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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功权的风险投资历程
陈立辉 于 November 13, 1999 at 22:11:47:
  一百年前的革命者远渡重洋到欧洲,带回来的是各色的思想和主义;今天的“革命者”飞赴美国,带回来的东
西却更为实际,这就是高科技创业和风险投资。今年38岁、管理着万通实业集团38亿元资产的王功权,就是这样的
一小群人中的一名先行者。

  王功权,1984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管理工程系管理工程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之后任职于中共吉林省委宣
传部企业宣传处。1988年辞去公职赴海南,先后任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老城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办公室主任、海
南省海口市秀港工业公司经理;1990年任南德集团天津投资公司副总经理;1991年任海南农高投联合开发总公司
(万通实业集团前身)副董事长兼总经理;1993年任万通实业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总裁兼美国万通公司董事长。
1996年至今任万通实业集团董事局名誉主席、执行董事、万通国际集团董事长,并兼任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投资
主管。

  失败的“洋务运动”

  王功权与万通实业集团的历史开始于1991年6月。其时,王功权与万通实业集团现任董事会主席冯伦等四人来到
海口市,以3万元资本开始了万通实业的创业历程。由于正好赶上海南的房地产热潮,结果,公司发展超常顺利,
到1993年时就赚到了3000万元。“实际点说,我们是当时泡沫经济的一个受益者,”王功权说道,“连当时给我们
做饭的小女孩炒房地产都赚到了200万元。这么快的资本积累速度极为不正常,我们当时意识到一家企业如果一直
沉浸在这样一种暴利氛围中并始终持有这样的暴利期望是肯定会出问题的。这样,到1993年宏观调控之前,我们整
个集团就开始从海南向内地进行战略转移,并先后进入北京、上海、西安等中心城市。由于我们反应比较快,措施
比较及时,所以也就成了海南房地产狂潮过后少数幸存的几个企业中的一个。”

  这次成功的战略转移,使得万通实业集团到1995年时所管理的资产达到了48亿元的规模。然而,与所有国内同
类型的民营企业一样,随着集团规模的迅速扩张,资金不足、专业化水平不够以及管理不善等问题也出现于集团内
部。“我当时的一个明显感觉就是,这类企业,包括它的企业家,如果不经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恐怕也就只能
各领风骚三五年,”王功权说道,“因此,我就主张在集团内部引进西方的管理模式。在这方面,我们管理层内部
也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因此有些人就戏称我为‘洋务派’。但由于种种原因,我的‘洋务运动’最终失败了,那些
引入洋管理模式的项目也都先后死掉了。这段经历使我深刻认识到加强企业专业化管理的极端重要性。”

   1995年,为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使集团业务再上新台阶,万通实业集团开始尝试引进职业化管理人员来
管理集团业务。“当时,我也是觉得自己离真正的企业家的距离还很遥远,所以决定要到美国去学习。”王功权说
道,“这样我就下决心卸下集团的管理担子,于1995年下半年去到了硅谷。”尽管这期间有些反复,但王功权终于
在1996年11月8日正式辞去了万通实业集团总裁的职务,并被万通集团任命为董事局名誉主席。

  硅谷,初识风险投资

  在王功权去硅谷之前,万通已经在硅谷成立了美国万通公司,而王功权是美国万通的董事长,当时的总经理则是
后来亚信(Asiainfo)的副总裁刘亚东。“当时我想既然是要到美国学习新东西,那就应该去硅谷,因为硅谷一直走
在时代的前沿,并领导着整个世界的科技。”王功权说道,“因为我当时是以一个比较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老板的身
份到硅谷的,所以很快就结交了许多留学生朋友和硅谷的一些风险投资家,这也使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熟悉了硅谷
高科技创业和风险投资的机制。因此,半年过后,我就决定加入风险投资的行列。”

  王功权的第一笔风险投资,就投给了后来蜚声国内的企业——亚信。“刘亚东和田溯宁以及丁建关系非常好,
就把他们介绍给我,”王功权说道,“我去达拉斯与他们谈了三四个小时之后,就做出了决定,投资给他们并支持
他们回国创业。当时我们是他们最初的唯一投资者,我们投入了25万美元,并占8%的股份。因为刘亚东对这个事
情很感兴趣,所以我也就支持他与田溯宁、丁建一起去创业。”

  但是,在投资给亚信之后,王功权随即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万通董事会对风险投资概念并不理解。“当
时,董事会中就有人质疑:你这投资每年的分红是多少?”王功权说道,“我说这要几年之后通过股权交易才能套
现。随即这边就质问我说,每年没有分红的事情你怎么能去做呢?因为当时我们刚刚懂得一个理念,就是投资要有
分红,而且每年的投资收益率要作为考核是否可以投资的一个指标,所以对风险投资他们当时理解起来很是困难;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既然是唯一投资者,为什么我们不控股呢?他们怎么会值那么多钱?这不是相当于拿钱给别
人玩嘛!在当时这种认识上的差距很难仅仅用讲道理的方式来缩小。所以在董事会集体的压力下,为要证明这件事
情可行的唯一办法就是我把这个股份卖掉,看看它是否能增值。当时董事会也希望我卖掉股份:既然赚钱了,你又
不懂技术,那为什么还不快卖?”

  这样,为使万通董事会对风险投资获得信心,王功权只好忍痛开始考虑套现问题;当时亚信因为已经挣到了
钱,而且企业发展速度也比较快,因此也有回购股份的想法。这样双方一拍即合,在王功权投资8个月之后,亚信
就用自己的50万美元回购了股份。“一般来说回购应该是企业的一种主动要求,这样投资方就可以以更好的价格将
股份卖掉。”王功权说道,“但当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有一点小农意识,亚信回购之后,就把我们投入的本
钱还回来了,增值的部分则作为一年期的借款,当时谈定的是一年后还本付息,利息则是有多少给多少。”

  经历这一次成功的投资和套现行动之后,万通董事会终于理解并认可了风险投资这样的一种股权投资模式,而
且亚信日后的快速成长对万通后来从事风险投资也是很大的推动。“到1997年,仅两年时间,亚信的价值就由初始
评估的27万美元攀升到9000万美元,”王功权不禁有些酸涩地说,“1998年,田溯宁在北京见到我时,还开玩笑地
说,如果我们当初不退出,现在的权益就已经是600万美元了!”

  “我们只投留学生”

  成立于1994年7月的万通国际集团,由于对亚信的成功投资,在硅谷也享有了很高的声誉。继亚信之后,王功权
和他的万通国际集团又先后投资了一系列企业,其中包括从事网络安全的诺方公司(Netfront
Communications,Inc.)、JJ Mountain,Inc.、东方兴业网络教育服务有限公司(投资160万美元,占70%左右的股份)、
eachnet.com(投资10万美元)、创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并与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共同投资了香港统一网络有限公
司。

  “我们这个投资资金的特点,”王功权说,“就是我们所用的钱都是万通集团自己的资金,不属于募集的资
金,所以投资数额多少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基金的一个定位就是只投留学生,再一个就是仅限于IT行业,第
三个就是只做最初始的(Start Up)投资。很多留学生在美国的典型生活方式,就是一对夫妻、两个孩子、两部车、
一座房子和一个花园,一般来说自己生活的未来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因此很是缺乏挑战。他们也想创业,但往往因
为他们都是在公司里从事研究工作的缘故,缺乏用于启动企业的创业资本;另外他们在中国也没有什么社会资源,
而恰恰在这两点上我们都可以给他们提供帮助。国内除了民营企业家的关系我们都非常熟之外,我们还拥有政府的
资源、行业的资源;另外在中国运作的企业,在什么样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会比他们更有经验;因
此我们在硅谷就非常地受欢迎。”

  脱胎换骨的转变

  从国内的房地产业民营企业家到硅谷的风险投资商,王功权的角色转变的跨度之大使得他自己感觉犹如脱胎换
骨一般。“这种变化包括投资的理念、运作的方式、看问题的视角等许多方面,”王功权说道,“在做房地产时,
假如说你不是满身匪气的话,企业是根本拉不起来的,其结果就是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都变得胆子非常大,什么都
敢干,每天都是气吞山河、壮志凌云的模样;而当我开始从事风险投资工作之后,与从前相比,人就变得相对来说
比较严谨、比较理性,也比以往更注重操作细节、策略联盟和合作,而且更加尊重知识的价值。我之所以做出这种
种努力来完成这种转变,就是要早日拿到进入21世纪的门票,而我们以往的那种方式肯定是不会有出路的。”

  学习时代最前沿的东西,是保证一个人、一个国家不会落伍的前提。“目前,我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花在网
上,”王功权说道,“并拼命去读与Internet、通讯技术及计算机有关的专业杂志;另外,我交往的圈子除了这些高
科技风险公司里的青年之外,就是国际上的这些风险资本家和投资基金管理人,以往做房地产时期的朋友则渐渐淡
出了我的生活,只是偶而才能与特别好的朋友去喝喝酒,但现在我觉得无论是从我个人的定位、到专业秩序和习
惯、到思维的方法以及整个生活的内容,都已经与这些人完全不同了。我觉得这个战略转变对于我的价值和利益,
要比我创造美国万通还要大,而且我现在认为国内的那些民营企业家如果不能彻底改造自己,彻底地重新体证自
己,那么最后只能是被淘汰,或只是作为过去的一个纪念品而存在。”

  风险投资经验谈

  有着近五年风险投资履历的王功权,差不多遭遇过风险投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在中国做风险投
资,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政策。”王功权说道,“国家的相关政策不配套,给创始期的风险投资带来很多未来的不确
定性;第二个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团队问题。国外进来的风险投资商都在四处寻找CEO、CFO甚至是CKO,尤其是
Internet领域非常缺人,但缺的是那种能够适应于干的人。所谓能适应于干的人,至少要具备基本的团队所必须的几
个理念。理念之一就是要把一件事情当作一个赚钱的行为,而不能当成自己的一个终生的事业。国内的许多创业者
宁可使公司的发展受到局限,也不愿退下来让更专业的人来干;而硅谷回来的人就不是这样,他们更为理性,在股
权问题上斤斤计较,寸土不让,但当把自己的权益安排好了之后,谁能够使这个权益最好地增值,他就会让谁来
干。这种理念就是绝不干自己不适应的事情,所以专业化程度就非常高。

  “理念之二就是要合作。合作,就需要把别人请进来,共同把盘子拼大。国内的许多企业家当需要将自己的股
份卖给别人、被别人控制的时候,尽管这个控股可能更有价值,但是他宁可企业不做大也不这样去做,也就是合作
意识显得相对比较差。

  “这种能适应于干的人还必须要拥有海外经历。没有这样经验的人,对国际化理念,国际上的对接,包括在宣
传自己企业时,应该注意什么,应该怎样去讲这一整套东西,就都不行。这也是我们万通国际只投留学创业人员而
不投国内企业的主要原因。

  “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内目前许多人还没搞清楚Internet这东西的实质,很多人只是把它理解成一种高技
术,没有意识到Internet实际上是一种根本的革命,这种革命意味着你用一些传统的东西来做一个延伸是理解不了
的。许多国内的企业家以为国际上也就这么回事,我们比划比划同样也行,所以老觉得自己也可以做,但实际上跟
国际上一比是不能做的。因为如果你要想能够接通国际资本,能够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上市融资的话,你的这个团
队,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对接能力,最后是根本实现不了的。”

  尽管王功权的投资业绩已经获致许许多多人的承认,但按他自己的说法,展现在他眼前的道路还有很长,因为
毕竟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很大的成功来给自己所做出的努力画出圆满的句号”,所以还必须要兢兢业业不敢
懈怠地去做。但王功权深以为幸运的是自己很早就意识到了改变的需要并努力做出了个人的调整,尽管这种调整十
分艰难。同时,作为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的独立投资人,王功权还要兼顾自己的基金与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这
两方面的业务,其辛劳的程度自不待言。然而,正是基于这样的努力,王功权已经将自己从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中国
民营企业家转变成为了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风险投资家,这种巨大的转变无论是对王功权自己还是对中国的其它企
业家而言,都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性,这种转变的历史内涵也许还需要更多的相关人士去细细地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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