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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淑敏 生命的红处方
张英 于 May 06, 1999 at 18:52:32:
  记得是在1994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我第一次在《当代》上看到了
毕淑敏这个名字,而那个深深打动我的小说叫《昆仑殇》。从此,我
在更多的杂志上看到了她的作品,在她的作品中,有高原的严寒、青
春的沉重、生命的叙述以及她对死亡冷静的叙述等。她的小说自成一
家、风格独特,冷静理智的叙述使她的小说有一种罕见的磅礴大气。
毕淑敏的小说应验了一个道理:写作在于表达,表达源于生活。

  记者:《红处方》是您的第一个长篇,而生命则在这部小说中占
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红处方》源何而起呢?

  毕淑敏:我觉得,一个作家写什么样的小说,好像并不是他个人
做了怎样主观努力的结果,而是他对生活的凝聚和积累。我自己想写
这部小说的念头已经有很多年了。一部长篇作品的起源绝不是偶然的
事,首先吸引我的,仍然是对生命的关注。

  我想这原因是和我的经历有关的,特别是小时候就去过西藏,在
那个自然环境恶劣地方,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自然对生命的威胁和生命
的可贵。在漫长的时间里,人与自然对话交融,这种感觉对我是太刻
骨铭心了。尤其是对我这个在西藏生活了11年的女兵来说,这种感觉
绝不是一个旅游者式的。军人的天性就是服从命令, 由衔矣质且桓
做了25年医生的人。治病救人是我的职业。看到许许多多的生生死死,
我觉得生命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宝贵的,人只有一次生命。很多人
在谈起死亡时并没有切肤之痛的感觉,死亡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
一个人拿这唯一的机会(生命)去做一件无意义的事,有时甚至用来
自我残害或者残害别人,那就是一种非常极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
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不清楚、不知道生命的可贵、而去残忍
地浪费生命、挥霍生命甚至是破坏生命,以生命力作为一种资本去做
一些残酷的事情。这非常令我痛心。《红处方》的诞生,最主要的动
机就产生于这一点。

  记者:《红处方》的部分细节和人物似乎就是直接来源于生活。
但小说中引用的资料和医学术语的解释过多,影响了阅读时的快感。
有时候,资料插入有些生硬,打断了叙事的流动性。

  毕淑敏:为了这个题材,我专门到几个戒毒医院去采访过,而且
亲身体验到这种生活。尽管我做过医生,但类似吸毒、戒毒、艾滋病
这些对我还是非常新鲜和陌生的。一般记者去采访时只看到了这个过
程,而对我而言,我想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吸毒这种现象的存在和发
生?吸毒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问题,不管白种 撕谥秩嘶浦秩硕加校
为人类的一个魔鬼,它越来越猖狂。这个问题和我们人类有着密切的
关系。记得一位哲学家讲过,一种幸福是一种物质。对一般人来说,
幸福是一种感觉。而对吸毒者来说,幸福则是一种物质,它是由吗啡
等物质构成的,是物质模拟的。我们知道幸福是凭着劳动智慧得到的。
它是一个缓慢争取的过程,它的释放过程则非常短暂,这样的幸福才
是珍贵的。而毒品是人用物质虚拟而成的一种幸福,最终它会把人引
向一种极端的困境。我想从这个角度来写,但它又必须好看。因为好
看非常重要,否则读者不如去读哲学著作,那需要一种更大的悟性和
耐心。

  有一位朋友对我讲,无论喜欢不喜欢《红处方》,她都能看下去。
评论家李陀的观点同你有些相似,他看了后对我说过一回,他对这个
作品比较喜欢。李陀是以一个读者身份同我聊天的。他认为我的小说
比较独特,应该在写作上对自己有更高要求。之所以采取这种结构,
在叙述过程中不断加入资料截断故事的发展,这种作法是小说家所忌
讳的。但是我的目的是一定要让读者从故事中走出来,让大家认为它
是真实可信的。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是应该具有责任感的人。我不认
为一个作家可以随心所欲,没 有一点责任感。

  记者:从小说来看,您比较善于运用自身特长,医生视角医院题
材的小说占主要地位,开始写作时、选择题材时是否有此策略?

  毕淑敏:好多搞文学的人都当过医生呢,鲁迅和郭沫若也学过医,
但是还没有给人正式看过病就改行了。我在文学上自然不足挂齿,但
我从医20多年,一直做到内科主治医师,业务娴熟,是个不错的大夫
呢。俗话说,靠山吃山,我写小说的时候,就经常写医生的故事,非
常自然,没有什么考虑。我认为用什么样的笔触来写作很重要,作为
修炼是一部分,但最重要的是一些东西在心灵里活了很久了,这是关
键。

  记者:以前你的作品大都是讲述青春、苦难、严寒、死亡,我以
为在你的生活历程中,一定也有另外一面,如:欢乐、幸福、温暖这
些记忆。

  毕淑敏:我脑海里有很多想法,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会慢慢去做,
你的建议非常好。我最近还给少年儿童写了一个长篇《雪山上的女孩》,
基调都是快乐的,这个长篇的设想起源于台湾一家报纸的编辑,他们
为我开了一个专栏。专栏后来集结成书,很受欢迎。

  记者:对于《红处方》第一部长篇的完成,有没有什么遗憾?

  毕淑敏:《红处方》有一个严重的错误,结构 基本上是以对话支
持一个近30万字的长篇,这个办法太累。回过头来看,这是一个明显
的缺点。我想在以后的写作中我会更加从容,在叙述上,在结构、叙
述、语言上把握会更合理更好一些。

  记者:你的创作和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真是应了一句话,
经历是想象无法代替的。

  毕淑敏:我自幼生长在北京,一个乖乖的中学生,突然到了最荒
凉的地方,环境巨大的反差是我无法想象的。当时电讯也不发达。没
有电视,广播报纸这方面的也不多,我根本不知道共和国还有这样的
无人区。从北京到西藏辗转火车汽车经20天才到。但我要面对很多差
异,比如自然环境的对比、文明的对比、生理状况的对比。曾有一个
评论家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把我作品中有关“寒冷”、“缺氧”、
“生命”、“残酷”这类字眼做了一个数据统计,同西藏本土作家相
比,我作品中的这类字眼比他们多得多。他们的作品都是写对文明的
向往,极力张扬西藏也有了红绿灯、酒吧、歌舞厅等东西。

  记者:由北京这个中心城市到了荒凉的雪山无人区,精神上的打
击是不是很大?但是从另一方面考虑,在那样一个年代里,能当兵一
定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毕淑敏:的确,精神上的疼痛 和情绪上的失落感特别重,对一个
16岁的少女而言。我当时是应届初中毕业生,69届。在当时年轻人只
有两种出路,要么上山下乡,要么去参军。一些有背景的年轻人进了
工厂,当时北京68届毕业生留在北京本地的人比较多。我父亲在军队,
母亲在法院工作,当兵对我是自然而然的。但我参军没有靠父母,也
没有背景,唯一的原因是我可能比较幸运吧(笑)。但是没有想到我
会分到西藏去当兵,而且我不想当卫生员想做医生,我最愿意作通讯
兵,但当时也没有任何选择余地。我被分到了阿里军分区。那里生活
着一些流动的牧民。我们的任务是救治病人,对象是十几个边防站所
的战士和这些游牧部落,主要是打针、发药、做急发病手术。

  记者:在那里生活了11年,一定有一些终生难忘的事情,让你永
远怀念,刻骨铭心。这些大概就是您当初写作的动机吧。

  毕淑敏:那里有着终年不化的雪山,刺骨的冰河。在我们之前,
只有印度人在那里行过医,一盒清凉油可以换一头羊。当地非常冷,
没有苍蝇蚊子。但当地老百姓因为冷,有关节炎,特别喜欢清凉油。
我们去给他们看病。有意思的是除了心脏检查外,他们居然要用听诊
器听听大腿和脚,让我们哭笑不得,但也只好由着他 们,这样他们心
里能有个安慰。当时学习特别困苦。那时所有的大学都放学干革命了。
但医生总要学习知识啊,如尸体解剖,怎么办?藏族有一种天葬的习
俗,一到当地有人死,老医生就会和他们讲,我们帮你们天葬。开始
是汽车,带着我们和尸体一块走。后来汽车走不了,马车也走不了了。
再用担架抬尸体,一直抬到山顶。我个子大,经常抬担架后面,特别
沉。有时候,尸体会滑下来,撞到我的身体,我经常看着尸体的双脚
在面前晃动,心里可害怕了。到了山顶,教师把尸体一块块分开,教
我们分辨人体器官的形状,如何做手术,现在回想起来都有点恐慌,
对16岁的我而言,不学也得学啊。

  记得有一次边境发生战斗,牺牲了好几名战士,都是特别年轻的
战士。一般收拾遗体不让女兵去。一是比较残酷,二是男女有别,但
那次要求快速处理遗体,点名要我去。我是班长,后来看到战士的遗
体时,我惊呆了,都是那么年轻的生命,它像美丽的开得正艳了的花
朵,瞬间便凋谢了。我们为这些战士换上新衣、新鞋帽。当我看到尸
体的前面是苍白如雪,而后背却是发黑呈紫蓝色以及那些子弹伤口时,
我吓得毛骨悚然。但作为一个医生和战士,你得真实面对生命的死亡
和恶劣 奶炱⒌サ鞯淖匀换肪郴褂锌菰锏纳睢

  记者:所以你成为了一名作家。有时候,苦难对一个真正的人来
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尤其是一个有了那么多经历的人。这些难忘的
事中肯定对你有着巨大的影响。

  毕淑敏:是啊!这些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所以我活得比别人洒
脱超然,不大会为一些名利所累。一个人经历了那么多生与死之后,
对于身外之物就不会那么在乎了。在高原地带,人的生命太脆弱了,
刹那间生命之火就熄灭了,仅仅是因为一个感冒,过程之快让人无法
挽救。有一次,牺牲了几名战士,做花圈自然是我们女兵的事。一群
年轻的女兵连夜赶做,好不容易做到了凌晨3点钟,花圈都扎好了。突
然电话铃响了,原来,几分钟之前又有一位战士去世了。大家再接着
做花圈。死亡接二连三地发生,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却无能为力,
这是一种巨大的刻骨铭心的疼痛啊。

  正因为我对生命充满了挚爱,我才会写《红处方》,年轻人在成
长过程中控制力特别弱,由于种种原因染上毒品,这非常可怕。毒品
是从人的生命结构开始破坏的,依照现有的技术对此都束手无策。当
我看到戒毒所里那么多年轻鲜活的生命奄奄一息时,我的心受到了巨
大的打击。我想起了那 ┰谘┥缴铣っ叩恼绞浚庵痔弁词俏薹ㄓ醚
语说明的。

  记者:像您这一代人,许多人出于理想、信仰等原因,热衷于自
愿上山下乡到边境地区去。现在时间一晃过去30年了,您的儿子都已
经上大学了。价值观念、理想、信仰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想
必您一定感慨颇多吧?

  毕淑敏:我个人认为,现在年轻人的理想要比我们那一代高很多,
而且我觉得两代人的理想主义也不一样。那时的理想主义就是英雄主
义、集体主义,而现在年轻人的理想可能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独立个
性的张扬。我对这些年轻人很看好。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物质条件最
好,教育程度也最高的一代,而且他们对世界的了解是多方面的,思
想视野比较广阔,他们也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对思想的统治和对思想
强制性的灌输、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而现在是多元化了。这一代没
有经历过恐吓、背叛、告密等这类事情,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变。在思
想和物质文化的把握上,这一代人是最蓬勃最有活力的。但两代人的
本质是一样的。没有经历过磨难的人,他会更善良,防人之心就会少
一些。我觉得推动社会发展的正是正义、友善、文明。所以尽管今天
这代人里也不乏阴暗丑陋的一面,但比较起来,还是 拿鳌⑾M⑶
途多一些。总的来说,这一代人的质量要比上一代人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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