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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中国商界可怕的潜规则
王亦丁          于 January 21, 2004 at 15:4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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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每个中国生意人的手中都捧着一本《胡雪岩》,为什么那么多跨国公司执意要把合资企业独资化,百事的遭遇已经表明,在鲜花、握手和红地毯下面,隐藏着中国商界可怕的潜规则。

2003年12月21日下午,北京。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略显倦容的朱华煦拿着一罐百事可乐自斟自饮。他的办公室小得不太符合其身份,作为掌管着40家合资企业的百事国际中国区总裁,朱说自己做的是一个赚辛苦钱的行业。每年的绝大部分时间,朱都是在中国各地飞来飞去巡视。这是他上任的第5个年头,公司实现了历史性的盈利。这也是他两年来第一次接受专访,直面有关两个最赚钱合资企业的官司话题。

一个多月前,成都。在四川百事公司的总裁办公室里,胡奉宪正准备着与朱华煦的又一次谈判。他大声吩咐着手下人订机票、安排行程,浑厚的男高音回荡在办公楼里。此次的谈判地点选择在香港。“没办法,见面会很尴尬,但是问题还是要解决”,胡身后的书柜里摆满了百事的饮料罐和荣誉证书。从他的窗户望出去,蓝白相间的百事灌装厂房尽收眼底。

这已经是一场广为人知的诉讼了。2002年8月2日,美国百事公司、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向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终止与四川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的所有合作合同和协议。解散合作公司──四川百事,要求裁定中方合作伙伴四川韵律对违规行为作出经济赔偿。

但四川百事很快反戈一击。2003年8月8日,四川韵律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交了针对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由于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认为这个请求属于相同争议向不同的仲裁机构诉讼,不符合国际仲裁的惯例,此案在两个月后被最终撤消;9月24日,百事中国再一次被四川百事的中方股东四川韵律推上被告席,起因是1年前的“电话门事件”──百事中国高级雇员张伟企图窃取胡奉宪的电话记录,涉嫌侵犯商业机密。

相互指控的局面一度变得无法收拾,百事全球总裁不得不出面“救火”。8月28日,百事集团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唐沛德向《华尔街日报》去信声明,百事在中国的经验是非常积极正面的,合资企业中合作双方出现不和在世界各地并不鲜见。这只是我们在中国经历的一个个别情况,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巨大市场的长期承诺。

麻烦还不止于此。最大的灌瓶厂上海百事也出了问题。10月14日,上海百事总经理陈秋芳及其姐姐、姐夫诉请上海闵行联合发展公司(以下简称闵联公司)返还中美合资的上海百事、武汉百事、南京百事公司价值2.23亿人民币的股权,上海闵联是上海百事可乐公司的中方股东,拥有46%的股权。

看似管理者与中方股东之间的纠纷引爆的却是百事中国的“地雷”。如果此案胜诉,这意味着仍作为百事员工的陈秋芳与其姐姐、姐夫将摇身一变成为上海百事的第二大股东,并拥有武汉百事可乐公司19%股权、南京百事可乐公司38%股权和巨额资金。

百事中国为此明确致函上海高院,表示“如果合资企业的股权或控制权未经特许人百事认可而发生变化”,百事有权停供浓缩液并中止商标合同,解散合资企业。

至此,百事中国的14家灌瓶厂中已经有4家和它公开反目。要知道,在百事与可口的全球竞争中,上海与四川是为数不多的“蓝打败红”的市场。上海百事是百事中国阵营中的“佼佼者”,每年的销售利润超过1亿,而百事中国历年从上海百事获取的浓缩液收入超过10亿元,而四川百事也一度位居百事阵营前三名,过去三年的利润均超过3000万。

朱华煦要求记者把问题分开来看:“我们灌装厂有近20个合作伙伴,一、两家矛盾并没有什么大不了。而且四川是股东的问题,上海是管理者的问题,如果变成了股东那就是另一回事”。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百事和它两个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渐行渐远,并最终决裂?

1988年,30岁出头的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编辑胡奉宪进入了百事的视野。在深圳,胡奉宪拿着广电部一位领导提供的名片,拔通了百事中国总裁的电话,希望百事能够到四川投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人的因素是很大的”,胡说自己凭着感动上帝的精神感动了百事。

然而,百事显然更看重的是胡的筹码──他能够搞定百事可乐在四川当地的生产许可证。这意味着百事抢得“先机”,先于可口进入了成都──一个接近1千万人的西部市场。

百事选择了胡奉宪,也同时选择了广电实业。这是一家没有任何饮料行业背景的政府机构办的公司,完全是四川省广播电视厅专门为百事项目而成立,而其最初对于四川百事的投资是1.3万元和几张桌椅及办公设备作为固定资产的投入。“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决定,你可以称它为安排的婚姻。”朱华煦坦承。

“这显然是一个埋下隐患的项目,市场准入的许可证远远大于对合作伙伴资格的审查”,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马宇说。独立的外国媒体观察家Jim Mann对此深感不解,“百事怎么会说服自己和一个政府机构做生意?是为了急于进入而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吗?”

事实是,任何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政策面前都是渺小的。“我们只能一家家去谈,看谁能够拿到生产许可证,甚至很多合资企业都是当时国家轻工局指定的”,百事中国的一位人士称。国务院37号明文规定,严格限制外国牌号的碳酸类饮料;直到2002年修订的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国牌号碳酸饮料生产”仍然未能解禁。

与百事相比,可口可乐选择了更容易操作和控制的“中国路径“。可口可乐选择了在国际上的主要合作伙伴嘉里、太古,以及原外经贸部所属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三方合作,共同建立了28个装瓶厂,太古负责南方,嘉里和中粮负责北方市场,然后在当地找一个小的合作伙伴。以广东太古可口可乐为例,太古负责灌装厂的日常运营、渠道管理,可口可乐负责品牌,而中粮作为战略股东,后两者均不参与公司的具体运作。

“百事全球基本上都不在灌瓶厂控股,只是发放特许经营权。中国的模式不同,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找到那么多具有足够财力和经营能力的合作伙伴”朱华煦解释道。而在国内14家灌瓶厂中,百事中国没有取得控股权的恰恰就是四川、上海、武汉和南京。它们显然更有动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百事中国的利益。

尽管百事一直声称浓缩液的成本占到整个生产成本的20%,但一些人认为百事夸大了一倍。根据四川百事的一个调查,百事中国从浓缩液中获取的利润是从灌瓶厂中分红的3-4倍。在朱华煦看来,这种说法实在可笑。百事中国每年投入的市场费用在5-7亿之间,而接近80%是由他们这边负担。

矛头直接针对的是上海和四川百事。这两家占据了总产量的46%,贡献的利润超过了50%。它们的跨区扩张已经威胁到了一些小灌瓶厂的生存。甚至在最北边的哈尔滨,也能发现四川百事的产品。

1996年7月,百事中国对中国所有装瓶商传达了新的临时销售区域划分方案。按照这个最新的方案,四川百事只能在成都市人民南路以西的四川省区域进行销售,而新疆、青海、西藏、甘肃、贵州和成都市人民南路以东的市场则被划给百事嫡出的重庆百事。在胡看来,这显然是一个不公平的销售区域划分方案。

但四川百事还嫌走得不够远。2001年底,百事突然接到四川百事的通知,以后不要再和广电实业联系了,直接和四川韵律实业开发公司联系。“我们当时莫明其妙,四川广电是我们的合作方啊!”,百事中国的人士说。当百事中国拿着这份通知书找到四川省广电厅时,广电厅的厅长拍着桌子说,“这怎么可能呢?”

此后的调查结果大大出乎百事中国和广电厅意料之外。1999年,在四川省“政企脱钩”的形式下,四川省广电总局于2000年8月报请四川省财政厅批准,将广电局持有的广电实业股权移交给广电局后勤服务中心。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四川省“脱钩办”最后同意将四川百事的中方股权,移交给了后来成立的“四川省韵律实业开发公司”。而“脱钩必须经过验资和原主管单位同意,但四川韵律均未做到”,朱华煦说。

“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的合作伙伴就换了,我们甚至不知道在和谁合作”,百事中国区总经理李春佳对媒体表示。而在胡奉宪看来,这完全是中方企业内部的事情,这是顺应国内改革的潮流,“商人重利,赚钱是最重要的,不要总计较小事情”,胡奉宪说。

而在朱华煦看来,这一切都是没有依据的。在对峙的局面下,董事会就成了摆设──从2001年开始,双方就再也没有开过董事会。在百事看来,中方的三名董事除胡奉宪之外,另外两名董事中方副总经理屈之的,财务总监郑小兰都不是代表合作方四川省广电厅的。在广电厅为百事中国出具的证明中,后两者一位是广电厅的退休职工,一位是四川百事的外聘人员,“那两人全部是胡的哥们,整个董事会被胡奉宪控制了”,百事中国的一位高层人士称。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上海百事。2002年初,百事中国称其和中方股东均接到检举信,指控陈秋芳及“上海百事”管理层涉嫌从事严重的财务违规、违法行为。为此,百事聘请了普华永道进行初步核查,结论令人震惊,许多证据印证了所指控的行为。当百事中国在总部安排下组建的审查组试图进驻上海百事时,遭到和成都一样被拒绝的结果。

“审计被拒”最终让百事铁下心将四川百事告上法庭。2002年8月1日上午8点55分,一辆依维柯客车停在了四川百事公司的西门口,5男一女走下车来,走在前面的一位中年男子对保安说,“我叫江关安,国际百事公司人员,来查账”,保安同时要求另外5人登记身份,但遭到拒绝,四川百事保安随后以没有履行公司必要的登记手续为由将6人拒之门外。

百事选择了诉讼。一天后,百事中国一纸传真通知发到四川百事,将四川百事告上了斯德哥尔摩,提出解散合作合同的仲裁要求,“就是现在这个合作伙伴已经没有办法合作下去,必须要换,仲裁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朱华煦说。

与胡奉宪一样,百事同样对上海公司总经理陈秋芳交了底牌。百事不愿意看到上海、南京、武汉三家公司完全被陈秋芳控制,而百事无法插手,“上海甚至比四川对我们的挑战还要大,华东市场三个公司啊!”,百事中国的一位高层人士称。

2002年3月5日,陈秋芳接到了来自百事(中国)的解聘通知。一个月后,陈秋芳在上海申请劳动争议仲裁。陈要求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撤销终止双方聘用合同及终止调派协议、委派协议的决定并继续履行合同、支付工资、赔偿损失等。三个月后,上海市仲裁委作出裁决,百事继续履行对陈秋芳的聘用合同。此后,百事提出上诉,上海市静安区法院维持原判。

然而,通过换人实现对合资公司的“清洗”已经是百事非走不可的一步棋。朱华煦发誓要把官司打到底。“我相信中国的法律”。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接受对陈秋芳劳动仲裁的发回重审。

对于上海百事中方股权间的纠纷,“任何股权转让我们有优先权,我们关注股权转让优先权如何行使,另外中国合资法是不同意自然人作为合资伙伴的,陈秋芳及姐姐、姐夫是三个自然人,个人是不可以成为合资企业的合资者的”,朱华煦强调说。

“陈秋芳和胡奉宪都是非常有本领的人,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将本领用在百事系统以外”,朱华煦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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