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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父亲马季
马东 于 December 02, 1999 at 20:52:20:
父亲惟一的一次眼泪和一记耳光

  我出生在1968年12月25日,是西方的圣诞节。这对西方人来说是
个喜庆的日子,但对我来说却不怎么妙。在我出生前,我的父亲就成
了反革命,正挨批斗。为了怀孕的妈妈有人照顾,姥姥提前将我妈妈
于波叫回了哈尔滨老家。妈妈生我时是难产,胎位不正,血压特高,
年迈的姥姥跑前跑后找医生,最后请来一位老专家、才算保全了我们
母子的平安。

  我出世33天的时候,妈妈不放心挨整的爸爸,在哈尔滨怎么也住
不下去了,决定回北京。本来说好要把我留在哈尔滨的姥姥家,可妈
妈在经历了生儿的痛楚之后,与我建立了感情,再也离不开我了,她
临时改变主意,决定带我回北京。哈尔滨的冬天最寒冷,上路那天,
为了让我幼小的身躯抗住火车上30个小时的严寒,妈妈里里外外给我
裹了不知多少层。那天爸爸被特批半天假,从火车站把我和妈妈接到
家里。他急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儿子,襁褓剥开一层又一层,一直剥了
十几层才见到只有六七斤重的我。看到自己的儿子那么小,身处逆境
的爸爸仍然不改往日的幽默,一句“枣核啊,这么小?”顿时把旅途
劳顿、疲惫不堪的妈妈给逗笑了。接着爸爸急忙给妈妈蒸了一锅馒头,
炖上一锅肉,就赶回去接受批判去了。后来,我被委托给母亲的好友
黄妈妈带了3个年头。

  当我3岁半的时候,爸爸终于从黑龙江嫩江的一个农场回到北京,
和妈妈一起接我回家。黄妈妈让我叫爸爸,可我却怎么也叫不出来,
最后还是喊了声“叔叔好”。听妈妈说,爸爸34岁才有了我,38岁才
有耳福听到儿子叫声爸爸,当多少年渴望听到的“爸爸”居然变成了
“叔叔”时,爸爸的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妈妈告诉我,爸爸一生
几经坎坷,但从来没有掉过眼泪,儿子不认识爸爸,是他惟一一次掉
眼泪。

  我上的育民小学是一所挺不错的学校,当时住中央广播电影电视
部宿舍的多数孩子都在那所学校上学。大人工作都很忙,根本没多少
时间管教我们,一次我指使一个同学找另一个同学去要一张纪念邮票,
一个硬要,一个死也不给,两人最后打得挺厉害。具体细节我已经记
不清了,反正最后是把我这个主谋招了出来。老师马上把我爸爸叫来
了。爸爸是极要强的人,见我在学校犯错误,很气愤。偏偏我又是一
脸不服输的样子,更让他火上加火,当着老师的面就给了我一记耳光。
爸爸一年之中最少有8个月不在家,平时我就很少见到他,很少接受他
的管教;在我的印象里,爸爸跟谁都笑嘻嘻的,对我从来不发脾气,
这一耳光对我来说是太突然了。我完全傻在那里,直愣愣地看着他,
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瞬间的内疚和悔意。他心虚似的迅速将目光脱
离了我的视线。这一刹那,我突然明白了,爸爸一生求上进,他要求
他的儿子要争气当好学生,而我却让他特别没面子。这是我长这么大
挨过的惟一一记耳光,很痛,甚至给我带来了多年的恐惧症,但也使
我模模糊糊地读懂了爸爸的心思。

  
父亲生死关头时我远在澳洲

  1986年,我高中毕业了,妈妈的一个朋友说可以帮助我出国留学,
来征求爸爸的意见。封闭了那么多年,爸爸妈妈都觉得出去看看是件
好事,就说行啊。当时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那位朋友挺当真,没多
长时间就把境外的有关手续都办好了。这等于给爸爸出了道难题。看
得出来他很矛盾,把自己的独生子送到陌生的澳大利亚,实在让他们
放心不下。父亲最后把决定权交给了我,让我自己作出决定。

  18岁的我想出去闯一闯,特别痛快地说了声:去!在我将要离家
的时候,爸爸给我写了一段临别赠言,回忆他13岁时迫于生计,只身
去上海当学徒的艰辛。他说,男子汉应该自己闯荡。外边的世界很大,
很花哨,要严于律己,别忘本分。

  表面看来,父亲对我出国,似乎不太关心,所有的出国手续都是
我自己去跑,他还像组织关怀似的给我讲了一堆大道理。后来听妈妈
说,他们送我出国从机场回来后,她再也忍不住大哭了一场,哭得昏
天黑地,好像要将一辈子的苦水都倒出来。我爸爸没哭,但他也不劝
妈妈,一直让她哭了个够。从此之后,我爸爸添了一个“毛病”,喜
欢摆弄家里的那个地球仪,转到北京,转到悉尼,转来转去停不下来,
有时对着地球仪自言自语。很显然,地球仪成了他思念儿子的寄托物。
后来妈妈也与爸爸一起转地球仪。两人经常是一边转着地球仪,一边
说着我小时候的有趣故事……

  1987年是父亲最忙的一年,演出活动安排得特别多。爸爸带着冯
巩、赵炎、刘伟等十多位弟子上半年在6省21个城市进行巡回演出,下
半年又拍了一部电影《笑破情网》。可能因为舟车劳顿、太累了的缘
故,10月份,爸爸在湖南潇湘电影制片厂进行后期配音时,突然瘫倒
在机房里。幸亏弟子们都在身边,他们找了副担架就往医院跑。医生
确诊爸爸是突发性心肌梗塞,情况十分危急。妈妈整日守在父亲的床
前,提心吊胆。熬了一个多月,爸爸才脱离危险期。

  而我自1987年2月赴澳洲后,8月份曾利用假期回国了一次。没想
到我刚离开一个多月,就出了事。爸爸、妈妈怕影响我在澳洲的学习,
这么大的事情都瞒着我。我原来与妈妈约定每周六通一次电话,妈妈
怕我知道爸爸的病情,特意请我家的亲戚每周六守在我家电话旁接电
话,并以各种理由告诉我她不能来接电话的原因。开始我没有任何怀
疑,连续两周之后,我的直觉告诉我,家里肯定出事了。在我的一再
追问下,亲戚不得不告诉我爸爸重病的消息。我心里那个急呀,立马
往湖南拨电话。但那会儿往北京打国际长途还容易些,往湖南打国际
长途真是难死了。我整个晚上守在电话旁拨电话,就是要不通,急得
我当时就想一撂电话去买机票回家。可一摸口袋我的心就灰了。才过
半年,我已来去三趟,当时一张机票的价格就可以供一个家庭一年的
开销。我知道家里为我出国,几乎倾家荡产才给我凑足30000元人民币,
兑换成10000澳元,其中5000澳元作学费,5000澳元作生活费。我在澳
洲勤工俭学挣的钱不多,当时无论如何也拿不出买机票的钱,没办法
我只好拼命地往湖南拨电话。电话终于拨通了,妈妈告诉我,爸爸的
病情已经控制住了,叫我别分心,好好上学。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后
来我才知道,爸爸那一个月中始终处于危险期,妈妈终日以泪洗面。
那天,她怕我听出她的抽泣声,才赶紧挂断电话。

  进入90年代后,我和父母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我与家里的越洋
电话也越打越长。除约定时间外,我时常能接到家里的电话。每次通
话几乎都离不开什么时候全家团聚的主题。

  1992年,机会终于来了。为庆祝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新华社香
港分社邀请爸爸到香港体验生活,准备创作回归题材的作品。我们全
家决定通过各种渠道去香港团聚。我从澳大利亚飞到香港的时候,妈
妈已先随旅行团到达香港并到机场接我。几年未见,我不知妈妈变了
没有?而妈妈想得比我更多,她甚至怀疑自己认不出离别4年多的儿子。
妈妈说,从我一出现在百米以外的机场到达厅门口,她就从拥挤的人
群中认出了我,从此目光就没再离开,一直看着我取完行李走到她面
前。娘儿俩走出了机场,第一件事就是直奔电话亭,拨通电话,妈妈
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接着咱们儿子啦!”爸爸接电话的声音很激动,
不停地说,你们娘儿俩先叙叨着,我随后就到。那劲头好像他能马上
飞过来一样。

  几天后,爸爸坐火车到香港,一家人在火车站见面,激动地抱在
了一起。但爸爸只与我们见了一面,就被香港分社的人接走了,一直
到完成了那边的工作任务,才来宾馆与我们会合。转眼到了深夜,可
我怎么也不情愿回到自己的房间,最后爸爸请服务员给我加了一张床,
全家人就住在一间房里。我们这一家人白天说,晚上说,躺着说,坐
着说。大家完全放松,尽享天伦之乐。

  
我违背父愿踏入文艺圈

  爸爸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对这个圈子的酸甜苦辣了解得
太多太深,他不希望我踏入这个圈子。所以出国留学我选择的专业是
计算机。但不知道是不是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虽然学的是计算机,
却总也调动不起来我的兴趣,我的心里向往的还是艺术。

  在外漂泊近8年之后,1994年我决定回国。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家
里时,爸爸、妈妈吃了一惊。开始父亲并不理解我。在外8年,我虽然
对家里总是报喜不报忧,但确实吃了不少的苦。刚开始到澳洲,我找
到一份鞣皮子的工作,就是把袋鼠睾丸皮用特殊的方式洗干净,鞣软
和了,制成女士用的小钱袋,作坊里那种又腥又酸又臊又臭的气味足
以让人昏过去。那时我天不亮就得被闹钟惊醒,打仗似的迅速穿上衣
裳,擦把脸就冲到火车站赶头班列车。下了车还要走上一个小时才能
赶到皮件厂。我现在都不敢回想当初是怎么熬过来的。随着对情况慢
慢熟悉,我逐渐打开了局面。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几个公司打工,
我那时一天的工资,已超过了我爸爸的月工资,并且很快拿到了绿卡。
但我始终没把异国他乡当成自己的家。25岁那年,我打电话问父亲,
你在我这个年龄干什么呢?父亲说:我的《找舅舅》写出来了,走在
街上,到处听到广播这段相声,我也小有名气了。父亲不经意的一段
回忆,刺痛了我的心:25岁的我在干什么?漂泊在异国他乡,吃着外
国饭,说着外国话,把自己深爱的中国文化搁在一边,找不着自己的
位置。父亲1987年那次重病也深深地触动了我,父母支持我出国,完
全是为我的前途考虑,从没有想过他们自己。我想,现在到归巢的时
候了。

  1994年我回了国,1995年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拿下了第
二个学位,从此我踏入了文艺圈。当我作出第二次选择的时候,爸爸
丝毫没有反对。他认为,现在的我已不是出国前的我,我长大了,成
熟了,我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毕业后我搞广告公司,也拍片子,虽然
没搞出多大的名堂,但我觉得电视这行当,是让人实现梦想的地方,
我很喜欢这一行。1999年年初,当我接手湖南卫视“有话好说”这个
节目时,我意识到,我的机会来了。

  现在我虽然出镜担任“有话好说”的主持人,但我参与了从创意
策划、采访、编排录制节目到后期制作和现场主持的全部制作过程,
这对我是个挑战。我们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三个多月来,全剧
组的人没有休息过一天。由于创意新,我们这个节目收视率跃升为湖
南卫视第三。父亲对我的节目很关心,期期必看,然后打电话告诉我
“最直接的感觉”,毫不客气。记得做第一期节目前,爸爸给我讲出
镜感,讲站相,讲为什么要提气,甚至具体地告诉我手应该放哪儿。
我长得很像父亲,父亲胖,我也胖。但父亲仍然不忘嘱咐我,经常出
镜一定要控制饮食,公众人物既属于自己,也属于大众。

  
父亲在“笑人居”里颐养天年

  几年前,当有朋友给他提供一块地皮的时候,父亲盖起了自己的
居住所——“笑人居”。他在院子里修了个养鱼池,专养自己钓来的
鱼。爸爸还养了两条可爱的狗。

  成了名人后,总有许多人求字。爸爸念的书不多,也没练过毛笔
字,每逢这时就特别发怵,于是产生了练字的念头。一次,他住在一
个县的招待所,看到墙上的一副对联出自农民书法家徐辉之手,字迹
潇洒飘逸正是自己喜欢的风格,赞不绝口,遂暗下了拜师的念头。第
二天专门请徐辉来拜为师傅。1987年病后的恢复期,爸爸几乎把所有
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书法。走到哪儿都是笔墨不离身。出访马来西
亚3个月,紧张的讲学活动之余,他竟然将《唐诗三百首》抄了一遍。
勤学苦练,使他的书法技艺大长。爸爸为人和气,人缘极好,一次被
人索求墨宝,竟然一口气写了200多张。

  爸爸今年已经60多岁了,但他的心态一点儿也不老。他在他的书
里说:“我希望儿子做一个正直的普通人。”他当了一辈子公众人物,
不愿意我再成为公众人物。但当我要出国时,他放我出去闯荡;当我
要回国时,他虽然不理解,但不反对;当我违背了他的意愿,又踏入
文艺圈的时候,他又尊重了我的选择,给我最大的自由度,并给了我
尽可能的帮助。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真正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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