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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大都市资讯]

有一种非法办学叫月薪200元 凤凰县代课教师集体陷“非法门”(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综合报道          录入于 April 09, 2010 at 04: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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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凤凰腊尔山深处的小学中任教多年的代课教师,被该县教育主管部门定性为“非法办学”———这个诠释,让近“知天命”之年的吴艺伟感到“背了黑锅”,“彻底寒心了”。吴艺伟与他的同伴,这批当地最后7位教育留守者,遇到了他们人生中必须直面的困境。每月只有约200元的工资,而这还是他们历年任教最高的月工资。(4月7日《新民周刊》)

应该说,代课教师的问题是个老问题。近几年,教育部门就经常开口说要着力解决40余万代课教师的问题。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看到哪个地方彻底解决好了这一问题。代课教师同样是教师,也顶着“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的帽子,却拿着世界最少的工资。要是运气不好,还时不时遭到权力的无故驱逐。

再要是运气不好,权力部门还可能给你扣上个“非法”的大帽子。比如,湖南凤凰的这些代课教师们,就遇到了这样的待遇——— 非法办学!可问题是,见惯了城市里成批的培训班非法办学例子,突然见个山区里非法办学的新闻,还确实有点不适应,更加上,工资只有可怜的200元,这更是成了天下奇闻,试问,天底下有这么有爱心、基本上等于无私奉献的“非法办学”吗?

这显然是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命题。想要一分钱不给就清退你,自然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才是,大山深处的老师们又是那么的淳朴、善良,他们一不抢劫二不偷窃,要给他们安个罪名,确实也得好好研究研究。

可问题是,月工资200元的非法办学显然是荒谬的。既然绕了个大圈子,只证明了教育权力的荒谬,那当地教育部门还不如玩点省事的。就像其他一些省份的清退代课老师行动一样,什么都不给就直接宣布你回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尊严少点就少点吧,请不要将俺的人格也给污辱了——— 相比较而言,一分钱不要也可以,但不要说俺违法。

教育部是规定了 “严格禁止聘用新的代课人员”,可这条规定的后面还有个让教育部门非常容易故意忽略的话——— “被辞退的代课人员,要给予一定补偿,同时纳入当地社保制度。”而一涉及到“补偿”,教育部门以及背后的地方财政显然是不乐意看到的了,于是只看前一条忽略后一条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据(华商报)

新闻链接:

凤凰县39名代课教师陷入“非法办学”之争

吴艺伟代课29年,家徒四壁。寒暑假,他只能跑到吉首市去打打零工,补贴家用。

所有的学生都在一间教室里学习,只是从中间分开来上课而已。

九龙寨小学放学的一幕。代课教师吴艺伟“一看到孩子们的花花脸,就觉得舍不得”。

让代课教师们集体陷入人生的低谷的文件。

在凤凰县腊尔山深处的小学中任教多年的代课教师,被该县教育主管部门定性为“非法办学”——这个诠释,让近知天命之年的吴艺伟感到“背了黑锅”,“彻底寒心了”。吴艺伟与他的同伴,这批禾库镇苗寨中最后7位教育留守者,遇到了他们人生中必须直面的困境。

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市返回执教的九龙寨小学,坐车加步行,这段4个多小时的蜿蜒山路,吴艺伟不知道走了多少趟。

腊尔山区,海拔超过800米。现在是苗寨最美丽的时节,浅粉的桃花次第绽放在黢黑色的青石屋与葱茏的田垄前。一路上,频频有村民跟这位埋头赶路的乡村代课教师打招呼,“吴老师!”

吴艺伟的心情,却是难言的复杂,“当了一辈子的代课教师,现在不知道自己还算不算是教师”。

2008年8月,他与他的同伴,这批在凤凰县腊尔山深处的小学中任教多年的代课教师,被该县教育主管部门定性为“非法办学”——这个诠释,让近知天命之年的吴艺伟感到“背了黑锅”,“彻底寒心了”。

吴艺伟与他的同伴,这批禾库镇苗寨中最后7位教育留守者,遇到了他们人生中必须直面的困境:担任代课教师、在大山深处的学校任教数年的他们,如今,竟然需要重新定位自己。虽然他们自认所从事的代课教师工作,从来没有过变化。

代课29年,工资2万元

2010年3月1日,考虑再三,吴艺伟还是让九龙寨小学开了学。

在这一天,同样充盈着琅琅读书声的还有吴文忠执教的大塘小学,“没办法,到了开学的时间,孩子们就自己跑到教室门口等着,根本不用喊”。

2008年8月10日,由凤凰县政府办以及该县教育局、劳动局、信访局组成的“凤凰县人民政府调查组”出具的一份“凤凰县非法办学教师统计表”称,该县“非法办学教师”有39人,其“工资来源”一项中注明为“自收自支”。

《新民周刊》记者看到,这份“凤凰县非法办学教师统计表”涵盖该县柳薄、千工坪、水打田及禾库等学区一共39名教师。吴艺伟、龙玉福、吴文忠、石杰华等7名在凤凰县禾库学区坚守任教的代课教师,均在该名单之列。

“我们把大半辈子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一心一意为了孩子,最后却被说成‘非法办学’,连代课教师的名分也没有了,这让我们怎么能够接受?!”吴艺伟与他的同伴们耿耿于怀,在过去的两年多来,他们数次往返于凤凰县、吉首市、长沙市“反映问题”,“不能背着这个罪名进棺材”。

在吴艺伟的印象中,从上世纪80年代至2002年,作为代课教师的他们,在禾库学区都拥有“工资名册”,按月领取工资。

记者看到的部分禾库学区“工资名册”显示,直至1998年之前,当地代课教师领的是“造册工资”,即每月由本人到学区领取工资,“那时工资都是由学区统一造册,代课教师和公办教师都需要到学区找财务领工资,亲自签名,一个月取一次,最高的时候的工资是每个月108元”。而在1998年至1999年,每月的工资被划入他们在农村合作社的存折中,此后至2002年,造册工资制度再度恢复。

“公办教师的工资,我们根本看都不敢看”,吴艺伟说,这种对比,“看了只是心酸”,“评级、评优,也都是公办教师的专利,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担子比公办教师要重,考不好,先批评的都是我们。我们只能拿成绩来对付他们”。

“四五十元一个月,我们也过来了。这么长的时间下来,我们已经不太看重这份钱了。我们总相信,国家经济发展了,有一天,代课教师的政策会越来越好,国家也会看到我们”,龙玉福总是这样自我安慰。

而他们的薪酬体系,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大约从2002年至2006年,吴艺伟、龙玉福他们就无法按月领取工资了,其间,他们是将每个学生大约百余元的学费收齐后,统一交到禾库学区,等到每个学期末,禾库学区再按照上报的学生人头数,一次性返还回他们执教的小学,“大约是每个学生每学期返还40元,扣除买粉笔、纸张等办公费用以及校舍维修费用,多退少补,结余的经费就是我们这些代课教师一个学期的工资”,吴艺伟解释,按照当时的折算,他每月约有200元的工资,这也是他历年任教最高的月工资。

到2007年左右,凤凰县争取贯彻实施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政策,这座地处湖南西部边陲的县城得到了上级财政拨发的“九年义务制教育专项保障经费”。《新民周刊》记者在该县教育局得到的文件显示,此项补贴包括“农村小学生每生每年免除190元”。

凤凰县教育局计财股涂股长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以2010年为例,凤凰县得到九年义务教育专项保障经费2149万元,“全部由上级部门发放”,其中,中央拨款1728万元,湖南省拨发389万元,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拨款32万元。

也就是大约在2007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吴艺伟、龙玉福等人的薪酬体系发生了“第三次变化”。他们“明显感觉到工资下降”。

记者看到的一份凤凰县禾库镇“2009年秋各校经费”统计表显示,2009年秋季学期,吴艺伟执教的九龙寨小学上报的学生数是12人,根据政策下拨经费是1080元,扣除交给“书店”的546元、交“教育局”的108元,以及“开票税费”60元,“退回各校”的金额是366元。

吴艺伟表示,禾库学区领导告诉他们,这笔“退回各校”的366元就是“办公经费”。而这笔“办公经费”是按照每生每学期70元左右的补贴返还之后扣除上述几笔开销所得,此后再扣除九龙寨小学的日常必要开销,即为吴艺伟在上学期所拿到的全学期工资,按照每个学期5个月来计算,平均月工资最多为73元,“等于说,我的收入倒退到了十几年以前”。

同样在上学期,石杰华执教的巴几小学最后拿到“退回各校”的经费823.5元,龙玉福与欧正金两人共同执教的早齐小学最后一共拿到1586元,吴永忠所在的大塘小学与吴妹女所在的都沙小学则各自拿到915元。

这几笔“退回各校”的“办公经费”,也就是上述几位代课教师在上个学期5个月中代课所得的全学期工资,算下来,平均每月不到200元,约为同期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月最低工资标准的三分之一。

记者获得的凤凰县禾库学区不同学期几份“各校经费”表格统计显示,以吴艺伟为例,他在2007年春季全学期工资为143.43元,2007年秋季全学期工资为270元,2009年春季全学期的工资为360元。

其中,2008年春季禾库学区的“各校经费”统计表格上,没有了九龙寨小学的名字。“当时学区领导说我上报学生人数晚了,学生人数已经上报到县里了”,因此,这个学期,吴艺伟没拿到一分钱,“等于是无偿教学”。

在凤凰县教育局,记者亦了解到,在凤凰县当地的公办小学中,公办教师也是“报人头”,拿到上述这笔“退回各校”的“办公经费”,“这其实是对老师们的一种教学补贴方式”,凤凰县教育局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有所不同的是,公办教师还有一笔由县财政发放的工资。

凤凰县教育局人事股副股长黄庆翔也承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约从2007年以后至今,凤凰县地方财政再没有为吴艺伟、龙玉福等人的教学工作支付过薪金了。

吴艺伟将他29年代课生涯的工资总收入相加,最后得到的数字是2万元。龙玉福25年的代课教师总收入,也大抵是这个数字。

龙玉福说,他们从来不跟别人说自己每月有多少工资,“太丢人了,都不敢跟别人说。说了别人也不信”。 这个瘦小的苗家汉子只会低喃,“内心的悲惨,简直找不出词来形容”,“奋斗了半辈子,到头来连自己都养不活,反过来还是被家里人养活的”。

一些变化也在持续。在1997年之前,代课教师们还有寒暑假的工资,而在1997年之后,吴艺伟、龙玉福等人每年寒暑假约两三个月的工资不再发放,“哪里敢问啊?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此外,代课教师们每月8元或12元不等的班主任费,也发放至2006年取消。也就在这一年,教育部提出,为提高农村教育质量,要在较短时间内,将全国余下的44.8万人的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

到2007年以后,禾库学区的教师节大会,不再叫吴艺伟、龙玉福他们几个参加了,考试也变成了他们自己监考,学区不再派老师过来。“他们明显地排斥我们”,吴艺伟感觉,两年多来,他们变成了孤独的“异类”。

气愤之下,吴艺伟回到家,一把火烧掉了自己多年的备课记录,“反正从2007年年底以后,县教育局、学区再也没有检查过我的备课记录了”。

其原因追溯至2007年12月18日,凤凰县教育局下发了“凤教发[2007]35号文件”(以下简称“35号文件”)。

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凤凰县教育局人事股副股长黄庆翔告诉记者,2007年12月,凤凰县劳动局组织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就《劳动合同法》的贯彻实施组织了专门培训,凤凰县教育局的工会也参加了。

此次培训结束之后,凤凰县教育局当即赶在2007年年底前下达了“彻底终止”该县学校聘任代课教师的“35号文件”。

黄庆翔向记者承认,2007年“35号文件”的下达确系《劳动合同法》即将实施的缘故,在他看来,“35号文件”是根据法律规定,“规范用人制度”。

凤凰县教育局向记者提供了这份标题为“关于彻底终止学校聘任代课教师(含幼师)的通知”的“35号文件”,其上显示,凤凰县“任何学校不得继续聘任代课教师(含幼师),与代课教师签订的聘任合同必须在12月28日之前彻底终止”。

两天以后,凤凰县禾库学区召开全学区教师大会,学区校长石绍海念了“清退文件”,并根据该县教育局指示,在黑板上板书了一份“志愿代课申请书”,要求代课教师们“跟着抄”。

这份“志愿代课申请书”的内容具体为,“我是×村村民×××,本人志愿在本寨代课,报酬解决办法是以校养校、以班养班,工资待遇及经济补助与学区没有任何关系”。

抄写这样的“志愿代课申请书”,被包括吴艺伟、龙玉福、吴文忠、石杰华在内的几位代课教师当场拒绝,“打击太大了”。

在2008年10月8日,由“凤凰县教育联合调查组”出具的关于吴艺伟等7人所反映问题的答复文件中,记者看到如下文字:“《劳动合同法》实施时,你们已不是代课教师,作为落实《劳动合同法》待遇的这个主体已不存在,故你们七人不符合该法律的规定”。

该答复文件还称:根据“7号文件”精神,1999年7月底以后,凤凰县教育局“不再请代课教师”,但“鼓励部分原代课教师转向到边远村小兴办‘民办学校’。其中,吴艺伟同志于2002年秋兴办的学校就是属于‘民办学校’性质,但没有注册、登记”。

此时,吴艺伟、龙玉福他们方才知晓,他们竟然早在10年以前,“在名义上,就被清退了”,“10年以来,我们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他们在担任代课教师的数年间,从未与凤凰县教育局或所执教的学校签订过任何书面形式的劳动合同,“以往在每个学期开学之前,都是学区打电话过来让我们去开会,布置好学期工作、领回新书后,我们就开学了”。这是一种松散的劳动约定,“学区不叫你上课,就等于你失业了”。

“非法办学”?

凤凰县政府督学主任王春芬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当地一份有关代课教师的关键性文件是“湘发[1999]7号文件” (以下简称“7号文件”)。

由湖南省委、省政府在1999年3月27日发出标题为《关于乡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分流工作有关问题的意见》的“7号文件”规定,该项工作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中第一条即是“坚决清退乡镇非在编的临时雇请人员(包括代课教师)”,具体阐释为,“对乡镇机关事业单位临时雇请的非在编人员(含代课教师)一律予以清退。各地可根据被清退人员服务年限和当地财力,酌情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助。有关补助的办法和标准,由各地自行确定。这项任务必须在1999年6月底(代课教师可延至7月中旬)以前完成”。

“凤凰县是严格按政策执行的,在省里的‘7号文件’下达后,凤凰县从1999年以后就没有代课教师了”,主要参与该项工作的黄庆翔强调,“在1999年7月中旬以前,全县清退了780多名代课教师”,“当时的补偿,就是给了他们每人多发了一个月的工资,那时是每月106元,由县财政支出”。

龙玉福则表示,他从未拿到过这笔“补偿”,他给记者看了他在1999年的农村合作社存折,当年1月至7月28日,他的工资一共为535.8元,“根本没有同时发两个月的工资”。

2007年12月27日,禾库区7位代课教师找到凤凰县教育局,一位官员跟他们讲,“还有一个多月才放寒假,你们还是先回去上课,学生要考试了,等放假再说”。

2008年2月20日,凤凰县30多名代课教师再次找到该县教育局“反映问题”。该县教育局一位负责人跟龙玉福说,“你们禾库的不是老师,别来了”。

龙玉福的心,“被狠狠戳中了”,他当场落泪了,“干了大半辈子,我们到底是什么?!”

在这一天的座谈中,吴艺伟还记得当时一位县教育局的领导称,“整个县有一两百名代课教师”。

但在6个月以后,让他意料不到的上述“非法办学教师”调查报告随即出炉。

黄庆翔解释,之所以将吴艺伟、龙玉福他们定性为“非法办学”,是因为在1999年以后,凤凰县一共有39名“自己愿意办学”、经费“自收自支”的教师,“他们应该到县教育局职成股去备案,申请民办学校的资格证,但是包括九龙寨小学、早齐小学在内的这些学校,都没有备案”。

但是,对吴艺伟、龙玉福、吴文忠、石杰华,这几位将自己的人生与乡村教育事业紧密相连的代课教师而言,他们彻底懵了。

1998年,吴艺伟在新湾小学做代课教师,他在学区的会上听说过一次有关“清退代课教师”的政策宣布,“那时我感觉这和我没什么关系,也没在意。我没感觉我们被清退了,因为他们还继续用我们。每年开学之前,我们都要到学区去开会”。

到1999年,一些代课教师默默地离开,吴艺伟的确感觉代课教师人数减了很多,“那时片完小、中心完小的代课教师已经微乎其微了。而我们呆的地方太偏僻了,代课教师人数就没有减少”。

那一年清退代课教师时,没有人通知他们离开,他们接到的是书面的“开学通知”,同样,他们也没有拿到过任何“清退补偿”,“还是每个学期让我们去学区开会,继续给孩子上课。考试也是学区派老师来监考,统一阅卷”。即使在2007年以后,他们也是“经过学区、县教育局的同意,才开的学”,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工资始终是学区统筹统管,从来没有拿过学生的钱,收的钱都上交给学区的财务部门了”。

他们坚持,这么多年来,他们就是“公办小学的代课教师”。“早齐小学怎么就变成民办小学了?”在龙玉福的印象中,覆盖附近5个寨子的早齐小学,在历史上就有公派教师下来任教过。

而在2001年,龙玉福曾一度动过将早齐小学申请变更为民办学校的念头,他去凤凰县教育局咨询,但是“县教育局没有批,工作人员跟我说,早齐小学只能办成公办学校,因为你们就是代课教师”。黄庆翔后来对记者解释,那是因为早齐小学“不符合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

甚至在此前的2007年1月18日,湘西自治州教育局工作科还下发了当年“湘西自治州中小学教师管理数据库信息采集卡”,要求他们填写,其中的“填表说明”中清晰地显示,“‘归属类别’分为行管人员、教研人员、教学人员、代课教师、实验人员、后勤人员”。

“如果他们说1999年就没有代课教师了,为什么还要注明有代课教师这一类?”龙玉福大惑不解。

路在何方?

“每个月才几十块钱,如果我是吴艺伟,早就打工去了!”凤凰县教育局一名官员对记者如此感喟。

值得一提的是,在1997、1998年全国“普九”验收之际,为了保证入学率,早齐小学、九龙小学等“一人一校”的境况,曾被凤凰县教育局定性为“教学延伸点”。

以巴几寨为例,该寨326人,一共62户,在1998年全国“普九”时,巴几寨的30多个孩子常常到10岁、11岁才去附近的吉云片完小读一年级。“我们这些学校的产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如果没有巴几小学,将会影响到整个乡镇‘普九’的入学率”,在石杰华的印象中,1998年至2002年,正是抓“普九”的关键时期,那是,作为代课教师的他们,即便在周六、周日都没有休息时间。

黄庆翔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凤凰县目前在各个乡镇“集中办好寄宿制小学”,“不符合办学条件的村小,都要拆并”,最近几年,县里给小学一至六年级的寄宿制小学生每人每月60元的生活补贴,“全县计划每年给寄宿制学生拿出50万元生活费补贴,由县财政追加,用于解决村小的学生读书难的问题”,而整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办好全州的寄宿制小学,“准备拿出3亿元,正在实施中”。

拥有15000余人的禾库镇仅有九年制学校1所,片完小2所,村小12所,而凤凰全县在校学生大概有2000余人。

而在吴义伟看来,七八岁的孩子如果到镇完小去读书,“他们的生活根本无法自理”。

黄庆翔也承认,凤凰县山区的一些自然村寨位于深山之中,至今条件依然艰苦,“公办教师往往派不下去”,而如果那些高寒山区的孩子入学不方便,家长就会让孩子们延迟入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括吴艺伟在内的代课教师确实补充了当地教师资源的不足,他们为当地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吴艺伟他们热爱这个工作,始终不愿意放弃。这么多年‘非法办学’没有取缔他们,就是考虑到这些现实原因,既避免矛盾激化,也让他们有一个施展个人才能的机会”。

从2009年下学期开始,吴艺伟、龙玉福他们没有再开设四年级以上的班级,四年级以上的孩子全部集中至凤凰县中心完小或片完小上学。

在更大的层面上,教育部承认,目前全国仍有代课教师31万。这是一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

凤凰县政府督学主任王春芬向记者强调,目前人口40万的凤凰县,其县级财政主要负责全县1万多名公务员与教师的工资支出,“凤凰县基本上是温饱财政,人均GDP和北京、上海是不能比的”,因此,“需要国家统一出台代课教师的相关政策”。

黄庆翔亦表示,对于九龙寨、早齐小学,县教育局“某种程度上是默许,也不公开取缔,让他们找个生活费”,“对于历史遗留问题,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实际上等于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打鸟策略”。他解释,凤凰县的县级财政目前首先解决的是现有公办教师的“人头费”,“这些‘计划外的’,从哪边开支?”

“非法办学”、“取缔”这些关键词,显然伤了吴艺伟、龙玉福等人的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吴艺伟最为缅怀的时光。那时,代课教师在乡村社会中声望颇高,代课教师每年还有二三十元的“寒炭费”,“很吃香”,整个学区的教学业务氛围也很浓厚,“那个时候,只一心一意要教好书”,他每个礼拜至少要到禾库学区开两次会、学习,常常是下午5点多放学后,走两个多小时山路去镇上,晚上9点多开完会后,一个人燃着火把翻越腊尔山,凌晨才到家,“胆子就是那段时间练出来的”。

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们响应国家号召,在村里教“扫盲班”,白天给孩子们上完课后,“晚上全村大大小小都来上夜校,那时觉得很有劲头”。

在2007年12月,凤凰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曾对禾库等地的教师问题做了深入调研,他们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报告提出,“边远偏僻村寨的孩子难以集中到片完小就读,如何保证边远偏僻村寨的孩子们全部上学,并享受良好的教育,值得全社会关注”。

但是这份调研报告,并未改变这些乡村代课教师的命运。

山中春寒,平时忙着上课、为了生计外出打打零工的吴艺伟、龙玉福、吴文忠、石杰华,很难才能碰个头,他们一脸倦色,围坐火塘聊到凌晨夜色沉寂时分。突然之间的长久静默,是常有的。

3年下来,曾经跟他们一起到各个部门反映问题的代课教师龙玉满选择退出,当了近20载代课教师的她彻底回归一名农妇的生活,而随着龙玉满的黯然离开,她曾执教的解放村小学也宣告解散。

龙玉福常常失眠,吴文忠添了不少白发。几个汉子,最后抱头痛哭。

龙玉福感觉,他一生为教育付出的梦想,就像火塘中的木柴,曾经燃烧过熊熊的光亮,但如今即将熄灭,过往荣耀,皆成泡影,“只要给我们一个教师的名分,我们也就满足了”。

吴文忠说,他只想“找回尊严”。

2010年2月3日,他们去了县教育局,得到的答复是,“对你们代课教师,还没有政策”。

2月26日,禾库学区通知他们参加学区的“控流保生动员大会”,学区领导让他们“领了新书去开学”。吴艺伟、龙玉福、石杰华同样签了“校长责任书”。

而他们的未来,在模糊的泪光中,如摇曳的灯影,变得更加不确定。

“我们为凤凰县的教育事业干了那么多年,现在已经老了,退也就退了,但不要损害我们的名誉”,凤凰县城的夜晚,大红灯笼通明,吴艺伟走在鼎沸的大街上,步履迟缓,他想了又想,说,“最差的结果,实在不给补偿,给我们一个书面肯定,盖个章,就可以了”。

灯火远了,人声远了。路在何方?他说,他看不到光亮,“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

“我们到底是什么?!”

凤凰最后的代课教师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只知道兢兢业业工作,多做点成绩出来。我们总认为,我们自己争取表现优秀,他们会看得到。”

一人支撑一校

1984年,当地师资力量奇缺,吴艺伟参加了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禾库镇的代课教师统考,最终被录取。

事实上,早在1981年,念完高中一年级(当时高中为两年制)的吴艺伟就开始在禾库镇的小学任教。在过去的29年间,按照凤凰县禾库学区的指派,吴艺伟辗转于禾库镇补丁小学、新湾小学、吉云小学、禾库小学等8所村寨小学担任代课教师,直至2002年才返回自己的出生地九龙寨任教,此后再未离开。

从此,他“一看到孩子们的花花脸,就觉得舍不得”。

遇到雨雪、冰冻、雷电交加的天气,吴艺伟就得去家里接送孩子上学,“一手拎书包,一手端火笼”,像骄傲的母鸡护住小鸡一样,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凤凰县禾库镇位于古苗疆腹地的腊尔山,当地人因其偏远,将它唤作“西伯利亚”。从禾库镇到位于腊尔山深处的九龙寨,至今公路依然只通了一段,接下来,得翻山越岭步行大约一个多小时。

《新民周刊》记者俯瞰的九龙寨,其实就是云雾缭绕中端坐于一片悬崖之上的小小村寨,一路上望下去,悬崖陡峭,九龙沟深不见底。拥有110多人的九龙寨,至今每逢雨天依然会断电。

在2002年之前,九龙寨的孩子们就需要沿着悬崖上边的山路,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补丁村小学去上学,在那时,“遇到下雨、下雪的天气,年龄小的孩子根本走不动,许多孩子都要等到9岁、10岁才读一年级”——这正是吴艺伟要在九龙寨教书的重要原因。

这一年,九龙寨小学在吴艺伟外出打工的弟弟借出的一幢民房中开学了,在这幢破落民房中的几年间,遇到下雨天,吴艺伟就忙着“转移学生”;即便是天气晴朗的时候,教室中依旧光线黯淡,上课时,他几乎将脸贴到了黑板上。

直到2009年,经北京的好心人捐助,九龙寨小学的新校舍落成。学校的砖砖瓦瓦,吴艺伟看着都很亲切。盖校舍的水泥、木材、钢筋,是他组织乡亲们用肩膀挑回来的,那段时间,他清晨5点多起床,挑两趟,下午放学后,再去挑一趟。

吴艺伟是九龙寨小学唯一的老师兼任校长。“复式教学”法在九龙寨小学沿用至今,所有年级的孩子都集中在一间教室上课,实行“包班”教学,仅有的一名老师负责语文、数学乃至体育、音乐、美术全部课程的教学,由来已久。

2010年3月24日,在九龙寨小学,《新民周刊》记者旁听了吴艺伟的讲课。当天上午10点20分,吴艺伟邦邦邦地敲响了一扇老式的铁钟,孩子们往教室里奔。跟禾库镇所有的小学一样,九龙寨小学一般是上午10点半上课,下午4点半放学,中午1点至2点休息。

“没上厕所的,赶紧去!”吴艺伟大手一挥,孩子们呼啦一声,又都跑了出去。

一年级的8个孩子,坐在前两排;二年级的3个孩子,坐在最后一排。吴艺伟先让二年级的孩子抄写生字,接下来让一年级的孩子学习偏旁、朗读课文,每个年级差不多轮流教15至20分钟。教室里那块黑板,油漆剥落得厉害,两个年级的板书都在上面。

孩子们的普通话不是太好,提问时多喜欢用苗语,吴艺伟则用苗语夹杂汉语回答。禾库镇属于纯苗区,小学一至三年级的孩子多采用这样的双语教学。

跟吴艺伟一样,凤凰县禾库镇大塘村大塘小学的代课教师吴文忠采取的也是“复式教学”。

这学期,大塘小学的二年级有17个孩子,三年级有10个孩子,一节课中,吴文忠平均每个年级教20至25分钟。比如,3月25日上午,三年级的学生抄写古诗的时候,二年级的学生就学数学,用乘法口诀求商……一天下来,吴文忠感觉很累。

平时显得内向严谨的吴文忠,在看到上课之前孩子们合唱《大芦笙》摇头晃脑的模样,神情变得柔和起来。吴永忠夫妇爱好文艺,大塘小学的文艺演出在禾库镇,甚至凤凰县,都是出了名的,当地的“六一”文艺汇演,大塘小学总能捧回奖状,当地村民流传着,“如果大塘小学不参加,文艺汇演就没什么可看的了”。

但这些荣誉,并不能改变大塘小学缺桌少椅的现实,在仅有的约20平方米左右的“教室”中,所谓的课桌不过是在水泥砖上架上一块破旧的长木板。水泥砖是吴文忠亲手做的,这位大塘小学唯一的老师兼校长还负责一切校舍维修工作。

最多的时候,大塘小学有30多个学生。没有操场,吴文忠家的院子又太小,孩子们上体育课时,只能转移到老校舍那块已经垮平了的旧址上,没有篮球、足球,孩子们的娱乐是偶尔跳跳绳。

1997年,毕业于凤凰县技术职业中学的吴文忠由村民推荐、经禾库学区批准,成为一名代课教师。吴文忠的父亲,65岁的吴子先,退休之前是一名公办教师,曾在大塘小学任教过的吴子先在该村声望甚高,老先生一生的夙愿就是希望儿子也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老师,“做老师挺光荣的!”他至今这么坚持。

值得一提的是,大塘小学就开在吴文忠的家里,迄今已经办了有12年。1990年,大塘小学的老校舍垮塌,此后该小学就一直是设在租借的大塘村的民房中,在吴文忠的父亲吴子先时代亦如此。鉴于“在别人家上课,不方便”,吴文忠接手后,索性将大塘小学设在了自己家的一间空房中。

此种情形,方圆皆知,不足为奇。比朵小学校舍垮塌了十多年了,现在孩子们还是分流在一位公办教师的家里上课。

此外,石杰华老师执教的吉云村巴几小学,也是设在自己的家里。“包干到户”的时候,村里把巴几小学的地卖了,校舍也拆了,从1998年开始,巴几小学的孩子们结束了步行一个多小时山路到吉云片完小上学的历史,开始在石杰华腾出来的两间房子里上课,现在每周三下午有一节音乐课,石杰华教孩子们唱《小燕子》,孩子们很喜欢。而吴妹女老师执教的崇寨村都沙小学,也是位于大山深处,实行一人一校,复式教学。

扎下了根

在当代课教师之前,吴文忠曾在吉首开过餐馆。13年过去了,中间有好几次,他都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村民跟他说:吴老师,村里人缺少文化,你就留下来吧。

同九龙寨小学一样,大塘小学如果停办,村里的孩子得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到临近的禾库镇上的小学念书。

吴文忠迄今是大塘村“学历最高的人”,普通话带着乡音。而他的一些同龄人,至今不太会讲普通话,而大塘村的孩子在入学前普遍只懂苗语。

如今,他回想自己在每一个人生拐点中的抉择,竟然都是“留下来”,“教书”,所有的选择,都不如站在三尺讲台上,“那么踏实”。就像如今院落中的那株梨树一样,慢慢地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开出了白净的花。

这么多年下来,吴艺伟早已习惯独自去处理九龙寨小学的一切事务。在更早的1985年,他在新湾小学任教期间,当时校舍仅两间,两名老师上课时各占据一间,碰到下雨天气,就变成了天上下大雨,教室下小雨,“老师上着上着课,就跑出去盖屋顶了”,“都这么多年了,习惯了,尽量不给国家添麻烦吧”。尽管回忆上述片断,他的眼眶总是湿润的。

湖南卫视“变形计”栏目曾邀请吴艺伟与北京市一所重点小学的老师进行角色互换,2007年9月,吴艺伟去了趟北京,他清晨4点多就起了床,跑到天安门去看升旗仪式,感觉“很震撼”。从北京回来,吴艺伟带回了一面国旗,之后的每个周一,他都要组织九龙寨小学的孩子们举行升旗仪式,小小的空地上,孩子们站得稀稀落落的,身体挺得笔直,“当然不能跟北京的比了。就是希望孩子们能看到五星红旗,能感受到那种庄严的气氛”。

吴艺伟的北京之行,让他的高中同学、同样身为代课教师的龙玉福羡慕不已。42岁的龙玉福近两年才去了凤凰县城,迄今最远到过的地方就是湖南省会长沙,第一次坐电梯的时候,觉得很新奇。

在最缺教师的上世纪80年代,一批当地学历较高的人,成为了当时的代课教师。龙玉福的命运,与吴艺伟惊人地相似,他目前执教的早齐村早齐小学,海拔为禾库镇最高,距离九龙寨需要步行3个多小时的山路。

拨弄着火塘里的柴枝,这个淳朴的苗家汉子,回忆往昔时,眸子中依然有火星闪现,“我就是特别喜欢当老师,那时候总认为自己有点墨水,能够去教孩子们,就是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他的记忆中最为温馨的一幕是: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时,人们将教师比喻成“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个时候,能够有机会教书育人,简直是无尚的光荣!”

也就是在这一年,高中毕业生龙玉福通过了禾库镇的统一招考,从100多名考生中新颖而出,成为一位代课教师。

这一年的9月,这个18岁的苗家小伙子,从早齐村出发,高高兴兴地走了6个小时的山路,去禾库学区委派他的第一个代课点禾苗小学去教四年级,“包班”教学。就像扁担上挂的两垛柴禾一样,早齐村在禾库镇最西边,而禾苗小学在最东边。那一年,龙玉福每月的工资是41元。

25年一晃而过,龙玉福相继在禾库镇的9所乡村小学任教。1987年春天,早齐小学校舍垮塌,龙玉福只好将学生们转移到自己家里上课,孩子们挤在他家狭小的堂屋里,一上就是4年。1991年,等早齐小学的新校舍建好以后,龙玉福又被调到其他学校了。

龙玉福的婶婶石妹叭一辈子都在早齐小学教书,最终从民办教师转成公办教师,石妹叭老师退休后,没有公办教师愿意来这个走路两个半小时才能到镇上的乡村小学任教,于是在1998年,龙玉福接了婶婶的班,也结束了他13年的“流浪教学生涯”,再次调回本村的早齐小学做代课教师,并任早齐小学校长。

龙玉福之外,早齐小学目前还有一名代课教师欧正金。1992年,高中毕业、在村里当妇女主任的欧正金经早齐村推荐,被禾库学校“请”为代课教师。这学期,早齐小学一年级21名学生,二年级13名,三年级16名,龙玉福负责教三年级的语数和二年级的数学,欧正金负责教一年级的语数和二年级的语文。

“代课教师是全村最穷的人”

“吴老师,你怎么不穿皮鞋?”2007年,有个北京孩子这么问吴艺伟。

孩子的眼睛亮亮的。吴艺伟瞅着自己那双为了到首都才特意换上的新解放鞋,心中酸涩。

禾库镇的村村寨寨,吴艺伟都熟稔得很,“不少人家,父母是我的学生,孩子也是我的学生;到学区开会时,碰到的一些公办教师,他们也是我的学生”,历年来,吴艺伟一共教了1000多个大山里的孩子,其中五六十人成为了大学生,仅九龙寨就有7人。一批又一批的孩子,踩过他的肩头,走出巍巍青山。

“努力学习走出大山”,是他的心愿。让他最感到自豪的事情是,从来没有一个孩子在他的手里出过意外。

13年来,吴文忠教了200多个孩子,他在大塘小学墙壁上写下“振兴家乡而发奋读书”这几个毛笔字——这也是他坚持任教至今的力量之源。

作为沉默的教育留守者,29年的代课生涯,留给吴艺伟的是一贫如洗。从1981年至1983年,吴艺伟每月领到的工资是4元。此后的25年间,吴艺伟的工资逐渐变成每月16元、30元、52元、106元、108元。大约从2000年至2001年,他每月的工资增至200元,而在同时期,比吴艺伟年轻10岁的公办教师,工资往往已是1300元至1400元。

领工资的时候,往往让吴艺伟与龙玉福感到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挫败感,“我们的成绩单和工资单,是成反比的:成绩在金字塔的尖尖上,工资是最下边垫底的”,他们这样解嘲。

在2006年,凤凰县曾有一名公办教师被派往崇寨小学任教,结果只在当地挂了一个星期的名,“人都没到”,就离开崇寨小学了。

“我们这些代课教师,总是被调到最偏僻的山寨教书,哪个山寨需要老师,就首先把我们代课教师调过去;而公办教师最多集中在县城跟镇完小、片完小,偏远的村寨,根本不愿意去”,龙玉福感到,“代课教师好比建楼房的硬石子,最后没人记得住”。

但是,让他感到矛盾的是,当从讲台上走下来,孩子们欢笑着呼啸而来、争相抱住他的大腿的时候,之前那种如影随形的落寞感,又奇迹般地被短暂冲散了。

吴艺伟的妻子是纯苗族人,一句汉语都不会,平时就呆在家里做点农活跟家务,最远的地方也就是去趟吉首。他家一亩水稻,仅够一家人的口粮。多年来,吴艺伟都是清晨5点多起床,干4个多小时农活,再去上课。

2005年,吴艺伟几乎支撑不下去了,只有忍痛让一对双胞胎长女辍学在家务农。直至2006年7月,他的处境经由湖南当地媒体关注后,有好心人资助了他的两个女儿在吉首一所职业学校念书。现在,他还有一子一女尚在念初三,“负担不起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1984年与吴艺伟一起开始教学的两位老师,已经在城里买了楼房,“出门坐摩托车”。而吴艺伟的里外一身,“除了袜子,包括内衣、内裤,都是别人捐赠的”。这位代课教师,1989年,打了20多天的工,一天赚13元,买了一张185元的床,这是他给家里添置的唯一的“财产”。他至今居住在他的太爷爷150年前造的青石宅中,这几乎是九龙寨里最为破旧古老的民房了,一只衣柜是岳父送的,几把竹椅是父亲送的。吴艺伟家的正对面,是出门打工的村民焕然一新的楼房。

在吴艺伟的工资达到“顶峰”即每月有200元的时候,还有人问他,“吴老师,每月就200元,你还做这些、还做这么久干嘛呢?”他无法回答。

《新民周刊》记者采访的所有在凤凰县任教至今的代课教师,无一例外都处于生活上的极度窘迫之中,“拿起锄头当农民,放下锄头当教师”之外,在假期,他们还得打打零工以渡难关。

吉首市乾州古城北门城楼对面的马路边,是当地一个农民工集散地,吴艺伟、吴永忠已是这里的“熟脸”,每年寒暑假,他们都站在这条尘土飞扬的路垭子上,等着“被工头相中”,有时周末也去。要是“运气好,被挑中了”,就去扛沙子、背水泥、搬货、拆房子……一天下来大约有七八十元不等的收入,晚上就在乾州菜市场的卖菜台子上凑合一夜。只是碰到有熟人,“就要偷偷地背过脸去”。

石杰华每个寒暑假都是在建筑工地上挑沙、挑砖,拼命地干活,晚上就睡在水泥板上。开学的时间,他总是掐得很准,如释重负,“很高兴,又要和孩子们在一起了”,这学期,巴几小学一年级16个孩子、二年级9个孩子,在等着他。

在工头、工友们“羡慕的眼神中”,他们挥挥手,返回自己执教的深山中的小学。

然而,如今的吴艺伟对于过重的体力活已经不堪负荷,这种情形让他多少有点沮丧,“年轻时挑200斤的担子都可以,现在挑100斤的担子,都困难了”。遇到太重的活儿,工友们都拦住他:吴老师,算了,你现在干不了了。

而对于身高1.57米的龙玉福来说,目前从事过于沉重的体力劳动显然太吃力。他租了别人的地,种了4亩烤烟,这是一份熬体力的活儿,收获的季节,“一笼烤烟要在火笼上烤5天5夜,人得守着,不能合眼。烟叶全部烤完,要一个月,全家轮流不睡觉”。

在上世纪90年代,为了给孩子们凑足学费,龙玉福跟随他唯一的弟弟跑到娄底一家煤矿挑煤,每天6个小时呆在矿井底下,“五六十元一天”,这份工作,龙玉福前后干了一年多。2007年,他的弟弟在挑煤时碰上瓦斯突出事故,不幸罹难,其后,龙玉福就再也不敢去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龙玉福家的经济状况仅能负担一个孩子念书,在凤凰县中学读高一的、原本成绩优秀的女儿特地告诉父亲,“我不想读了,让弟弟读吧”。女儿辍了学,果断地远赴深圳打工。

那几天,龙玉福几乎垮了,他偷偷地抹了两晚的眼泪,次日又顶着红眼圈上课,常常上着上着就哽咽起来。“没有能力啊。作为老师,连自己的孩子都读不起书”。

理想与现实之间日趋背离的鸿沟,像一幕鲜明的反讽剧,让龙玉福倍感辛酸,“拿起了粉笔,就忘记了烦恼;等孩子放学后,又觉得失落”。

反差是清醒又残酷的。龙玉福当年的同行,曾在新湾小学任代课教师的龙杰军,1999年就去广州打工了,现在已在村里盖起一幢3层楼的新房。

“如果早一点去打工,可能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现在,我们是全村最穷的人了”,龙玉福形容,他们这些至今坚守的代课教师,终年处于“找钱”的生存状态,疲于奔命。

今年3月,吴文忠的妻子终于下了决定,去了上海打工,他们14岁的长女今年在禾库中学读初三,女儿的成绩是全年级第一,但如果要念高中,学费加生活费一年至少得七八千元,“我要上课,出去不了。没办法,她就得出去找钱了”。

据《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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