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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之间——迈克•华莱士回忆录(下)

作者:迈克#8226;华莱士 加里#8226;保罗          于 April 15, 2012 at 09: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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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夫妇

在埃莉诺•罗斯福之后进入白宫的第一夫人们大多数没有追寻她的脚步。尤其是紧随其身后的几任,她们都选择回归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贝丝•杜鲁门个性隐忍,她一般只在典礼仪式上出现在公众视线中,拒绝卷入任何公共话题的讨论和政治争论之中。她把这些都留给了她的丈夫哈里。玛丽•艾森豪威尔和贝丝•杜鲁门是“一匹布上剪下来的料子”,毕竟,她在军队文化的熏陶中度过成年后的大段生活,在部队里,军官太太们被要求明白她们处在从属地位。杰奎琳•肯尼迪当然更多地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人们崇拜她的美貌、优雅和审美趣味。但她的影响力几乎只局限于时尚和品位(她的职责就是在卡米洛特卡米洛特,传说中英国亚瑟王宫廷所在地。--译者注宫殿上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一碰到政治纠纷和其他容易引起争论的话题,她也就羞涩地躲到一边。伯德•约翰逊夫人对她的美化运动投注了巨大热情,但是,她那位丈夫对她的事业只在嘴上支持,从不在实际行动上给予支持。他常常在自己的大农场里疯狂飙车,“清洁国家公园和公路”运动不可能在林登•约翰逊雄心勃勃的“伟大社会运动”计划中占有要紧的地位。

相比这些例子,我们有了当过两任第一夫人的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她都是继埃莉诺•罗斯福之后最独立、最有政治抱负的第一夫人。克林顿夫人和别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她本人是从妇女解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位总统夫人,她把女权主义的锐器带进了美国政治选举的舞台。她在1992年为丈夫助选总统而发表的诸多争议性言论之中,把自己描述为不是那种满足于待在家中“烤甜饼”的妻子。这种自信的直率,受到许多美国人尤其是和她同时代的女性们的欢迎,但是,很多其他的美国人对她野心勃勃、傲慢无礼的态度却很反感。结果,她就和埃莉诺•罗斯福一样成为美国政坛的焦点人物,在白宫的岁月里,对她的由衷赞美和尖刻批评一直并存着。

但是,她身上的独立精神和职业地位是无法否定的。希拉里•克林顿到华盛顿时,她在律师界已经声名鹊起,而其他的第一夫人们没有一个拥有像她这样光鲜的专业资格。她和她丈夫一样是个精力旺盛的政治优等生,从搬进白宫那一刻起,她就把她的时间和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众多的议题中,从公共医疗改革到为妇女儿童争取平等的运动等。

克林顿夫人还有一个有别于前任们的特殊之处,虽然她宁可不被人提及此事。她也是首位经历丈夫性丑闻被逐步曝光的第一夫人,最出名的就是克林顿和莫妮卡•莱温斯基的风流韵事,最后闹到被国会弹劾的地步。然而,这件性丑闻对希拉里•克林顿也许是一个小小的祝福。当几百万美国人开始欣赏起这位个性坚强、饱受凌辱的女士,她也得到了之前从未有过的同情和支持,这也刺激了她追寻自己的政治抱负。当她还在白宫做第一夫人时,她就开始为谋求重要公职积极行动起来,这是个极为大胆、激进的举动,从没有第一夫人胆敢如此,即使是埃莉诺•罗斯福。在她2000年成功竞选美国参议员之后,希拉里•克林顿成为首位被美国民众考虑将会是总统候选人的前第一夫人。

在我这一生,担任过第一夫人之职的女性中,罗莎琳•卡特是我要单独列出来的,她在政治参与上是最接近埃莉诺•罗斯福和希拉里•克林顿的。我直到1985年前往佐治亚州的乡下小镇去拜访卡特夫妇时,才第一次见到她本人,那时他们离开白宫已4年了。在他们的华盛顿时期,我主要关注的是中东局势和针对犯罪行为的调查性新闻,所以没有时间作任何有关卡特政府的报道。然而,我曾对吉米•卡特在政治上异军崛起很感兴趣。他和林登•约翰逊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来自美国最南部,那是老南部邦联南部联盟,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种植园主组成“南部邦联”,对抗代表北方工业资本家的北军。--译者注

的心脏地带,在他1976年大选获胜前,我也抱有一个传统观点--那里不会出美国总统。卡特粉碎了这个流传已久的预言,对我来说,这是个政治奇迹。

终于到了出现奇迹的时候。1976年,几百万的美国人都在呼唤国家领导层的变革,而不只是在两大政党之间轮流交接权力。卡特之前的4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和福特,都是在国会上走向个人政治成熟的,他们把国会席位作为通向总统之位的跳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华盛顿官僚体制里的动物,一群权力精英们。那时普遍认为,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圈里人”的身份,没人能成功竞选成为美国总统。

但到了1976年,如果说得委婉一些--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开始失去往日的光彩。由于美国在越南颜面扫地的失败,一场灾难把一位总统赶下了台;而“水门事件”则迫使另一位总统不光彩地辞职。在双重打击下,很多美国人相信:白宫迫切需要一个还未被华盛顿权力游戏的腐败和玩世不恭玷污的人。从卡特宣布参与竞选之时,他已经聪明地利用了人们的这种不满。他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权力等级体系的局外人,一个简单质朴、种花生的农民,有着乡下人的性格,他把自己的竞选建立在一个温和的许诺上--“永远不会向美国人民撒谎”。他质朴到家的做法赢得了民众的回应,终于成为继富兰克林•D•罗斯福之后成功当选总统的州长。

我感兴趣的,是罗莎琳•卡特本人和她在其丈夫任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决心。她也和一些以往的传统决裂了。她是美国第一位有胆量出席内阁会议的第一夫人,事先经她丈夫同意之后,她也会坐到其中。她有时也会代表总统出席某些典礼,甚至作为他的官方使者出访拉美七国。在语调和做派上,罗莎琳•卡特给人的印象是典型的南方优雅美妇,她的声音如蜜般柔软、甜蜜。但在柔美的外表下,她个性强硬得像颗钉子,华盛顿新闻界常常称呼她为“钢木兰”。如果我只是远距离看她是感受不到这一点的,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富有吸引力、魅力无穷的女人。

吉米•卡特在1976年竞选中表现出来的才干和成功,在入主白宫后并没有得以继续,主要原因是他运气不佳,遇上我们历史上麻烦深重的时期。主要的起因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所引起的失调,使他不得不疲于应付通货膨胀和各种经济问题。在执政的最后一年,他虽然百般努力,仍无力解决伊朗的人质危机。这两点使得他在1980年谋求连任中饱受攻击,最后被来自共和党的对手--罗纳德•里根狠狠击败。4年之后,里根又轻松连任美国总统。

当里根总统1984年再次压倒性获胜的景象还清晰地留在每个人的脑海中时,我在该年3月飞往佐治亚州去采访卡特,这期《60分钟》的节目名为《平原上的家常谈话》。和前总统一坐下,我立刻提到当年那个把他赶出白宫的人。

华莱士:从某种个人感情上说,你一定非常妒忌罗纳德•里根。

卡特:不是这样的。

华莱士:我的意思是,你之所以会妒嫉他,是因为他的总统任期像是用特氟纶材料做的,什么棒子都戳不破。

卡特:我的想法正好完全相反。

华莱士:你的总统任期却像是用“捕蝇纸”做的。

卡特:我想,这是句实话。当我坐在那个位子时,只要出了问题,该谁负责任是没有疑问的,我就是那个该负责任的人。而现在,对该谁负责任有了很多疑问。在不用为任何令人不愉快、不完全成功的事负责任来说,里根做得比他之前的39任总统都要成功。

华莱士:总统先生,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卡特:嗯,他把他2 000亿美元财政赤字的责任推给了我;他把自己不懂黎巴嫩危机的责任推给了我、福特和尼克松,说是我们的情报系统功能不够强大。把他自己下令潜艇从黎巴嫩海域撤出的责任推给了国会,你明白,这是个非常危险的情形。他也不承担在中东和平进程毫无建树的责任;在减少穷困人口问题上没有进展的责任,也跟他无关。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位前总统一直想把话题拉回到他认为里根在外交政策上缺乏道德领导力的论点上,后来我们之间的对话就成了这样。

华莱士:你认为,我们今天离战争比实际应有的更近?

卡特:我想,我们已经让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一点:美国不再是使用谈判和外交解决途径的最重要的支持者和运用者;对地球上任何一个有麻烦的地区,我们国家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刻设法派出美国部队或是以武力威胁作为我们的国家对策。

华莱士:罗纳德•里根在人权问题上呢?

卡特:嗯,里根基本上已经把我们长期以来对人权政策的付出和关注都扔到了一边。

华莱士: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是个无情冷酷的人吗?

卡特:我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但结果是,全世界不再把美国看做是人权卫士,而是个霸主,这顶多在面对人权受迫害的时候还说得过去。

当我采访罗莎琳•卡特时,这场在平原上的普通交谈变得更加尖锐了。在和里根相关的话题上,她比她的丈夫更加挑剔和尖锐。

卡特夫人:我认为,现任的总统在使我们对偏见习以为常。

华莱士:你这么说,听起来很不友好。

卡特夫人:但是,这是我的真实感受。我真这么认为……我想,他正在毁掉我们的国家和……

华莱士:怎样毁掉?他是怎样在毁掉我们的国家?

卡特夫人:嗯。我是决不愿意和他交换个人的历史位置的,就是拿世界上所有东西来换,我也决不和吉米、罗纳德•里根交换位置。

当她说话的时候,她的面部因愤怒而收紧。她显然是非常鄙视里根,从她对我冷若冰霜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她不太喜欢我。(大概她已经知道南希•里根是我的朋友。)不管事实如何,罗莎琳•卡特在那一天是纯钢一块。木兰的外表已不复存在。这并不是我和这位前第一夫人的最后一次会面。后来我还见过她几次,内容和党派政治没有任何关系。

1985年到平原做拜访时,我刚刚从被确诊为抑郁症的首次发病中康复过来。感谢聪明、有爱心的医生,感谢他所开的药物,使我得以摆脱可怕的黑暗。我会在后面的章节谈到这段插曲,但这之后的多年里,我向多数人隐瞒了我的困境。除了我的医生、家人和两位非常要好的朋友之外,没人知道我所承受的病痛折磨。考虑到我是个公众人物,又被公认为是个以强硬和难以对付著称的记者,如果被看做是个受抑郁症困扰的“可怜蛋”,我会感到羞耻。因为,我知道,这是多数人对这种病的看法。

但随着时间流逝,我慢慢认识到,如果我能公开谈论我的病,也许能帮助别人更好、更正确地认识抑郁症。因此,我在10年之后公开了我的病症,包括在拉里•金拉里•金,美国当代著名的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译者注

的节目等类似访谈中和其他公共论坛上。尽管,我对一些人想让我当抑郁症代言人的念头有抵触心理,但我同意偶尔在一些筹款会上发言,我就是在这些筹款会上碰到罗莎琳•卡特的。我后来才知道,从白宫时期起,她就一直积极投身于消除对抑郁症和其他类似疾病的偏见的各种项目,担任过总统心理健康委员会主席。

我必须指出的是,她对帮助不幸的人们的热忱源自她和她丈夫共同的道德使命,卡特总统一直怀有一个信念:总统应以感人至深的带头作用服务于国家,即使是在竞选失败离任之后。事实上,吉米和罗莎琳•卡特夫妇已成为一对好的榜样,由此在作为上为离开白宫后的第一家庭们树立了恒久的标准。离开白宫后,这位前总统一直站在第一线,捍卫在全球各地新兴的民主选举的诚实和公正性,那也只是他所肩负的人权事业责任的一小部分。此外,他为建立人道主义习惯付出了一锤一钉般的努力。

至于我和卡特夫人的共同事业--抑郁症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我必须得说,随着见面的次数增多,我们也越来越熟了。我们最近一次相遇是在亚特兰大的筹款活动上。几乎是一种怪诞而恐怖的巧合--我最好朋友中的两个,阿尔特•布赫瓦尔德和威廉•斯泰伦在我得病的时候也患上了抑郁症。他们忍受着和我一样的精神煎熬,因为我们三个都算是公众人物,所以常常被一起邀请出席各种筹款会,好像是一个抑郁症三人组。2004年春天,我们三个又一道出现在亚特兰大。我们从那时起开始自称是“忧郁兄弟组合”。可以说,这虽不是一个最高明的做法,但在对呼吁人们重视这个问题上确实有所促进。当晚有800多个捐助人听我们各自讲述与抑郁症作斗争的故事,走上前台时,我忽然看到罗莎琳•卡特坐在第一排。她看上去依旧魅力非凡,我向她招招手喊到:“嗨,漂亮的姑娘。”她报以灿烂一笑,那时,她只是一朵纯粹的木兰花。

社会丑闻调查:恶棍和诈骗犯

米奇•科恩

在柏油铺成的丛林世界里,约翰•休斯顿的经典黑帮片描绘了一起经过精心策划并实施的珠宝劫案,片中有个颇有语言天分的角色,他把犯罪欲望称之为“人类奋斗的左手方式”。照此理解,可以说多年来我和相当多的道德上的“左撇子”们打过交道。我收集的第一位归为无赖的采访对象是一个名叫米奇•科恩的黑帮分子,他是我1957年春跳槽到ABC后做《迈克•华莱士访谈》时的第一批嘉宾。那是在我长达半个世纪里做过的所有采访中最让我感到后悔的一个,因为科恩那晚在演播厅的表现严重地摧毁了我们在ABC的地位,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也毁了我身为记者的职业信誉。

采访像科恩那样不见光的人物,是我们为了使这档在全美电视网上播出的新节目火暴所做出的努力之一。我和特德•耶茨意识到,我们的多数访谈对象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名人:好莱坞影星、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文学之狮和其他名流。但是我们估算,如果我们在名单中时不时添加一些非传统的、前沿的元素--光鲜的社会主流群体之外的人物,更可能再次获得当初在纽约第5频道6个月就获得的轰动效应。

米奇•科恩在鼎盛时期就以诈骗出名,尤其是在西海岸,他和他的犯罪老搭档巴格西•西格尔一起合作干了很多勾当。尽管科恩经营的主要业务是赌博和贩卖私酒,不过他也很熟悉其他一些更暴力的事。据说,他干掉了一些这样或那样挡着他路的人。但是我们在1957年春联系上他时,科恩坚称,他已经悔过自新了,现在是个守法公民,靠养花种草过小日子,把这和一个长期以来习惯卷高袖子大干博彩和私酒买卖的人联系起来,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

我们告诉科恩,我们对他谈花园布置和热带植物不感兴趣,想从他那里了解的是“邪恶的往昔岁月”。我们希望,他对黑社会的回忆能让观众对黑帮分子干些什么事、有组织犯罪是怎么样的等有所了解。听了我们的心里话,科恩说他很高兴给我们讲一些内幕故事。

科恩从洛杉矶飞来纽约,我们的撰稿兼研究员阿尔•兰姆斯被派到机场接机。在机场,阿尔才发现,我们的客人不是独自一人前来的,他还带了两个陪同,他只告诉我们他们是阿琳和易奇。根据事先商定的安排,阿尔把他们安置在中央公园南部的汉普郡宾馆,那里离我们的演播室不远,但科恩不满意宾馆的住宿条件。那时,我们才知道这位前黑帮老大有洁癖,非常挑剔,拒绝和别人共用浴室。我们同意为他换到另一个有更多洗浴设施的大套间,以保障他对私密性的质朴要求。

所有的麻烦和开销似乎都是值得的,至少,这是我刚开始采访时的感觉。大多时候,科恩自在地谈起他在违法犯罪时期的岁月,尽管其中一些言论不只是稍稍为自己说点好话而已。比如,他一直夸耀自己从未涉足过组织卖淫和贩毒的勾当,似乎不干这些事就足够证明他是个合法的公民。我不想让他就此逃脱该负的责任。

华莱士:哦,等一下。你说你从未卷入组织卖淫,也从未干过贩毒?

科恩:正是如此。

华莱士:但是,你组织赌博,你贩卖私酒。最重要的是,你违反过“摩西十戒”--你害人性命,米奇。既然你杀过不止一个人,你怎么能为没有参与组织卖淫和贩毒而感到骄傲呢?究竟杀了多少人?米奇,你杀了多少人?

科恩:首先,我没有杀害过无辜的人。

华莱士:依据什么标准?

科恩:依据我们圈子的标准。事实上,我杀人的时候--如果你把这叫做杀人,我没有选择--不是我死就是他们死。

他没完没了地开始回忆他是如何干掉某些人,我当时真是太高兴了。这些惹人憎恶的话正是我希望从他嘴里掏出来的。然后,谈话转移到令他获利丰厚的非法博彩,后来就是这个话题让我们陷入了麻烦,很严重的麻烦。科恩声称,多年来为了维持业务顺利运转,他花了大笔钱贿赂政客和执法人员。于是,我就问他:“米奇,现在,无须点名是谁,你为了维持赌博的大生意,贿赂的警方最高究竟到达哪一层?”

科恩忽略了这个提问,但是,不幸的是,他说出了人名,特别是点了某个人的名字--威廉•帕克,洛杉矶警局局长。我不知道是什么念头刺激他做这番长篇演说的,忽然,他滔滔不绝地恶意中伤帕克。他说帕克“不过是个贼。这个人在政治上就像天底下最坏的贼一样不诚实,收受贿赂……他是个众所周知的酒鬼,令人作呕,是个众所周知的恶棍。换句话说,他是最坏的、最丧心病狂的恶棍”。

如果这一串连珠炮似的恶意谩骂是发生在我做《60分钟》节目的时候,是不会出问题的。到那个时候,电视新闻已经设立播出必须滞后采访的行业标准,像这样的随意言论,在播出前需要经过反复求证和谨慎斟酌的程序。像在这个案例中,如果发现科恩没有证据来支持他的谩骂言论,这些内容就会被删掉。但是,《迈克•华莱士访谈》是档直播节目,因而就埋下了地雷。科恩一开口,观众就能同步听到这些恶意的指控。然而,我也没有借口可以推脱自己判断失误的责任,我做直播访谈已够久了,本来应该能意识到这样的危险信号。当科恩一骂完,我应该说些类似这样的话:“现在,等一下,你把洛杉矶警局局长叫做丧心病狂的恶棍,那显然是会引起法律纠纷的。我想把自己从这种麻烦中摆脱出来,除非你现在就能证明你所说的是真实的。给我具体的内容,书名、章节和字句。不然的话,让我们把话题转向别的内容。”

但是,我在那个时刻完全被兴奋冲昏了头,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深入,一头扎进了麻烦之中。我把他攻击的目标称之为“令人尊敬的威廉•帕克局长”,让科恩详细地就此展开,他实在太乐意了。事实上,他把指控的名单扩展到了洛杉矶其他执法机构的官员。

节目播完后,当看到耶茨脸上的表情,我知道我们有麻烦了。然而,当我们重新看了一遍播出的内容,再仔细商谈,我还是相信,即使是个前黑帮头子,如果手头没有对方的把柄也不会完全没有理由地大放厥词。为了确认这一点,我和耶茨立刻冲到科恩在汉普郡宾馆的房间。爱干净先生刚刚冲完淋浴,这显然是他一天要举行几次的宗教仪式,他赤条条地出来迎接我们,只在中腹部围了一条浴巾。我们开门见山谈到问题的所在以及我们的担忧。

“迈克,特德,忘了吧。”科恩用一种平静自信的语调回答:“帕克知道我清楚他的那些事情,他不会起诉的。”

不幸的是,帕克局长并不认同这个观点。他在第二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威胁将采取法律手段追究我们的责任。“对这种人说了什么话,我不在乎。”他说,他把科恩扔在了一边,“然而,我所关心的是,电视台当局怎么会播出这种诽谤性言论。杂志如果登了诽谤性内容一定会从报摊点上收回,但是,电视却把诽谤带进了直播现场。”

这无疑是在ABC内部敲响了警钟。在我下期节目前,ABC电视台台长奥利弗•特雷兹出现在镜头前对观众讲话。还是这位奥利弗•特雷兹,6个月之后又签署了一份广播声明,为德鲁•皮尔森在《迈克•华莱士访谈》中质疑《当仁不让》著作权的言论赔礼道歉。对后一个事件的妥协,我是坚决反对的。但是科恩访谈之后,我完全同意广播网为善后补救所做的努力。在镜头前,我站在特雷兹的一旁,听着他以庄重严肃的语调说。

上周日晚上,当华莱士先生向米奇•科恩提问时,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无法预料,令我们后悔万分的事。我们的总裁伦纳德•戈德森和我一道以最诚恳的态度声明,美国广播公司收回上周日节目中所有关于洛杉矶市政府、特别是警局局长威廉•H•帕克先生的内容……

接着,特雷兹又说了一些自责的话,最后说ABC“对该事感到非常抱歉,并致以深深的歉意”。然后他转向我,我说:“对收回的言论,我感到非常的抱歉,并为此道歉。”

我们在全国电视台吞下的谦卑馅饼,并没有平息帕克的怒火。他还是起诉了ABC,要求200万美元的赔偿。尽管最后大家没有在法庭上相见(帕克最后同意以45 000美元的赔偿金与我们庭外和解),这场法律纠纷及其负面的影响,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

此外,这次和米奇•科恩的不幸相遇也摧毁了我们的自信心。当初跳槽到ABC的时候,我们自信满满,甚至到了自我膨胀的程度,我们当时深信一点--我们有能力把这档火暴的地方节目做成一档全美性收视大热的节目。此外,我们还有新老板们的信任和支持,他们鼓励我们延续《深夜追击》里惯用的深入采访和选择有争议话题的作法。那年春天,我刚和新闻网签下合同,就被邀请和伦纳德•戈德森在私人餐厅共享美食,他对我说:“迈克,你如果不能每两周就把这幢楼震一下,就算没做好你的工作。”在那位滔滔不绝的科恩先生的帮助下,我们真的引发了一次地震,但是,戈德森出于某种原因似乎忘了恭维我们所惹的麻烦。在科恩访谈播出后的几个月里,我没有从他那里听到任何信息。

然而,我们在ABC最大的敌人,不是戈德森,也不是二号人物特雷兹,而是广播网的新闻部负责人约翰•查尔斯•达利,他更乐意人们叫他约翰•达利。达利一直反对开办《迈克•华莱士访谈》。他认为,我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记者,不过是个访问者而已,而且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据接近达利的人告诉我,新闻网刚雇了我们《深夜追击》团队的时候,他就跟戈德森和特雷兹说:把我们收罗进ABC是个大错,因为我们肯定会给广播网惹麻烦的。科恩事件发生之后,他就能说“我告诉过你们”这句话了,事实上,他也这么说了。

换句话说,我们退到防守的位置上,一旦失去了之前的神气劲儿,我们也失去了一大部分曾使得《深夜追击》大获成功的动力。甚至,我在节目播出过程中还得忍受法律部门的“看门狗”在一旁监管。科恩事件之后,为ABC提供保险的英国劳埃德保险公司坚持实行以下的新政策:每晚我们直播时,一名律师必坐在演播室外,在摄像机的角度正对着我,一到涉及敏感的话题,他就会举起牌子让我“小心”、“停止”或者“撤退”。这真是羞辱人的做法,所以,我经常把律师叫做“我的奶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没有反抗的权力。

然而,我们并没有就此卷起铺盖,销声匿迹。在1957年和1958年的两年间,我们继续斗志昂扬,那段时间,我做了一系列得到收视好评的访谈,包括采访奥维尔•福布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玛格丽特•桑格和一些我在本书里没写到的其他人物。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完全从科恩事件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后来因德鲁•皮尔森而引发的纠纷更是于事无补。因此,当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和我们的合同到期后不愿再续约,我们也不感到意外。我们在ABC的位置自然就变得微妙起来了,尽管节目又设法维持了几个月,但是我们在ABC余下的日子已经开始倒计时了。我们不想坐以待毙,于是准备了安全的退路--回到更气味相投的地方电视台。

修复是需要时间的。科恩和皮尔森事件的后续影响继续纠缠着我。甚至,一些原本欣赏我率直的采访风格的观众,现在也对我持反对态度了。在好些圈子内,我都被当做是一个说话不经过脑子的家伙,一心追求轰动效应、净给广播公司添乱。在这段时期,我学到重要和有价值的一课--如果你追求争议性,你必须弄清楚一点--这是一把很容易弄伤自己的双刃剑。

我并不想夸大我在“后ABC时期”碰到的困难,找新工作不难,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我换过不同的工作,日子也过得相当舒适。但是,我不得不注意到一点,没有一个工作机会是来自三大全美广播网的。显然,在他们眼里,我是个被遗弃的人;直到1963年,我经多方努力才进入其中的一家广播公司,当时的CBS新闻频道总裁迪克•萨兰特决定给我一次机会。这标志着我又回到了全美广播网的新闻圈,这一次,我的饭碗一直没弄丢。

“鼬鼠”吉米•弗拉蒂亚诺

约瑟夫•伯纳诺

我不能说和米奇•科恩那次令人沮丧的经历,让我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觉。但是,我直到24年之后才采访了另一位真正的黑帮分子。我说“真正的”,是因为谁都不可能比“鼬鼠”吉米•弗拉蒂亚诺更符合这个名头。多年来,他一直是黑手党最冷血的职业杀手之一。

1981年,弗拉蒂亚诺同意上《60分钟》的节目,是因为回忆他犯罪行暴一生的书《最后一个黑手党》即将出版。当我说他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得指出,观众在那晚看不到弗拉蒂亚诺的真实面目。他当时属于联邦政府的保护证人项目,被严加看护。我对采访地点只有非常模糊的印象。依照事先安排,联邦司法部的官员到华盛顿国家机场接我们,经由蜿蜒的路线,我们被带往弗吉尼亚州的乡间。最后,我们来到波托马克河旁的政府监护房,弗拉蒂亚诺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等他被化妆得认不出来,让任何一个人都满意了,我们已架好了摄影机,而我则开始切入冷酷的部分。

华莱士:吉米,你干掉的第一个人是谁?

弗拉蒂亚诺:弗兰克•尼科里。

华莱士:在哪里干掉了他?

弗拉蒂亚诺:在我自己家里。

华莱士:你是怎么杀了他的?

弗拉蒂亚诺:我们掐死了他。

华莱士:在你家的起居室?

弗拉蒂亚诺:是的。

华莱士:那么,他弄脏了你家的起居室?

弗拉蒂亚诺:有一点点血。

华莱士:是的。一点血,还有一点,嗯--体内流出的液体?

弗拉蒂亚诺:是的。(大笑)你怎么知道的?有点尿液,是的。

华莱士:当你回忆这件事时,你笑了。

弗拉蒂亚诺:哦,那你打算做什么呢?

他同样以随意自信的语调谈起其他的受害者。显然,弗拉蒂亚诺带着一种强烈的职业满足感来回忆他自己这些成果。

华莱士:你是个在行的杀手?

弗拉蒂亚诺:我只是有做这方面事的才能,我从不失手。

华莱士:听起来有点骄傲嘛!

弗拉蒂亚诺:不。我只是--有些人干得是要比其他人好些。但是,我想如果我杀了一个无辜的人,我是会感到困扰的。

华莱士:你说“无辜的人”是指什么意思?

弗拉蒂亚诺:哦,你就是个无辜的人。(大笑)

华莱士: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你不需要斟酌良久--

弗拉蒂亚诺:我所指的无辜的人,你知道,是指没有卷入犯罪活动的人。

弗拉蒂亚诺的犯罪生涯始于克利夫兰市意大利裔和犹太裔聚居区的街道上,几乎他所有的朋友都是街头小混混。十来岁的时候,他已经常常惹上法律方面的麻烦了。他曾因持刀抢窃入狱7年,一生中有20年都在铁窗后度过。克利夫兰市的警察都叫他“鼬鼠”,这个绰号后来就成了他的个人标志。采访中,他自豪地回忆起加入黑手党的入伙仪式,他割伤手指让血流出来,然后亲吻其他成员的脸颊。我问他,成为那个罪恶帝国的正式一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弗拉蒂亚诺:哦,多数人加入是为了能被人尊重。

华莱士:被谁尊重呢?

弗拉蒂亚诺:哦,当你去另外一个城镇,就能感受到被人尊重。他们带你去见老板,带你参观游览。他们为你安排好宾馆,你能结识到一群正派人。

华莱士:你见到正派人?还是你见到其他的黑帮头子?

弗拉蒂亚诺:哦,你也能见到一些好人,就像我结识了乔治•拉夫特。我知道,很多人去拉斯韦加斯都等不到位子,我能坐到前排的位子,就因为我是吉米•弗拉蒂亚诺。

我被他所列举的“正派人士”给逗乐了。在好莱坞的鼎盛时期,乔治•拉夫特算得上是个明星,但他无一例外地都扮演匪徒和其他“上帝的左手”的角色。我有种感觉--弗拉蒂亚诺崇拜的是拉夫特扮演的角色,而非拉夫特本人。

弗拉蒂亚诺在黑社会里最铁的朋友之一是芝加哥的黑帮头子约翰•罗瑟里,是他带“鼬鼠”弗拉蒂亚诺加入黑手党的。据弗拉蒂亚诺的说法,罗瑟里和一起对冷战有很大影响的阴谋事件有关。

华莱士:黑帮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真有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协议?

弗拉蒂亚诺:是的,约翰•罗瑟里负责这件事情。

华莱士:约翰•罗瑟里,你的朋友,也是带你加入黑帮的人,他和谁、在怎样的环境下、定了做什么的协议?

弗拉蒂亚诺:哦,帮中央情报局干掉卡斯特罗。

华莱士:告诉我你所知道的一切。

弗拉蒂亚诺:哦,我所知道的全部是,强尼曾告诉我,他们打算帮政府干掉卡斯特罗。他还说:“吉兹,如果成功了,我们就能够得到我们想要的好处。”

暗杀显然没有成功,但黑手党通过其他途径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欢心。

尽管,弗拉蒂亚诺为自己是黑手党的一员如此骄傲地自夸,但他充其量不过是个打手,是有组织犯罪“大部队”里的底层小卒。两年之后,我采访了一位指挥这支部队的“将军”--约瑟夫•伯纳诺约瑟夫•伯纳诺,黑手党头目,纽约五大黑手党家族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姓即代表西西里岛最古老的黑手党家族。1968年,他与另一纽约黑帮头目卡罗•甘必诺争霸天下失败,被迫退出江湖。然而,他并没有销声匿迹,反而以1983年出的自传而轰动一时,成为媒体热切关注的对象。伯纳诺的自传竟成为年轻一代黑手党徒了解自己历史的教科书,伯纳诺本人从失败者一跃而成“黑帮偶像”。--译者注。他也同意放弃Omerta(黑手党秘语)--缄默法则,现身于《60分钟》的节目,因为他也想为自己的传记做宣传。这本名为《正派的人》的自传于1983年出版,当时伯纳诺已经78岁了,在亚利桑那州过着退休生活。在该书动笔之前,他已经间接地在文学界有了些名气,因为人们广泛地认为,伯纳诺是马里奥•普佐马里奥•普佐(1920~1999),意裔美国作家、影视剧作家,曾获过两次奥斯卡奖,以创作黑手党题材的小说出名,《教父》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后来他和别人合作将之改编为电影。--译者注的小说《教父》中的人物原型,这本书随后被改编拍成接连三部火暴的电影。不管如何,他毫无疑问曾是黑帮头目,最有势力的黑手党头子之一,他漫长的犯罪生涯始于20世纪20年代。我于是问起关于那个年代黑帮帝国之主的传奇故事。

华莱士:你认识阿尔•卡彭阿尔•卡彭(1899~1947),芝加哥黑手党头目,以手段残忍著称。他策划了芝加哥1924年的情人节大屠杀。他的势力强大到威慑芝加哥的政界。后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偷税漏税罪名起诉讼入狱,1939年去世。--译者注吗?

伯纳诺:我正巧认识他。

华莱士:他是个怎样的人?

伯纳诺:阿尔•卡彭是个性情非常快活的家伙。

华莱士:阿尔•卡彭是个快活的家伙?

伯纳诺:非常快活……我喜欢他。

华莱士:为什么你会喜欢他?

伯纳诺:因为他的性格、他做事的风格、他的--他对待自己的方式,还有他--这些他在外面表现出来的东西。但我从来不了解卡彭的内心世界。

我在他坐落于图森的家和他会面,采访中还有他儿子比尔在场,他看到我听了他父亲把策划了情人节大屠杀和其他大案的幕后黑手描述为“一个性情非常快活的人”时的震惊表情后,忍不住爆笑出声。我们谈话的内容转到黑手党的内部--“幸运的卢西阿诺”和伯纳诺家族之间长期以来的权力斗争。通过这对父子,我知道了这两位黑帮大佬之间的主要区别。

比尔•伯纳诺:在这个世界里,他们的世界里,有两个年轻小伙子混出头了,他们几乎来自同一背景。

华莱士:伯纳诺和卢西阿诺。

比尔•伯纳诺:卢西阿诺很快和我们有了冲突,是观念上的冲突。

华莱士:那什么是根本性的观念冲突呢?

约瑟夫•伯纳诺:卢西阿诺是个美国货。

比尔•伯纳诺:一个美国货。

约瑟夫•伯纳诺:而我是个西西里货。

比尔•伯纳诺:正是如此。这就是冲突所在,冲突的实质就是--美国人想让每样东西都以钱--围绕着赚钱为中心。

华莱士:而你父亲不是?

比尔•伯纳诺:他的一生都是为了努力遵守自己的原则和传统,这些东西和这个国家的新传统之间有冲突。

如果我是在1972年之前采访伯纳诺父子的,他们的某些谈话内容就不会带着如此似曾相识的气氛。那一年,电影《教父》在全球各地上映。这部讲述来自西西里岛的另一个移民家族--科勒昂家族故事的影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两部续集也同样火暴。该片赋予了黑手党某种浪漫、神秘的色彩,几乎快和老掉牙的叫座故事--好莱坞西部片平起平坐了。所以,当伯纳诺父子谈到他们对家族价值观和道德传统的忠诚时,曾有几次,我感觉我好像是在听唐•维特•科勒昂(马兰•白龙度饰)和他儿子迈克(阿尔•帕西诺饰)之间的对话。

当我们欣赏着比尔与罗萨丽•普罗法奇婚礼的照片时,和《教父》相似的感觉更强烈了。他父亲为儿子举办婚礼的隆重奢侈,和《教父》的开头场景惊人地相似,这段镜头被许多人认为是电影史上拍摄过的最具有节日气氛的婚礼镜头。被邀请参加伯纳诺婚礼的VIP客人名单包括了所有重要的黑手党头子,我于是就谈到这些出席的大人物们:

华莱士:看起来,美国的所有黑社会头子,请原谅我的措辞,当时都到了纽约的这家酒店。底特律的来了,克利夫兰克利夫兰:美国俄亥俄州东北部的一座城市,位于伊利湖畔,是有名的货物进入港和工业中心。--译者注的来了,布法罗的来了,洛杉矶的也来了。

约瑟夫•伯纳诺:全美国的都到场了。

华莱士:全美国的都到场了?

约瑟夫•伯纳诺:是的。有国会议员,有法官。

比尔•伯纳诺:弗兰克。

约瑟夫•伯纳诺:弗兰克•西纳特拉弗兰克•西纳特拉(1915~1998),美国20世纪文化偶像、著名歌手。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演艺人士之一。--译者注--他当时没法来献歌……班纳特--汤尼•班纳特整晚都在美妙地歌唱。

比尔•伯纳诺:四童子乐队也来为婚礼表演。

约瑟夫•伯纳诺:对,是的。

比尔•伯纳诺:一些歌剧演员也来了。

约瑟夫•伯纳诺:有歌剧演员。

比尔•伯纳诺:约有3 000人出席了婚礼,我可以这么说。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统计数字,全美的“黑手党成员”人数不超过4 000。

和黑手党有瓜葛的国会议员、法官、律师、银行家等人,出于种种原因,觉得为了表达对他父亲的敬意有必要来参加这场婚礼。此外,可以打赌的是,约瑟夫•伯纳诺多年来受益于和法律界、政界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他是威名赫赫的黑手党头子,但他唯一曾获判入狱的罪名是妨碍司法公正和蔑视法庭。这些小罪名只让他在监狱里待了26个月。

在我们采访之后,他在这个世界上又活了20年,于2002年以97岁的高龄离开人世。约瑟夫•伯纳诺最后得到了永恒的奖赏,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

诈骗犯

像吉米•弗拉蒂亚诺和约瑟夫•伯纳诺这样的黑帮分子,以各自的方式代表了有组织犯罪的中坚力量,这些有组织犯罪包括带有恐怖色彩的谋杀和其他各种暴力行径。但在我开始把注意力投向黑手党之前,我曾报道过一些软性犯罪的骗子和无赖们。考虑到各方面因素,最好把他们单独归为一类--“白领犯罪”,以免让黑手党们听了不高兴。他们的受害者也许被骗走了辛苦劳作积攒起来的终身积蓄,但还不至于被打断膝盖骨或是“与鱼共眠”(被扔到海里喂鱼)。

20世纪80年代早期之前,我曾大量报道过各种骗局,所以很多人以为调查性新闻才是我的主业。是的,我时常因为中东局势报道、采访华盛顿的政治领袖们和像伊扎克•帕尔曼、弗拉基米尔•霍洛维兹这样的文化名人而获得赞誉。但是,这些任务很少能像我之前做的调查性新闻那样激起观众发自肺腑的回应。这就是我工作的真实情形,从更大范围说,也是《60分钟》的真实情形。

这不是我们在1968年秋动手做节目时内心所想的。到我们登堂亮相时,唐•海华特公开表示,因为长期深受印刷媒体的影响,他为《60分钟》定的模型是《生活》杂志。我们和《生活》杂志一样,倾向图片化、讲究紧凑剪辑,派摄制组到世界各地对重大事件进行报道采访,同时,也积极寻求生动的特写和富有趣味性的故事,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两者间取得平衡,而这就是《生活》杂志的成功之道。这个公式在最初几年里是引领我们前行的指路灯。

促使我们投身调查性新闻领域的是“水门事件”。1973年,我们和其他许多记者一样,也卷入了这场冲击白宫的洪流中,在随后一年,我们对这桩最后毁了尼克松任期的丑闻作了一些揭露性报道。那只是这个事件带来的部分影响--丑闻对美国新闻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水门事件”引发了一轮对调查性报道的狂热,随后,这阵流感扩散到美国所有的新闻编辑部,我们也没能“幸免于难”。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特殊的挑战,因为当时占主流的观点认为:电视不适合做调查性新闻。人们认为,摄像机是个招人注目的玩意儿,电视记者没法采用在揭露腐败和其他违法事件中经常使用的那些隐性技巧。(无须提醒大家,最好地报道了“水门事件”的正是进行隐性采访的印刷媒体记者们,其中最出名的便是《华盛顿邮报》的鲍伯•伍德沃特和卡尔•伯恩斯坦。)于是,我们开始着手证明:我们在《60分钟》不仅能做这样的报道,而且能和印刷媒体的弟兄们做得一样好。

从1976年冬到1978年春的两年间,我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调查性新闻,其中一些报道震动了我们的观众,他们愤怒于这些卑鄙的人和事,并对我们将其曝光表示了感谢。

我们曾在芝加哥做过一个揭露公共医疗补助项目中腐败行为的报道。我们和一个无党派改革团体--较佳政府协会The Better Government Association,简称BGA。--编者注进行紧密合作。据BGA和来自其他渠道的信息称,芝加哥地区的几个临床实验室在采购交易中提供数额不菲的回扣。在BGA的协助下,我们虚构了一家医疗诊所,邀请一些有嫌疑的实验室来商谈使用他们提供的医疗补助服务。我们在墙上的一面单面镜一种可以透视的镜子,在镜子的一侧,看上去跟正常的镜子一样,但在另一侧却可以看穿镜子的另一面。--译者注后面藏了一架摄像机,而我躲在紧挨着的房间里的一处隐蔽地方监听对话,我们很快就收集到关于回扣的关键性证据。1976年2月,《莫斯大街诊所》节目播出,不久,芝加哥地区有9家实验室被宣布禁止参与公共医疗补助项目,另外11家被勒令整顿。

我们在芝加哥揭露的另一起腐败事件的主角是一位名叫菲利普•巴拉什的会计师,他在贿赂城建监察员以回避违反建筑法规的勾当中充当中间人。我们是从《芝加哥时报》的调查记者帕姆•泽克曼嘴里得知这条线索的,她当时正和我们在BGA的朋友一道做调查。泽克曼和BGA的一名监察员也编造了一家类似我们假诊所的机构,记得大概叫“米拉奇酒馆”。他们伪装成经营酒馆的夫妇俩,很快就成为巴拉什的客户,他教他们掌握贿赂的微妙技巧。他的咨询服务不只限制于贿赂,他还指点他们如何通过隐瞒收入的40%来逃税。

对我来说,在租下的宾馆套间里采访菲利普•巴拉什时,这次行动的高潮时刻到了。我问了几个关键性问题,他都一一抵赖,我接着从隔壁房间叫来了泽克曼和她那位实际是BGA监察员的“丈夫”。巴拉什意识到自己已进了圈套,只得勉强承认自己曾教唆他们如何贿赂市税收监管员。我换上了对他表示同情的语调(一种更微妙的伎俩),说他没理由口风这么紧,因为我明白,像经营米拉奇酒馆这样以现金支付为主的酒馆的小生意人,经常会从自己的会计师那里得到隐瞒收入这方面的指点。我该顺便提一下,尽管我们CBS的摄影机安静地开动着,不过我们租下的这间私人宾馆套间确实令人有一种与世界隔离的强烈感觉。当巴拉什也赞同报税做假是个“常识”之后,我悄然把话题引向贿赂。

华莱士:我知道这是个常识,而且,显然,你不过是这么做的人中的一个。那就是我们想--我的意思是,看,这里只有你和我--

巴拉什:是啊。

华莱士:--不光你这么做,每个人都这么做。

巴拉什:我想,每个人不同程度地都在这么做。

华莱士:你是说,如果他们想把每一个做过这种事的税务会计师都关进监狱的话--

巴拉什:他们通通得进监狱。

这里只有你和我!可怜的菲利普•巴拉什,他忘了我们的采访是被拍摄下来的。我们几周后播出了这档节目,他的论调“每个人都这么做”(包括他)除了在“你我之间”,还让几百万观众在那晚的《60分钟》节目里听到了。这句话后来成了主要的证据,联邦法庭随后传讯了巴拉什和其他5位被“米拉奇酒馆”雇佣的会计师。

在加利福尼亚,发生在一家叫穆瑞塔温泉疗养所的事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该疗养院许诺能为癌症和其他绝症患者提供“神奇的疗法”。我们通过不同的途径得知,经营这家疗养院的人叫R J路德,他设法吸引一些家境富裕的患者来接受所谓的疗程,然后向他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向疗养院捐赠大笔钱财。根据“用诈骗手段抓住诈骗犯”的原则,负责这次报道的制片人玛丽昂•戈尔丁和她的同事--摄影师格雷格•库克、音效师詹姆斯•凯美瑞以虚假的身份住进了穆瑞塔。凯美瑞扮成家境富裕的投资顾问,最近刚被查出患有白血病;库克扮成凯美瑞的侄儿,为叔叔的病情忧心忡忡,为了替他随身带着的摄影器械找个理由,他说他的职业是摄影师,当然,真相也差不远。至于戈尔丁,她假扮成病人的秘书。为了突出病人的身家不菲,我们的《60分钟》三人组还租了一辆劳斯莱斯豪华轿车开到疗养所。

在穆瑞塔待了一周左右,我们的三名“卧底”收集了足够证据证明这家疗养院完全是个诈骗机构,目的就是为了从富裕的患者那里骗取捐赠,因为这些患者大多重病而老迈。戈尔丁、库克和凯美瑞揣着隐藏着的相机和麦克风收集到多数证据。到了该我出场的时候了,我揣着火药与路德当面对质,从虚假的诊断书(事实上身体健康的凯美瑞,被医生诊断得的不是白血病而是肺部空洞,需要治疗)到假药--事实上不过是安慰剂罢了。但是,在我当面指责他干的是诈骗勾当时,他一脸虔诚地否认了。

当我们追查路德的老底时,才知道早在穆瑞塔之前,他就和发生在其他州的多起诈骗事件相关。我们从一部法国先锋电影《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得到灵感,把这期节目的片名取为《今年在穆瑞塔》,节目于1978年1月播出,几个月后,路德在佛罗里达州被控告以土地投资为名,从一位患有白血病的老妇人处诈骗了25 000美元。后来,“穆瑞塔”温泉疗养所因高达3 700万美元的债务宣布破产。

采访R J路德的时候,在我还没有告诉他那几个坐着劳斯莱斯的富人们实际是《60分钟》的记者时,他向我炫耀他的学历证书。他吹嘘自己是经济学和哲学的双料博士,为了让我相信这一点,他还给我看了他在“圣田纳西州大学”和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三一基督学院”拿到的学位证书。对其中任何一所大学,我都闻所未闻,对此我很有把握;我们随后做了调查,发现路德的学位证书是从“野鸡大学”邮购来的。自然,我们在《今年在穆瑞塔》里把他的虚假文凭也报道进去,节目播出之后,读者的来信风涌而至,我们才知道--原来,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假文凭。我们被勾起了好奇心,接着继续下一个调查报道--《文凭这回事》。

我们很快发现,不管从东海岸还是到西海岸,炮制假文凭都是一个生意兴隆的行当。我们看了密密麻麻的地图之后,决定把调查的重点放到位于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太平洋大学,我们通过宣传手册追查到这所大学,资料里把加利福尼亚太平洋大学描述为“人类知识殿堂的守护神”。我们的下一步是提供一个配得上那所“学术堡垒”的学生。我们安排了《60分钟》的摄影师韦德•宾汉姆去见加利福尼亚太平洋大学的校长--欧内斯特•辛克莱尔。

50岁出头的宾汉姆年轻时上过一年的大学。但是,辛克莱尔向宾汉姆保证,他30年做摄影师的经历可算作读一个商科硕士所需的学分。宾汉姆支付了2 150美元的学费,尽管他从没去上过课,从没读过一本教科书,也从没参加一次考试,但他拿到了加利福尼亚太平洋大学的文凭。宾汉姆“毕业”后不久,我和摄制组拜访了加利福尼亚太平洋大学,“校园”坐落于好莱坞里的一幢建筑物里,楼下是一家假发店。我永远都忘不了当我们踏进欧内斯特•辛克莱尔的办公室时,他脸上的表情。尽管他那时正在打电话,但他马上意识到了我们的到来。

辛克莱尔:(还在对着话筒聊)嘿,等一下。嘿,《60分钟》的人在我这里呢。你相信吗?

华莱士:你好?

辛克莱尔:《60分钟》到我这里了!记住,别挂电话!

华莱士:很高兴见到您。

辛克莱尔:(还在和电话里聊着)让我想想,再告诉你他的名字。让我想想……嘿,他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家伙。天哪!你叫--你姓什么?

华莱士:华莱士。迈克•华莱士。

辛克莱尔:是迈克•华莱士!

这种热情洋溢的招呼方式是典型的辛克莱尔风格,后来的经历证明--他是我这辈子碰到过最富有魅力的恶棍之一。他的个人魅力主要来自于他那种古怪的生气勃勃,当我盘问他时,辛克莱尔愉快地承认,他从事的假文凭业务是个很来钱的行当。我接着恭维他,加利福尼亚太平洋大学的宣传小册看起来光鲜漂亮,里头展示的教职人员班底给人印象颇为深刻。我于是问起名单上的这些人,从“教育学院院长马里奥•尤加特”开始。

华莱士:他人在这里吗?

辛克莱尔:他不在这里。

华莱士:行政助理罗萨尔巴•利亚诺呢?

辛克莱尔:我们一般和她电话联系,她还活着,身体健康,她现在人在纽约的一家服装店里。

华莱士:难道她已经不再是你的行政助理了?

辛克莱尔:不再是了。我知道我是--是的,她从来没到过我们学校。

华莱士:特瑞尔•哈维,他还是你们的法学院院长吗?

辛克莱尔:我可以,我大概可以说--他可能还是,可能已经不是了。

尽管,辛克莱尔的油嘴滑舌很能逗人开心,但他招供的内容足以让他自己陷入麻烦中,他本该知道这一点,因为他对法律上的麻烦并不陌生。他曾因邮件欺诈罪分别在三个州被捕入狱,当我们的《文凭这回事》节目在1978年4月播出几天后,他再次被捕,再次以同样的罪名被指控。自始至终,辛克莱尔都保持着迷人的风度,他后来在监狱里给我写了封信,告诉我他决心从此洗心革面,并感谢我让他走上了正道。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我们逐渐建立起我们自己的调查新闻风格,给《60分钟》注入了一种全新大胆的活力和特质。在这段时期,有人编了这么一段话--“如果你在周一清晨进办公室时,看到《60分钟》的摄制组在等你,你知道,接下去的一周将会十分难熬。”这段评论很快成为被我们欣然接受的标志性真言。在我们的拥戴者眼里,《60分钟》是电视界的“扒粪者”继承人,在20世纪初,正是一群富有活力的改革者们满怀道德热情、不懈努力地进行揭露性报道,使得新闻的技巧得到了长足的提高。

当然,我们也招来了很多批评者。大部分批评集中指责我们为挖到想要的猛料而采用欺骗手段。到20世纪80年代初,外来的批评越来越多,以至于几乎每次播出节目,我们所用的技巧都受到质疑。后来,我们决定以开放论坛的播出方式来直面对我们的指责,1981年11月,我们在新一季的播出中作了完全针对我们所受指控的一期《60分钟》特别节目。

我们邀请了三位著名的报纸记者做节目嘉宾:来自《圣彼得斯堡时报》、脾气火暴的资深编辑尤金•帕特森(他之前曾效力于《亚特兰大宪法报》和《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的辛迪加专栏作家艾伦•戈德曼;《新闻日报》的鲍伯•格里尼,他曾获得过普利策调查新闻奖。海华特也罕见地出现在镜头前为《60分钟》辩护,当然,此外还有一脸谦卑的我。

为了刺激一下我们的讨论小组,我们先回看了几期最火的调查节目的部分片段,其中包括《莫斯大街诊所》、《今年在穆瑞塔》。多数批评意见由帕特森和戈德曼提出,火力集中在我们使用隐藏摄像机和其他不太正大光明的技巧,他们反复用“伏击式采访”、“诱捕”这两个词汇抨击我们。我和海华特当然不认同这些评价,尤其是“诱捕”。我们提出,比如在“诊所”的故事里,尽管那两个自称是芝加哥那家子乌虚有诊所的合伙经理实际上是较佳政府协会的成员,但是他们不曾也没有以任何方式暗示过任何形式的贿赂。不管如何,是来自这些实验室的拜访者主动提出给予回扣,我们所做的只是记录下这一切罢了。

那晚,让我的屁股坐在最热的位子上是最合适的。因为,不可否认,不论节目是好是坏,我是和《60分钟》调查性新闻报道联系最密切的出镜记者,与我合作的制片人们都特别乐意探索这个具有挑战性的领域。读者们,请允许我花点时间特别向其中两位脱帽致敬:巴里•兰多先生和玛丽昂•戈尔丁女士。兰多制作了芝加哥故事系列--“回扣诊所”、“米拉奇酒馆”和其他同种风格的报道,后来他被派驻到法国,成为我在中东地区和其他海外报道的主要制片人。而我和戈尔丁合作过许多节目,包括“穆瑞塔温泉疗养所”和“欧内斯特•辛克莱尔的文凭作坊”。

尽管我不认同在《60分钟》特别节目(这档节目是戈尔丁的主意)中受到的指控,但也不认为我们是无可挑剔的。在我看来,我们的最大问题是过于狂热。有过几次,我们在调查中被兴奋冲昏了头,有种类似十字军东征的心理,煽动的是情绪而不是为了正义。在1980年的某天,我们制作组的另一名成员诺曼•戈林(他做过一些一流的调查性报道)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对方说有个新闻线索可以提供给我们。戈林有一种敏锐的幽默感,他的第一反应如下:“好,但那是不是全美级的丑闻呢?必须是全美级的丑闻才行。这是我这些天唯一被允许做的工作。”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们对节目做了一些削减,减少了惯用的技巧,也减少了报道的篇幅。我说“我们”,指的是《60分钟》的所有记者们。虽然,我比其他出镜记者更多地参与调查性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此避而远之。他们都参与过这样或那样的调查性报道,尽管有所减少,但我们后来还是会时不时接这样的任务,为我们“可敬”的无赖画廊里增加一些新的肖像画。

2003年出版的一本名为《恶棍们》的书选取了其中的21幅肖像画,编写人是一个叫艾•杰克曼的自由编辑,《恶棍们》精选了(副标题的确有点过于夸张)“史上最成功的电视节目中关于骗子、无赖们生动的画像”。书里的第一章是我在1978年做的R J路德和他的穆瑞塔温泉疗养所的报道故事,接下去是我们随后20年间做的其他报道和每位记者讲述的不同故事。

我被要求为该书写序,在文章开头,我引用了莫利•塞弗在1981年左右说过的一句话。“骗子,”他说,“不会感觉他自己是个骗子,直到我们在《60分钟》里讲述了他的故事。”这些年来,我们尽我们的努力让不少骗子们意识到这个与他们相配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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