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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楚楓
梁振英是「硬骨頭」 下台談何容易
世界名人网时事评论 美國 楊楚楓          于 October 16, 2014 at 03:16:57:
世界名人网讯 10月15日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香港特首梁振英的民望,跌到2013年11月以来新低的40.6分,其母校英皇书院,有超过200名校友和学生发表联署声明,狠批梁振英“三失”:失察、失信、失职,呼吁他“回头是岸”。

综合媒体10月15日报道,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表示,9月28日开始的占领示威行动发生一周之后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梁振英支持度评分为40.6,比两个星期前,明显下跌,也是去年11月以来的新低,为他上任特首以来第二低的分数。

超过200名英皇书院校友和学生14日发表联署声明,批评作为旧生的梁振英,漠视市民争取真普选的声音,显然忘记了“慎思笃行”的校训,希望他“回头是岸”。

声明狠批梁振英“三失”:漠视市民争取真普选的声音是“失察”,搁置与学联就政改对话是“失信”,对以催泪弹对付示威者不负责任是“失职”。

声明又促请全国人大收回有关香港政改的决定,重启“政改五部曲”,落实公民提名,取消功能组别,要求梁振英和港府以香港利益为念,坦诚与学生代表商讨政改,落实真普选,尊重和平示威者集会的权利,责成警方缉拿滋扰和平集会人士,为以催泪弹对付和平示威学生的决定向公众道歉。

香港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认为,今次梁振英民望评分与港视事件后得分相若,反映其民望已差不多“见底”,无可再跌,只余下死硬派继续支持。近日,港媒踢爆梁振英私下收受澳洲企業5000萬港元,而又不公開,不交稅的事件;香港市民以至政界人士對梁振英的誠信、操守大表懷疑,立法會議員將要提出彈核動議……,梁振英將要下台的傳言便不徑而走。由此看來,梁振英是否(或應否)下台,將會成為港澳市民關注的焦點。這是否意味着:梁振英下台有可能成為事實?

梁振英出任行政長官是按照《香港基本法》規定選舉產生的,又怎可「說下就下」,民粹凌駕於法制之上?說句笑話,即使是中央不滿意梁振英,但既然反對派要把他拉下台,就更是反而更要「力撐」梁振英。這叫做適得其反。實際上,這幾天中央電視台多次播出梁振英的鏡頭,給予了最高「禮遇」,可見中央就是不聽香港幾個「學聯及學民思潮」幾個黃毛小子這支「笛」。如果他們叫喊甚麼就答應甚麼,中央政府的管治權威將如何維持?梁振英因得中央力挺、官媒熱捧,其特首寶座堅如磐石——若會動搖,或者根本係錯得離譜矣。

其實,縱然梁振英沒有涉嫌收受利益,違反誠信的事件被踢爆,梁振英也是應該鞠躬下台的。因為他已成為香港特區有效管治的負資產。不下台是「冇天理」。很明顯梁振英已違反了為政之道。筆者所說的為政之道,是指宋代程頤在《代呂晦叔應詔疏》所說的:「為政之道,以順民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民為本。」雖然老土,但應很適用於當下的中國及香港。

在香港社會中,誰最想梁振英下台?

梁振英與澳洲UGL簽秘密協議將近兩年了,為甚麼掌握這項機密的人,選擇在這個時刻把它公諸於世?有人說,這是北京「放料」的。因為,經佔中一役,北京擔心梁振英已失去港人支持,再也難以完成北京交給他的任務。所以須要有個理由去放棄他,總不能叫梁振英也像首任特首董建華以「腳痛」來請辭吧。

不過,回歸以來,香港不外出了三個特首,如果竟有兩個特首沒法完成任期,這絕非北京樂於看到的。這會令人覺得,一國兩制實在並不可行。

再者,如果北京真的打算放棄梁振英,應會利用他來換取籌碼,譬如作為佔中者撤場的條件,那起碼可以用來解決佔中問題。把梁振英弄成應該下台,就會令他的下台失去交換價值。

因此,今次「放料」的不似是北京。這些「料」原先應掌握在澳洲人手裡,澳洲是美國盟友,「有料」應放給美國,不會放給北京。

另一方面,佔中者正騎虎難下;如果不盡快撤場,民怨會愈來愈大;但如果無條件撤退,那又怎樣向支持者交代?當初不是說非要公民提名不可的嗎?為甚麼現在變成不要也沒所謂?那佔中的作用又去了哪裡?難道只是為了癱瘓交通?

為了方便有下台階,佔中的策劃者才轉移目標,把矛頭指向梁振英。用一個眼前的具體目標—要梁振英下台,取代一個相對遙遠宏偉目標—建立一個完美選舉制度。若是真的可以弄到梁振英下台,佔中者就可以在勝利的凱歌下撤場。

然而,要梁振英下台談何容易!單靠佔中施壓並不足夠,必須抓到令梁振英難以交代的痛柄—梁振英與UGL的秘密協議。

UGL是澳洲上市公司,帳目須審核,付給梁振英的400萬鎊,必有紀錄,梁難以否認。如是令梁必須交代以下問題:(i)他身為戴德梁行的高層管理人員,在公司出售的過程中收受了利益,為何不向僱主與債權人交代?(ii)他收了這麼大筆錢,其中有部分是否需要交稅?這些都可以被人告上法庭,即使未必勝訴,但梁的誠信難免會受質疑。由此可見,「放料」的人很可能是佔中的幕後支持者。

不過,到這一刻為止,北京尚未有放棄梁振英的跡象,親中報紙還在為梁振英的秘密協議辯護。而佔中者的對梁振英下台的訴求亦在降溫,已沒有把這視為撤場的必要條件。

民意調查下顯示,有靠近一半的市民都認為,單是叫梁振英下台,並不能幫助香港當前所面對的實際問題。於大多數市民而言,他們並不熱衷於搞政治鬥爭,他們只是想過好自己的生活。反建制的政客告訴市民,不先改造社會,就休想過好生活;但市民都在今次佔中運動中體驗到,要改造社會,是要付出代價的,結果可能令他們對反建制派的過激訴求不再認同。這是佔中的策劃者始料不及的。

想深一層,逼梁振英辞职也是不合时宜,

因在学生示威中涉嫌滥用暴力,要求特首梁振英限期辞职的声音,正成为香港学运的当前诉求,对此,梁振英表示不会辞职,特首办已做好应对学生包围冲击政府建筑物的武力准备。与此同时,在民意和舆论压力下,港府也表态会和学联接触,就政改问题,进行设置前提的讨论。内地方面,中央政府依旧坚持原有立场,支持港府依法维稳,希望运动尽快平息,而内地的官媒喉舌,也仍在不加掩饰地,加大对香港学运的指责批评。国际层面,随着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和主流媒体对香港投入关注,中西方的“嘴仗”也在政府层面和网络空间同期开打。香港学运,正在形成一个巨大的政治舆论漩涡,拽曳着各种力量在和平与暴力、对抗与对话、温和与激进间互相拉扯,以“占中”为表象的示威活动,也因此有了长期化、复杂化的潜在趋势。这,大概就是香港学运的最新态势。

在这种态势下,作为香港特首,对暴力弹压负有重要责任的梁振英,是否应该立即辞职,理所当然地会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议题。而学生们的诉求或许自有理由,除了在今次学生和平示威中涉嫌滥用暴力,梁振英的施政能力和施政方式,也一直在香港社会,饱受各界批评。自梁振英上台以来,陆港两地间的矛盾冲突,越发尖锐,香港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也越发严重,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和意识冲突,也越发扩大。对所有这些问题,梁振英政府要么束手无策,要么都采取简单化的应对措施,既没有向中央反映香港的真实情况,也没能落实执行好中央的治港思维。在不少人看来,梁振英没有履行好一个特首的职责,香港社会之所以出现今天的乱局,梁振英当然应负最大责任。

梁振英确实不是一个受香港民众欢迎的特首,从过去两年的执政情况看,甚至都难说是一个合格的特首。但是,虽然如此,也必须要承认的是,梁振英毕竟是依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经过合法程序产生的特首。运动学生必须认识到,逼梁振英限期辞职下台,是不可能达成的单方意愿。香港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可能就以这种方式草草收场,如果梁振英在这个时候辞职下台,不管是中央政府勒令为之,还是梁振英迫于形势主动为之,都会传递错误信息,会被激进力量利用,这对香港未来政局的稳定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

运动学生必须认识到,对程序的尊重,是香港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是香港社会之所以被称为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尺,也是香港社会能在混乱中,继续运转的重要原因。针对香港社会两年多来的乱局,特别是针对这次弹压和平示威中,滥用暴力的错误行为,尽管梁振英负有最大责任,中央政府也可能反思,当初的特首遴选决定,对特首的管治能力重新评估,甚至于对特首“爱国爱港”的标准重建认识,但至少在目前这个敏感时期,中央政府不可能将梁振英免职,而梁振英本人就更不会主动辞职。在明知不可行的情况下继续硬逼,受益者只能是梁振英本人。或许有人说,董建华当年也因为示威而辞职,但须知董建华当年也不是在示威后,就立刻辞职。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中央对梁振英的不满,已经显而易见。中央近年对港澳厚彼薄此的变化,就是梁振英不受中央待见的体现,而执意于强势弹压,并拒绝对话的梁振英,在发射催泪弹后,能即刻收手停止使用暴力,开始就政改问题,和学联展开设置前提的对话,就更说明北京的背后主导,正在发挥积极作用。从任何角度看,北京都不希望香港问题激化,尤其是在习近平的任期之内,更不希望看到政治碰撞,成为香港社会的主题,不希望看到香港社会,呈现暴力化趋势,不管这种暴力,是来自于激进力量的运动暴力,还是来自港府特首的弹压暴力。习近平不可能允许激进势力,主导香港政治社会,而学生们要求梁振英限期辞职的做法,就已经有了政治激进的嫌疑。

在如何为目前的僵局找到出路的问题上,也许学生、港府和中央政府都要反思。中央政府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当初把梁振英推到了特首位置,为什么香港问题在人大普选决定“落闸”后被突然激化,为什么在回归了十七年后,香港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不仅没能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演化得更加复杂尖锐。港府梁振英要反思的是,香港特首到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人民的特首,还只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特首,或者是只会处处听命于他人的政治傀儡。学生也必须反思的是,除了这种街头政治和最后通牒式的胁迫性表达,还有没有其他更合理表达诉求方式,像这种情绪化的做法,把矛头对准梁振英本人,要求他必须限期辞职,这样做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这还到底是不是这场运动的最初动机。

无论是学生、港府和中央政府,都必须认识到,对抗性思维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情绪化的极端做法,就更容易把事情搞砸,如果要为香港问题找到出路,各方都必须坐下来,在透彻反思的基础上,认真对话。各方都要认识到,香港问题的产生与爆发,正是对抗性思维所致,相关各方如果都能把眼光放到问题本身,放弃对抗性思维,采取建设性心态,共同致力于为解决问题寻找出路,香港问题就算不能得到彻底解决,最起码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尖锐激化。

对于学生,就更要认识到,这场运动的目的,是要解决香港面临的问题,而不是要让特首辞职,更不是为了运动而运动;运动方式,是要遵循和平方式,而不是要采取激进暴力。所以,当运动诉求从解决问题向要求特首辞职转移,运动方式从和平向激进转变,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们,都必须及时停下来,回到发起运动的原点,冷静检视运动,到底有无跑偏。进一步说,既然“占中”的目标已经阶段性达成,学生抗议已经让港府和梁振英感到了政治压力,已经让中央政府认识到了香港市民和学生对民主普选的珍视,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对香港政治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过犹不及”,就立即停止对抗,启动对话沟通,也未尝不是最恰当的斗争方式。

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必须清楚,街头政治运动,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它的编剧人,必须有极大的政治定力,要既能投身其中,又能抽身事外,不能随着剧情的起伏渐变,为剧中之人,而香港这场学生运动,就具有这种危险趋势。除此之外,就香港这场学生运动更要注意,不光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参与者,容易陷入政治激情,不同力量的暗中博弈,更可能让运动偏离其预设目的和方式,让学生们扮演为他人火中取栗的角色,受益者却是梁振英本人,以及火上浇油的激进民主势力,和暗中推动的建制派内保守势力。

要认识到香港问题的实质,是在特定时期由特定事件引发的公民集体抗命运动。它既有长期积累的,社会对民生和发展前景的担忧,也有近期人大常委会就2017年特首普选的决定所引致的社会怨气,还有“9·28”香港政府对和平示威人士使用严重过度暴力引发的极大不满。但归根结底,香港的主要矛盾是经济而非政治,是民生而非民主。尽管香港学运的焦点,看起来已经从经济和民生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又从单纯的政改方案,转为更广泛和更有针对性的政治诉求,但这个矛盾的性质并没有转变,问题产生的根源,并没有解决。解决香港问题,如果不从这个主要矛盾入手,不着眼于解决更根本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只是在浅层次的政治诉求上打转,就算是梁振英辞职,换一个特首也于事无补。

学生们的幼稚与激情很容易被利用,当他们喊出让梁振英辞职的口号,主要是基于对梁振英管治能力的长期质疑,以及他滥用暴力的弹压方式,破坏了香港社会温理性的基础。当然,激进民主派的火上浇油,和建制派保守势力等既得利益集团的暗中推动,也是重要原因。在香港问题可能陷入僵局的时刻,中央政府不能被这样的情绪感染,更不能被激进民主派和建制派保守势力等劫持,而是要继续保持冷静,令事态尽快平息,而不是继续为梁振英个人背书,或是像某些媒体喉舌一样,继续固守人大决定不能调整、运动学生不“爱国爱港”等陈词滥调。

香港社会出现今天的乱局,具有非常复杂的成因。香港问题的源头在内部,香港社会弥漫的怨气与经济低迷、对未来发展的迷茫和现实生活的艰难感受,让很多人无所适从,这些都是香港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难题,遗憾的是,这个难题一直等不到“解题”之人。香港回归十七年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年轻人越来越看不到希望,内地做出巨大牺牲的惠港政策,也多被富商劫持,而未能真正惠及到香港市民。香港人希望有人能够为其解决这些问题,但港府却严重缺乏领导能力,梁振英更是充满私心。

香港的政治版图曾经是以“建制派”与“民主派”来区分,但在近期正朝着“温和”与“激进”之分重构。近年来这种“建制派”与“民主派”的传统划分模式,正随着香港政治大环境的改变,发生转变,“建制派”开始分化为罔顾香港民生极端自私的“既得利益者”和只知道紧跟中央的“政治保守力量”;而“民主派”的转变更为明显,它愈来愈清晰地分化为“温和”与“激进”两股力量。不幸的是,对于民主派的分化,中共并没有注意到这种转变的积极意义,不能够在2010年的政改共识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对港策略。在各方势力重新组合的背景里,北京却依然像原来那样一面倒地支援一派,打击另一派,不仅显得对自己不够自信,对民主派就更是缺乏基本信任,不久前人大出台的决定,就潜藏着这样的暗示。香港问题的产生与激化,梁振英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让梁振英承担全责显然并不合理。梁振英作为特首,确实应该为香港乱局负责,但如果中央对香港问题的认识不变,下一任特首也仍然要面对同样的难题。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梁振英辞职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寻找香港问题的出路上,相关各方都要立足于香港的政治社会现实,立足于香港问题本身;都要摒弃对抗性思维,采取建设性态度。天下事的难易,即取决于事情本身的难易程度,又取决于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解决能力。就好像邓小平在香港回归谈判的迷雾中,能透过枝节困扰,抓住问题的根本,提出了“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政治主张,顺利促成香港回归一样,香港问题的相关各方,如果能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继续发挥解放思想的力量,推动相关各方在困局和混沌中,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既坚持原则,又懂得妥协,也知道如何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价值追求,香港的问题或许根本就不成问题

前港澳辦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昨早接受傳媒訪問時,形容佔領運動是港版顏色革命,背後包藏著大陰謀,不能曠日持久的持續下去,但相信特首梁振英是「硬骨頭」,能依法處置佔領問題。他下午出席一個研究會,亦繼續批評佔領運動,影響香港千家萬戶,除了經濟利益受損外,亦破壞法治和金融中心地位,感到憂心忡忡。

陳佐洱昨日向傳媒引述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早前在俄羅斯的發言,指西方試圖在香港製造顏色革命,以及外長王毅曾說,香港動亂根源在美國。他認為,佔領運動,是一個港版的「街頭政治」和「顏色革命」,雖然國內外的媒體稱它為雨傘革命,但無論名字有多動聽,「基本上都是根據某一個國家的情報機構的一本小冊子裡面的部署在行事,一個個步驟、口號,一步步對中央政府、特區政府的緊逼,萬變不離其宗,雖然名字都很好聽,但是包藏著一個很大的陰謀,他要革誰的命?要全國人大常委會道歉?要梁振英特首下台?做不到的,絕對做不到」。他又質疑,學聯、學民思潮和「佔中」行動的訴求經常在變,不知何是最終訴求,反問學聯能否代表各個參與佔領的團體,如果不能,還怎能代表香港各界。

對佔中極大容忍亦有極限

陳佐洱表示,香港現狀亂七八糟,對事件發展感到很憂慮,指佔領人士佔據香港交通要道,在政府及金融中心,擺放床鋪及娛樂設施,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失,佔領運動不能再持續,並指自由和民主的本質,在於包容和協商,不能用自己以為的民主,去妨礙別人的民主和自由。他說,從特首梁振英發表的多次講話中,認為「梁特首的骨頭是硬的,是硬骨頭,所以我對特區政府,能依法處置佔中問題,是有信心的」,並認同特區政府,已經對佔領運動,展現極大容忍,但「即使是極大的容忍度,也有一個極限吧,的確我認為,目前這種狀況,不能再長時間的曠日持久的持續下去」。

其後,陳佐洱到深圳出席研討會上,繼續批評佔領運動。他在開場發言時,指佔領運動影響本港法治,以至金融、旅遊及零售等行業,令香港千家萬戶生活得不好,嚴重衝擊本港的繁榮穩定,並導致本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可靠性和持續性,受到質疑,損失難以統計,使他感到憂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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