我国科学事业中的新兴部分,不仅需要在理论上和科学实践中不断进行总结,还应该在工作中注意培养青年人,建立一支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资源研究队伍。在竺可桢倡导下,当时综合考察在进行过程中(如治沙队)或阶段结束(如黑龙江队)都要举行不同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及时出版学术著作。新疆综合考察队考察工作结束时,发动全体队员,全面整理各项资料,编写出十几种专著,形成了《新疆综合考察丛书》,竺可桢亲自为丛书写了序言。在当时,各考察队大都实行一年三分之一时间在野外实地考察,三分之一时间对考察所得资料进行科学总结,另有三分之一时间用于科研人员的理论研究。竺可桢常是直接指导他们的工作和学习,亲自参加他们的论文答辩会。由于方向明确、措施得力,长期从事野外考察工作的年青科技人员迅速成长起来,科学素质不断提高。像第一批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获得者、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孙鸿烈院士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提倡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竺可桢也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吹起号角来向沙漠进军”,号召广大“地理工作者应该是向地球进军的先锋”,还提出“让海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等。与当时主流风气不同的是,他不是搞浮夸,在“敢”字当头后面的是实干。竺可桢提出一系列目标明确的研究任务,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工作方针和措施,有力地带动若干学科的发展,填补了空白,为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全面繁荣打下了基础。

首先,这些科学研究一定要结合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强调为生产服务。例如:向沙漠进军,他明确指出:沙漠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以治理为主,主要在“治”字上大做文章。沙坡头搞铁路防沙研究,在民勤搞农田防沙的研究,都是从任务出发的,必须投入大部分力量在应用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但也要搞一些必要的基础理论,如关于风沙地貌的研究内容,主要是研究沙漠中沙的形成和来源。他在评价冰川学的发展时指出:冰川学是两年来发展起来的新学科,较全面地调查了祁连山、天山冰雪资源的分布、类型、特征、结构构造、运动和储水量,并作出初步估计,提出了开发利用冰雪资源的初步意见,进行了小规模融冰化雪试验。1959年,在河西走廊融冰化水二千万立方米,对农业灌溉有一定帮助。总之,他认为对干旱区的改造,冰川和沙漠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他一贯主张要利用自然,必须首先认识自然。为了认识自然,必须到大自然中去,到野外去。作为第一步,研究所应该建在靠近前线的地方。他说:“冰川冻土沙漠都是以大自然为研究对象,要认识这些自然现象和掌握自然规律,工作重点就得放到野外去,主要的工作应该放到现场去做。”在他倡导下,原属地理研究所的沙漠研究室迁往兰州,和原在那里的冰川冻土研究室合建成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为研究高原气象,从地球物理所分出一部分研究人员到兰州,成立地球物理研究所兰州工作站;又将地理研究所地貌、地图研究的一部分研究人员派往成都,创建地理研究所成都分所,以针对我国西南地区山地利用和山地灾害的实际,将山地开发和山地灾害防治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些组织措施,针对我国自然条件的特点,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中国科学院比较完整的地学研究体系。竺可桢又强调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选择自然条件有代表性的点,实行点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我国幅员辽阔,面的考察难以完全深入,可以在点上进行观测实验,然后推向全面,这样也可以推动研究工作由定性往定量方向发展。他在《十年来的综合考察》一文中指出:“在考察方法上应强调点面有机地相结合,通过面的广泛活动来了解情况,发掘问题,通过点的深入研究来解决问题,取得经验。”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宁夏沙坡头固沙试验站、天山冰川观测试验站等,都是中国科学院最早建立起来的野外定位观测试验站,今天已经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对沙漠学、冰川学的研究,对当地国民经济建设,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明确地认识自然,竺可桢还要求在地学研究中引进数理化方法,及时采用有关新技术,例如可利用航空物理探矿,以飞机进行大面积考察等。他曾经以治沙工作为例,指出采用新理论、新方法在地学研究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说,“治沙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应该充分地应用尖端科学的理论和新技术的方法,如空气动力学可以应用在航空和导弹上,也可以用在研究沙丘的形成和移动的规律上。原子反应堆产生的同位素可以应用在工业农业和医学上,亦可应用在测量沙面的湿度和促进沙生植物的生长。”

第三,要大力进行科学普及工作。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是一项群众性的事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休戚相关。竺可桢既注意总结群众改造自然的经验,吸取其中科学的合理的部分,更要求不断将科学研究成果向群众宣传推广,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共同参加改造自然的斗争。从1957年开始到60年代初,他根据自己在野外考察所得,先后公开发表了《雷琼地区考察报告》、《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地理工作者应该是向地球进军的先锋》、《新疆纪行》、《让海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改造自然是我们的历史任务》等文章,深入浅出,既是科学论文,也是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科普文章。1960年他还为青少年撰写了《向沙漠进军》一文,得到青少年读者的热烈欢迎。由于文章深入浅出,科学内容丰富,说理透彻,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中学语文课程的范文,被公认是进行科学普及教育的优秀教材之一。

竺可桢作为中国地理学会和中国气象学会的理事长,十分注意发挥学会的作用,以促进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学术交流,注意为生产建设服务,推动学科的进展。当时学会的学术交流活动十分活跃,每年都有一次综合性的学术年会。对于这种学术活动,竺可桢都亲自参加筹备,从确定会议的主题到论文的选择,他都要提出意见。特别是对于中国地理学会当时的工作方向,他认为地理学是一门面向各个自然要素和整个地理环境,综合性和地区性很强的科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定要利用这一特点来开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研究工作。在每次学会召开的会议上,他或者专门报告,号召气象工作者和地理工作者向大自然进军,努力解决生产实际提出的各种科学问题;或者是根据他自身研究所得,提出学术论文,引导学术界进一步讨论。竺可桢《中国的亚热带》一文,就是在1958年8月进行的中国气象学会扩大理事会上提出的。他针对当时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亚热带划分的概念不一,提出中国亚热带的北界应是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是在1963年11月中国地理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暨综合性学术年会上提出的,为地理学研究农业问题并为农业生产服务,提供一个范例。竺可桢为学会工作倾注了很大心血,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长期以来,他每周二上午必到地理研究所定时办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和当时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黄秉维和副秘书长瞿宁淑讨论学会工作。

建国以来,他看到新中国建设欣欣向荣,科学事业蒸蒸日上,从亲历实践中体会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科学事业才有灿烂辉煌的明天,也只有把科学事业与党的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自己从青年时代起树立的发展科学、振兴中华的理想。1962年6月4日,他被接受为中共预备党员。郭沫若在会上送了一首词给竺可桢,作为入党留念。词曰:“雪里送来炭火,炭火浑似熔钢。老当益壮高山仰,独立更生榜样。”入党后,他在工作中更自觉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中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总方针以后,他除了在工作中积极贯彻外,还率先研究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气候问题,系统地总结了物候学的理论。

1963年1月,他在中国科学院党组扩大会议上作了长达一小时半的有关我国农业问题的发言。是年夏天,他利用休假时间,整理了过去在各地考察所得和其他科学家汇报工作时的科学资料,撰写成《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这篇文章从我国自然条件的实际出发,就温度、雨量和太阳辐射三个气候因子,充分论证了我国粮食生产的有利条件;但又尖锐地指出,如果违背自然规律,肆意进行开垦,必然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此文立论严谨,判据翔实,说理透彻,发人深省,是一篇讨论农业问题难得的好文章。论文首先在当年11月中国地理学会在杭州召开的学术年会上提出,在地理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均全文在内部刊物上发表,要求科技部门和农业部门认真学习。毛泽东从国家科委编印的内部刊物《科学技术研究动态》174期上读到了此文。1964年2月6日,他邀约竺可桢、李四光和钱学森谈话,向竺可桢当面询问了气温和太阳辐射等问题。

陶孟和副院长于1961年4月在上海逝世以后,由竺可桢继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主任,分管科学出版社和图书馆的工作,这给竺可桢繁重的工作中增加了新的任务。他在通常情况下,每逢星期四上午必到院图书馆和科学出版社办公。对于图书馆工作,他注重两件事:一是尽力增加图书,发展馆藏,使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能发挥中心图书馆的作用,为全院的科学研究服务。他曾亲自为此向院领导以至向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呼吁,要求外汇给予一定保证。二是抓图书馆阅览制度建设,加快图书的流通,避免图书在少数人手边积压太久,影响图书作用的发挥。

科学出版社是全国出版科学论著比较有影响的出版社之一。由于出版任务重,所属印刷厂设备条件差,图书、期刊的出版周期较长,远远跟不上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竺可桢主持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后,首先充实了委员会的人选,文化部主管出版业务的胡愈之副部长,全国科协书记处候补书记黄继武及院外科学家黄汲清、王竹溪、唐有祺等均为委员,借以沟通上下左右关系,广泛吸收科学家对出版工作的意见。竺可桢认为科学院的出版工作应能及时反映中国科学院水平,要尽可能缩短出版周期,印刷厂的机器设备比较陈旧,应有计划予以更新。针对当时科技保密过严的倾向,竺可桢认为凡是利用国外和国内已公开资料进行的研究成果,不应列入保密范围,否则等于自我限制,影响对外学术交流。凡确要保密的科研成果,也应出版相应的内部版,做到内外有别。竺可桢还经常反映科学家的意见,从选题计划到具体技术细节都要过问。

76岁高龄的竺可桢仍然每天工作12小时左右,他在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和社会活动之余,仍然坚持学术研究。自1957年以后,他进入了一个新的旺盛研究时期。他利用到野外去直接考察和全面掌握综合考察最新成果的有利条件,加上博览群书,贯通古今中外,所以著述一直不断。据不完全统计,1957年以来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竺可桢公开发表的科学论文、工作报告以及反映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各种文章达60篇以上。

在动乱中艰难前进

十年动乱带来巨大灾难,中国科学院也不例外。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科研业务工作被迫辍止。与常人相比,他在文革中被最高层列为保护对象,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但也仅此而已,在他人生最后的8年中,基本上处在赋闲状态。令人敬佩的是,竺可桢在全社会处在动乱而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却默默做出了同时代人无法与之相比的贡献。

极为关注中国科学院的基本任务和主要研究方向。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科学院的正常科研秩序被完全打乱,研究方向游移不定。他认为科学院的研究方向不应该像个“门诊部”,在研究工作中应该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而且应不断提高。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研究所在体制上几经变动,一些科研单位划归国防系统;另一部分研究所则下放地方,使得中国科学院这个全国自然科学研究中心的综合研究实力大大下降。例如地理研究所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收集并研究来自自然界的第一手资料,却是为了应付当时的需要,花了很大力量去做外国地理和边疆地理的汇编工作。竺可桢对科学院当时的方向任务缺乏明确重点,犹如一个“杂货铺”和“门诊部”深表忧虑。竺可桢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论研究,我国科学事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会丧失后劲,我国的经济实力必然提高不快,与世界科学水平的差距必将越来越大。竺可桢曾就中国科学院总的研究方向上书周恩来、郭沫若,并向科学院当时实际负责人刘西尧当面表示了他的上述看法。1972年1月31日,他写信给郭沫若,认为科学院究竟坚持什么研究方向,至今尚在“彷徨歧途”,必须强调基础研究这个大方向,对原子物理、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以及日地关系,以至于大陆海洋起源等问题,都应有一定数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研究。他在和刘西尧谈话中,希望科学院要保持理化方面的研究实力,不能将大部分化学研究所转交给国防系统和地方,因为这是从事基础研究的“基础”。地质、地球物理和海洋等研究所都是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应当面向全国,不宜划给生产部门或地方;就是承担生产任务时,也要了解全过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972年2月24日。他和地理研究所左大康等四人谈话时,强调地理研究所作为中国科学院一部分,必须注重于理论研究的提高,要把重点放在影响全局的战略问题上。当时左大康介绍说:地理所拟在黄淮海地区开展以水热平衡和循环为中心做抑制蒸发的实验研究,作为该所当时的研究重点之一。竺可桢则认为,这项任务虽然重要,但它不能根本解决黄淮海地区的水源问题,只能作为黄淮海地区的战术问题来考虑,希望地理研究所抓住战略问题,即在黄淮海地区的水源问题上多下功夫。竺可桢这一提示,一直指导着地理学界紧紧把握研究工作的主要方向。竺可桢还在各个场合,提醒科学院当时的实际负责人,要重视西藏地区的综合考察、蟹状星云和中子星的研究等等。这些意见虽未被当时科学院当权者接受,但对保留一部分研究力量,促使一些研究所(如海洋研究所)迅速回归中国科学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竺可桢密切注视着国际上科学发展的动向。1966年动乱开始后他主要通过阅读英文的《科学》和《自然》两本周刊来了解国际动向,发现我国原来已经领先的研究领域,由于“文革”动荡停顿下来,已经落后了。例如胰岛素晶体结构的人工合成及其晶体结构研究,如果能继续研究,不仅可以完全保持我领先地位,甚至可以为国家争取到最高学术荣誉,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断了研究而被英国赶上来。又例如,我国早在公元1054年宋代即对超新星有详细的观察和记录。从60年代开始,国际天文学界对超新星爆炸后形成的蟹状星云的研究报告日益增多,然而我国对这方面的研究却无所作为。随着板块学说的兴起,有关大陆飘移对地质构造的特征,特别是海洋地质及各种矿产资源生成规律等基础理论研究,在国际上可谓日新月异,但在我国却几无动静。竺可桢了解到这些动向以后,通过各种渠道提出建议,希望推动有关研究工作的正常开展。

坚持学术研究。竺可桢在动乱岁月中,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继续专心致志地进行气候变迁和物候学的研究,撰写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和《物候学》修订稿。把这两方面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作为凝聚着科学家毕生之力的代表作留在人间。前者是竺可桢研究了近五十年的重要课题,积累了作者几十年的深思,开创了这个研究领域的先河。这篇文章最早完成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原文用英文写成,作为作者参加罗马尼亚科学院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的礼物,但是并未公开发表。作者又用了四、五年时间,继续在我国古籍中猎涉了许多描述我国气候变迁的资料,同时注视国外同类研究,经过融合提炼,得出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气候变化趋势,竟和西欧国家采用新技术方法所得到的结论大致相符。《物候学》是在1963年出版的一本知识性读物,问世以后即得到热烈欢迎,经作者修订后原拟立即再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书稿被出版社一小伙人焚烧,竺可桢不得已又重撰其稿,吸收了近几年新观察所得的资料,同时注意到当时环境污染给物候所带来的影响。另外,又增加了《一年中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动力》一章,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物候的变化,不尽是受外部气候的影响,必须通过生物内部机制变化才能起作用。《物候学》虽然是一本科普性读物,却耗费了作者大量心血,是他进行物候观测几十年的科学总结,也是我国物候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竺可桢当时除著述以外,还以大自然作为实验室,以科学家的科学敏锐,捕捉大自然环境变化的信息。他守着寓所附近极其有限的小天地,精心观测几种植物的物候变化,观察各种候鸟寒暑迁徙和数量的变化,使他积累了几十年的物候记录得以继续延伸。他亲自操作,对金银花的叶面施以不同农药,从中观察药效和不同环境下虫害的发展情况。他甚至亲自打扫院落,精心地实测尘埃的单位面积重量。通过这些十分平凡但又有重要意义的科学实验,他不但感到当时自然生态环境已经“鸦雀无声”,而且预感到由于过度开垦,可能导致大面积水土流失和土壤风蚀,进而引发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积极参与外事活动。1972年前后,中美关系出现转机,中断了20多年的两国交往逐渐恢复,而科学家的来往是其中先行的重要方面。1971年8月著名华人学者杨振宁首先回国省亲、访问,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会见,也见到阔别多年的师辈与同窗,以及中国科学院领导人。由此开始,众多的美籍华人学者不断回国访问,中国科学院的对外交往开始复苏。竺可桢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际上有相当知名度的学者,又是许多著名华人学者的师长或老朋友、老同事,在这种形势下,他担负了许多接待工作。他们中间有李政道、赵元任、陈省身、任之恭以及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霍奇金爵士、著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等。竺可桢向他们介绍建国以来中国科技事业的巨大成就,中国科学院的性质、任务和研究方向,探讨双边合作的可能与具体内容。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很不健全,一些领导人不便对外,竺可桢与吴有训副院长一起,承担了大量其他人无可替代的工作,为发展当时民间外交和沟通对外科技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接待“内查外调”中认真保护干部和知识分子。竺可桢在文化大革命中另有一项重要的工作,也是他的特别贡献,就是他曾接待了全国各地几百批审干调查来访来函。他都认真谨慎、实事求是地翻阅了他自己几十年来的日记,有理有据地回答了所提出的问题,缓冲或解脱了这些同志所遭到的非法审查和冲击,从而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干部。

来向竺可桢进行这种调查的,大体有两类情况:一类是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前后,在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思潮的影响下,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成了怀疑对象;另一类是在“三结合”的过程中,两派人员对某人持有不同意见而进行有某种倾向性的调查。因此有不少被调查人由不同人来调查好几次,使得竺可桢大有应接不暇之感。据1968年不完全的统计,全年共接待了183批。据此估算,在动乱中前后几年共接待了500批左右。竺可桢对这类调查除了认真查阅自己的日记以外,还要客观地加以分析,有一次为了查清一个人某一具体问题,他竟花上两天时间去翻阅他前后许多年的日记。

浙江大学西迁以后,日军从广西攻打贵州,贵州形势告急。浙江大学有92位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参加了当时组织的“青年远征军”,竺可桢当时在日记上记下了这批爱国学生的名单。二十年后,因为他们当时参加的是国民党军队,这些人就成了“清理阶级队伍”时的整肃对象。面对调查人员,竺可桢从当时历史条件出发,理直气壮地为他们辩护,充分肯定了这批同学爱国抗日的行动,从而为这批干部澄清了历史真相,免受更多的政治迫害。

竺可桢十分关心对翻译家和作家叶君健的处理。叶在1947年作为留英研究生,为当时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任翻译。竺可桢是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在此期间和叶君健有较多接触。但是这段经历却成为十年动乱中确定叶君健政治历史的关键,外文出版局中国文学杂志社的“造反派”多次派人来调查了解。竺可桢认为一个普通翻译人员在当时国际活动中做了积极有益的工作,不能作为参加国民党组织活动的根据。当这些人仍然对此抓住不放时,他毅然提出反问:“我是代表团正式成员况且不予追究,要如此对待一个翻译人员岂不缺乏政策根据?”竺可桢的仗义执言,使调查者哑口无言。

竺可桢更证明了曾呈奎等一大批科学家,为了献身科学研究事业,与美国政府和有关科学组织正常来往的经过,断然否定一些人诬指他们“从事特务活动”或“卖国主义”的不实之词。

在到处批判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和黑线专政的鼓噪声中,竺可桢本着独立思考,尊重历史事实的精神,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我国各方面所发生的巨大进步,特别是科技事业飞速发展的事实。1968年2月,在科学院造反派策划的一次会议上,他顶住政治压力,力排众议,以具体事实批驳了所谓科学院17年来“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的谬论,充分表现出这位科学老人一贯坚持 “求是”精神的高尚情操。

竺可桢于1974年2月7日因病逝世。

文革浩劫过后,各种纪念他的活动从未间断,学术界相继编辑出版了《竺可桢文集》、《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论文报告集》、《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五卷本的《竺可桢日记》和多种版本的竺可桢传记。

中国科学院设立了“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浙江大学设有“竺可桢奖学金”和“中学竺可桢教书育人奖”。浙江上虞县东关镇辟有“竺可桢故居陈列馆”,浙江绍兴市气象局在国家气象局的支持下辟设了“竺可桢纪念馆”,江苏省气象局在南京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旧址辟设了“藕舫堂”。浙江大学校园中和中国科学院917大楼前竖起了竺可桢铜像。中国人民邮政发行了包括竺可桢在内的当代中国科学家纪念邮票。学术界同人发起成立了“竺可桢研究会”。多年以来,由个人在各种学术刊物和报刊杂志上发表的纪念和回忆文章,就举不胜举了。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上述种种,尽管出面主持者的名义不同,但活动的基础却是科学界和教育界中对竺老那份愈久弥深的怀念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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