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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当年出国有原
徐 列 于 October 06, 1999 at 08:00:48:
个人简历

  杨澜,1968年生于北京,1990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同
年,在千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主持人,曾先
后主持过联合国妇女大会等几十台大型晚会,1994年荣获全国主持人金话筒
奖,同年赴美国留学,199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硕士学位,其后回国
,与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杨澜视线》,现任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主持《
杨澜工作室》,并任策划、撰稿与监制。

  时间:1998年9月4日下午
  地点: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咖啡厅
  人物:杨澜(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 以下简称杨)
  徐列(采访记者 以下简称记)

  记:1994年正是您在事业上如日中天的时候,您却急流勇退地离开了中
央电视台去美国读书,是什么因素驱使您做出这样的选择?

  杨:我觉得当时有几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一个是《正大综艺》已经做得轻车
熟路,对我没有什么挑战性了,而且整天被无休无止的晚会包围着,我有点厌烦
了;这样疲于奔命,可做出来的节目留不下来,觉得没干什么似的。况且我又不
是演艺出身,在这方面没什么天赋,那时就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做新闻。

  另一件事是我们台里有一些年轻时红极一时的女播音员,后来也就三四十岁
,一下子就都不见了。

  有一次我们主持一个晚会,本来说还会有一位年龄大一点的女主持一起主持
,化妆时她还拿着特意订做的衣服,化妆师不好意思地说,今天化妆没你了。事
前并没有人善意地跟她解释一下,我觉得这事很让人悲哀,突然觉得有一种不安
全的感觉,我不喜欢那种感觉。

  我不敢说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但我起码不能任人摆布。所以,当时我很坚决
地放弃了那些在我看来都不是重要的东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一个事业,有一
个长期发展的基础,是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

  记:如果不是当初一个偶然的机会进中央电视台,您会怎样选择您的未来走
向?

  杨:我在大学主修的是英国文学,选修的是国际经济,成绩在班里是最好的

  那时候很自然的想法就是毕业以后进外企,做对外贸易或大酒店什么的,做
职业女性是我一贯的想法。

  至于走上电视那是很偶然的事,但我很幸运做了一件我过去没有想过但却是
我特别喜欢的事。不过,即使没有这次机会,我相信我在另一个行业也会做得很
好。

  记:您在您的书中说自己是一个至善至美的理想主义者,那么您性格中哪些
因素对您的事业选择起了主导作用。

  杨:我需要在别人肯定我之前有一个自我肯定,但做晚会我没有自我肯定的
感觉,这么多年杨澜都做了些什么,不过是在那里报报幕、串串词,毫无意义,
做自己有满足感的工作很重要,我想留下一些什么。

  同时我又有点学生的浪漫气,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创造是我最大的乐趣,
好知者不如寻知者,现在做这些事,我都挺乐的,也挺好。

  记:几年美国的学生生活,您认为最大意义是什么?

  杨:最大的意义是认识到世界上有很多种活法。

  人本来是有多种选择的,过去封闭的中国因为环境不给你选择;有的时候是
环境放开了自己的思维不给你选择。所以在后来做节目当中,我特别重视提倡人
的选择性,像做同性恋专题、采访变性人金星,我都不是从一个猎奇的角度谈这
些问题,而是说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发展到可以宽容别人私生活的选择,当然这
种选择不会影响到他人的自由。

  记:许多文化人到美国留学后就留在了那里,而您本来也有机会成为第一个
非美国出生,在三大电视网中的一家任职的亚裔主持人,但您还是回来了,是不
是您的事业离不开这块土地?

  杨:我还是有点学生气的浪漫主义思想,觉得只在自己的社会和文化圈子里
做事,才属于自己,才能产生影响,而且如鱼得水。

  如果我在美国,只能是那个社会在影响我,必须按照美国人的传统和思路去
思考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融入那个社会,那是一种比较吃力的方式。没有一个世
界通用的公式让你到哪里都可以适用。

  我待在美国,我是一个“minority”,一个少数民族,回来我则是
“main strtam”,是主流,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

  记:我曾看到一张照片,是您和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先生在1993年中
国申奥失败后眼含泪花的情景,那一瞬间,国家和民族在您心中是一种怎样的概
念?

  杨:当国家和国家之间发生竞争的时候,很自然地会产生民族的情感,其实
我特别反对民族主义,但你很难说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你可以有世界视野,但
从文化和感情上你还是属于这个国家。

  有一个故事我觉得挺有说服力。一个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女孩,她连中文都不
会说,有一次和爸爸发生争论时说:“你是中国人,我是美国人。”她爸爸把她
拉到街上让每一位走过的人猜她是哪里人,人家说:“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
?”没有一个说她是美国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一种文化的归属也挺好。

  记:您回国后人们以为您还会回到中央电视台,但您却去了香港凤凰卫视,
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杨:凤凰卫视在节目的选择、话语的方式和思想的宽泛度上比较适合我,它
们宽容度大一点,这是主要的。

  记:但您考虑过没有,去香港您会失去很多喜欢您的大陆观众?

  杨:这世界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你要选择一个自由度大的节目,您就要有
所失。

  其实凤凰卫视也有许多大陆的观众,而且是在一个大中国文化圈里,让我感
觉到没有离开这个社会,我采访的很多人物都是大陆的。

  记:从《正大综艺》到《杨澜视线》再到《杨澜工作室》,您怎样为自己的
事业定位?

  杨:从娱乐节目到新闻节目,从主持人到监制,我希望对内容有更好的把握
。我喜欢谈话节目,也许是我比较容易和别人沟通,能够设身处地从别人的角度
想问题。但两个人对话画面单调又没有冲击效果,这时候内容就是关乎一切的。

  我希望自己有一个思想的系统性,还要有阅历、丰富的知识结构和开放的头
脑。

  所以香港记者问我怕不怕老,我说不怕,干这一行的越老越值钱,像芭芭拉
·沃特都能干到60多岁,且思想锐利,语言精当。

  记:您如何确立自己的主持个性?

  杨:个性和自己的学识、修养和气质联系在一起,主持人是最没法包装的。


  女性有天生的感性色彩,我希望能在感性和理性之间找到平衡点,比较有人
情味,又带给人们理性的思考。我曾经采访过克朗·凯特,他算美国新闻记者中
  的元老了,他能在最自然的状态下说出他心里最真实的感受。

  我觉得这种方式挺适合我。香港作家蔡澜先生说他很喜欢《杨澜工作室》,
但觉得还可以再尖锐些。

  我也在想,能不能探索这样一种方式:你的言语是很有礼貌的,你的态度是
很温和的,但你的观点则是比较尖锐的。

  记:在已经完成的三十多期《杨澜工作室》中,有哪些最能体现您的这种个
性?

  杨:和金庸、贝聿铭、余秋雨的谈话节目好一些,我觉得人文的东西更适合
我。

  记:近期有一辑是您采访巩俐,您对她有何印象?

  杨:其实我对娱乐明星没有太大兴趣,巩俐是第一个,但她还是很有价值的
,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了。

  我喜欢巩俐,她很率真,对自己想要的东西很明确。作为中国女性形象美的
代表,别人会为你设计你的生活,你应该嫁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怎么生活。而巩
俐则是我要怎么样,我要嫁什么样的人,我要怎么样生活,这是需要勇气的。

  记:以上谈的都是你事业上的事,我还是不能免俗地要问一下您的个人生活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对女性来说。我记得当初
您准备出国时,报上曾登出一张照片,说您已经结婚,可在您的书中除了一句“
情感的挫折”外,其它的都回避了,这让人有一种断层感。

  杨:当然了,那段生活涉及到另外一个人,我在没有征得别人同意的情况下
,不可能去涉及他人。

  我对感情一直很认真,所以,那种痛苦也是很真实、很认真的。婚姻还是要
讲缘分,没有必要去强调谁对谁错。

  对婚姻的选择是你对自己的认识。

  你需要什么样的男人,什么样的生活,初恋是想不清楚的。到后来我感到能
证实自己想要什么了。

  那段婚姻只维持了一年多。

  记:我觉得大陆媒体还是很善待您,并没人去揭这个问题。

  杨:那是我个人的事情啊。

  记:可您是公众人物,而且人生是一个链接的过程,跨越某一段都会给人一
种缺憾感。 杨:我还是希望保护自己的隐私,特别是当你的隐私涉及到另一个人时。

  记:人们说,杨澜带着她的理想,也带着她理想的丈夫回国,可当人们发现
您的先生是一位商人时多少有点议论,特别是眼下不少女明星纷纷嫁给了有钱的
商人。因为在一些中国人眼里,“商人”一词多少含有一点贬意,而在国外许多
优秀的人才都在经商做生意,对此,您怎样看待“商人”和您的先生?

  杨:我觉得商人是一种职业,有层次的不同。我回到国内也听到一些人的议
论,人们似乎也为我设计好了我的生活,有一个朋友说,杨澜你应该找一个个子
高高的、瘦瘦的、戴着眼镜、经常穿点白衬衣的那种人。

  我也很坚定自己的看法。职业并不重要,婚姻能不能成功,和学识啊爱好啊
并不一定有太大的关系,它源自性格之中气质的互补、吸引。

  我现在的先生给我一种很稳定的感觉,他是个很热情的人,无论对工作、对
人、对家庭、对爱情都有一种热情,是一种很强烈的,有力量的热情,这一点我
在很多男人身上看不到。就是这种气质的东西吸引我,而他做什么并不重要。况
且他还是一个博士、一个管理人才呢。

  中国人喜欢把人往概念里装,林青霞、巩俐嫁什么样的人,别人怎么能把一
个人往职业归类了,这其实是很可笑的。

  记:当您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职业女性,事业与家庭的矛盾自然会凸现出来,
您是怎样调节的?

  杨:我现在没法调节,所以很痛苦。这几年我想往事业上再冲一下。我也向
往一个和美的生活,有房子、有几个孩子、有一条狗,但那都是未来的,现在只
能分阶段,只能用未来的理想宽慰自己。

  一个商业竞争的社会,电视台要考虑成本,你付出劳动,它付给你工资,也
是公平合理的,你认为对等你就接受。

  但我的确太忙了,当然工资也比内地高得多,我只是感到对不起自己的孩子
。幸亏第一年我和孩子呆在一起,母子的感情还是很亲密的。每个周末我都要从
香港飞回上海和孩子团聚。

  目前就是这样。

  记:我也改用一句《杨澜工作室》的结束语————今天的采访就是这样。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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