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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满心是女儿
郎平 于 November 02, 1999 at 10:58:34:
  从运动员到教练员,从世界冠军到世界最佳教练员,郎平似乎是1999年
为排球而生的,可以说她的扣球曾鼓舞了一个时代。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从
她1995年2月回国执教起,她身后的那个家已经荡然无存,像震后的房子一
样垮塌了。
  对生活的不圆满,对情感的创痛,郎平用工作来弥补,用时间来治疗。
  短短几年间,她带的中国女排已走出低谷,迈进世界强队之列。
  而她自己却活得很累、很苦……幸好,她还有个聪明、美丽的女儿,那是她
生命中唯一可与排球相提并论的另一半,排球和女儿就像是郎平心中的左心房和
右心房。

           郎平见到女儿了

  在奥运会中古决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忍不住地流露了高兴,要形容的话
,真有点心花怒放的感觉,拿到奥运会亚军的奖牌是一大高兴,见到女儿,又是
一大高兴,搞体育的高兴和刺激,就是胜利的这一刹那。
  为了这个胜利,我让女儿白浪都跟着付代价了。
  女儿小名叫浪浪,浪花的意思,一朵活泼、烂漫的浪花,是辽阔、深厚的大
海所孕育、创造的,浪和郎又是谐音。
  我很得意为女儿取了这样一个叫起来响亮上口,想起来很浪漫、很诗意的名
字。
  亚特兰大的奥运村有纪律,外人不能随便进出,所以,尽管在美国打比赛,
我也见不到女儿。当然,比赛没结束,也不能让女儿来干扰我,只能给她打打电
话。
  浪浪一接到电话就问我:“妈咪,你什么时候回来,浪浪想妈妈。”
  虽然,我不经常在她身边,但是,我们母女之间,好像有一种磁场,每次分
开,我会感到浑身不舒服,打电话到美国,浪浪肯定也在生病。
  奥运会前,我们有一次访美比赛,孩子的爸爸带着浪浪来看比赛,我让浪浪
坐在教练席上,好在是友谊赛不是大赛。
  但不管什么赛,浪浪都不感兴趣,她坐在我旁边,一会儿拽拽我头发,一会
儿要我给她画米老鼠,我对浪浪说:“不行啊,妈妈在工作。”
  她呆得不耐烦了,没等比赛结束就睡着了。
  我让浪浪的父亲带浪浪回家,我们还有一场比赛打完也要回国了。
  在赛场上和女儿分别,她又睡着了,没说“再见”。
  车开到半道上,浪浪醒了就哭,要找妈妈,因为没跟妈妈说再见,不干了,
哭了整整40分钟,把她爸爸哭得不知怎么办好了,都想往回开了,后来使劲做
浪浪工作,答应一到家就让她给妈妈打电话。
  他们到家都深夜11点了,浪浪进门就给我拨电话,我只好哄她,说妈妈要
上班,明天再去看她,她这才罢休:那好吧!
  妈妈,你是不是米老鼠
  我刚带浪浪回国的时候,走到哪儿都有人找我签字,带她去麦当劳,有些孩
子就过来找我:“郎平阿姨给我签个字吧!”浪浪特别不理解,眼光很不耐烦,
好像在说:我妈妈在吃饭怎么可以给你写字呢?
  有几次,我带她去游乐场玩,排队坐转马,眼看要排到了,有人就拉我照相
,说是从内蒙古来的,机会太难得,我只好离开队伍去照一下,浪浪很不高兴:
妈妈是带我玩,为什么要和陌生人照相?
  她在美国没见过这样的情景。
  我就得跟她解释:“浪浪,你爱妈妈,别人也都喜欢妈妈。”
  她追问:“为什么?”
  我先问她:“你知道美国最著名的篮球运动员是谁吗?”
  她立刻欢呼起来:“迈克尔·乔丹!”
  我说:“妈妈以前在中国就像乔丹一样也是打球的明星,大家很喜欢看,现
在,他们见到了妈妈真人,就很想和妈妈照个相。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米老鼠,
你到了迪斯尼乐园特别想跟米老鼠照个相,这是很自然的想法,是一样的心情。
所以,妈妈要尊重别人,要给人机会的。”
  浪浪想了想,突然冒出一句:“妈妈,你是米老鼠?”
  我笑了:“妈妈是属鼠的,但妈妈不是米老鼠,妈妈是给你举个例子,明白
吗,你要对别人耐心。”
  浪浪是个小精灵,你随口说的话,她一听就记住,以后再碰到有人要我签字
,我如果没注意,浪浪会主动提醒:“妈妈,妈妈,人家要你签字呢。”
  只要谈到女儿,郎平总是笑声朗朗,从内心溢出的快活与欣慰,使她的笑容
格外灿烂,也格外动人。
  为了排球,自己辛苦点,她在所不惜,最大的困难和最大的痛苦,是割舍女
儿。与朋友交谈时,郎平最愿意、最积极想说的话题就是浪浪。
  浪浪是在美国出生的,在新墨西哥州的一家医院里,由孩子的父亲亲自剪下
脐带。
  这是一个让女儿离开母体的隆重仪式。
  这种仪式,使小生命的降临有了一种更神圣的意义和更神圣的情感。
  那是1992年的5月27日。
  这一天,不仅是郎平一生的节日,也仿佛是新墨西哥大学排球队队员们共同
的节日,这支大学的排球队自组建以来,女教练生孩子,郎平是第一个。
  小生命的诞生,让队员们激动不已,这些美国姑娘见了郎平不再叫她“詹妮
”,而是一起亲热地喊她“妈咪”。
  郎平还悄悄地对我说,她原来打算生两个孩子……

         国际长途打掉一月工资

  回来工作,我经常给女儿打电话,有长有短,和她保持一种联系。
  有时,我故意拿腔拿调:“我能和莉迪亚(浪浪的英文名)讲话吗?”
  她马上听出来,大叫:“妈咪!”
  然后,她在电话里一会儿给你唱歌,一会儿讲小朋友的故事,她不知道这是
国际长途,我一个月的工资,全部付电话费都不够,但我从不打断她的话,她兴
致正高呢,不能扫她的兴。
  我已经欠女儿很多,在她生病的时候,在她特别需要我的时候,我却离她那
么远。
  有一次,她得了肺炎,高烧40度,浪浪在电话里哭,她说想妈妈。接到这
样的电话,我一整天神情都是恍恍惚惚的,我帮不上忙,很无能为力,心里又特
别着急,我只有不断地往美国打电话,一会儿叮嘱保姆要给浪浪多喝水,一会儿
又关照他用凉毛巾敷在浪浪头上降温,说的其实都是废话,但不说不行,说了心
里才踏实。
  每个假期,我都要接浪浪回国,而浪浪的假期正是我们冬训或夏训最忙最累
的时候。每天晚上,她都要求我一件事:“妈妈,我能跟你睡吗?”
  我真的很为难,浪浪睡觉不老实,又踢又蹬的,我睡不实,一听到蚊子叫,
我还得爬起来给她打扇子。
  白天太累了,晚上这一觉对我很重要,我心脏不好,如果再睡不好,第二天
就缓不过劲,会影响工作,我们的训练一天是一天,必须保证质量,我的精神和
体力,必须保持最好状态。
  但我又不忍心看女儿沮丧,心里真的很矛盾,有负疚感。所以,每次回美国
看女儿,我是全天候的妈妈,浪浪不管提什么要求,我尽量满足,陪她玩什么都
行,没大没小,让她爬到我头顶上抓呀挠啊,哪怕钻床底和她藏猫猫。
  但是,我就怕她让我一起玩娃娃,那种芭比娃娃,老要换衣服、换发型,很
麻烦,我们小时候没玩过,可我还是耐心地陪她玩。一玩起来,她老跟着我,我
心情反而复杂了,因为,我毕竟只是休假,我还要回国工作,我得慢慢疏远她,
不能再花太多时间陪她了,要不我就走不掉了,我心里难受,浪浪心里也难受…

  1996年8月6日,中国奥运会代表团载誉归国,郎平却没有出现在凯旋
的行列中。
  此后的一连几天,在一些庆功的活动场面,也始终不见她的踪迹。
  只有张蓉芳知道,郎平请了几天假去加州看女儿。

           奥运之后传言四起

  奥运会结束,我的执教工作原打算告一段落。
  因为回国前,我曾向国家体委递交过一份书面报告,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自己
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时间:干到奥运会,力争进四强。
  美国的报刊因此便有消息披露,说美国女排有意聘请郎平担当主教练,还有
欧洲的意大利队也想引进这位“世界最佳教练员”。
  世界明星队做教练,年薪20万美元。她能把同样的数字作为条件报给体委
、报给排协吗?
  所以,在一份份传真和一次次长途电话的交谈和交涉过程中,她从来没有向
体委、向排协提起工资问题。
  回国以后,一下飞机,她就投入了组队工作,忙得根本顾不得领工资,3个
月以后还是队里的姜领队帮她第一次拿回工资袋,她看了看那根长长的工资条,
一句话也没说,也没跟任何人再提起。
  1999年春节去北京采访,在郎平家和郎洪(郎平的姐姐)一起翻看相册
,郎平的相册里翻到一张长长的工资条,不妨摘录一下:
  “时间1998年4月,姓名:郎平,职务工资:409,职务岗位津贴:
260,工龄津贴:115,电话补贴:50,出勤津贴:220,交通:30
,书报:27,洗理:4,肉价补贴:7.5,体委补贴:70……
  应发合计:311.50,扣款合计336.95(税金:256.95,
伙食费:80),实发工资:974.55。”
  郎洪说:“这两年,郎平的工资已经涨过几次,1995年回来时,她的工
资真的只有500多元。”
  谈到国外、国内这样悬殊的处境,郎洪直言不讳:“当初,我真没想到她能
回来执教,我觉得她不应该回来,她女儿还不到两岁。”
  1996年8月中旬的一天,郎平又悄悄出现在国家体委门前这条笔直的体
育馆路上,她身后还跟着一条小“尾巴”———说一口英语的小浪浪。
  淘气的女儿把一朵鲜花插在她头发上,嘴里唱歌似的欢呼:“妈咪,漂亮!
妈咪,漂亮!”
  我很想对女儿说:浪浪,妈妈的漂亮,是因为有浪浪,还因为有排球,排球
对妈妈的需要、太多球迷对妈妈的期望,使妈妈难以断然决然地离开中国球场。

  真的,妈妈还想留下来工作一段时间,还有世界锦标赛,还有亚运会,完成
这些比赛,才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
  可惜,浪浪才四岁,我说这些,她还不明白。
  我希望有一天女儿能理解,为什么我仍然难以在“女儿”和“排球”之间作
出决断的选择。

          女儿和排球都不能割舍

  打完亚运会,郎平决定辞去主教练工作。
  这个“暗暗的决定”,她还没有和队员们谈起过。
  而决定离开,如同当初决定回来,让她犹豫再三。俗话说,四十不惑。
  可是,因为身体,因为女儿,也因为生活,郎平的心绪仍茫茫然:一旦离开
女排、离开中国,一个“句号”便干干净净地了断了这四年叱咤风云的岁月,今
后的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她的家在哪里?生活在哪里?
  不管在哪里,她的生活不能没有女儿,不能不考虑女儿。
  问题在于,怎么考虑?怎么安排?
  女儿是两个人的,女儿谁都关爱、谁都需要,可女儿又是活生生的,浪浪有
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愿望、自己的选择,而且是有理有据的——
  这四年,郎平毕竟不在女儿身边,没有朝朝夕夕地照料女儿,她把主要的时
间和精力都给了中国女排。
  可孩子对父母的感情、对父母的需要是很具体的,是一天一天积累的。
  郎平要把对排球的“具体”和这样的“一天一天”,重新转移到女儿身上。

  而要做到这样的“转移”,也不是她单方面的问题,不是她想“转移”就能
顺利转移的。
  女儿不是家具,可随心所欲地搬动,要涉及“法律规定”、涉及读书的学校
等许多麻烦,解决这些“麻烦”,简直比打古巴队、打俄罗斯队更难啊!
  最近,我告诉浪浪,我很快就要结束在祖国的执教工作了,浪浪高兴地搂着
我说:“那好啊,你和爸爸住一起吧。”
 我只能对女儿说:“浪浪,你现在还小,有些事情妈妈没法和你说,妈妈又要
开始找工作,有可能在另外一个城市。”
  浪浪恳求我:“妈妈,你就找一个和我们在一起的工作吧!”
  但她不会了解,我找工作是有局限的,我的工作还是离不开排球,这是我最
大的优势,有那么多的经验了,利用这些经验我还可以为排球事业做很多工作,
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
  而浪浪在加州,和她父亲在一起。
  但愿能在工作与女儿之间找到一致的安排。
  可生活往往不尽如人意啊。
  当然,我要尽力地安排好工作与女儿。浪浪上学了,她的成长需要母亲的爱
护和教育。
  排球、女儿,郎平的心,就是这两部分,像左右两个心房。遗憾的是,女儿
、排球这两个“心房”,一个东一个西,不协调,不合作,难以统一。
  这四年,郎平为排球牺牲母女之情,这牺牲,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无法
弥补的。
然而,这牺牲,是否还会影响郎平以后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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