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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笑之间也是一生
程光炜 于 August 22, 1999 at 10:25:31:
  ●人生原来有许多种存在方式:既不妨拍案对骂,亦能够在纷乱
之中求得一份安静;既可以在风头浪尖翻腾,也不排斥籍籍无名,清
风疏月中陶陶然地走过一生。张允和先生选择的是后一种方式。

  ●一本书既是人一生的写照,不妨说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但不知
从何时开始,人们已习惯于接受和认同“叱咤风云”的激昂文字,那
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成为摇撼不动的人生偶像。由此也形成了有如
惊涛骇浪般的文化人格,有一段时间不弄一下,还觉得不耐烦呢。与
此相反,对常态、平静、宽和、从容的生活反倒感到了无可名状的陌
生,感到了它的不可接受。在这个意义上,张允和先生的书正好是一
个有趣的对照,它让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尽相同的生活状貌及其态度。

  
  1934年春,林语堂先生在《人间世》上标榜“闲适”,虽引来不
少附议,未曾想也招来一片痛骂。时隔65年,当年的赞成者与反对者
皆已作古,知识界风行一时的《人间世》,这时恐怕也早已落满半个
多世纪的尘土,风干而且薄脆得不堪一击了罢。

  人至中年,眼前一片茫然,才发觉人生原来有许多种存在方式:
既不妨拍案对骂,亦能够在纷乱之中求得一份安静;既可以在风头浪
尖翻腾,也不排斥籍籍无名,清风疏月中陶陶然地走过一生。张允和
先生选择的是后一种方式。她降生于民国前三年,在上海开蒙,苏州
读完小学、中学,后来又在上海念完大学并且完婚。除8年抗战一度流
落巴蜀,近50年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做点家务,唱点昆曲,似乎没有
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似乎也没有感到内心空虚。她86岁上忽
发奇想学会了电脑,停办70年之久的家庭杂志《水》在她手中重新刊
行。90岁时,亲自撰写的自叙传《最后的闺秀》和由她口述、叶稚珊
女士执笔的《张家旧事》付梓问世。她对文化底蕴深厚的昆曲有精深
的了解,一招一式,差不多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在江南,凡是爱好昆曲的朋友,没有一个不知道李荣圻的笛子的。
他吹笛子吹了40年,已经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一支简单
的笛子,到他口边一吹,不同的情绪、不同的气氛,一一表现了出来。
吹到《游园惊梦》,就是缠绵婀娜;吹到《惊变埋玉》就是哀怨凄恻;
吹到《夜奔》、《山门》就是激昂慷慨。有一次,听到他吹《长生殿
·闻铃》一段,唱词第一句“淅淅沥沥”的雨声、风声、夹着铃声,
一时满座寂然。(《悼笛师李荣圻》)

  张允和先生的一生何尝不也是如此?她两岁躺在奶妈的怀里懵懵
懂懂地听戏,五六岁时在家中演戏,逢人必唱《游园惊梦》,七十八
岁了还与大姐张元和先生同台上演那万世不朽的《牡丹亭》。她这一
辈子都在梦里、戏里。

  在读者眼里,张老先生应该说是一个生活中的凡人。然而,我总
觉得她的经历中,有一些我们从来没有过的东西。例如,当我们一来
到世上,就有人向我们讲凌空蹈虚的大道理,如应该这样,不应该那
样,等等。而且,还让参加各种各样属于成人的仪式,模仿大人讲惊
天动地的大道理。在这个意义上,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可以说是
既没有童话、也没有童年的一代人。那么,是否可以追问,现在的孩
子果真就有真正的“童年”吗?在把传统戏剧斥为“帝王将相,才子
佳人”的死人戏的时代里,我们就更无缘像她那样充分享受中国传统
文化那悠悠不断的情思和旨趣。在演员动若波涛、静如止水的动作里,
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魅力展露无遗,令会意者叹为观止。我们那代
人赶上了“破四旧”,现在的青年倒是幸运的,但他们赶上的却是张
惠妹的“妹力四射”,还有一个“冒傻气”的“还珠格格”,顶不走
运的传统文化,又与整整一代人失之交臂。

  书中值得一读的,是张允和先生对童年时光的记述。她生于合肥,
一度迁移上海,整个童年是在苏州度过的。在她的心目中,苏州不光
是人间天堂,更兼一处童年的世外乐园,有几段“轶事”写得实在有
趣,不得不补记在此。一是张允和先生与奶妈红双喜的关系。那时,
张家正热衷于在保姆中推广“识字教育”,红双喜拙笨,斗大的字识
不了几个,经常被人耻笑,但她为人却极忠厚、善良。张先生在《红
双喜——我想我的好奶妈》中写道:“一天晚上,我快睡觉的时候,
忽然想起,那些小老鼠拜堂没有?收了我们的礼物没有?埋怨奶妈那
天骗我睡觉,没有看到有趣的场面。奶妈给我闹得没办法,她匆忙把
小凳子加到椅子上,她爬上去拿礼物,最后她拿到的是一个插红双喜
花的馒头。奶妈好喜欢,一面笑一面下来。不想凳子没有放好,她跌
了下来。这下把腿摔坏了。……第二天,我奶妈回乡养伤去了。”在
书中,作者还宛然记得那时的所有细节,对爱她疼她、从此云水茫茫、
天各一方的奶妈红双喜,一直深藏着难以排遣的内疚和歉意。另一件
是在朗朗读书的间隙里抢吃杏子的趣事。在张家姊妹春天读书处——
花厅,长着两棵极美的玉兰树,后墙的园子里则是枣树和杏树。当她
们“摇头晃脑念书时听到屋外杏子落地的‘啪,啪’声,三姊妹互相
看着都坐立不安起来,好容易盼到老师休息一会儿,三个人抢着往外
跑,大大的荷包杏子甜极了,没吃够老师又回来了,赶忙藏在书桌里。
再下课又忙着去捡新掉的,三个小姐的书桌抽屉里常能找到烂杏子。”
(《寿宁弄——我们的乐园》)以张家的家境,大概是不缺这几颗杏
子的,这么飞快地跑去、跑回,大口吃荷包杏子的过程中,有的却是
万贯家财也买不来的童心、天真与无尽的游戏。

  两个故事,并非人生的奥义,但却是可以体味一番的:前一个是
讲“爱人“;后一个则说人应该过一种无需掩饰真心的健康生活。红
双喜生于卑贱,寄人篱下,但就是这样一个极普通的乡下妇人,却把
如清泉一般的母爱给予了自己的乳儿。也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在幼小
的心灵里深深播下了爱的种子,接受了爱的沐浴,已入晚境的张先生
何致于会历历在目,心为所感,而且始终不能萦怀,写出了这等内心
深处的感言?有趣的是,在这样一对天使似的一主一仆的心目中,居
然丝毫没有关于人为对立的意识,人与人之间后天养成的“警惕”。
后一个故事也极普通,展现在人们面前不过是这个人家生活的一角。
何为健康的生活?这似乎是一个很大的道理。但其实它往往就在人们
身边,只是不健康的环境曲解了对生活的认识,以至近在咫尺却不知
为何物罢了。三个孩子在老师的眼皮底下以抢吃杏子为乐,而且天性
毕露,这幕情景给人的启示太多太多。

  稍有点中国现代文学知识的人,对“张家四姐妹”的故事大约是
不会陌生的,她们是:大姐张元和,二姐张允和,三姐张兆和,四妹
张充和。前面三个姊妹嫁的都是一时社会名流,还引起了一点小小的
“轰动”。凌宇先生的《沈从文传》,曾生动、有趣地记述了小说家
沈从文先生是如何追求三姐张兆和,又如何被拒绝、最后还是有主见
的张允和“一锤定音”的婉转曲折的故事。不过,最有意思的还是沈
先生一派“小说家言”的情书:

  XX,我求你,以后许可我作我要作的事,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
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一个月亮不拘听到任
何人赞美,不拘这赞美如何不得体,如何不恰当,它不拒绝这些从心
中涌出的呼喊。读完这段心灵“自白”的人,大概都会掩嘴而笑的罢。
一是张兆和先生当时其实并不想听沈先生的“呼喊”的。另外,在读
者心目中,沈先生的小说语言本来是何等的优美、自然和流畅,有一
种不可言传的艺术魅力,可为什么这一会儿不顶用了呢?然而,60多
年后再读它,却感觉是那么纯真、直率而感人。青春的岁月,永不再
来,尤其是沈从文先生这时已归山阴,想起来怎不令人觉得难受和遗
憾。

  在张允和先生的两本书里,由这则故事里引出的还有四姐妹一生
两情相依、形影不离的人间佳话,以及一种处“乱世”而不惊的超然
心态。四姐妹同在苏州寿宁弄9号度过童年,先后在乐益女中念书。之
后,张元和赴上海大夏大学求学,允和、兆和考入光华大学,最小的
充和则进入了国内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抗战伊始,姊妹四散,骨肉
分离,前后8年之久,虽有书信往来,毕竟天各一方,与幼时的欢乐竟
是两个世界。1946年7月,离散很久的四姐妹从四面八方回到上海,世
事国事均发生了极大变化,有的或为人母,有的或为人妻,只有充和
一人还“待嫁闺中”。1949年后,是四个人的再一次离别,元和去了
台湾,充和去了美国,允和、兆和则定居北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
四姐妹书信断绝,生死不知,差不多有30年左右。人的出生源于父母,
然而人的去留却要取决于社会的巨变、世事的沧桑,因此命运往往不
在自己手里。几十年前,充分享受了父母之爱、兄弟姊妹之乐的寿宁
弄的这几个小主人们,大概是不会想到人生离聚的无常罢?1979年,
当这些劫后余生、满头银发的老人再一次由天涯海角齐聚北京时,真
有一种是在梦中的感觉。但有意思的是,在张允和先生恬淡、自然的
文字里,人们很少读到那关于聚散的痛苦,抱怨岁月和命运的记述。
是张先生对国家时事麻木不仁、置之不理了吗?显然并非如此,文中
有关中年丧女的惨痛之情可以为证。

  1937-1945年间,是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最为动荡不安的年头。
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张允和先生一家也度过了最为艰辛的一段岁月。
然而,占去书的相当篇幅的,是她对四姐妹同胞之情笔墨充沛的描述:
其中有抢去三妹兆和、令她委屈得不敢哭的细节;有与大姐元和从小
同台演戏,自己总是扮演小丫头的轶事;也有母亲去世时,三人“同
病相怜”的感人情形……。五、六十年代是作者另一段难以忘怀的岁
月。在这期间,张先生先是经历了被逐出出版社的遭遇,继而是“文
革”中丈夫、三妹的被迫下放,再就是因生活“告急”,不断向人借
钱和还钱的尴尬。对一般人来说,这种人生境遇早就应该催人华发、
发出“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慨了。令人惊讶的是,书的作者竟还像
往常一样,以戏自娱,没有戏也自己找乐,好像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仿
佛是她身边一条天天流淌的小河流,似乎不曾察觉。这样的著书立说,
果真是很少见到的闲散之笔。

  一本书既是人一生的写照,不妨说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但不知从
何时开始,人们已习惯于接受和认同“叱咤风云”的激昂文字,那顶
天立地的英雄人物,成为摇撼不动的人生偶像。由此也形成了有如惊
涛骇浪般的文化人格,有一段时间不弄一下,还觉得不耐烦呢。与此
相反,对常态、平静、宽和、从容的生活反倒感到了无可名状的陌生,
感到了它的不可接受。在这个意义上,张允和先生的书正好是一个有
趣的对照,它让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尽相同的生活状貌及其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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