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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的边际人生浮沉录>>
郭媛媛(南京大学) 于 October 05, 2001 at 05:45:06:
---少君小说论

  少君,原名钱建军,1960年6月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十六岁时,曾参与1976
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声学物理。毕
业后,曾担任过中国《经济日报》、《经济学导报》记者,并曾陆续参加过国家
一些重大的经济策划与研究活动,提交过《西部发展的若干问题》、《西部报告
》和《现代启示录》等研究报告,为中国政府的一些重大的经济决策,提供了可
资借鉴的第一手资料。1988年,少君在其“人生尚处于得意之时”,出人意料地
从一个令许多人向往和羡慕的位置上,毅然地抽身而出,前往美国德州大学,攻
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学成之后,少君历任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副研究员,普林斯顿
大学研究员,以及美国TII公司的副董事长。最近两年,少君有感于人生苦短,
对商场上的尔虞我诈萌生厌倦之意,为了能轻松愉悦地歇息下来,享受生命与生
活的快乐,也为了能有充分的时间游走世界,并专心地进行自己所喜欢的中文网
络文学的创作,少君一如当年,又一次于事业的巅峰状态下,选择了引退之路。
现在的少君,在阅读旅游及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之余,还兼任厦门大学等数所国
内外大学的教授之职。他正在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注到自己数年来一直坚持
的中文网络文学的创作当中。

  作为大型综合杂志《今日中国》1999年10月国庆50周年特别版“人物栏”专
门介绍,为北美著名文学评论人陈瑞琳称作“网坛鼎鼎有名的才子作家”,“智
慧型的多产作家”的少君,有着作为作家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作为一个学理工
科的,却对文学情有独钟:还在北大上学时,他就已经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作
为一个中国人,能有幸跻身到世纪末的移民大潮中,在美国就读、发展与定居;
他能在极有限的人生境遇中,频繁地碾转于新闻界、政界、商界,以至于文学界
,成了在各个领域都能游刃有余并风头颇健的风云人物;他用自己的感官,亲身
经历了在二十世纪末发生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特殊的工作经
历,又曾使他能够与这个社会的上中下各个阶层有广泛、深入的接触和交流;他
是一个少有的在国内、国外的主流社会都站得稳稳的时代骄子。这一切使他在开
始文学写作的时候,能够更加理性,也更加客观地看待自己所置身的这个世界,
理解母国和客居国迥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懂得人世间的人情世故、悲欢离
合,平静地面对人生际遇的大起大伏。因此,在遭遇后现代文化带来的平面化、
零散化、解真实化的语境当中,少君带着自己得风气之先的丰厚的人生体验和积
累,闯入信息化社会时尚而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国际电脑互联网络,构筑他
的大气而不凡的文学大厦。少君用符合平面化的电脑网络世界所要求的创作语言
、手法及阅读期待,描摹出一个平实而形态各异的中国社会及中国人在二十世纪
末所特有的文化景观;并且通过作品人物淋漓尽致的“渲泄”,他个人复杂并包
罗万象的独具的人生感知与体悟,并急切而期待着地呼之欲出。少君的中文网络
小说,引起了海内外中文网络读者的兴趣与共鸣。千百万人竞相上网点击阅读少
君的《人生自白》。网络小说奠定了少君作为作家的身份和地位。也使千百万人
能与其一同分享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学识,舒解他在“辛辛苦苦地当了几
年记者,发现人间苦乐不平之事太多太难”所积累下来的苦闷,抒发其在异国他
乡的商界里赤膊打斗,不得不与母语隔绝的感受。

  平面并不意味着少君没有自己的自我认知和思考,直抒胸臆也不说明作家对
文学的再现、认识、教育与审美功能的全盘放弃。网络文学创作是在电脑上完成
,并以直观而平面的方式,在荧光屏上闪烁着呈现出来。但电脑后面枝枝蔓蔓的
联线,那交叉衍生的网络空间,导向的是更深、更广、更复杂、更纤敏,也更丰
富精彩的世界各种文化信息的交流与传递,并且牵扯着现代人瞬息万变的人生境
遇所造就的独特心性与精神境界。文化和语言,正通过国际互联网,发生着深刻
的改变。由此可以预见:网络必将触动和更新人类现有与未来的命运。这种变化
和影响,其实正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我们的周围。任何人已不可避免地被有意无意
地裹挟在由电脑技术的发现与革命所带来的文化变迁之中。而作为作家少君,也
就抓住了这个时代最新的技术与文化资源,抢先并主动地参与其中。他在电脑网
络世界里构设出的虚拟的文学世界,单从物质层面上讲,已无疑占据了有利的“
地形地貌”。因而其文学作品于最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生活在时代前
沿的读者的认同与亲睐。物质基础的快速更新,正在或者说已经改变了原有的文
化范式,由此必然带动着读者对文化阅读产品产生新的要求和期待。创作者只有
提供符合并满足这种从物质到精神层面新的阅读需要和期盼的作品,才能获取现
在和未来的读者更多的认同与首肯。少君的网络文学的成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
这一点。作家刘醒龙曾对这一现象表示“耿耿于怀”:“发表在传统纸质媒介上
的文学,于八九年前后在中国大陆上失去轰动效应”,而少君却“在九十年代的
因特网上拥有上百万读者”。(1)

  除了拥有写作工具与发表媒介的优势之外,少君的网络文学创作也抓住了时
代中随着最新的资讯而来的鲜活地跳动着的脉搏,他致力于构设符合现代人的文
化心性的文学世界。正如陈瑞琳在一篇名为《“网”上走来一“少君”》的评论
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少君身上,“正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代变迁的风云,而
且是博采中西芳华,融现代资讯于一体,同时他的笔又是饱蘸着生活的源流。”
少君的网络文学创作的更深更厚处,是丰腴的知识、生活、社会场景、人生感悟
的积淀。而这些谓之深刻或深厚的思想与感知,是植根于一个“新的的信息影响
,不断地迫使我们尽快地修正脑子里储存的形象。以过去现实为基础的旧形象必
须替换掉”的时代,是“形象在头脑中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暂”,“飞进我们头
脑的思想、信念、观点每天都受到挑战和对抗,然后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2)
的文化社会。因而,在当下境况中,一个不懂得及时更新自己的社会角色的作家
,在信息瞬息万变,并如潮流般地涌进涌退的世界中,不会也不懂得如何利用和
筛选有用且有效的信息资源,及时地接收反馈,应对应激敏捷迅速,就不可避免
地将会或早或迟面临“昨日黄花”的慨叹。少君所谓的“智慧”,除了体现在对
时代最先进的文化技术的运用和把握的迅捷之外,他还能够以己一身细致地体察
、感悟他人的人生境遇与情感。作为一个在现代激烈动荡的社会中生存的作家,
他于有限的时空中,在众多的社会文化身份与角色的转换中出入自如。在何况少
君在创作素材、人生体验方面,尚有着令大多数作家羡慕的优势呢?!

  这种优势源自少君把握住了一个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都极为关键和重
要的契机: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文化与社会的大过渡时代。A·托夫勒曾指出:
“历史上,空间距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短,人和地方的联系也从来没有象今天
这样的广泛、脆弱、短暂。在所有技术发达的社会里,特别是那些我们称之为‘
未来的人’中间,流动、旅行、定期迁徙,已经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在整
个向超工业化转化的民族以及未来的人中间,迁徙流动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从过
去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向富裕的未来进军的第一步。(3)”而中国社会,从1979年
,开始进入史无前例的历史转型期。“在中国向现代的大变革大过渡时期,先进
与落后的共存,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未来与传统的争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反复
不断地呈现出来”,中国社会成了一个“现代与传统共存的,文明与落后并在的
矛盾结合体。”(4)少君在这个特殊的大变革时代,属于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得风
气之先的“既得利益者”,属于文化意义上的“边际人”。

  “边际人”这一称谓,在社会学家的认识中,被定义为是“过渡人”和“边
缘人”的总称。“‘过渡人’反映了旧式人格向新型人格转型中的文化困惑和冲
突,这种冲突属于时间性文化冲突;”“‘边缘人’则是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区域、民族、社会体系、知识体系之间,从隔阂到同化过程中人格
的裂变与转型特征,这是一种空间性、地位性文化冲突的产物”(5)少君身处中
国社会的巨大历史变革时期,并横跨欧亚大陆,亲历东西方文化的直接冲突与交
锋,他对生命的感知与体悟,他的精神和思维指向,都被打上既是“过渡人”,
又是“边缘人”的深刻烙印。这种来自时间、空间,以至地域性的文化矛盾与冲
突,必将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得到较充分的体现。

  少君于1991年4月,在国际互联网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奋斗与平等》。
《奋斗与平等》是全球第一家中文电子周刊《华夏文摘》上的第一篇留学生小说
,亦是全世界至今为止发现的第一篇中文网络小说。从那时起,少君已在网上发
表了总字数约有五十多万字的,由一百篇小说构成的“自白式”系列---《人生自
白》。《人生自白》后来也分别结集为《奋斗与平等》,《愿上帝保佑》,《大
陆人生》,《活在美国》和《活在大陆》,在美国,大陆或台湾出版发行。少君
喜欢称自己的《人生自白》为“宣泄文学”。因为这些小说创作一度成为在大陆
出生并成长起来的少君与母语---汉语言联系的唯一形式。在公司,在社交场合,
以至在家里,都得用英语交流的作家,需要一个独立的时空,自由自在地运用早
已融入到他的血液和生命当中的汉语言。汉语言无疑是作家心灵最根底深处,一
种治愈“边际人”的心灵的矛盾、困惑,人格的零散与分裂的良药。“边际人”
常常在历时性上背负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双重价值标准,共时性上,又不得
不参照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迥异的文化范式。“这种人在新旧规范体系的力量对
峙之际,必然倍感焦虑、心理紧张或无所适从。”(6)这时,回到母语环境,对于
一个在异域他乡陌生的语境中奔波的人来说,就不仅是缓解“边际人”与周围现
实的紧张关系的一种方法,还是其找寻回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自我价值判断和
对社会及人生做出客观认知的文化熟地。“一个人所说的语言,是他生存和活动
的世界,深深地根植在他身上,比他称之为国家和土地的物产更重要。”(7)所以
,少君的中文网络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的回归、文化的寻根层面上的行为。
中文创作是少君“消解工作和生活压力,塑造个人精神人格的工具。”(8)少
君在创作当中要宣泄的正是“边际人”的在多重压力与冲突之间的精神积郁,要
塑造的也是在社会人生的大过渡,大变革的夹缝中,艰难地摸索、培养,逐步成
长起来的有别于任何在单一性文化规范中确立的个我的定位和文化身份的“边际
人”的形象。要表现的也是应中国社会变革和全球文化环境变迁而派生出来的时
空及地域文化的交锋中的一代“边际人”,为把握、探寻、重建生命、文化、精
神与人格的尊严,所呈现的失落、无奈、飘零,和在肉身体验中的逃避,体现为
狂欢着沉迷的虚无。

  《人生自白》于是从其创作的背景构架,小说的写作主旨,描摹的社会场景
、事件和虚拟的人物,采纳的艺术手法与语言,都无一例外地直接而正面地切入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深入进海外移民潮中诞生的“边际人”的“百鸟
林”中,用自己独特的“边际人”的同一视角,在电脑网络的平面视阈上,构设
出一个虚拟的“边际人”的文学世界,提供给处在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
化的交汇期,失却稳定而具体的文化规范的参照与约束,在新与旧、东方与西方
、中国与美国文化的交叠、冲突、弥合中的人们,以一道没有面孔,只有肉身形
象的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快餐,是在平面上呈现的边际人生浮沉录。

  一、

  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在其《文化与种族》一书中,曾对“边际人”表述过这样
的看法:“‘边际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在这两个世界中,他或多或少都是一
个外来者。”(9)但是,“相对于他的文化背景,他会成为眼界更加开阔,智力更
加聪敏,具有更加公正和更有理性观点的个人。”(10)这样的评价,对于作家少
君来说,可谓一语中的。少君的《人生自白》得到海内外无数中文网络文学读者
的喜爱,并能在新华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11),其中不乏因少君自己
的“边际人”身份,给他带来的视角与思维的优势造成的独具的客观和理性兼备
的文学把握的因素。因此,少君才能时常“不失时机地将自己摆得与人物高出半
个头的样子。”(12)正是这种“边际人”身份所带来的“半个头”,使少君准确
地将他的小说,建构在两大重要的场景上:正处于激烈而复杂的社会转型期的中
国,在异国他乡艰难地试图重建人生辉煌的留学生或新移民社会。而这种建构,
又是以社会的面和人生的线为主线来贯穿的。

  毋庸置疑,当下的中国社会正进行着史无前例的一场深刻,并触动着在中国
牢固地盘踞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根基的革命。1979年开始的全面的改革开放,将
这个已经习惯于封闭和自给自足,自生自灭的文化中国,深刻而整体地裸露在与
西方资本主义业已发展成熟的现代文化以至后现代文化的短兵相接的对垒之下。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无一例外地受到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全面而深
入的挑战。少君的《人生自白》就及时地把握住这一历史性的课题,将一个面对
突如其来的强大而直接的挑战,起先茫然不知所措,继而以集体狂欢的方式,陷
入到世纪末的放弃一切精神追求的肉身体验中的后现代文化的旋涡之中的,转型
中的中国社会,立体地而有层次地表现出来。

  (一) 社会体制与秩序的无序状态

  从原先的计划经济向以市场机制为导向和核心转轨的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
会要面对一段因社会整体,从物质到精神层面上的准备不足,所产生的阵痛和慌
乱。从物质上的绝对匮乏,以至于靠票证进行定量供应的经济生活,走向围绕着
价值杠杆起伏波动运作的自由市场为核心的经济社会;从国家掌控每一个人的生
老病死,全民一起靠吃国家的大锅饭生存,到政府逐步放开对其国民的生活管理
与思想上的控制;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这一切的变革与转型
,仅仅在十几、二十几年的时间内,就全面而深刻地在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
个领域展开。可以想见,这一场变革,给这个一直信奉儒家的中庸哲学,和道家
的“无为而治”的国度,以多么大的震撼与触动。

  少君的《人生自白》所着重展示的社会场景,就是这样一个被匆忙地裹挟进
全面而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旋涡中的中国,一个旧有的文化规范被彻底
地动摇和质询,新的文化范式尚未来得及及时建立的社会。这个社会在二十世纪
末期,不得不以落伍的身姿,紧追慢赶地欲在二十世纪末迅速加快的全球一体化
进程中,飞速地发展自己,以获得与国际社会平等对话和接轨的资格。在资本主
义强势文化的挑战中,在当代以现代和后现代文化为表征的人类文明的发展阶段
,中国社会的体制与秩序正处在一种零乱、无序的过渡状态。

  在《人生自白。康哥》中,我们看到,一个从前“卖水果,摆茶叶摊,倒腾
衣服,翻制黄色录像带”的小商贩康哥,之所以能摇身一变,成为在“北京,天
津,秦皇岛,大连等地的海关”“横着行”的,以至于成了“名震京城的企业家
。还被选入青联常委等等”的名人,这不是因为康哥在千载难逢的历史变革时期
,在中国无数代人所期盼的个人与个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发展和富裕获得社
会从上到下的认同与扶助的时刻,依靠政府所提倡和嘉奖的勤劳致富而取得的荣
誉,而是通过琢磨和观察,发现了一条钱“来得一定痛快”的“路线”:“如果
有门路在海关申报单上打主意”,从“外贸部出国人员服务中心”提到“专供出
国人员的免税进口商品”,比如“各种名牌彩电,冰箱,组合音响”,就“来钱
容易,价差也大”,赚得就多了。因为“那些免税商品,按人民币算,一件少说
比市场要便宜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而且有的东西你在市场根本买不到。”在社
会的物资供应暂时不能满足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的时候,康哥
能很快地发现社会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就事情本身说来无可厚非
,这是康哥个人商业智能的一种体现。但是,对于正采取一种政策着手对社会商
品供需矛盾进行宏观调控的政府来说,其执行机关,由于自身内部的管理与秩序
存在着漏洞,使政府的这种政策不能有效地施行,而让一些不法之徒有机可乘,
发政策和法规执行过程中的的不严密、不完善之财,则表明一种机制和秩序的混
乱和无序。康哥利用他对中国人的心理和社会人情网络的谙熟,不择手段地攻入
了海关的城池。最后他做到了“海关大楼不久也成了我的地盘儿”。康哥毫不隐
讳的“自豪”,和他通过与一些海关工作人员的里应外合,用假报关单大发横财
的发迹史,恰恰是对当下中国政府行政机关的有关职能部门机制和管理系统存在
的问题的形象揭露。

  描写曾被视为经济改革成功的典型和范例的当下温州的现实的小说《瘟州》
,则是一部对现行的经济运作程序和市场机制的进行考察与反映的小说。“十五
年前”的“温州模式”,是为“参与过大陆十年经济改革工作的人”所“向往和
赞叹”的。而现在的温州却成了“没有哪一个城市敢和温州比”“开钱庄,玩股
票,甚至开妓院”的典型。所谓的温州模式,现在是“专门瞄准内地佬,雁过拔
毛,货走不退。用外地人的钱养肥温州人”的代称。“十年前”“修锅修碗,裁
衣补袜的居多”,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温州的经济发展和自身的富裕的温州人
,如今为了钱,杀人越货、坑蒙拐骗,利用自己“是大陆最具崐市场头脑的先驱
”先于全国其它地区的人民萌发的商业意识,用劣质产品,虚假广告,行贿骗销
等手段,发不法的一次之财。丝毫没有正当商业运作中必须具备的质量意识,长
远眼光和信用。“那些架着纯金眼镜,嘴叨‘肯特’的温州人,大有‘千金散尽
还复来’的自信。他们“不怕借贷,而且越欠债越乐于高消费”。因为在骗到钱
或债务纠纷难以解决的情形下,他们大可以携款潜逃,买“巴拿马,汤加,波利
维亚的护照远避他乡。”市场运作的不规范,和相应的法律法规的不具备、不完
善,或者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使温州的经济发展呈现一种病态和畸型。少君揭
发出这种发“瘟”式的经济模式,其用意是极其严肃与深远的。

  一个社会的运作和发展模式,采取的规范和政策,当然必须与所涉国的国情
,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道德水准等多方面相适应、
相协调。然而,从《梦断天堂》中所获得的信息告诉我们:市场机制在中国社会
的主导地位,还没有完全得以建立。虽然它深刻地触动着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
国的社会神经,但相应的系统和网络的配置,发自其每一个社会组成部分和细胞
的积极参与与合作,还有待时日。来自台湾的新党的本省籍党员,在“天堂”--
杭州的遭遇,打破了他的少年时就有的梦想,凉了他深爱祖国的真心,读者从中
体察到了中国社会在已经进入全面的改革的情行下,许多相关体系及深层基础的
的不具备与滞后的现实。《梦断天堂》可以作为《康哥》和《瘟州》的续篇来读
。它揭示了行政,经济管理和规范的无序与混乱的深层次缘由:一个社会的真正
转轨,必须从其原有文化习俗的基础和惯性处进行彻底的革新和置换。

  市场的运作规律,可以将一个的社会的物质和人力资源作最合理的分工和协
作。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在旧的社会体系尚未完全被打破--虽然这种社会体系已
经明显地落后于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新的社会运行规范还未得到建立和健全的
情形下,就无法实现市场运作给一个社会带来的最大利益。为了两张从杭州到香
港的机票,弟弟,弟弟的朋友,弟弟朋友的朋友,弟弟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按照
中国通行的“关系”规则,全都加入了为机票而战的行列。“中国关系结构图”
以机票为中心,跟航空公司的各个部门,繁冗的各个环节、各种手续,展开了周
旋。依靠“关系”,乘飞机也可以“先上机后买票”。生活在市场机制成熟,完
善的社会中的主人公虽然起先“实在搞不懂,”因为“飞机又不是火车,怎么会
有先上去后补票的事情?”但短短的几天在中国的旅行,让他看到过"许多不合常
理的事情发生,所以,只好将自己和太太“这两件活行李”,交给“弟弟的朋友
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去处理。因为“在大陆有关系的人太多了,求有关系办事
的人就更多,而且是关系套关系”,主人公精神受够了刺激和折磨也未能乘上要
乘的飞机。直到最后,主人公情绪终于崩溃。在“旅馆也不能住,”职能部门的
工作人员又官僚作风严重,不允许因买不到机票而签证过期的主人公持票登机离
境的情形下,主人公控制不住自己,心一横,“骂出许多‘社会主义中国’受不
了的话出来”,而“甘愿被驱除出境。”主人公在付了罚款,“飞机终于冲上蓝
天时”,和太太“禁不住都哭了起来。”在这里,“天堂”其实是指所有炎黄子
孙情之所系,心之向往的祖国;而主人公在购买飞机票过程中的周折,也不妨看
作中国为赶上世界的先进潮流,所必然经受的阻力与困难。落实到作品的实处,
则这种阻力和困难,主要来自于社会系统内部不必要的消耗:人们已经在不知不
觉中,为“关系”所牵制,成为“关系”的奴隶,而在无谓的人情网中消耗大量
的人力和物力。使整个社会的运转,在一个沉重而难得要领的怪圈里,步履蹒跚
。如果能真正服膺市场为导向的价值杠杆的调控,让这许多人为的障碍及早消除
,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到更合理,更能创造社会价值的地方,我们的社会该
可以积聚多少能量和资源呵!中国社会系统内部传统的思维和操作方式,已经构
成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如果不着手清除这种隐性而顽固的负面力量,中国的未
来局面,将不仅仅会使其国民产生心理上的懒惰和动摇,还直接影响改革的进度
和前途。这是作家少君试图通过作品,显示的对中国现实与未来的真诚而深入的
思考。

  (二)金钱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人

  《人生自白》进一步地使我们认识到,在一片混乱与无序的状态之中,真正
担负起目前中国社会的统领作用的,是金钱。

  在商业社会,钱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媒介,发生着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
应该是作为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价值尺度,交换手段,流通手段和国际货币而被应
用的。可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情形下,如果钱成为现实社会及人们生活
的主人的话,那么一个社会的异化就无法避免了。

  正是对钱的渴求,使得《康哥》中的海关的小组长老张,陷入康哥精心策划
的圈套之中不能自拔。所以,在康哥用几次以卖给老张平价美元而吊住老张的胃
口之后,一当康哥提出要几张用过的报关单,加之“赚钱分一半”的允诺,老张
的反应比康哥“预料得还好,第二天就给了”康哥“十张用过的报关单”。康哥
“当即涂改后,派手下人再找老张的窗口验关,关掌一盖,一家伙赚了两顿(两
万元)多”。再当康哥“把一万元塞到老张手里时,眼睛红红的张组长手都发抖
了。”老张的手发抖,绝非因自己在关单上作了弊,而是因为两万元,在那年头
两万元是老张“二十年工资的总和。”

  康哥之所以能在多个重要城市的海关“横着行”,正是借助着钱的魔力,使
有关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放弃了原则和职责,自觉自愿地成了康哥,也就是成
了钱的俘虏。

  《康哥》中的另一个康哥用以打通更高层海关大楼业务厅的关键人物小玲的
“倒戈”,也颇耐人寻味。开始,即使小玲有“想去美国留学的愿望”,康哥也
“立刻拍胸口表示可以帮忙”,并且还“托人帮她找了不少留美资料,也撒了不
少钱铺路。”但当康哥"“拿一些小单子试着找她报关时,”小玲“态度很犟,
一点也不肯通融。”直到康哥既用之于无赖的流氓手段收服了她,又在与康哥的
合作得到十万美金后,小玲从此心甘情愿地当了康哥情妇,“她不再提去美国的
事了,”而成了康哥在海关大楼里的得力内应。钱在这儿,成了无所不能的上帝
,操控着政府职能部门的内部秩序。使国家工作人员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职业
操守,和不法之徒里应外合。作为国家的大门--海关因此形同虚设,走私活动在
里应外合中名目张胆地进行,由此而扰乱了国家的正常行政和经济秩序。

  《瘟州》的非常态的经济活动之所以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继续盛行,并且让不
法分子不断钻制度的空子,每每还自得其乐,逍遥法外,也是钱在社会转型期所
获得的非常位置和人们对钱的扭曲的认识而造成的。

  “公安部通缉的名偷高手,十有八九在温州,而且从未在温州翻过船。”《
瘟州》中的青年服务生见怪不怪的叙述,并非言过其实。温州的赌风盛行,以至
于丈夫因急于在借高利贷的债也输掉了的情况下,把前来规劝的妻子“按在赌桌
下面,扒光下身衣服”,以其妻为筹码,筹款以翻赌本。其妻不堪凌辱,“用水
果刀自刎归天。”而赌的,杀人的,偷盗的,开非法钱会的,以至于公开的金融
投机、诈骗活动,在温州有禁不止。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钱已经腐蚀了温州
人的灵魂,就连当地的公安、工商等部门,也置身其中,分享由赌而带来的实惠
。权和钱的交易,在温州成了一条国家公务人员的生财之道。“在乡下及各县集
镇,赌搏之行动均得到当地公安、工商等部门关键人物的默许甚至保护,”“银
行储蓄所和信用社则专门做赌客的生意”。更有甚者,还有这样不成文的规定:
“赌资在五十到一百万之间,要请派出所一级的民警放哨;赌资在一百万到两百
万之间,所请民警应带枪;二百万以上的应请派出所所长以上带两,三名部下荷
枪实弹警卫”。这一幕幕令人发指,官商勾结的现实市井图,画出了中国当前社
会围绕着钱这一主线,所发生的层次、结构和功能的畸变。《瘟州》中的那位前
来温州检查禁赌情况的京官,只能“默然”,“找借口南下广州”,并且在《扫
赌行动报告》中,“对温州赌博一事只字未提。”这位京官的“落荒而逃”,是
他对钱的无上权威的臣服。在金钱主宰的社会里,钱是衡量一切的试金石。

  于是乎,只要为了钱,工作职责,工作方法,社会风气等,当然可以置之于
一旁而不管不顾。钱的作用,使《梦断天堂》中的关系网,在犬牙交错中运转着
。没有来自钱的诱惑,当然也就没有隔了许多层朋友的朋友们,不亦乐乎地围绕
着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奔忙:无非从人为的复杂关系和程序中,也分一杯羹,都
来分享一点实际的利益。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既是立足于封建的家族文化的历
史积淀而造就,也可以看作为物质一直不丰富,穷惯了,穷怕了的中国人的一种
社会经济系统。关系网可以使有限的财富,在更多的人之间,进行多次分配。

  在《人生自白》其它的许多小说里,少君对钱在中国社会所占据的统治地位
,还有更为细致的描述。金钱打乱了社会的行政机关和经济运行系统原有正常的
体系和职能的运作,在另一个意义上,钱的魅力,使《歌厅老板》中,出现了一
大批“舍身下海”的“把自己的微笑和肉体标价出售”的女孩子。那些“老爸送
女儿,哥哥送妹妹,甚至还有丈夫送妻子的”“民风开化”的场面,真是一幕令
人啼笑皆非,而又心情沉重的社会景观。从“男女授受不清”到女人成了“开放
的本体,任你自由出入。”这其中巨大的反差,能迅速而平稳地得以弥平,全得
归结于金钱这一万能的“上帝”的无以抗衡的强大力量。中国社会从一个极端,
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渴望挤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的世纪末的中国来说,幸耶?不
幸耶?

  事实上,这是过渡时期的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的一段历史时期。不
管是层面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表现态势,还是内里深处的文化、道德心理等
方面,都不得不面对变革和调整:首先是旧有的规范被打乱,然后是徘徊和摸索
,再次就是新的文化范式得以确立。《人生自白》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把握住了
这一过渡时期和过渡层面。通过独到的社会的面的把握和设置,少君将自己的创
作建立在一个宽阔的社会平台上。这个面,奠定了其小说必然具备的“这一个”
的历史、美学意义。

  在描写中国社会面临的全面的改革和转型时,少君用面的构架,支撑着他的
进一步的描摹和思考;而占据《人生自白》近一半篇幅的有关留学生或新移民生
活的小说,他采取的是一种线的贯穿:即描写线性的人生。

  一九七九年以后的国门打开,一方面是外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
等各方面的影响的长驱直入,另一方面,就是为国人出国学习、访问和定居,造
就了可能。这才有了二十世纪末声势浩大的大陆的出国留学热潮。从东方来到西
方,从中国来到欧美,从说汉语的祖国来到操英语的外国,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
社会来到资本主义社会,从发展中国家来到发达国家,等等,这一切差别,都使
得走出国门的留学生或新移民面对人生的巨变和起伏。在多重夹缝中,他们以“
边际人”的身份,感知生命的变迁和生存的意义。人生的历史,是呈时间上的流
动与转换的。对于这批历史现实造就出来的“边际人”群体,少君对他们的人生
境遇进行了前后对比,描写了他们的自我价值定位和人生理想的转变,并将这种
由于现实环境的压迫而发生的艰难的心理应激和转换过程,予以较为详细的呈现

  《大厨》中的大吴,十几年前"考进科大时,高考平均分数是九十六点八,
“因而一直到毕业,“都自认为或被认为是一个有前途的科学工作者。”毕业分
配到科学院一个研究所以后,由于“感觉中国太小,”遂“把全部精力用在考
TOEFL和GRE上。”后来,由于两样成绩考得不太理想,他周转着“报了美国南部
的一所”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大学。”但是,当飞机一落地,他的“象飞机腾
空而起一样的”幻想,就“跑了一半”,因为,“对美国留下的第一个深刻印象
的就是钱。”他身上总共带有的六十美金,第一天就因被几个大陆老乡骗去一个
“唐人街一间又破又脏的鸽子窝”住宿,而失去其一半;其后,到了德州,他只
能“背着行李从灰狗长途汽车站走了七十多公里才找到”学校。到了学校,他住
进了三人一间的“条件和科大差不多的学生宿舍,”每月却要交三百美金。在学
校所在地,大吴无工可打,虽欠国内亲友和学校一大笔钱,却没有办法挣钱偿还
。带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大吴还必须“玩命看书以弥补”上课没有听懂的课。当
地曾参加过越战的美国老兵对这个唯一的中国学生带有敌意。所以经常故意找碴
。面对那些“欺生”的“上了年纪的白人”的挑衅和污辱,大吴有心但却无力回
击。作为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学生,他“到美国的头两个周末,从星期五晚上到星
期一早晨就不吃任何东西。”因为他“没有钱到外面加油站或超级市场去买吃的
”。就“只好饿着”,“平躺着”,将“很多个周末”“昏睡着过去”。在这样
贫困交加的恶劣环境中,主人公大吴,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和苦难。而“两个原来
在学校彼此称兄道弟。吃喝不分的哥儿们”的“搪塞”,更使他在赴美后不久,
就体会到“世态炎凉”的含义。所以,在给妻子的信中,大吴悲观地说:“我得
到了自由,但同时失去了其它很多东西,如自信、保障和信念,也许有一天也会
失去你。”

  不堪的境遇,也同样上发生在如今是GE公司的合同顾问,“年收入近二十万
”美金的“我”的身上。《奋斗与平等》中的“我”,“是复旦文革后第一批研
究生”。作为“当年在首都体育馆唱红的十大歌星之一”的妻子的“陪读”,“
我”一边担负着赡养岳父岳母的责任,把自己百分之七十的工资花在给妻子寄药
寄东西上,一边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和美国驻沪领事馆”进行“精神和体力的
较量”。最后,“我”“拿到了那张无数人渴望的F2签证。”然而,残酷的现实
在等着“身揣三块美金走下飞机”的“我”。妻子那“不祥的淡淡微笑和那双冷
冷的手”所传达的信息,在一个月后得到证实。虽然“我“抓阄抓到的是一个“
吉”字,还是没能避免另一种“令我心疼的”“结局”:妻子已在两年前,因为
孤独因为不愿“常常是餐馆里的女招待”,而在“一个人最孤独,最痛苦的时候
,”接受了别人的“关怀、体贴、温存和金钱”。与爱人久别重逢的喜悦,家庭
团聚的幸福,都改变不了现实环境对人生的播弄所造就的无奈的分手结局。此后
,虽然有前妻为了报答“我”过去对于她和她的家人所付出的一切,支付了“我
”“在美国第一年的生活费用和学费”“我”仍然“几乎什么样的工都打过”。
这其中,“很多留学生的家庭解体”,“无情人对有情人的残酷”,并非是大陆
走出的这一批留学生或新移民的自觉自愿的选择。而是面对人生境遇的巨大落差
,对现实的理解和人生的需要,已经发生了质和量的改变。从前婚姻和爱情赖以
维系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已产生根本性的动摇。所以,爱情,婚姻的命运,必然
随同当事人的人生变迁而变迁。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无法回避的类似“物
竞天择”的人类社会的“求生”本能而形成的游戏规则。

  《图兰朵》中,“我”在出国以前,已是个名人,“青年艺术家,全国青联
常委,中国歌剧院的台柱子。”为了真正的艺术--歌剧,“我毅然辞职,并在最
短的时间内办好去美国的有关手续。然而,“我”进了美国的学校后,首先发现
“英文差得连维持生存都有问题”,因为英文差,“我”被临时取消了奖学金。
“从小在部队文工团长大,连厨房读没进过”的“我”,为了生存,要去给别人
端盘子,“这种人生的失落感几乎让我自杀”。但“在生存第一,艺术第X的现
实社会,我为过语言关整整打了三年的”使人“失去自我”的“饭馆工”。在痛
苦的打工生涯里,“我”作为一个廉价劳动力,承担着从前想都没想到过的繁重
的体力活,“择菜剥虾,洗碗扫厕所,无所不干。”“每天早晨十点一上班就开
始忙乎,直到晚上十一点,基本上就没有休息的时候。“除此之外,还有令我精
神上倍受污辱”的:“从BUSBOY到油锅,大厨,老板公开地吃豆腐和调戏”。最
苦的时候,“我”一边要在非人的环境中打工,一边还得为维持学生身份必须注
册上学。所以,“每天的时间好象”永远不够用似的。有时,“我”“不得不“
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做昨天的作业,八点钟赶到学校上课,十一点钟从课堂上偷
溜出来往餐馆赶。有时为了多挣点钱,半夜从餐馆出来再去送报纸,回到家常常
是两三点钟了,睡两个多小时又该起来做作业了。”苦难占据了“我”三年的全
部时间,“我”为之不惜“给人当牛做马兼做婊子”,刻骨铭心以追求的歌剧,
在开餐馆的台湾老板的眼里,只不过是“扯著那几嗓子”的“乱吼乱叫”。因为
“在美国挣钱是最现实的。现实中“一辈子都没正眼看过歌剧”,但还是“照样
开了”一家四川饭馆的台湾老板口出狂言,许诺“我”:“在我这儿好好干,我
保证你两年后小费加工资超过两万块。”“我”的人生理想在这样的生活层面和
环境里,既不务实,也有点象是海市蜃楼般地遥不可及。人生理想与现实处在了
一种紧张的对立面。是放弃理想,还是执着地追求为理想“虽九死而不悔”,在
“我”的生命境遇里受到了艰巨的考验。

  就在人生所面对的突如其来的变迁和失落之中,在新大陆陌生的文化语境里
,留学生和新移民们的人生信念和追求,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了位移、偏差或
改变。有的在自己人生线的轨迹上,突然下沉;有的抓住契机,从原先的文化茧
壳中破蛹而出,蜕换出崭新的人生;也有的在原有理想的基础上,把苦难当做阶
梯,越发坚定自己的人生信念和追求,并焕发出更加妍丽的色彩。

  《大厨》中的大吴,在留学后的第二年,终于因贫困交加,和不堪内外交困
的折磨,病倒了。“连续三,四天高烧不退”,并在周末时,“完全崩溃了”。
在没有一个人搭理的情形下,大吴“满嘴胡话,在宿舍里躺了两天两夜”,后来
还是那个曾经在中越战争中丢了一只胳膊的独臂德州佬,撞开了房门,发现了病
得不成样的大吴,而后才开车把大吴送到了“一百七八十英里外的一家最近的中
国餐馆去”。那时的大吴,“一米八多的大个子,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电线杆
儿似的只有一百二十磅。”从昏迷中醒过来的大吴,“狼吞虎咽地吃下八碗,餐
馆头一天剩的酸辣汤泡干饭,就象饿了半年的野狗似的。”有了这般经历的大吴
,从心里与自己过去的“科学工作者”的历史挥手告别。放弃了曾经有过的雄心
壮志,为了不再过“那种一星期只吃五天三明治的生活”,为了满足当时“每天
至少吃三大盆饭”的最低生活要求,“叫我做什么都行,只要不让我回学校”。
“大吴在一种生活窘境的无奈与残酷面前,屈服于人的活着的基本需要,虽然也
清醒地意识到“科大生到美国来做大厨,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悲剧”,但“谁
让我们生活在这个金钱世界里的呢?”大吴当年的心高气傲,蜕化成“今天这个
世界,谁会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呢?”的感叹中的“呢”,是一种切肤之痛的无
可奈何,是对强大的社会现实的权威的认可。虽然他还有唯一的愿望,想存上三
五万块美金,“然后找一个好学校继续我的学业”。但大吴的愿望,在他当下的
心境中,最大的可能是象他的老板所说,等大吴攒足了三万块钱就不会去读书了
。因为大吴已不是当年主动选择出国留学的那个血性才俊,而是一个被现实压垮
了的消极主义者。他如今只能被选择,而没有了选择的勇气和能力了。在《人生
自白》的其它小说中,象大吴这样的人生向下行的故事还很多。如《洋插队》中
的原在“上海徐汇商科职业学校做英文老师”的上海姑娘,在澳洲经历了无数不
堪诉说的磨难之后,现在的想法只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用“人活着就很累”
来排解自己还要继续下去的人生。

  但在苦难中,也有人不仅从逆境中摆脱了出来,还由此开创了另一番生命的
新景观。穷过、难过、苦过、心灰意冷过的“我”,在《自由与平等》中,没有
在妻子对爱情背叛的事实里从此一撅不振,而是“下决心在这个社会中混出样子
来”,“我”想得是要“靠自己的本事为自己挣得一份属于自己的位置。”所以
,当“我”面对“举目无亲,陌生而富饶的土地”,“我”清醒地认识到“一切
都要从头开始了。”“我”很快就从妻子对自己的伤害中站立起来,不“把自己
置身于美国社会之外”,不“把自己放置在一个低层次的社会阶层中”。绝不在
打工上面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我”的看法里,少打点工大不过是“少吃一
天饭或是少买一件衣服。”用这样的信念和决心,“我以最短的时间读完了博士
课程,又靠学生贷款和奖学金,完成了博士论文。”“我”坚信自己“并不比那
些美国博士生差”。并且在接到世界最负盛名的GE公司的面谈通知书时,“破例
向导师借了六百块美金,买了一身高级西服,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能溶进美国社会
的学者样子。”再加上“我拿出”的“精心装订的我在学校期间发表在世界各学
术刊物中的数十篇论文”,立刻使那个“看起来很傲的”GE公司的人事部经理,
“一下子变得十分热情可爱”。“我”的成功,是“我”不畏人生的艰险,向社
会,也是向自己挑战的结果。人在生命的关节处,要做到的不是停留在原地去伤
感,抱怨甚至自甘沉沦,而是要有咬紧牙关,打掉了牙齿往肚里咽的坚强和隐忍
,然后再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斗、前行。正如“我”在大峡谷边所说,人生是短暂
的,现实是虚无的,人是渺小可怜的。但人活着,就得好好活。“我”坚信,“
付出和所得是等值的,动量守恒定律是永恒的”。所以,“我”要利用“这个社
会给每个人的平等权利”和“机会”,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是《人生
自白》中较少地在异国他乡获得成功人生的例子。而“我”的成功,是建立在坚
定的人格力量,清醒的认知能力,明智的选择和自我定位,以及对于人生及社会
持积极的态度的基础上。当然,除此之外,智慧、勇气、坚韧和不屈不挠是必不
可少的。

  另外还有一种人生,他们的主人公一直坚守着自己原有的价值追求和生活信
条,在无数不堪忍受的时刻,依旧不改初衷。他们的追求融入了生命和血液,成
就了他们自己,也成就了新移民在异域中的生存和拚搏的真正价值和意义。这就
使得他们的艰辛,成为生命焕发光芒的必要的积累。使得他们的苦难蕴积着深厚
的意蕴。这就是《图兰朵》中的“我”,一个当年“八十年代初红遍中国大陆的
著名女歌星,中国歌剧院的首席花腔女高音”,在许多“名演员出国后就消声灭
迹了,连胡晓萍这样的世界级歌剧明星都在纽约开小面包店为生”的现实面前,
没有向苦难低头。“我”面对着“图兰朵”一剧“几乎每一个主、次要角色都有
数十人竞争,而且来者不善,大都来自一流的歌剧团,有英国的,意大利的,俄
国的,日本的,加拿大的,美国的和中国的”,而“我”又是“所有竞争者中唯
一没有在美国大歌剧院中担任过主角的丑小鸭”的几乎没有可能的情况下,“我
”取得了成功。这都是因为“我”的背后有强大而深厚的人生试炼做后盾:是当
初“我”“放着阳关大道不走”,背水一战,在“英语程度只到打招呼的水平”
,唱歌剧所必备的“意大利语只会唱不会说”的连出国养活自己的基本条件都不
具备的情况下,来到了美国的“固执”;用三年的打工生涯,违心地与一个“自
己”并不喜欢的意裔老美同居了两年多,而锻练出的英语和意大利语;用“我不
错过当地的每一场歌剧”,哪怕是因“没钱买票”,或者“躲在门口或大厅处偷
听”,或“混进场”,甚至利用一点女人“先天的优越性”,而得以与“检票的
老黑套词,趁机溜进去”的心酸往事;用“每天都要吊嗓子”,因为打工太忙,
“在房间里吊嗓子”,还曾经被“邻居打电话报警”,“有一次因为在练长拉音
,没有听到敲门声,被警察破门而入”的经历。正如“我”自己所说,生活的艰
辛和人生境遇的急剧变迁与失落,改变了“我”许多“原有的对人生的看法”。
可是,“对歌剧艺术的追求不但没有泯灭,而是越熬越深。”“我”的始终如一
的执着,不畏艰难的毅力和勇气,“不甘心永远作一个”“配角地位”的要强和
雄心,使得“我”最终还是从美国社会的最低层,“勇往直前”地竞得“国际歌
剧界的经典剧目《图兰朵》的主角位置,实现了“我”“来美国是要在美国歌剧
界出人头地,要演主角”的宿愿。在“我”的故事里,对自己人生的愿望和理想
的一往情深和九曲不洄,是“我”能够历经磨难,打不垮、磨不烂的核心所在。
少君通过对这个人物的刻画,表达了他自己的人生的理念和对新移民人生定位的
一种理解。在《我先生》中,作家还具体阐述为对“在海外,拜金主义盛行,大
陆艺术家个个都改造'世界观'”的情形下,“在金钱物欲熏心的纽约”,“始终
视艺术为生命”,情愿与“清贫为伴”的那位艺术家的溢美之词。

  《人生自白》采用的是“自述式”的表现方式。所以对于留学生或新移民人
生境遇的“前后对比,描述他们的价值定位和人生理想,在直面异国文化的冲撞
,于经济窘迫和社会地位的突然下沉的挤压中,所必然发生的扭曲和变形”,少
君都是通过主人公的叙述,以时间的前后顺序来贯穿组织的。如《大厨》中大吴
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科学工作者”,转变成为现在的冷漠、随遇而安的“大
厨”的故事,是通过对大吴刚来美国时的遭遇进行细致的描摹来呈现的;同样如
此,《奋斗与平等》,《洋插队》,《图兰朵》,《我先生》等,都对主人公在
出国前后的生活境遇进行了描述,并且细笔刻划他们在美国的苦难遭遇,描写了
他们为生存所作的挣扎,他们在物质和精神层面所经受的痛苦,他们被迫沉沦下
去,或奋起与命运、与环境、与自己的抗争。人还是一个人,但系在人生之线的
前后部分的,却发生了位移。后面的这个人,在拔起自己的根,移放在完全不同
的文化土壤的过程中,不能不以原有的文化体质,去适应新环境的"酸碱度"和文
化气候。羸弱的,缺乏应战能力的,放弃挣扎的,就此沉落下去;强悍的,适应
性强的,勇于奋争的,反而获得了较之以前更有意义的人生;还有以精神的强大
,坚守自己的文化堡垒,用不变的胸怀,汲纳异质文化的精华的,就成就了上升
的人生。

  就这样,少君用线的贯穿,借小说中的人生故事,考察了一批时代的“边际
人”,在别一个文化境遇里,生命内涵所遭遇的考验和因此而带来的或沉沦,或
崛起,或再次辉煌的人生景观的转换。“任何一代人的社会系统主要是从它的文
化遗产,从上一代人那里获得的,角色的扮演所实现的目标是得到认可和规定的
。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角色也是规定的。”(13)这样,留学生和新移民带
着中国文化的深刻烙印,已经形成的文化价值观,进入与自己的成长和生活环境
完全迥异的氛围,就给了我们考察边际人生所必然带有的文化冲突和这种文化冲
突、矛盾为边际人这一群体晕染上的独具的文化景象,提供了研究的对象和母本
。少君对不同的人生境遇里所激发出的生命的应激反应的描述,对人性通过人的
生存状态、生命通过人生片段而显现出的意义的深层思考,就有了丰富的美学内
涵。并且因为有了线性的对比和呈现,而获得淋漓尽致的展示。

  通过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面的考察,对变迁之中的人生的线的呈现,少君
的小说创作,宏观地构筑起一个立体的艺术空间。在这个由行行色色的社会现象
和人生景观组建的世界中,作家具象地表现出的是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相对
处于劣势的状态下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可能的遭遇和经历。为二十
世纪末的中国社会和移居海外的大陆留学生,新移民,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形
象的见证。也为全面而进一步地记录和描述一段特殊的历史和人生变迁,搭好了
坚实的创作构架。?

  
二、

  作为发生在中国社会二十世纪末的这场大变革,把新旧和中西文化的冲突和
对垒其实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至。由于政府不遗余力的引导与推动,这场多少
代中国人孜孜以求,为之奋斗,为之流血牺牲都难以企极的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
革,终于在中国大地,这一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的土地
上,不仅仅是发动,而且是真实地变为实现了的现实。可是,正如一位颇有见地
而富有激情的年轻学者在其小说《巫语物语》中深刻地指出的那样,“被无数个
时代朗诵着来到我们的时代,被赋于自我救赎的使命却污辱了这个使命”。(14)
少君的《人生自白》中所表现出的中国当下社会中各阶层的人的生存景况,也同
样清醒地用形象再现了这样的理性认知。

  在被迫接受西方文化短兵相接的挑战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规范的溃败,
和融合了现代与后现代文化成分在内的新的文化规范的尚未建立,使中国这一代
“边际人”的生活行为方式、角色的认知、个性和气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需求
、以及对个人价值的认识和定位,都呈现着独特的面貌。从总的趋势上来看,由
于属于传统的一整套稳定的内在文化规范被冲垮,中国社会来自政治意识形态和
国家政府的行政干预,为有史以来的最小和最少,因而在最初的惶恐和无所适从
之后,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开始进入激烈动荡的变化期,角色认知表现为矛盾与困
惑,个性气质则富多元性和过渡性,需求的质量尚在由低向高的试探中,寻找主
体的自我价值的定位和实现,犹豫不决地开始进入人们的人生视野。少君的《人
生自白》所把握的社会背景,就是这段史无前例的过渡时期。他所着意表现的,
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转型期中的“过渡人”的欲望人生:生命本能前所未有地被
激发,人生本色一无遮掩地被表现。有人成了浮沉在欲望之网中的游鱼,尽情挥
霍着他们的原始本能,在只有今天的视阈里,感知着肉体的欢娱;还有人则在历
史的交集处,寻得一方新土;另外一些人抓住了可遇不可求的契机,成就了一番
丰富而精彩的人生。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个性结构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
。当代美国人类学家M·E·斯皮罗在其一篇名为《文化与人性》的论文中,进一
步指出:“本我---包括各种希望和欲望,这些希望和欲望中有许多经常甚至不断
与文化发生冲突。”“社会行动者不仅仅是他们文化的产物,”“而且反映他们
文化的价值”。(15)少君《人生自白》中的人物,作为大变革与大过渡时期的文
化的“产品”和“反映者”,就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们的本我,
自我和超我的表现,他们的个性结构的变迁,他们与文化规范的矛盾或统一,是
中国社会的文化范式变更与重建的产物之一。并且作为文化现实的晴雨表,为未
来新的文化规范的建构,提供重要的参考指数与可供借重的历史经验或教训。

  少君的《人生自白·大陆人生》,是他以中国社会转型期为背景,描写当下
中国人的生存景况的小说集。其中有一部分小说,揭示了当下文化现实中的一群
人,正处在一个文化规范失语带来的超我的无力,在世俗的现实中沉迷造就的自
我的自在,和肆意迸发的欲望形成的本我的自由的状态之中。

  (一)失语的文化规范---无力的超我

  文化规范的失语和人格结构中的超我的无力,在少君的小说中具体表现为:
传统的道德理念的分崩离析与摈弃;当下社会舆论的悄然缺席与退场;社会价值
体系的鱼龙混杂与向下沉。

  正如《囚徒》中的那位因流氓罪被关进监狱的六十四岁的"老干部"所说的那
样,“从前我还挺顾名誉,这原则那原则的”,可是后来却发现,“现在的干部
,住好房子坐好车,一年到底,就他们拿的钱最多,还落了一个正确,我们倒是
不正确的了。”中国社会从前的为官之道,为人之道,社会一切既有的道德文化
规范,在新的历史时期,都于无声无息之中,已经被颠覆,被解构,被重写。所
以歌厅,舞厅,按摩院,不仅公开营业,而且公然成为异性求欢的场所。《嫖客
》中的个体户,汽车司机,记者,为这样的“文化”氛围所攫取,先是沉迷其中
,既而成为“此道高手”,不但不以为耻,反而引以为荣。谈到嫖妓。每每如数
家珍,滔滔不绝。从他们的身上丝毫看不到在中国占据了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所提
倡的“礼义廉耻”的痕迹;而从这篇小说中所描写到的女性身上,我们既看不到
传统的“三从四德”的束缚,也没有"五四"新女性的追求个人主体的价值实现,
追求个性的自由和男女平等的印迹。在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有些女性从自己的性
别特征上,领悟到新的价值所在:性,成为商品社会度量衡上的商品,待价而沽
。因而,“好的妓女一般都有自己的码头”,大学生,电影演员,有正当职业的
年轻女性,也加入到"舞女"的队伍中来:“复旦,同济的大学生,为的是吊上只
大鱼好出国”;“年轻漂亮”,“文化程度不高,收入也不多,工作不太理想”
的女性,则“晚上来舞场兜生意”;“一个获百花奖的女演员,”“过夜价是三
万人民币一晚”,诸如此类,不一而终。

  在《导游》和《记者》等篇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职业的道德规范,也已在
金钱面前被全盘改写。职业的特色,给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带来了职业特权,变相
地成为发财敛财的一种途径。导游之所以在大陆“是人上之人”,能够“吃满汉
全席,吃山珍海味,吃美元黄金”,是因为靠旅游团吃饭的饭店,商店按“客人
数目和购物价值给”导游“回扣”。而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导游们或根据自己
所带客人的购物情况,向商家索要钱财,或里应外合,不惜在七月,“七月赤日
炎炎,车门密不透风”的大巴车上,关掉冷气开关,逼“烦透了”的不肯下车的
客人们,“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地“乖乖地下车”,走进了导游的关系
商店;有的导游更是“自己组团到自己的店购物,肥水不流外人田”,其后,便
是“日进斗金”,“吃在大饭庄,住在大饭店,乘坐的是豪华轿车,银行户头是
六位数的,美元,外加七位数的人民币。”因为钱,导游的性质有了质的变化,
过往的职业道德标准,已不再被人提起。

  而《记者》利用职业之便,大发不义之财,较之于导游,更是有过之而无不
及。靠“灰色收入”,也就是“在给本报,本刊,本台完成写稿任务之后,替别
的报纸杂志写东西所挣的稿费”挣钱的,只能算是笨办法。真正发财,要靠“黑
色收入”:即“奔走拉广告”。为了提成,“不管假药还是冒牌货,只要付钱,
照样给登广告。”甚至“到后来干脆搞专版介绍,由记者写吹捧产品或人物的文
章,对方按广告费付钱,各取所需。”一位《光明日报》的记者,更是用“老婆
和女儿连夜赶出来的二百多封‘群众来信’”,逼一家洗衣机厂,拿出二十多万
元来“摆平”此事:有钱就不在报纸上刊发这些“群众来信”。面对“无冕之王
”的敲诈,厂家所能做的,就是“按价付款,自认倒霉”。这里的记者哪里还有
基本的职业道德?“用新闻的良心去换钱,让神圣的报纸沾满铜臭”,《记者》
中的主人公的愤慨,可谓一语中的:“记者?我看简直就是‘妓者’!”

  《导演》和《演员》诸篇,则显现出中国人的传统的人文道德沦丧的普遍与
深入。为了当演员,姑娘们早已“明白做演员的首要条件是要导演‘满意’”。
“那些做着演员梦的姑娘们”,因此就“不但做好了投身艺术的准备,同时也做
好了随时为艺术‘献身’的准备”。于是在《导演》中,还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有的女性为了当演员,干脆主动提出让导演试试“尺寸”,“或是倒在你的床上
不走”。“有的导演,在选演员期间一夜一个,甚至两个地换着女孩睡觉”。如
果单是个别男性导演利用手中的决定权,去获取欲望的满足,还可以理解。倒是
那些姑娘们的行为,更让人惊骇:她们“不但不觉得恶心,反而比着讨导演的欢
心。”在拍戏的过程中,吃完饭喝足酒,摄制组的男男女女,“有情绪时便搞黄
色录像带看,男人穿裤衩光膀子,女人也汗衫短裤,彼此你靠着我的肩头,我躺
在你的怀里,浑然打成一片。”这里充溢着的是糜烂的肉欲,法律无权问津,伦
理道德也失去了说话的权利。人们回到了原始人类社会才有的乱交杂处的起点处
,社会对于其成员行为的规范和制肘力,显示出空前的软弱。

  《演员》中男性导演,编剧,制片主任和摄影,由此被惯成了“一帮色鬼”
。“在摄制组里,女演员在导演面前争宠,如同过去皇宫里的妃子在皇帝面前争
‘幸’一样”。在一种“赤裸裸的人体艺术的交换”程中,“导演床上出明星”
,就成为“中国影视界的一条定律。”小说中甚至有人美其名曰:“二零零年啦
,新思想新思潮日新月异,”所以,“男的以女人多自豪,女的以风流为荣”,
这是“商品化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由此可见当前中国社会中在性道德问题上
的混乱状态。如果社会的进步与否仅仅以两性关系的解禁与淫乱程度为标准,这
种社会只能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倒退。人毕竟不同于动物,人类能被从动物界中
划分和区别开来,是由于人类具备理性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而在中国社会,为了
当前利益,或者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些人将自己等同于动物,顺从于并放纵人
的生物本能,这种现状,其实是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一大隐患。在加快社会改革
的步伐,提供国民的生活水平,人们的素质教育和道德重建,同样应该加以重视
。少君在小说中的揭示,正表明了他这样的立场和观点。

  在《人生自白》中,传统道德观念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溃败和被弃,是以
社会舆论的沉默和退席为表现形式的。伦理道德是靠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习俗
和社会舆论等非强制性力量予以维系,并发挥其对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的规范和
约束作用的。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醒来的中国人,其人生信念和精神理性
本来就因为历史的原因,呈脆弱甚至缺失的状态。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和挑
战,传统观念也很快地土崩瓦解。人们疲于应付蜂拥而至的现代文化信息。在旧
道德疲软,新道德尚未建立的空隙,一贯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
的角色,对道德行为进行密切注意和监督的社会舆论,让位给来势汹汹的现代文
化。也许是惧于担任象《演员》中所说的那样,成为“日新月异”的“新思想新
思潮”的绊脚石,基于既有的道德标准而形成于并表现于人群自发地运用的舆论
力量,既因传统道德规范的溃败而无从借重,又因人们普遍迷失于现实生活,向
“新”,追“新”,求“新”,尽管有许多“新”事物令人质疑,但在社会转型
的旋涡中,人们还没有时间和精力,致力于甄别真伪,去粗取精。所以,社会舆
论的沉默和暂时性的退席,就必然成为现实。

  《嫖客》中写到“上海人现在笑贫不笑娼”的现实时点出:为了钱,卖身的
舞女的家人,“即使知道也装不知道”,甚至“干脆全力支持”。于是,出现了
“丈夫送妻子,老子送女儿到舞厅‘上班’”的丑恶现象。而嫖客之一刘小明的
愿望,更能够淋漓尽致地说明某些中国人的道德理念的变迁和当下的心态:“象
我这样的穷工人,连我爹妈都没勇气为我找对象。”“我想凭我这一表人才,也
许在舞厅里没准能找个已挣足了钞票想从良的女人,一举两得”。有这样给予最
大的宽容和理解,甚至支持的社会力量,别说没有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出面干预,
就是有,退路和未来都兼备的卖身女,只会有恃无恐而无一点的担心与惧怕。看
到舞女们赚钱赚得“容易”,又无后顾之忧,难怪处在被人耻笑的“贫穷”的阶
层的刘小明不能不动心。因为“这年头有钱就是爷”,刘小明也“想卖自己”了

  《导游》中的刘小姐,“自己组团到自己的店购物”的行为,在小说主人公
的评价中,是具有出奇的胆识。虽然“同行们都嫉妒得眼红,骂她是惑人的妖精
。”但是,“许多旅行社的导游和司机都成了她的常客。”社会舆论对旅游部门
的监控,不仅来自服务对象--游客,还来自同行的评价与褒贬。一次性消费的外
国游客或者台湾游客的不满,并不能使导游丢掉现有的职位;而同行之间不是互
相监督,而是互相攀比,竞相夸耀,惟恐生意做得不精,财发得不狠,不聪明,
便只会助长导游先生和小姐们,在职业道德之外,发展不正当的“发财手段”。
由此,“中旅王先生”,因为“曾在一天里放出一颗卫星(一万元)”,而“成为
一群涉世不深的年轻导游小姐和先生的名副其实的老大哥。”“上海来的贺小姐
”与“大巴司机”刘先生在设计客人方面,可谓配合默契,珠联璧合:贺小姐作
客人的工作没有结果时,“刘司机心领神会,主动关调大巴车上的冷气开关。”
客人们只得乖乖就范,按两人的要求去做。张小姐从自己所带的三十多人的“台
胞团”的腰包里,每人收取五百二十元钱,组织他们去吃“历代皇帝百吃不厌”
的“宫廷御宴”--“龙肝凤胆”。所谓的“龙肝凤胆”不过是猪肝鸡蛋。张小姐
交给饭店的钱只有每个团员四十元的标准。所以,来自同行之间的舆论只有支持
,而无拘囿。导游们的发财门槛便越来越精,宰客越来越狠了。

  社会中人对丑恶现象的听之任之,见怪不怪,也是社会舆论疲软的表现之一
。在《演员》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故事:“一进剧组,几乎所有的制片主任
都会宣布:只要你们把片子拍好,我一不堵弟兄们的财路,二不堵弟兄们的色路
”。这样的话几乎是对发不义之财,行淫乱之行为的公开鼓励和倡导。如果真有
了这么一个认真按原则办事的人来进行管束,倒成了非常。所以,在《演员》中
的那位只是“对演员的作息要求严了一点”的老干部,就成了导演数落的对象。
被指责为“多管闲事,没学好历史”,做了“旧道德的卫道士”。后来的结果是
发人深省的,老干部“半个月”后,与“管服装的那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好上了
”。人们的评价和赞赏,不是站在维护社会文化规范和秩序的一方,而是引导合
规范和秩序的一方向反方向逆转。这样的社会文化,从文化系统内部的要求来说
,是不合理的,因此也是不能长久的。但文化规范到底向什么方向发展?社会现
在所鼓励和引导的方面,会有更多的优势和占有更大的份额。少君的小说,显然
是在警示中国社会和人们。

  “专门采访社会新闻”的记者关立宏还提供了这样调查结果,从数字中更可
见社会舆论的导向和偏颇。“在舞厅的317人中,”“认为在跳舞后与舞伴发生
性行为是‘自然和健康的欲望’的有77%”,“舞厅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性问题采
取了一种开放的态度,”“特别是女性比男人回答得更坦率。”有这样的人文气
候,社会风气在新时期的急转直下是必然的。而记者--作为社会舆论的最高最有
权威的说话者,成为嫖客中的“此道高手”,是少君用来体现中国社会中的舆论
监督作用的完全噤声和沉默的例子。试想连“专门采访社会新闻”的记者,把自
己也变为“社会新闻”的一分子、一部分,那么,其所提供的新闻还能有理性的
认知和判断,还能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吗?!同样如此,《记者》中的“无冕之王
”们,加入到大发昧心财,黑心财的队伍中,社会舆论发挥怎样和什么结果的监
督作用,也就可以想见了。从上到下,从高级到低级的社会舆论,无论从其参与
者和表述者的行为,还是从其包含的内容,起到的作用上看,都已成为现实的同
谋,加快,加深了社会的腐朽和糜烂,这正是少君通过《嫖客》中的关立宏---
一个记者大言不惭,寡廉鲜耻地叙述自己的“嫖妓史”和《记者》中的“《人民
日报》的编委,部主任兼版面主编”揭露新闻行业的丑恶内幕和讲述自己的“发
迹史”的真实意图所在。《人民日报》一贯被称作中国政府与执政党的喉舌。如
果构成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喉舌”的部门成员,都与社会现实同流合污,新闻
业所谓的舆论导向,所谓的社会监督,就全部变成了一句空话。

  传统道德的退席,社会舆论的沉默,新的文化规范的尚未建立,使得中国当
下处在文化规范的真空状态。遵循“至善原则”进行人格的自我调控的超我,就
失去了可以依据的标准和基础。如此,超我只能瘫痪:它既不能发现本我的非理
性冲动,监控自我执行的平衡本我与现实许可之间的关系的职能;又无法防止和
抑制本我和自我需要的肆意泛滥。

  (二)在世俗社会中沉迷---自在的自我

  由于超我---人格中专门执行社会一定文化规范的制约作用的元素---的缺席
,在现实的需要与本我的非理性冲动之间充当调节阀和控制阀的自我,也因此处
于一种自在的状态。自在在一些作家的眼中,属于一种顺从和满足的状态,它不
再询问,不再要求,而是在所给的不管够或不够,能或不能的限度里,快乐并且
知足。所以,从一定的意义上去认知,自在也是生命的一种支撑和苟延的状态,
没有激情,没有未来。有的只是现在和今天。(16)作为从本我中分化出来的,“
本我冰山上露出海面的一小部分”,《人生自白》中的自我,忠实于“现实原则
”,逸出超我的约束和控制范围,对自我的需要和本我的冲动和欲望,不加甄别
地予以顺从和满足;放逐了人类对一切更高目的和精神追求,支撑和苟延着的是
一个生物人的生命。由于中国社会向商品化社会转型,金钱开始成为社会举足轻
重的力量:它是衡量一切物质的价值的尺度。同时,它也就理所当然地取得了衡
量人们的社会身份和价值的杠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古训,在中国社会
摆脱了虚假的政治理念所塑造出来的虚伪的“人格神”的“高大全”的模式人生
之后,在由富变穷的过程中,成为一幅现实的景观。于是,在对钱的无止境的渴
求中,《人生自白》的许多小说中的人物,是被钱牵着线的魁儡,演绎出一幕幕
丧失尊严和人性的闹剧。

  《歌厅老板》说出了这个正在自在地作自我加速度运转的社会的现实景况:
“满街的大哥大BB机,男人们整天着谈股票做买卖,女孩子把能卖的都卖了,这
社会比我这歌厅还疯狂。”“从北京舞蹈学院请来的”,“在舞台上那两个只穿
裤衩的小妞”,之所以将自己的身份和自尊放在一旁,在歌厅里出卖色相,是因
为“脱了衣服扭一扭,一人就十张。”“金钱也使女人神魂颠倒”的特点之一,
就是女人们充分认识和利用性别的差异性。“性”,因为是一种需要,尤其因为
男人们的生理与心理的特点,造就了他们对“性”的特殊需求,就可能使得“性
”成为一种商品。虽然历史和现实都客观地存在着这样的例证,但少君所描写出
的中国社会的当下现状,却是混乱和非常态的。“一大批女孩子舍身下海”的行
为,是中国人集体被钱奴化的一种表征。这批女孩子,“以比女侍们更迷人的微
笑,比野鸡们更有情调的服务,成为遍布京城的招惹‘嗅蜜者’的花蝴蝶。”这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出身,其中大学生还占大多数。知识使她们更渴
望挤入现代多金的‘上流社会’”;知识使她们在复杂而现实的社会里,更明智
地知道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知识使她们更清醒地懂得如何有效地利用她们所能
利用的‘资源’。所以,知识在这里,成为她们标高价的另一种附加价值,“她
们把自己的微笑和肉体标价出售”时,似乎比别人多了些优越感和优先感。

  一个能尽其量发挥其成员的各方面的潜能和才华的社会,当是一个较为完善
和健全的社会;但如果这个社会是使知识力量---人类社会的智能的结晶---仅仅
成为附属于人的动物性需要的一种装饰,知识事实上就已遭到贬值,那么这个社
会起码从发挥知识能源的力量方面来说,不是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而是弱化和扭
曲了知识的力量。当这些知识女性“非常解放”地,任男人们将自己“发”给他
们的新老朋友时,她们就把知识和她们的人格和肉体一起,交由人类的兽性强奸
。钱在使她们成为“开放的本体,任你自由出入”当口,也对人类文明的进步进
行了讽刺和嘲弄。在一个电脑时代,人们为了生存,更是为了社会阶层的升迁,
主动地交出了社会文明赋于人的权杖,将文明沦为生物社会的奴仆,这种历史现
实不应该说是常态的社会进程的进步。或许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转变时期,总会因
为无所适从,而表现出一个阶段的疯狂和混乱。中国社会在其变革过程中,更是
面对着从所未有的挑战。从一个保守和禁锢氛围里,进入到开放和自由的状态,
这其中,必然会有各式各样的非常现象的出现。少君的小说的价值,在很大程度
上,就是把这种非常态,具象地呈现出来。由这原生态的现实材料,生发出或批
判,或反思,或警醒的力量,正是作家要去把握和得到的效果。少君当然是对这
样的现实持批判的态度的。但他的批判是隐性的。他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包裹在
平铺直叙的人物自述之中。但通过他所注目的,纳入表述视野的社会现象的本身
,已经暴露了作家的主观意图。

  对金钱的臣服,还在《鬼市》有另外的说明。就象《鬼市》中那个天津京剧
院的女演员所介绍的那样,“钱象幽灵悬在‘鬼市’上空”。钱把农民--这一祖
祖辈辈信奉土地就是自己的身家性命--的群体,改变成把“倒卖文物发展到‘大
生产’运动的程度”,将“原是很肥沃的耕地”抛了荒的一群。他们的转向,使
农村“到处野草丛生一派荒芜”;钱的诱惑,让农村大嫂们走出了乡村的田头和
灶间:在鬼市上,常可看到,“专买翡翠的农村大嫂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地砍价
”。盗幕和倒腾文物还使一个叫雄县的地方的农民,“在海内外小有名气”。钱
将中国的社会构成,进行了重新配置。对于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农业国来说
,过早地导引从事国家支柱产业---农业生产的成员,脱离自己的岗位---土地,
这到底算是社会进步还是算是退步?作家的态度无置可否。但这种现象出现在中
国向工业化国家迈进的过程中,不是因为工业产业的进步和发展,对产业结构,
人力资源配置提出新的要求而产生,而是由于倒卖文物这样的并不能创造社会价
值的活动可以带来高额的收入,因此而牵制大量社会的人力资源。这样的情形,
其实是釜底抽薪,舍本弃源,给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隐患。

  而把控和操纵者,就是现在中国社会的上空,无时不在地漂浮着的“钱上帝
”。进一步的,钱更使得人失去了理智和良知,象《鬼市》中揭示的那样,一个
“靠卖字画跑广州赚了大钱”的“大户”的宝贝儿子,被想发财而铤而走险的亡
命之徒“绑了票”。绑匪所勒索的五十万元钱如数送出去了,大户的儿子,还是
“被撕”了。而大六的身家性命,也因为一只漂亮的翡翠球,在去广州后,“活
无人影死无尸”,从此无影无踪,让日思月想的母亲“想儿子想得神经了”。做
鬼市生意的人当然知道其中的危险。“他人就是地狱”这句话用在这里似乎非常
贴切。“玩文物的人都黑,见钱眼更开”。每个人都在鬼市中自然或不自然地失
去善良和其它人类美好的品行,每个人又都害怕周围与他们自己一样变黑了的人
。但在人们自觉自愿地将自己置于金钱的控制之下时,自我已失去了判断是非曲
直的能力。社会给予金钱的无上权利,回转来让每一个自我变成驯顺的奴隶。而
自我也在这种来自金钱的力量的压迫和拘囿之中,心甘情愿地做稳了奴隶。

  自我的存在状态,在《人生自白》中,有非常详细而深入的描摹。社会的改
革与转型,造就了社会的分层。最先富起来的人群,是特殊历史时期的既得利益
者。但是,由于很多现实原因,第一批富有者的文化素质一般都比较低。再加上
由打开国门而带来的对西方富裕的生活享受的惊鸿一瞥,加上突然的暴富带来的
自觉身价倍增的急需宣泄的“成就感”,加上由长期的贫困和压抑产生的急欲得
到补偿和舒解的心理,使他们在中国社会目前的文化规范尚处于矛盾和整合的徘
徊期,在社会上普遍对金钱表现出急切的占有欲和艳羡之情的助长之下,中国特
色的“富豪阶层”的生活方式应运而生。这就是《歌厅老板》用见怪不怪,处惊
不变的口气谈起的“款爷最普通的玩法”:“中午起床,打电话呼小姐到人人大
酒楼饮茶,然后到东方健康乐园洗人参浴或到松竹园洗桑拿浴,让那火山石爆扬
出来的蒸气,使小姐们更加鲜嫩光彩照人。再找高级发廊为她们做头发,完了就
去逛商店买东西,一般得照一,二千块花,晚饭到大三元或明珠海鲜酒家,吃饱
喝足了就去歌厅唱歌逗情,让小姐用最深情的眼神,最嗲的声音唱一首‘这世界
只有你是我所爱’,挑起情绪来就赶紧找地方销魂。”简直就是一幅极尽奢侈淫
迷的游春图。小说中的叙述者--歌厅老板评价得好:“中国两千年王公贵族嫖妓
的传统遗风,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很好的继承。”社会在走向现代化,而其成员的
生活方式,却是向封建文化传统中,最丑陋,最低级的部分看齐、逆转:把自己
作为一头象猪一样的生物,除了知道吃喝玩乐,就是耽于床第之欢。二十世纪现
代文化的倡导者和振臂高呼者,所费劲推动和促成的人的现代化,在女性身上,
遭受了惨痛的失败。所谓男女平等,所谓女性的主体意识的确立,在金钱面前全
部烟消云散:女人们心甘情愿的再次沦为男人们的性的承受器。只不过有所进步
的是,她们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生理和心理优势,把更多的金钱,从男人们的口
袋中,更多也更好地掏出来。这种“主体意识”的成长,是一面以对女性本体的
自尊自重的放弃为代价,一面又是她们在赤裸裸的性交易中,习得分寸和技巧,
而在其过程中,争取尽可能多的主动:以最小的成本换得最大的收益。人的主体
意识的张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金钱观念和人类文明初始期人的原始本能的
结合,这种文明怪胎的出现,既是商业文化所缔造出的金钱衡量一切的社会风气
,又是中国人精神意识层面缺乏真正的现代化使然。

  跟鲁迅笔下的未庄不同的是,少君所呈现的当下的社会,决不是封闭,保守
,水波不兴的状态。而是表现在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中国社会在快步地迎向世
界的先进潮流,力图与人类文明进程的进步,共振在一个频率上。这就使得中国
人有可能充分地感受和接触到最先进的人类文明之光,共时性地和全球其它地方
的人民,同时享有文明发展进步的最多恩惠。但是,人性的突然舒展,物质的瞬
间丰富,似乎给中国带来的并不都是福音。没有传统道德理念的束缚和强制,没
有现代文化所要求的底蕴和丰厚,中国的社会被欲望牵扯着,从对人的思想以至
灵魂的不自由,走向肉身的肆无忌惮。没有了历史的绵长,也没有了未来的希望
和向往,人们所注目和关心的,只是当前的现实世界和他们在这现实世界中所能
分享到的眼前利益。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他们沉迷于现实。立足于眼下,用他
们的生物感官,去攫取世俗人生的最简单,也是最原始的生命快慰。更为悲哀的
是,无论这种生命状态如何地乏味和无意义,人们似乎已经丧失了奋起抗争的勇
气和信心。或者说,他们乐于在一种无味的人生中,消磨自己的日子;把宝贵的
生命,交付给平庸和自在去耕植。生命在于他们,只是一个必须完成的过程,而
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让自己的原始感官得到最多的满足和快乐,并且学会无知无
觉,无心无肺,就是人生最大的追求了。

  就如《女人》中的邹金莲,在其丈夫因她而杀死人被枪决后,却“没有丝毫
的痛苦”,脸上显示出的,是“一副轻松得意的样子”。在丈夫和情夫由她而起
的争斗的全过程中,她从来就是安然若素,自得其乐。十足一个可以在野生动物
世界里看到的画面:雄性动物为了能与雌性动物交配,而互相打斗甚至残杀;雌
性动物却在一边无动于衷,自顾自地吃喝或者玩耍。直至雄性动物中的胜利者过
来占有她。邹金莲也是这样,平静,轻松,无所谓是哪个取胜了的男人,将自己
归为己有。这一幅令人心悸的场面,确确实实地就发生在少君所描写的当代中国
社会的现实中。作家显然是深刻地把握住了后现代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社会中可能
出现的现实图景:失去精神依托和深层追求的人群,可不就是无心无肺,无情无
义的兽类吗?他们的视野中只有当前和当下,他们的感知里,只有食色等口腹之
欲,他们所能在意的,只有自己---一具苟延残喘的躯体。

  这种状态其实就是少君在《嫖客》中所运用的“麻木专车”意象的深层意义
所在:变革和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不是就存在着这样的现实图景吗?既在紧张的经
济社会中只争朝夕地赚取钱财,又毫无节制地去尝试感官刺激。置身于现实生活
的“麻木专车”上,自我自在而自得,不去询唤人生的价值和精神欲求,在世俗
世界里,平庸,孤独,热闹,无声无息地冷落,沉寂。他们所满足得只是“今朝
有酒今朝醉”的生存体验。人们在社会文化氛围前所未有的宽松,生活前所未有
的富裕,物质前所未有的丰富,精神也前所未有地空虚的状态下,在自我的“麻
木专车”上,人们追求着“摇摇晃晃”,“有一种麻木感”,“觉得很舒服”的
现实人生。人们在失去精神追求的烛照的情况下,想到的和能做到的,就是把自
己关在一辆“麻木专车”里,体会着这辆“特象英国十七世纪的贵族的马拉车”
的贵族气息,而找到一种身价;感受着“麻木专车”“完全现代派”的色彩和“
超现实派的装饰”所带来的“新鲜和刺激”;在“布置讲究,铺有地毯,放着一
张高级沙发床,两个又大又软的海绵枕头,并备有卫生用品”的车厢里,“他们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三轮车夫在前边慢慢悠悠地蹬着车;车厢也就“晃晃悠悠
,象个电动床”;躺在里面的人“还能听着城市交响曲”,浪漫的情绪也就油然
而生。这就是得风气之先,在中国社会的改革潮流中先富起来的一批人的生活内
容。作为一个人,他们所体会和热衷的,不是一种有意义,有内涵,有未来的人
生。而所沉迷的只是用他们的肉体,去享受现代文明和社会发展提供的丰富的物
质条件包装过的情欲的宣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莫大悲哀。对于这样
的失去了精神追求和为人的价值尊严的社会改革的“领头羊”,少君是鄙夷的。
歌厅老板不时带出来的国骂,事实上也是作家抑制不住的愤怒的心声。

  (三)欲望喧嚣登场---自由的本我

  根据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的理论,人的需要可分为五个
层次,即:生理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这五种
需要中,生理需要作为人的自然需要,处于最低级。人格结构里,自然需要作为
人的原始欲望,被文化规范和多种现实条件所控制,一般处于本我中。但正如弗
洛伊德所描述过的那样,原欲也就象地底下埋藏着的火山岩浆,一直汹涌着,奔
突着,蓄势待发。一旦获得机会,就会喷勃而出,泛滥成灾,烧毁人类的理性和
良知。

  无疑,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本我中的非理性欲望,会得到更
好的疏导和缓解。所以在所有社会的文化规范中,都有系统分层的理念和机制,
防范原欲的爆发,消解本我的能量。自我在超我的指导下严密地监视着本我的行
动,随时准备扑灭本我的升腾和爆发。但是,超我的失控,自我的自在,使原欲
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爆发成为可能。本我所遵循的“快乐原则”,导引着少君
的《人生自白》中的许多人物无所顾忌地向外倾泄非理性的欲望。他们贪婪地向
世界索取更多的利益和满足。原欲盛开在中国的大地上,犹如莎乐美阴险而有毒
的笑脸。

  其一:肉欲横流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社会一直象防范洪水猛兽一样,防范着其成员对性的
欲望。所以才有了儒家文化的“男女授受不亲”的学教。及至明朝,一直作为中
国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文化的儒家学说的传人二程和朱熹,更是用“存天理,
灭人欲”的口号,有意将人性的本能欲望完全扼杀。因而中国文化所特有的贞女
节妇的现象,其实是统治阶级从思想深处奴役人民的一种手段和表现形式。可是
,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的解放,却也正是从两性关系的完全解禁上,得到淋漓尽
致的体现。很令人玩味的是,“五四”文化先驱所倡导的“妇女解放”,是想从
女性的思想深处肃清封建文化的余毒,使她们真正能站起来,用独立的人格与男
权社会对话。这一解放思想的工程,由于中国在二十世纪所面对的内困外患的灾
难,而被搁置一边。除了极少数的激进分子,有机会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对妇女
的个性解放,作了探索性的尝试之外,有关两性关系的新局面,大体上还是承继
传统。即使在新中国,妇女确实顶起了社会和家庭的半边天的状态下,却更多是
以引导或者说是强制性地剥夺性的差异性,以漠视性别差异来达到消除人的本能
欲望的目的。

  所谓的腐化分子,是指那些超越了法定的夫妻关系而发生了两性接触的人,
是法律条文中予以明确定义,有具体的量刑标准的一种犯罪。性的概念在当时的
社会政治及文化规范里,仍然处于禁忌文化的范畴。但在社会的改革和转型时期
,中国社会对封建伦理规范的冲破,最首当其冲的就是人们对性禁忌的完全无视
。中国人开始放纵肉欲,在本能的欲望里,纵情于声色。《嫖客》里就写出了当
下的一些中国人的荒淫无耻,糜烂无度的生存状态。由于社会出现的非常态需要
,舞女也相应地分成了若干等级和层次:什么“消夜女郎”,什么“模特舞女”
,“公共舞女”,“混点舞女”,“兼职舞女”,“钓鱼舞女”,等等。男人们
在女性用肉体搭建的销魂空间里,懂得的是怎么样泡舞女,怎样在性行为中,获
得生理和精神上的最大满足与快乐。这些人所迎合得只是对极度膨胀,无以约束
的肉欲的有求必应。与嫖客们的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导演》和《演员》中
所揭示的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导演》中赤裸裸地坦白道:“至于摄影组里的
‘花事’是公开的秘密,也是一种流行的兴趣。有什么办法?既然摄制组的哥们
儿姐们儿都是些凡夫俗子中的佼佼者,那么他们在这方面的性趣也就比一般人浓
厚了。”言语间全无一点儿遮掩和羞涩,反倒有一种自豪和欣赏的表情充斥其中
。导演有一次需要招募一个临时演员扮演剧中的遭强奸的女人,在未开化的过去
的中国社会,显然是难以想象的事。所以导演预先也认为“以为这样的临时演员
不好找。”可后来的结果不仅使导演跌破眼镜,“没想到光专业演员出身的应征
者就有好几十个”。更有甚者,“后来选中的那个姑娘拍戏时,主动建议全裸拍
摄”。女人们的大胆和开放促使男性导演,摄影师,制片主任更有恃无恐,男性
的本能在女性的“热情”鼓励下,逾发张狂;同时,男人们为满足自己的性欲,
把女性的“献身”,当成一种可交换荧屏,银幕上的角色的筹码,又使得那些做
着演员梦的姑娘们,在考虑应征演员之前,就做好了双重的“献身”准备。“大
陆当今哪个红了的女星没跟几个导演谁过觉?又有几个名导演没玩过五打以上的
女演员?”恶性循环的需与供,在公开的“定律”中,使影视界,充满了肉欲的
糜烂和公开的性交易:在这样的情境中,女演员的观念不开放也得开放,不献身
也得献身。否则,就永远也别想从掌管着演员的角色分配和出镜角度和次数的男
性导演等人的那里,得到这些作演员必要的机会和成功的条件,也就永远也不可
能让观众们熟悉、认识,必将从此失去做为成名演员的资格和未来的发展前途。
残酷的现实,使得女性们完全将女人的自尊和羞怯丢到一边,在与男人们“斗智
斗勇”的过程中,女人们无奈地不再害羞也不再反抗,“女演员的风流韵事越多
,名声也就越大”,她们成为这个原欲横流的社会过渡阶段的牺牲品:既为男性
充当着兽欲的承担者,又在人欲弥漫的社会里,纵情于声色,使糜烂更加糜烂,
混乱更加混乱,加入了压迫她们的社会对她们的压迫和利用。

  其二:从“恶”如流

  改革开放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富裕,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富裕也使得人们
的欲望值升高:这其中有人的本能欲望,也有物质欲望。为了满足这些暴涨的欲
望,在社会文化规范失语的状态下,人们在采用正常的手段无法实现自己的欲望
值时,就采用非常的手段去强行实现。人性中假恶丑的一面由此暴露了出来。更
有甚者,社会不仅无力抑制假恶丑的现象,还由于物质或其它利益的诱导,人们
不是从善如流,而是对假恶丑趋之若鹭。

  《假画》中的主人公坦言,其发财的诀窍就是“《红楼梦》中的‘假似真来
真似假’那句话,使他懂得了怎样赚有钱人的钱”。由于“在书画界名气太重要
了,有名的不管画得多烂都能卖出价钱,没名的画得再好也没用”,所以小说中
主人公那“清末皇室大家子”出身,对金石篆刻,珠宝古玩,样样精通的师傅,
“被迫在临死前,把全部的经历和才华都投入到制作假画上”。就是主人公师傅
的“被迫”,却给承传了制作假画技艺的主人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来了名
利双收。成了“当今中国大陆书画界有名的大款”,连“美国总统克林顿也曾向
他讨过画”。一个制作假画的人成为一个社会的成功人士,或许人们可以以为是
一种偶然的事例而忽略不计,但少君的这篇小说却告诉人们:“如今卖假画的也
分三六九等”,并且“自成体系”。而且,“那些仿术高,做大买卖的,往往和
全国各大画店和画商都串通着的,仿出的名画不经专家鉴定根本分不出来”。名
家珍品常常在书画店被画商调包:把找仿画高手临摹的假画“标上高价卖出去”
,而“原画则自己留下来”。在“精湛”的制假技术和已成体系的造假,卖假操
作系统的相互协作与配合下,“一九九五年美国第一次办中国当代画家画展时,
就被七位名画家指控其展品百分之八十为假画”。“有人估计,欧美市场上流通
的中国名画家的作品,有三分之二全是假货。”为了钱财,画家自己,画家的徒
弟和“职业仿画者”,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社会制造假画的庞大的队伍。他们具
备了使“假画变真画,真画变假画”的高超技艺和骗术。难怪造假画的名家主人
公自己也说:“这年头儿,整个世界都是浑浑浊浊的,真假难分”。

  为了发财,人们昧着职业道德和良心,制假贩假,骗了别人,还要同时警告
自己“名人的画傻瓜才碰”。在物质的利诱面前,制假造假而自得其乐。这样的
故事同样可以在《棚儿爷》与《鬼市》中看到。为了获取更多的钱财,人们争相
以制假,贩假和欺骗买方成功为荣。市场的混乱由此可见一端。而通过这些以“
假”为荣的人群的生成和活动的展示,少君不无焦虑地揭示出一个以假为真的经
济生活导致的人的心灵的缺失。

  在《康哥》中,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除了设法钻海关及有
关职能部门的空子之外,康哥能横霸一方,也是他“凭着一条烂命,豁出去了”
干的结果。他“先是用三角刮刀和猎枪扫清了外围”,用自己的“不要命”,才
使得“怕死的就开始躲远了,还想赚钱的则开始巴结”他。他的“不到一年的工
夫就雄霸安定门”的“伟业”,是和“身上的伤疤也多了不少”联系在一起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因为处在探索阶段,势必会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但是如果公民在从事正常的经营活动时,却不得不采取类似流氓的做法,既要巧
取豪夺,还随时准备以鲜血和生命作为获利的代价,则是令人担忧的。一是这种
状况不能保证社会成员对经济活动的正常参与,因为他们的人生安全都难得到保
证;第二,不能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靠“恶”取胜,也就很难体现市场本
身的自然运作规律的自发调节作用的实施;第三,市场的效用也很难达到。市场
体现的是自由,平等和公正,很难想象靠流血才能赢取商业活动的主动权的市场
,能够带动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

  《零点》中,那个倒霉的丈夫所经历的事情,就更加离奇和发人深省。主人
公经过了“惊喜,担心,恐慌,兴奋,甚至激动得全身发抖的情形”,在“浪尖
刀口上”过日子的颠簸,心里都没有不踏实的时候,因为有一个温馨的家,是他
心中的港湾。然而,他没料到还会有最难承受的“愤怒和悲凉”正是在一个这个
港湾等着他。那是他心底最柔弱的地方啊!他的妻子,他女儿的妈妈,为了得到
他辛辛苦苦地忙出来的公司的法人位置,雇了一群流氓,打断了他的肋骨,搜集
了一批足以让他做牢的证据,要挟他放弃法人位置。正如主人公在小说中痛苦地
问自己而不得其解的提问:“难道她发财的欲望莫非已经到了连她的丈夫也吞没
的地步?”就是这样,为了钱,至亲的人都会自相残杀,无所不用其极。人们在
欲望的驱使下,在无序的社会现实里,不再相信情感,不再相信美好的人心,而
只是相信实际拿到手的东西。为了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不惜向身边的甚至是
亲人下手。用“恶”的手段去取那些不管是属于或者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恶”
在这个阶段,代替了法律等现代文明中发展起来的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强制性手
段,使得社会上一时向“恶”成风。

  “强者”在这种时刻,以自己的凶狠和残忍,在社会上独占一方,如同康哥
;弱者为了自己的安全,有时也不得不以“恶”抗恶。小说《保姆》中的故事,
让人读来不仅伤心而且绝望。一个“想学习奋进,创一番事业”的雄心勃勃的从
农村来到北京的小姑娘,很快地却作为一名杀人犯,被拘压在监狱里。她的不幸
是因为落入了一个自称“有的是钱和权”的“离休的大干部”的老孙头的魔掌之
中。仅仅在她进入老孙头家做保姆不到十个小时的时间里,这个“要拚搏,要掌
握知识”憧憬着未来的要强的小姑娘,就遭到了人面兽心的老孙头的强暴而想到
了死。在偌大的北京城,她求告无门啊。最后在老孙头再次强行逼迫时,她忍无
可忍地拿起菜刀,砍死了夺走了自己童贞的“毒蛇”。一个手无寸铁的柔弱姑娘
,被迫以“恶”抗暴的事情本身,提醒了我们,如果恶的横行,已逼得善良的人
们也不能不无视生命的价值,用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的办法,为自己讨得一点公
正,那么恶就在这个社会暂时代替了公理和正义。

  本我通过当下人们肉欲和物欲的极度张扬,以及社会在恶的呈现层面所显示
出的的异化得到了充分的表述。在这种表述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追求即时快乐
和一次性消费的中国特色的后现代社会的面貌。无序与醉生梦死并存,财富增长
与假恶丑共在。我们的文化结构处于调整和变化阶段的社会,需要尽快建立完善
的符合社会发展现状的规范,是少君在《人生自白》的诸多篇幅创作中的真诚呼
唤。

  “由于本我只是个性的一个结构,由于个性的另一个结构-超我-还包含着内
在化的文化价值,所以社会行动者的许多希望不仅与他们群体的文化要求发生冲
突(外部冲突),而且他们个性的一部分经常与另一部分发生冲突(内在冲突)。”
(16)然而,从《人生自白》有关大陆社会的小说中,我们既没有看到个人与社会
发生激烈的充撞,也没有发现人性内部的矛盾与焦虑。这就是说,中国当下社会
在物质指向和伦理指向上,有着惊人的和谐与默契;人的个性结构的三个层面也
获得了非同一般的统一。社会规范的软弱无力,为假恶丑打开了方便之门。喧闹
无比的社会的背后,蕴藏着的是在沉默中存在并酝酿着的危机。一旦危机超过了
社会机体可以承受的极限,改革的成果和中国人追求了上千年才来到的富庶生活
,就可能成为泡影。因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提高是不可以偏废任何一方的。
如何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建构中国的现代文化?如何于生活富庶的同时,健
全人们的精神世界?如何将社会文化规范和个体的人格体系建设成为健康有序的
有机整体?等等,少君在《人生自白》里富有预见性地提出了这些尖锐的问题。?

  
三、

  少君的《人生自白》除了对中国当下社会人们的人性建构所体现出来的非常
状态有所揭示和批评之外,他还在其中的部分小说里,表现出他对于社会转型时
期出现的各类处于新与旧,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的边缘地带的边际人生,予
以了注意和考察。

  中国社会在面临亘古未见的彻底的改革和和文化转型的当口,在经济生活占
有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的时候,在市场走向完善和物质开始极大丰富的时节,人
的个体终于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和可能。从而摆脱了过多的集体道德理念,或者
政治意识形态对个体的束缚和牵制。少君试图通过立体和全方位的观察和描摹,
以多种人物形象和群体的刻划,再现一个变迁的时代的整体面目和立体态势。少
君的《人生自白》,贡献了一个特殊的二十世纪末的中国“边际人”的人物画廊

  (一)花落去与燕归来---过渡人速写

  如果说有不少人在文化观念随同社会体制转型的时期,因为心理和情感上难
以适应突如其来的环境的变化,不能接受新的人生定位与挑战的考验,而丢弃了
理想和精神的追求,象上一章文章所呈现的那样,索性将自己沉迷于感官刺激和
性体验中,以变相地触摸到自己存在的价值的话,那么同时还有另外两类人,也
在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的新旧交替时期,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一类是继续沉浸在
对过去时代的追忆和怀想中;另一类则很快调整了自己的人生取向,在大变革时
期迅速找准了位置,使生命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红卫兵》中的主人公,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以“发光的眼神”,表明了自
己的恋旧情怀。在“文革”时期,主人公被时代选择为“骄子”:成为当时“叱
吒风云的红卫兵十大领袖之一”。虽然主人公回忆和描述的往事,充满了时代的
荒谬感和滑稽感:那个曾经“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事件背后,竟然有一群
没成年的孩子在行动。因与官方意志的的不谋而合,从而得到当时政治气候的推
波助澜。正如小说中所说:“时代是一个后娘,只喜欢自己的儿女。”“我”现
在也意识到自己在“真的象是一群疯子”中的一员,也认为是“疯狂的时代选择
了我们”,“我们无法摆脱那双刚强的手对我们精神的扭曲”,但主人公的回忆
依然充满了一种感伤和怀念。除了主人公在小说的最后表明“红卫兵”“是我年
轻时的光荣与梦想”外,常识还告诉人们,一种敝帚自珍的情怀,最容易在人生
的失落处找到。所以,无可奈何花落去式的主人公的回忆,依然让我们洞见了一
群虽置身于变革的时代中的但迟滞的步履。

  更有典型意义的是《布尔什维克》中的那位“国内鼎鼎有名的大学者”。他
身在美国,却怀念着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对于苏联的改制和解体,这位学
者依然用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眼光,进行价值评价。他的思维仍然停
留在以前的阶段,“左”的观点,使他得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以后,国家一团糟,人民更困苦”的结论。应该说,作为一位学者,他对于苏联
和东欧的解体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他的理论事实上正是国内学界主流的
观点和意见。但他依然用意识形态斗争的观点,去思考国际和国内的问题,则显
示出落后于时代的保守和固执。他甚至无视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所获得的活
力和生机,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即使有文化大革的所带来的灾难,但人们
的思想还是很纯的。”而对新的历史阶段有所不恭并反对:“邓小平将中国人的
思想意识搞得乱七八糟,将来会被几亿失业工人挖祖坟的,。。。。。”这是处
于新旧思想过渡时期的保守派的典型代表。在《红卫兵》的主人公只是把与自己
的人生辉煌联系在一起的过去的岁月,作为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加以珍藏的时候
,老共产党员的牢骚和报怨,却是对进步的社会和前进的历史的一种不满。“老
布尔什维克”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是他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和中
国的改革政策的由来。作为历史的过去塑造出来的人物,他固守一个共产党员的
本位,批评和判断世界上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件,但当作家询问他的儿子为什么
到美国来的时候,老布尔什维克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还没研
究过。。。。。。”。这个结尾不仅表现出作家少君的批判立场,还揭示出一些
思想保守的人,在实际生活中言和行上的相左。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成为过去
时代造就的异化物:身心分离而不自知。所以,他的怀念和慷慨陈词,也就不可
避免地染上了些许虚假和做作的色彩。

  而应时代的要求,许多人在大过渡时代,获得了人生最广阔的空间。这一部
分的“过渡人”,才真正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人个体潜能的发挥和自由的取得。当
然,这其中有很多还踩在新旧思想的临界点上,既后望又前瞻的。他们在两种文
化理念的争夺中,尴尬地存在着。中国社会的现实,曾造就了无数没有爱情而结
合的婚姻家庭。所以,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与行为上,能更多地观察到中国人的意
识的转变和更新。《人生自白》里,也确实有几篇通过婚姻家庭的存在方式,表
现这个时代的中国“边际人”的两难处境和对现实问题特殊的的处理方式。《漂
亮与爱》里,“我”是一个对爱情充满幻想的男人,“却维系着一个无爱的婚姻
”。“我”在婚前一直幻想着与一个漂亮的女人结合。然而,“在无形的社会压
力下屈服在一个无爱的婚姻中”:因为大学的老师,现在的岳父看中了“我”这
个来自农村的农民子弟,而“我”又非常想留在城里。但婚后由于妻子与“我”
心目中理想的伴侣大相径庭,所以,“我与她的夫妻生活,不但没有爱情,甚至
连性欲都在减退。”“我”的内心充满了极度的痛苦。但是,“我一方面渴望充
满激情的爱情生活,另一方面又不忍心伤害我的老师和善良无辜的妻子,也无力
接受离婚后将会遭到的包括父母在内的社会审判和指责”,所以,为了自己的良
心,也为了自己正在上升的前途,“我”只能压抑自己,以至于自己都能感到心
理上变态。“我”的状态,是“我既想符合社会道德的规范又不想以压抑人性的
代价作交换,结果两者是水火不能相容”的结果。

  《律师》中也有同样的情节。一对已婚男女相遇并且相见恨晚。但是,即使
是一直在处理离婚案件时,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的主人公--坚定
的“主离派”的律师“我”,却也不敢“抛开秘密,光明正大地在这个世界上生
活”。律师的顾虑主要在道义上,因为“我”的妻子在最困难的时候的关心,帮
助,使她已经融成“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所以,“我”不忍心“往她和她家人
心灵上捅刀子”,而且,考虑到自己的职业和前途,考虑到离婚所要经历的折腾
,“我”宁愿保持现在的状况:有一个稳定的家,还有一个因相爱而时常在一起
的情人。律师的故事,也是目前许多中国人私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在社会的转型
时期,人们既想在传统的道德规范中保持原状,又拒绝不了日益焕发的自由的人
性的需要,他们在传统与现代文化的交替时期,选择了折衷的办法以减少无谓的
麻烦和伤害。

  但是,有许多人在现代社会文化的吸引下,迅速更新了自己的观念,如同一
条意外地得到了活水的鱼,他们在新的人生挑战中,全力挖掘自己的潜力,最大
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喝到好处》里的主人公曾在北京高校任职。这个“下过
乡,穿过军装,当过店员,工厂里做过临时工,三十出了头又去上大学,啃ABC,
读黑格尔和康德,上研究生,留校当大学讲师”的“我”,如今又在经济改革的
前沿阵地海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经过了三年的艰辛与拚搏,“我”在实践中逐
步摸索出了“中国式的手段”。

  “我”现在公司的固定资产已有四千万。“喝到好处”事实上意为“活到好
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在为中国人创造最充分而自由地发挥潜能的时间
和空间。对于自认为“有点过剩能量和表现欲”的“我”来说,想在人世间“凭
良心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干不了惊天动地的也可以自己惊叹吧”的人,
充满了自信和对未来的信心。这个形象,是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的新型人物。他
们的人生在历史的机遇面前获得了阐发,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的佼佼者,才真正利
用了社会为之创造的有利条件,开发出了自己的人生潜能。他们正是未来中国新
人的雏型。

  女性自我在新的人生挑战面前呈现的真正的觉醒,也是少君的小说予以关注
的焦点。《人到中年》与谌容的小说同名,应该是少君的有意之举。谌容的陆文
婷忘我的献身带有宗教式的牺牲色彩,少君小说中刻划出的“我”--39岁的海南
新开张的一家美国西服店的女老板,却是一个极普通的中国妇女。“我”原在国
营厂的工会中当干事,有一个平静美满的家庭。但是,在社会改革的大潮中,那
种四平八稳的生活,忽然让接近四十岁的自己感到难以接受:开始变老和属于自
己的什么都没有的感觉,使“我”恐惧和害怕。而“我”希望在岁月流走的同时
,抓住一些属于“我”的坚实的东西,“我”想过新生活的想法,既得不到家人
的理解,还导致了夫妻之间的龃龉、分居,以至于丈夫有了外遇。在家庭和自我
价值的实现无法两全的情形下,“我”一横心只身下海南,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在频繁的工作更换中,“我”体会到的不是苦难,而是充实和兴奋。最后“我”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开时装店。

  为此,“我”离了婚,辞了职,决心在海南干下去。“我”显得那么自信,
“感到精力充沛,心中很从容”,这个“有许多事要做”的中年女人的自我意识
的觉醒,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的范例,她没有象传统中国妇女那样依附
于他人而活;也没有象陆文婷更多地为观念和集体而活,她只为自己,一个人类
海洋里无以他代的生命而活:这种活不甘于无声无息,她要最大限度的挖掘出自
身的潜力,在世间留下自己的足印。

  社会在给这个时代的人们提供最广阔的舞台。有能力有愿望的人,可以拥有
最广泛的施展空间。《校长》中的汪院长,原来只是个中学教师,退休以后,用
一百元钱,办起了环亚学院。经过十年多的时间,环亚学院已经成就为五种语言
,三个专业,两万多学生的规模。不甘寂寞的老人,还开设了各种各样的企业,
进行多种多样的业务和经营。六十八岁的人了,但充满了野心和活力。这些都是
在中国社会走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才出现的带有新面孔的人群。个体的解放,选
择的自由和人性的复苏相伴相随。少君抓住这些时代的新人进行描摹,表现出他
敏锐的社会感知能力,同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赞许之情也溢于言表。

  (二)心安即家---从乡村到城市

  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而在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扮演主角,为社会结
构的打散和重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必然会逐渐
带来农业人口的过剩,农民向城市的转移也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移民现象。而作为
农民自己,为了富裕的愿望,他们离开了土地,去陌生的天地,寻找自己新的位
置。作为“边缘人”,他们的人生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折和挑战。少君在小说中
,关注着这批介于城市和乡村中间地带的”边缘人”的存在和发展。

  1、低头向路

  老一辈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在上过学见识过外面的世界的年青一代
看来,显然是过时的,也是无法忍受的。他们渴望的是另外的生活,另外的天地
。而改革开放的时代不仅给他们的思想打开了一扇窗,还给他们的愿望的实现,
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中国社会百万民工进城找工作的现象,其实就可能是
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序曲。

  然而,在城市人占据了天时、地利及人和的他乡,农民要想获得自己的一席
之地,其艰难程度,依然是相当大的。与城里人相比,农村来的民工,缺乏的不
仅是背景、知识或者技术上的必要准备,还缺乏社会基础:即城市居民对他们的
尊重和理解。历史的原因,在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人为地划下了一条界限,形
成了心理上的鸿沟。然而,可贵的是进城的农民,以在土地上刨食而养就的祖祖
辈辈承传下来的坚忍和倔犟,朴实和憨厚,渐渐在城市中站住了脚跟,获得了城
市居民的认同。

  《送煤工》中的王四儿,跟许多进城找活的的农民一样,在城市里做的是城
里人拣剩下来的,不愿意做的又苦又累的活。作为社会最低层的送煤工,“一天
得不停地干八,九个小时,每天送十来车,约有五,六吨煤”。而因为“自己装
,自己卸,自己搬,自己码”,实际的工作常常是可见到的工作量的三到四倍。
辛苦是无法诉说的:“夏天,太阳烧头顶,汗流如雨,象刚出水的鸭子。冬天,
冒着寒风,重车一身汗,轻车透心凉。”而且,“多干净的衣服,一天下来就再
也洗不出来了,流出来的汗都是黑的。回到住处,全身酸疼,一躺下就是一宿,
想起都起不来。”这样干的结果,也只是每个月约有三百块钱的进帐。《半个上
海人》里的王发从贫困的家乡来到上海,起先也是“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地赚些辛
苦钱”,妻子则“每天都去收废品”,干着城里人不屑于干,怕干的粗活,脏活
。但是,这些困难对于想摆脱农村的贫困和农民的命运的他们来说,还不算是最
大的困难,因为早在他们从家乡出走,决定来城市闯天下之前,他们早就对吃苦
受累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过是累点,也不会比做农活累”吧?!(《送煤
工》)“为了挣钱”,“为了开开眼界”,农村来的小伙子王四儿,没有想起过
甩手走人。

  只有另一种处境,却使小伙儿王四儿觉到了窝火和难受,这就是城市人自以
为高人一等的的刁蛮和挤兑。只因为一辆自行车挡住了道,王四儿帮着挪了个地
方,车主就撒泼骂街,说王四儿弄脏了她的车座。王四儿怎么道歉也无计于事,
唯一能做的,就是站在原地,听车主的谩骂。他不能也“不敢言语”。因为,“
送煤工被打的事常常发生,不是被诬赖偷东西,就是说态度不好”,被打了还不
能从派出所找回公道:“人家街里街坊的几十年,警察犯不着得罪他们。”而倒
是“我们这些从乡下来的人就惨了,不但被人打了,往往还会被警察们训一顿,
态度不好还要吃一顿电棍”。对送煤的农民工,北京人“还总爱摆出一副身居皇
城根的模样”,“动不动就是我让你放哪就给我搁哪的架势”。所以,进城的农
民,在城市的边缘处,不得不在市民的白眼和欺负,过着“二等公民”一样的日
子。王发在上海的命运比王四儿所面对的,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个上海人合伙
扮演警察和通辑犯,敲诈寄居异乡的王发的钱财;一个居委会的治保主任老太太
经常来找老老实实凭力气凭手艺挣钱的王发的碴。王发后来只好不收老太太来弹
被套的钱。于是,这个老太太变本加利,“最多的一个月,她拿来过六十多个被
套”让王发弹。老太太们之所以敢如此张狂地欺压王发,无非是因为王发们在城
市中的无根无底和处在社会的底层的位置。户籍制度给城市居民带来的实惠中,
包括着他们对农民的优越感和势利的态度。

  正如王发(《半个上海人》)在小说中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道儿已
经过时了”,新一代的农民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到来之际,已经意识到社会正在给
他们提供远远不同于父辈们的机遇和命运。“我还打算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
王发坚定的语气中,包含着新农民的自信。当年,如今的城市人的父辈不也是从
乡村中走出来的吗。

  谁敢说几十年后的中国,在工业化社会如鱼得水的人群中,充斥着的不是今
天百万进城民工的后人呢?!事实上,新一代农民已经在着手改变人生:低头走路
的身姿,是为了走得更稳更好。低头走路,不是向现实中的劣势地位和人为因素
造成的身份歧视的屈服和顺从,而是要在未来的世界里,以今天日进月累的实力
,高昂起自尊的头。

  2、昂首向前

  作为城市和乡村的中介处出现的文化“边缘人”,进城农民在还没有成为彻
头彻尾的城里人的同时,也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农民。就象《半个上海人》的标题
所显示的那样,他们是半个城里人,半个乡下人。半个城里人,是指他们长期在
城市里居住,在城市里过活;王发说:“我们一家在上海已习惯了,我们已学会
清早去买菜,我老婆也排队买豆腐干,公共汽车出租车也照坐。”也象上海人一
样,将“上海发生了什么事情”,写信告诉家乡的亲人们。“所不同的就是没有
那个红本本(户口)。”随着户籍制度在中国日渐失去对人口流动的控制能力,红
本本的消失,是必然的事。最先进入城里的这些农民,必定成为第一批收益者,
因为,在大多数的农民兄弟还固守本乡本土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城里吃苦受累,
也渐渐地摸熟了城市的习性,开始了“乡下人”向“城里人”的转变。

  将王四儿,王发称之为半个城里人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这批农民对生活的
理解和对未来人生的准备和安排。过去农民终生的愿望,总是停留在对土地的认
同和渴求上。常常认为拥有了土地,也就拥有了一切。三十年代茅盾在其小说《
春蚕》中刻划的新式农民形象多多头对农民命运与土地的关系的怀疑,在解放后
新户籍制度的实施之下,并没有得到确实。因为,新中国的农民政策,仍然是将
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之上。公有制的土地政策,曾使农民的劳动热情大为降低
,但从反面更加加强了他们对拥有自己的土地的渴望。所以才有新时期的土地承
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后,农民对政府的感激之情。可是,市场体制的运作规律,不
仅让农民日益感受到农业在工业化社会进程中的弱势地位,还同时促进了他们思
想观念的彻底更新。祖祖辈辈靠土地吃饭的农民,终于有人走出了土地的阴影,
走出了乡村的沉默,走出了世代的贫困和卑微,

  而向另一种生存方式过渡。王发的愿望,已经变为“我现在最想的就是,怎
样在上海更好地生活下去”。为了这个愿望的实现,王发还具体地做了规划,“
我计划明年就不弹棉花了,去开一家咖啡厅。”而且,“这回要干就干它个象样
儿的,高档的”。很难想象,一个“雅气”,“室内装饰要法国味”的咖啡厅的
老板,就会和曾经土得掉渣儿,后来又在上海的弄堂中走街串巷的弹棉花的乡下
人王发联系起来。王发的“想法”,在时代的鼓噪下“现在多极了”。这批边缘
人的追求和生存方式,越来越与城市居民的相似,相通,甚至相同。这就预示着
他们必将完全融合在大都市的人流里,与“城里人”难分伯仲。

  在北京城受够了市民的窝囊气的送煤工也说:“等老子挣够了钱,才不伺候
这些跪着朝天,斜眼看下的北京人呢。”其中更有象王四儿这样颇有雄心壮志的
农民。王四儿说,“我到北京主要是想开开眼界,看看大城市。”在辛苦的送煤
之余,王四儿爱逛的是书店,“我买了不少的书,总觉得我不能白读了高中,也
不能老干这送煤的活。”王四儿还说,“我相信,人人都有可能做官,发财,为
什么我就不能?”他甚至将自己与年青时在巴黎街头给人擦过皮鞋的邓小平相比。
一个尚在城市的最底层和边缘处为生存奔波的青年农民,有这样的胆识,自信和
向往,不能不归功于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中国人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和个人主
体意识的提高。农民进城,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背景下,正凸显着多重意义。他
们正在心底深处,高昂着理想和意志,向农民的新生目标前行。

  (三)边际人生心仍在

  在农民脱离对土地的依附,形成进城找工作甚而至于落户城市的潮流的时候
,另一种潮流甚至在其之前已经发生。这个潮流带动了数以万计的人,主要是接
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远离故土,涌向了异国他乡。出国潮造就了世纪末庞大
的中国海外移民队伍。在向异域迁徙,试图融入他国主流社会的过程中,这一批
新移民处在多种文化的边缘处,产生心理茅盾,冲突。但随着时间的迁移,他们
从对异域社会文化的陌生,渐渐地转为接纳和认同。由于新移民主要是奔着个人
的自由,前途和发展去的,所以,在整体态势上,他们主动学习和接受新的文化
观念与新的生活方式,更新生活理念及价值取向。在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在世
界因信息产业的革命带来了世界变小的历史时期,作为一种典型的空间性,地位
性文化的夹缝中产生的边际人群体,留学美国,移民美国的中国人,是少君《人
生自白》中占一半比例的作品的主角。他真切地描摹了他们在异域的生活境遇,
人生追求和自我定位,表现了他们对于美国社会,现实人生的“在”与“不在”
的状态。

  正如农民进城,必须经历艰难的进入与被接纳的过程一样,留学生和新移民
所面对的苦难,要远远多于前者: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准备完成一个生活方式,生
存状态的改变过程,还要在两种几乎少有共同之处的文化规范中,完成人格的重
新塑造和文化认同的再次实现。在诸多迥异的文化成规中找寻自己时,心理所承
受的矛盾与困惑,对于人格构造已经为母土文化定型了的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和新
移民来说,是异常巨大的。于是,面对迎面而来的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挑战,由于
各自不同的遭遇和机会,鉴于个体的现实处境和人生取向,这批在美的边际人,
呈现出多种多样的人生景观。

  1、我不思我才在

  赴美的大陆留学生和新移民和国内的农民在城市里的处境一样,从踏上美国
的土地起,就是以贫穷落后群体的面目,被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
所识别的。还未来得及适应一个与母国社会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
境的眼前的新国度,他们中的大部分就被动地被一穷二白的窘况裹挟,困扰。生
存问题成为第一件亟待解决的问题。不管是留学生还是新移民,在以金钱衡量一
切的美国,不得不为了学费,为了吃饭,为了活下去,奔波在饭馆,餐厅,工厂
车间,富裕的美国家庭之间,寻找那些美国人不干的脏活,累活,体力活。与进
城农民有所不同的是,这些来到美国的中国人,常常在国内处在社会的白领阶层
。他们原先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强体力劳动,而且心理上的准备
也不充分。所以,当他们做大厨,做跑堂,做工人,做保姆的时候,体力和精神
两方面都得经受煎熬和考验。这些原来正是为了个人的自由发展和前途,选择了
来到美国进行人生一搏的人群中,就有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沦落成只问今天,
不管明天的一族。

  《大厨》中的大吴,可以说为中国古代的管仲所阐述的理论,做了最好的注
解:“仓廪实而后知礼节”。在温饱问题已经威胁到人的生命的时候,大吴在一
个金钱铸就的国家里,他几乎不可能有其它的选择。曾经是中国科技大学的高材
生的历史,不能变成能买到面包的钱;成为科学家的理想,也难以填饱饿极了的
肚子。在“一米八的大个子,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电线杆儿似的只有一百二十
磅”的情形下,餐馆老板在大吴醒来端上来的酸辣汤泡干饭,对已经濒临死亡线
的大吴来说,比往日辉煌的历史,比将来可能实现的理想,要实在,珍贵得多。
而《洋插队》中的女主人公,一天找不到工作,就得睡在大街上,或者靠陪男人
们睡觉换取睡觉的地方。这样的情形,逼迫着人们,不仅要放弃关于未来的长远
打算,眼下就要放弃所谓的自尊,所谓的面子去为生存打拼。贫穷和举目无亲的
现实,打掉了从母国社会带来的一切矫情,打工,做任何能得到的工作,洗碗,
刷盘子,超负荷地干活,让身体处在高速运转当中。唯一不动的身体零件,是大
脑。

  用脑是有闲阶层的事,大吴们没有剩余于喂饱肚皮的时间和精力,去让大脑
运动。大脑的的运动在眼下既不能丰衣,也不能足食,带来的倒是痛苦的回忆,
和对现实与理想的差距的痛心。正如《图兰朵》中的那个台湾老板所说,美国是
个现实的社会。钱就是一切。大吴在刚到美国时已经知道钱在美国的作用。就因
为没钱,他才会用周末睡觉的办法,强行捱过没有饭吃的两天。物质上已经山穷
水尽,精神上的压抑和孤独是最终决定大吴们放弃不现实的想法和做法,走入无
知无欲,不知痛痒,不问明天的“我在”状态。大吴在极度的经济窘迫里,可以
无视年纪大的白人,因为越战或其它缘故,敌视中国人,欺负中国人,但他无法
从两个“原来在学校彼此称兄道弟,吃喝不分的哥儿们”的搪塞,“一毛不拔”
见死不救的做法里,理解眼前陌生的国度。因为曾经“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原先母国社会中所提倡的集体主义,助人为乐,或者传统文化中的古道热肠,
仅仅是换了一个地儿,人也就不是以前的人了。大吴变成为现在不问将来的大吴
,从某种意义上看,除了物质现实的逼迫之外,还有来自精神方面的打击:这打
击虽然有外界的因素,但从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角度来看,他没有在自己的身份发
生转变时,及时更新思想观念却是他的过错。走出国门的刹那,他就是走进现代
社会的一个孤立的个体。有时,当一个人真正从心底深处认识到只有自己,不再
对别人有任何希冀的时候,从生命的最底处,有可能因此而焕发出无穷的力量。

  少君无疑对大吴们是同情和理解的。但我们也无法视大吴的精神萎缩于不顾
,作为文化的”边际人”,不能没有坚强的神经和主动积极的人生态度。大吴们
对现实不作应战的态度,说明的是他们个人主体意识和精神世界的虚弱。放弃向
往,放弃未来,一方面表明了他们对现实的臣服,另一方面则是一种畏难的逃避
。而逃避的结果,就是让自己被现实压垮,永远只能在厨房间的狭窄里,数着没
有明天的日子。

  2、我常思我方在

  因为在异国他乡艰难的人生重建里,包含着太多意想不到的苦难和打击,大
吴们以放弃明天的方式,对现实表示妥协。还有一类人,则沉浸在情感的世界中
,体会现在生存的意义,寻找人世间真挚的温情和维系,以在势利和人情冷淡的
现实里,抵抗世俗现实的蚕食,支撑自己人生的前行。

  在现实压垮了人,对物质的追逐替代了对理想和精神追求的留美学生和新移
民的社会生活里,少君讲述了用真情和纯净的爱维系生命的感人故事《告别》。
“我”就要告别世界了,但唯一心里放不下的是挚爱的“她”。“她”是“我”
在这世上存活的力量和“源泉”,有了“她”,“我”才能支撑着没有吐出最后
一口气。然而,为了不让“她”痛苦,为了“她”能好好地生活下去,“我”想
做和能做的,就是把她推得远离自己。所以,不惜用谎言和粗暴的态度,绝决地
与“她”分手。“我”对“她”的绝情和伤害,就是“我”在这世上为“她”留
下的最后记忆。在这悖论式的情节中,“我”最后的人生价值的实现,全寄托在
这一次“残忍的”告别仪式中。爱是成就“我”和表述“我”的“在”世界,“
在”人世的最终手段。作为一份礼物的爱,“我”其实也就此留下了。“她”及
我们,也将在主人公离开以后的时间里,一直知道“我”的“在”。爱,无法忘
记。

  而《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我”,全身心地爱着谈了八年的男朋友。到了
美国后,“我做过保姆,侍候一个瘫痪的老头子拉屎撒尿。也干过餐馆的WAITRESS
(服务员),DELVERY(送饭的),及超级市场的搬运工”,除了交学费,“每月还
八十。一百地往国内给他寄钱,帮他交托福。GRE的考试费,让他买电视机录像
机给他父母安享晚年”。为了这份等待,和事实上已经被地理距离拉开,紧接着
会是心灵上的距离加大的“爱”,“我”忍受着生理上心理上的双重煎熬,在极
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两个人的未来奔波得心力交瘁。然而,最后的结局是,信誓
旦旦的男友确实来到了美国,但却是和他新婚的妻子一起结伴而来。“我”在这
一打击之下垮了。八年来,这种无望的遥远的“爱”,支撑着“我”的全部身心
,而这“爱”,“失去的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又这么痛苦”。在“美国这块我
曾流过汗。流过泪,流过血的地方”,“我”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很强烈的回国
意识”。“我”在身心巨创,伤痕累累的情形下,还是谢绝了一个青梅竹马,现
在是IBM公司的研究员的求爱,决定一毕业就回到中国。

  “我”固执的情感和执着的“爱”,其实是赴美的中国人群中的一种典型的
情结。中国人最容易适应不同的环境,但又是世界上最不容易被他国文化所同化
的一个种族。这就使得他们在艰辛的异域环境里,既能以坚忍和顽强生存着,拚
搏着,同时,他们的情感指向,却常常滞留在过去。他们的精神世界,永远为母
土保留着。“我”对那个年轻的美国同学的拒绝,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对美国文
化的一种态度。这才是少君在这篇小说中所要表达的真正主旨之在:爱是不能忘
记的,在美中国留学生和新移民,忘不了中国的一切,“忘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
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他们因为和从对祖国的情感和爱中,才能找寻到自身在异
国文化中的位置,这种不可他代的爱,是他们生存的支点,也是他们获得勇气和
意义的根源。

  3、我要思我能在

  有人在苦难面前退缩;有人在坚守精神城堡里,超越地活;还有人勇敢的对
现实,对命运说:不,我不甘心,我不相信。《图兰朵》中,“我”历经千难万
苦,仍然不改初衷,向自己的体能,精力,和意志的极限挑战。三年的打工生涯
,变成为“我”为歌剧献身的牺牲,成就了“我”将到的成功。《奋斗与平等》
里的“我”,如果没有妻子的背叛,没有在陌生而现实的环境中的所受打击和磨
练,也很可能还象在国内那样,围着小家庭和妻子转,做一个没入人群看不见的
普通人。他们不是比别人缺少苦难:这些赴美的大陆人似乎没有人可以在为生存
所经历的身心磨难和试炼中幸免。甚至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与折磨还要多于或强于
他人。坚守信念,还要执着进取,常常是要比安于现状,或停下脚步的人付出更
多也更大的代价。然而,所不同的,并使他们脱颖而出的,是他们对苦难的从容
接纳,辩证的认知,是他们在逆境中坚持的理想和顽强,是他们不向苦难的低头
和服输,倔强地与之战斗的勇气和自信。正是这些,使《图兰朵》中的“我”登
上了最高级别的世界歌剧舞台,使《奋斗与平等》中的“我”,成为世界著名企
业GE公司的年薪近二十万的合同顾问。想,能想,要想和敢想,驱动着他们,不
断地突破现实和命运的重围,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愿上帝保佑》中,少君更塑造了一位赴美的盲人青年王韧的形象。任何
一个正常健康的中国人来到美国求学,为了生存,都得脱上几层皮。能摆脱生活
的困扰和艰辛,成功地在美国社会立住脚跟的少之又少。仅有极小的一部分人因
为非凡的毅力和坚强,而崭露头角。而王韧,却依靠着心中对上帝的坚定信仰,
对每一个生命中的机会,都怀着感激之情;并且在每一个困难面前,都以平和的
心情予以接受,把困难当作上帝对自己的试炼,而“毫无怨言地去攻克一个个困
难。”王韧靠自己挣钱交学费,在“坚信上帝一定在旁边看着我”的信念中,他
甚至去麦当劳打工,洗盘子,做沙拉,修理电器。王韧对未来的打算是,“希望
能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能独立的生存下来,能挣很多钱”,然后“回到那块生
我养我的土地上去,去传播福音”。王韧在美国能够顺利地生活和学习,并且保
持着一颗平和向上的心,就是他最大的成功。在诸多困难面前,他的态度是自然
而快乐的接受。心中坚定的信仰,给了他战胜一切苦难的勇气和法宝。他想,他
接受,他去做,然后,他成功。

  对在美的大陆人这一“边际人”群体的描写,少君主要抓住了物质环境和精
神追求之间的茅盾和冲突,抓住他们生活中的困难和精神上的磨难进行阐述。他
是以一个边际人所特有的两种杂合在一起的文化视角进行观照。他既从一个中国
人的观念,感同身受他们的悲苦和失落,又用西方文化所强调的个人奋斗和平等
意识,赋于小说以内涵。少君渗透在小说中的情感是复杂,也是矛盾的。但正是
这种矛盾和困惑,传达出一个特定时代的气息。因而在小说的审美上,就有了自
己独到的意义。?

  
四、

  阿尔温·托夫勒在其轰动一时的著作《第三次浪潮》中指出:我们已经生活
在一个“瞬息即变”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以网络信息为表征的。“电子信箱,互
联网络在人类生活中构成了重要的范式改变”,“后现代传媒和高科技网络,将
整个世界整合在同一频率和文化神经元上,时间空间的彻底转换使得后现代人的
心性价值发生了根本的改型。”(15)事实上,现代人在某种程度上,不是时间意
义上的边际人---“过渡人”,就是空间意义上的边际人---“边缘人”。尤其对
于中国大陆人,这一作家少君创作《人生自白》时所取自的人物事件的素材库,
社会的急剧转型,把从封闭的传统文化成规制肘下的他们,一下子抛向以西方强
势文化代表的现代化的全面的侵入和裹挟的旷野。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的物质
层面和精神层面,都陷入一种面对强大的文化挑战而无法逃避的彷徨,选择,困
惑,定位的境地。要么沉沦,要么奋起,历史的特定情境所造就的庞大的“边际
人”队伍,客观构成了时代社会的主要部分。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少君的《人生自白》得以出现,也正是这样的时
代境遇,给少君的小说创作带来了获取成功的可能和基础。《人生自白》引起上
千万的华人读者竞相上网点击阅读,不仅因为小说以“特定的人生百态,深刻地
揭示了一个民族由穷变富转变过程中泥沙俱下,不择手段的畸型精神轨迹”,描
绘出“当代中国的百鸟图”(16),主要还是因为作家少君在国际电子互联网的平
面世界上,以表现平面化的世俗人生,提供了丰富而大量的信息,运用“真实地
虚构冷漠地抒情”的艺术创作手法,使得傲慢、冷漠、矜持、孤独的当代人的“
羸弱的,在高度敏感和无感觉之间骚动不安的神经兴奋起来”。(17)少君的《人
生自白》是面对时代的变迁,面对现代和后现代文化的迎面而来的气息的边际人
群体,在一个平面的时代和世界里,所渴望的快餐式的文化产品。

  (一)平面化的世俗人生

  根据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理论,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
义文化区别的主要表征存在于深度模式的削平,历史意识的消失,主体性的丧失
和距离感的消逝。现代主义文学对生活碎片的拼贴,虽然带有逃避,幻想和某种
梦象的一面,但还是为了分析,反映人类社会的某种实际镜象。而到了后现代文
学,除了强化了拼贴的碎裂程度,人作为历史及社会主体的意义不再作为作家,
艺术家执着询问的主题,人类肉体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而带有灵魂和思想表征
的面容不再为后现代文学所看重。《人生自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后现代文
化对中国当下社会的影响,呈现出一幅人们没有过去和未来,只有眼下;没有对
理想和精神的深度思考和探询,只有物化的存在;没有主体的强大和主动,只是
被本能的欲望和物质需求牵制和驱使着的现代社会的“空心人”的“清明上河图
”。

  《嫖客》中的一,二,三,不论他们从事的是什么职业,也不管他们的岁数
和结婚与否,嫖客是他们的共同名字。他们都是搭乘在后现代社会的“麻木专车
”上的一种人:熏熏然地陶醉在酒林肉池中,感受骄奢淫逸的物质享受和肉身体
验的“即时快乐”里,做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物意义上人。而其中为这
些嫖客充当泄欲工具,并成就了不堪入目的现代“游春图”的舞女和妓女们,也
无教育背景的差别和出身的家庭的不同,横竖是被金钱和物欲奴役的雌性动物,
在用自然赋于她们的身份--女性去进行公开的出售和交换,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
欲。《导演》和《演员》里,那一个个拿着“大把赞助来的钱”,快乐地享受着
“自由的人生”的导演和演员们,在“性趣”上,变成乱交杂配的动物,虽然从
事着高尚的艺术创造,却毫无职业的尊严感,而在性开放上,成为社会的“表率
”。“拍一天戏下来,吃完饭喝足酒,兄弟姐妹们有情绪时便搞黄色录像带看,
男人穿裤衩光膀子,女人也汗衫短裤,混然打成一片。”剧组成就了无数的“临
时夫妻”,演员们通过职业之便训练出来的演戏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们
“真戏假做,假戏真做”,大家在一起“互相之间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就是不谈
自己的历史和家庭”。正戏还没开始,却在一进剧组之初,“壮男秀女”们已经
进入生活的舞台,而“性”是其中上演的人生一幕的主要角色。

  抛弃了真情和实感,摒弃社会的约束和规范,人们飘飘忽忽地游离在文化转
型期造就的价值真空和理念缺失的社会里,感知而不思考。歌厅、舞厅和按摩院
应肉欲的需求而如雨后春笋,成为半公开的男女异性求欢的场所。不谈爱情,谈
的是性筹码和性交换的价格。快乐不是两情相悦的情投意合,快乐是性体验中的
刺激和新鲜:所以要不停地更换交欢的对象,在瞬间愉悦在瞬间遗忘。《洋插队
》里的女主人公,不敢也无法找到尊严,生活的高速旋转,使她只能在异国他乡
茫然地奔走,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人们在当下的生活状态,是他们自动或被
迫被绑缚在层面化和物质化的社会存在里的体现:既在感官生活的直白浅显之中
体会生存,又在这种生存的层面上忘却生命中的缺失。其中缺乏深度,缺乏特征
的模糊,苍白的面孔,是时代造就的边际人配合和组建后现代文化社会的群体形
象:他们通过苍白和模糊,言说着一个时代,时代也通过这一群象表达着自己。
少君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剥离去小说中人物的政治文化及其它可辨认的身份标
记,将他们置于疯狂与绝望共存的社会转型期,将其作为边际人的无所适从和矛
盾,与后现代文化征侯相结合,写出了大过渡时期的社会的一个层面。社会的文
化规范销蚀,人们的理想销蚀,主体的激情销蚀,人类的精神指向销蚀。在现实
和人性本我的巨灵之掌的掌控和播弄之下,人们如行尸走肉一般,走失了灵魂,
在欲望的沟壑里,漠然地活着,存在着,甚至逐臭而居。他们是后现代社会在社
会转型期的文化土壤上生长出的零散机件,幻游在空旷的当下时空里,仅为现在
琐碎地活,零乱的活。

  《女人》中的邹金莲,虽与《金评梅》中的潘金莲取同名,但她缺少潘金莲
为了自己的欲望和追求而杀人,为了激情而敢于冲破当时文化道德的约束和捆梆
的勇气和大胆。邹金莲听任自己的丈夫和情夫为了争夺自己而拼杀;丈夫因此而
被杀身亡之后,她仍然可以“一脸轻松”地随情夫而去;情夫逃逸后,她又无可
无不可地随丈夫的父亲回了家;一旦情夫从此不再回来,她也就准备和老公公过
到一起。面对多变而残酷的人生变幻,面对生命中的诸多悲剧与惊恐,面对不可
测的未来生活,邹金莲从未苦恼甚至产生过诉求的意愿,用一句“谁让我是个女
人呢,活该!”便将自己的大喜大悲,大痛大恸,人生的复杂与无奈,以及身不
由己的被命运的捉弄,全部消解成一种淡漠和平静。历史意识在个人层面上是以
记忆为标识的,然而通过邹金莲的人生讲述和故事,我们无法寻找到关于过去的
记忆,更别说对未来的希冀和期盼。历史和未来对于邹金莲都只表现为当下,只
有当下她的活,她的存在,表明邹金莲的“在”。作为一棵草,还是一头等待宰
杀的羊,邹金莲不仅没有概念,也没有询问的激情。激情与后现代社会中的人无
缘,他们仅是没有根的时代大潮中的浮萍,东风吹往西飘,西风吹朝东去。

  在《鬼市》中少君描写出一群被钱财异化为鬼的人。在有个“阴间的称呼”
的“鬼市”上,有着把过去仅在夜半时分出现的,现在公开地摆在天津,沈阳等
闹市区做买卖古旧文物的一群人,他们影影憧憧,形踪神秘。被金钱和发财的欲
望操纵着,于“社会越来越光明,阴气大升阳气大降”的现在,成为失了心性的
木偶。靠挖古墓的“挂斑带锈的玩艺”赚钱的有之;以仿制古文物,并连蒙带骗
地赚钱的有之;还有“全村的男女老少经营古董的大黑市”,这儿,农民全做了
文物贩子,抛荒了耕地,踏上了“玩文物的人都黑,见钱眼更开”的凶险之道。
就如同韩庄的夜,韩庄的狗,都黑或狠得出奇。在拜金主义盛行的时代和精神理
性被掏空的社会,他们把自己全部的身家性命都交给了能带来钱财和富裕的“阴
物”,在赚着“风险玩命钱”的当口,成为失去了主体意识和作为人而存在的独
立,自由的心性价值的“阴间之鬼”。人在担惊受怕而又心狠手辣的状态下,演
化为无心无肺,无情无义,同时也无着无落的鬼魅。他们其实已经成为一个有待
健康发展的经济社会走向真正的现代化的前行过程中的隐患和障碍。真正的现代
化,应该首先是人的现代化,鬼魅式的经济运作方式和鬼魅式的经营主体,都无
法承担构建体现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最高阶段的现代化社会的责任。他们仅
代表了历史进程中暂时的异象和悲哀。至于他们自身,则是生命意义的失落和悲
剧。正如农民把城里人从他们手中买走的文物,重新买回去,“因为洋人更信乡
下人”,而使鬼市上的城市摊主们“目瞪口呆”,感到了阴差阳错的荒谬一样,
阳间人靠“阴间货”发财,现代人靠死了的老祖宗吃饭,当代社会靠“五千年漫
长的历史”很是富裕了一群人,并且由此还诞生了一个专门的行当,不更是令人
啼笑皆非,充满了悖论式的荒谬和喜剧色彩?

  这才真正体现了成语“阴差阳错”的本质意义。鬼市中的这群人,绝非人类
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文化模式》中指出的那种“反常人”,“在某
种程度上,在建立更高,或许是更值得争取的目标时,文明可能会造就更多的反
常人”(18),人类学家所说的“反常人”是代表着一个人类文明发展阶段新出现
的新人,这些新人从老化了的社会恒定状态里,破壳而出,无视拘囿社会向前发
展的成规陋俗,摒弃常态的世俗人生,体现人类不断进取和向前的精神内涵和无
穷力量,以引领和触动即将僵死的社会向文明的更高阶段进步和发展。阳人变阴
人的非常态,却体现的是人类创造力和进取精神的枯竭和匮乏:他们不是在向人
类的未知领域开拓,以获取人类社会的更多更新的物质或者精神的财富积累;也
不是向自己主体力量的更强更深处,索取潜能的发挥和发展,以创造有别于常态
生活的一爿天,而形成独特的生命形式;甚至不是依靠勤劳和毅力获取人生的成
功。他们用最简省的方法,翻捡着祖宗的遗物,享受着历史的余荫。他们的生命
存在事实上处在死了的社会历史阶段。除了死死抓住的过去了的物化文明的片断
,他们甚至连现在都没有。带着赌徒式的侥幸心理,散发着鬼魅式的阴气,他们
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主体其实已经死去。

  (二)汹涌丰繁的信息

  做为一名“才子型”的网络作家,少君除了文思敏捷,感悟能力强和创作速
度快之外,他在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所拥有的常人难以企及的学识和社会认知等
积累,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取用不尽的素材。在一个知识呈几何级增长的时代,少
君幸运地不仅学过物理,经济,写过诗,而且当过记者,做过学者,政府官员和
公司主管,象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伯雷、莎士比亚等文学巨匠一样,在需要知
识的时代,先于和优于别人,掌握了更多的学识。这样的得风气之先,为他成为
作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知识和经历,给他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创作素材,还
有超前的眼光,超越的思想。这使他能够敏锐地感知到时代变化的信息,把握住
社会进程中的主旋律,提前一步描摹出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末出现的边际人群象
。而在我们的时代,人们“从不满足他们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吞阅大量信息”,
并为了“能一起工作”,和“一起生活”(19),不得不和社会组织一起,“不断
地渴求更多的信息”。少君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天时,地利的优势,利用自己的
学识和社会阅历的积累,用他的《人生自白》为中文网络文学读者,提供了大量
和丰富的社会,人生,文化信息,满足了新的历史时期的读者的新的阅读期待和
需求。

  作为曾经的记者和学者,少君不仅见多识广,而且有着理性的思考和独到的
见解。所以,他才能够将一个正处于激烈的历史变革和文化转型时期的,广阔而
纵深的中国社会的真实图景,形神兼备地描摹了出来。《人生自白》可看作为关
于中国八十年代的社会“清明上河图”。对过去关涉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从业人员
和队伍的工作状况的描写的有,《记者》,《导演》,《演员》和《新闻内幕》
等篇,根据篇中主人公自己的述说,人们可以了解到政治意识形态对商品意识形
态的退让,金钱瓦解了上层建筑的某些阵营,从而改写了原来职业的意义和准则
。《记者》中的主人公的话可谓一语中的:“记者?我看简直就是‘妓者’!”职
业原有的崇高感和价值,被金钱消解为靠着低级的“出卖”方式去求取生存的新
的“权钱交换”的一种。职业也就沦落为“金钱神话”的权利话语场中的一种话
语:因为被金钱的命名而被操控。

  对转型期出现的边际人群体的描摹,是《安徽姑娘》,《半个上海人》,《
喝到好处》和《人到中年》等小说的宗旨。城市化进程伴随着社会的改革正在中
国社会的大主题的掩护之下,静悄悄地发生,做保姆或是做着城市人遗漏下,不
愿做的“低贱”职业的农民倍尝艰辛。但他们所承受着的是一种“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的代价。依靠他们的韧性和由新生活带来的逾益增强的自信,这一批从农
村走向城市的边际人,正在得到历史的协助,逐渐进驻到时代必将推进到的中心
:他们应该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类得风气之先者;人在社会提供的机遇面前,或
墨守成规,或勇敢的接受挑战,成就另一番人生,是新旧思想激烈交锋时代为每
个人准备的难题。有人走出了生活惯性和常规社会无形的束缚,边际人为两种文
化理念争夺,走向新的选择,也走向了人类进步的更远处。当个体人能够充分地
“活到最好处”(《喝到好处》),当逆来顺受的女性可以自由地选择另外的活
法和别种角色(《人到中年》),这个社会就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进步与健康
的文明态势。而《康哥》,《按摩女》,《女秘书》,《模特儿》和《玩儿主》
是社会改革过程中,容纳和滋生的各色人等,他们在社会各个层面,以自己的存
在方式,充盈了时代的空间。他们以自己高尚或不高尚的目的和手段活着,解构
了从前集体生存话语和意义的权威,又因偏于一隅,而与世俗人生完全同构,造
就了藏污纳垢的现实。当然,对社会经济结构改革和调整的关心,使少君以《瘟
州》,《梦断天堂》和《鬼市》诸篇,传达出他对于母国社会独具的思考和关切
: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需在体制,观念,结构和操作方法上,进行全方位
的配合。正常和健康的经济秩序的建立,法律法规的配套完善,参与经济活动的
人员的素质的提供,有序而安全的经济环境的提供,等等,都是社会转型过程中
必须予以重视和加强的方面。

  讲述异国他乡的土地上的中国人迤旎的人生故事的小说,是《人生自白》占
有大量篇幅的部分。《大厨》,《歌手》和《洋插队》等,讲述了去国后的主人
公面对的巨大人生落差,艰难的为生存而奔波,为现实所牵制和压服的人生经历
。用真实的故事情节,警醒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在国外生活有着过高估计和
过于乐观的评价的读者们的清醒和理智。国外社会既不是遍地是黄金,也不是为
所有人备有高福利,提供现成的物质享受的福地。实际与幻想,事实上有着很大
的距离。《奋斗与平等》,《图兰朵》则通过主人公在逆境中的坚持与努力,对
信念的坚守与执着,对人生目标的坚定与追求,呈现人类的共通的精神理念:无
论在什么地方,意志和信念,坚韧和执着,都是人生成功的基础。辉煌总是为不
屈不饶,不向苦难低头,不为困境所拘囿,不跟常态现实肮慷一气的人而准备。

  尤其在崇尚个人奋斗,相对宽容地为有备而来的每个人提供了平等而充裕的
发展机会的美国,坚定的信仰,强大的精神和真正的实力就尤为重要:它能使傲
慢的美国人,放弃偏见为之折服。如《奋斗与平等》中,主人公去GE公司面试的
时候,“我拿出了我精心装订的我早在学校期间发表在世界各学术刊物中的数十
篇论文”,连同“我”“象一个能融进美国社会的学者样子”和“我”坚定的信
念:“我并不比那些美国博士生差,为什么他们能找到相应而满意的工作,而我
就不能”,使GE公司负责面试的人事部经理刮目相看,那个“看来很傲的老美,
一下子变得十分热情可爱”,甚至还“主动要求由GE出一笔钱支付我因搬家而受
到的财物损失”。“我”的成功,是信念与自信,实力和勇气的胜利。而《我先
生》中,讲述的是一位坚守着精神的堡垒,和艺术的良心,虽最终在美国社会崭
露头角的中国画家,却在事业处于顶峰的当口,被人谋杀了的故事。少君在其中
以怀念的笔调,称颂了这位画家的人格力量和精神魅力。画家的“出淤泥而不染
”,“在金钱物欲熏心的纽约”,画家“始终视艺术为生命,而以清贫为伴”的
人生定位,将艺术和现代科学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和探索的敬业精神,坦诚而热情
,善良而友好的为人,是少君在这篇小说中所重点刻划的内容。少君不仅借画家
的故事,告诉读者美国的土地上依然会发生丑恶和意外,还为美好的人格大唱赞
歌,显示出世纪末大陆赴美的留学生和新移民中,仍然保留着母国文化所赋于他
们的人文秉性的事实。

  在这些小说中,少君为读者提供了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故事,既满足了一部分
读者猎奇的阅读期待,也刻划出一群特殊的文化边际人的精神世界。真善美依然
是他们的追求和生命的主旋律。

  值得一提的,还有少君对他热衷的一种题材的挖掘和思考:通过表现人与人
之间的感情纠葛,去探求人性的复杂与丰富,在《人生自白》里,《最初的心跳
》反思了初恋的情感,那是一种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而发生的莫名其妙的
心理体验;《爱是不能忘记的》则探讨了两性之间情感的发生和维持的基础和可
能性;《爱是不会凋谢的》,歌颂了纯洁的两情相悦和天长地久的爱情;《婚变
》思考了地理环境和人生境遇给婚姻出的难题;《情人》描摹了婚外情;《晚恋
》表现了老少恋;《同志》里,则以公正的态度,给同性恋者之间的感情以真实
而真挚的叙述。对各种情感方式,少君都力图有所涉猎,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情
感方式,传达出对爱情这个亘古常新的文学命题在现代社会的已经发生的变迁的
感知。

  少君另一部分小说,象《经济学家》,《开餐馆的老板》,《美丽的研究》
,《布尔什维克》和《破车》更是以篇中所提供的深刻而集中的信息取胜。《经
济学家》细致地对全球的经济状态和形势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对世界金融系统和
货币体系的全局性的掌握和未来走向的预测,都体现出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的真
知灼见和非同寻常的功底。在头头是道,言必有据之中,小说成了一份不可多得
的综合的经济分析报告。在这个高速运转的现代化的信息世界里,读者们作为直
接或间接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是乐于获得这样一份具体而可感的经济资料的。
这篇作品体现了经济学专家少君的本色。《开餐馆的老板》,简直可以作为一份
关于开餐馆饭店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的市场研究,或者相关的可行性报告来读。小
说的主人公--一位台湾老板在北京从事餐饮业的成功,似乎应该作为这篇小说的
背景资料,少君在作品中对文化与餐饮业的关系的把握,不仅独到而且颇有见地
。在物质相对来讲已经丰富的社会,尤其是注重精神文化和生命享受的东方社会
,把握住文化和人们衣食住行的关系,也就找到了相应的“发财机会”。少君在
小说中事实上在向有关读者传授商业的“秘密与秘诀”,这应该是少君文学创作
的一种优势和一种别人所不具备的特点。

  《美丽的研究》把男女之间的交往和情谊的产生,作为一种客观、可感的材
料来进行科学的研究,对人的心理的谙熟,是小说主人公以其貌不扬的外表,而
能在情场上无往而不胜的法宝。现代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科学。少君
的《美丽的研究》虽充满了一种对人性的谐谑,但同时确实有着现实的意义,把
实证科学的精神和手段运用到具体的人生实践中去,似乎应该是现代人相对于科
学不昌明的前现代社会的优势。《布尔什维克》事实上主要还是从一个或者说是
一方的角度,对冷战结束,东欧巨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全面的分析与思考。得
出的是少君式的高屋见瓴和深邃的思考后的结论。而《破车》除去主人公蔽帚自
珍的情感内容以后,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在美国购车,修车和搭车的过程。这些
凝聚着作家广泛而深入的长期思考的心血,体现了作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经验的
作品,虽然有少许的“吊书袋”之嫌,但仍然不失为少君独创的一种小说内容及
题材方式。置身于信息弥漫的时代,将各种文字材料,进行有机的结合,未必不
会产生新面孔的文学或者说是写作语言的表述方式。少君的探索,不能说是完全
没有意义。

  如此看,少君的《人生自白》中的信息,既有理性层面,又有感性层面;既
有社会层面,又有人性层面;既有物质层面,又有精神层面,对于想在“瞬时”
掌握大量信息的网络读者来说,当然是不可多得的“快餐”式的文学读本。

  (三)“我”虚构,“我”抒情

  在后现代文化以肢体形象替代因为有表情,也就表现了人独特的内心活动和
精神面貌的面孔形象为表征的时代,和充满了零散感,琐碎感和肤浅感的“空心
人”的历史时期,艺术表现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真实的虚构,冷漠的抒情
”(19)。少君的《人生自白》显然在运用这种艺术手段的方面,与后现代文化氛
围,有着惊人的默契与自觉。正是以符合后现代文化影响下的当下读者的心性和
审美需求的文学创作手段,使少君赢得了众多中文网络读者的注目和青睐。

  在《人生自白》的每一篇作品中的前边,都缀有一个短小的“引子”,其在
小说中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是对作家“我”如何与篇中主人公结识,主人公当时
在作家“我”面前的形象与表现,“我”如何让篇中主人公开口作长篇的“自白
”等情况的介绍。如《ABC》里,少君就在“引子”中煞有介事地介绍了即将作
“主题发言”的主人公,“曾经读过中文”,是一个“在达拉斯长大的‘ABC’”
(笔者注:少君当时正住在达拉斯,小说也准备发表在当地报纸《达拉斯新闻》上)
。这个ABC由于在报纸上“看过我的文章”,所以找上门来,想跟作家“我”谈
谈。因此就有了这么一天,她“走进我的办公室”,“面容十分焦虑”。“在喝
过一杯冰水后,她用ABC们所特有的英文句夹中文词的方式,开始述说她的苦恼
......”。这样一个“引子”,不仅让读者对主人公的身份及相关的背景
资料有所了解,在与作家“我”同时获得的对主人公的第一面印象的状态下,与
作家一起关切地等待着主人公的叙述,而且主人公的长篇叙述就在读者的期待里
,顺理成章的展开。没有突兀之感,也消除了读者置身事外的“看者”的冷漠和
无趣之感,导引读者自动地参与其中。除了这样的功用之外,还补充了由于第一
人称的叙述,容易丢掉的主人公的身世背景材料。更主要的作家其实虚拟了一个
似真场景,表述了作家客观而超然其外的身份与态度,并模糊了真与假的明确界
限。

  由于“真实的虚构”所带来的阅读深度的弥平,作家与读者所处的相近审美
视角和平台,以及身临其境的幻真感,使少君的《人生自白》以浅显,亲切的面
貌,易为当下的网络读者所接受。现代经济社会紧张,忙碌的生活节奏,早已使
得人们适应了浅尝辄止的快餐文化的消费方式,在肢离破碎的拼贴世界里,浅表
化,平面化既是他们的生存状态,也是其感知生命的方式。过去文学创作所具备
的或是说教,或是引发思考,或是体现人类灵魂的伟大纵深,或是指示社会发展
的趋势与前景,等等,在后现代文化消费视阈中和现代社会的高速运转里,因为
复杂或是沉重,很容易导致读者对解读的放弃。尤其在平面化的网络世界里,大
量信息扑面而来,忙于瞬间接收,快速消化的现代人,不会在引发沉重和不解的
作品上,停下他们边看,边点击,边吞咽,边消化的平面阅读过程。一旦某部作
品使他们已经不堪承受的神经感到紧张,他们最愿意,也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操
动鼠标,跳过作品。

  “真实的虚构”,也同时造成了对已往作家所具备的“灵魂工程师”的功用
的一定消解。现代社会以对个人的主体意识和地位的鼓吹,而体现现代文化命题
中关于“人的解放”的主题。所以,人的多层次,多风格,多面貌,多色彩构成
了社会的特征。加上后现代文化对零碎感和平面化的加强,主体的独立和精神指
向的退席,强化了人类的自立和自在的个体意识。在一种感知优先于认识的氛围
里,任何宣教式的严肃面孔,无疑不仅不能获取认同和欢迎,更可能造就的倒是
反感和对立情绪的产生。所以少君在小说创作的“真实的虚构”当中,因为“真
实”而倾听和理解,因为“虚构”而轻松和超脱。他无意充当任何意义上的“导
师”,他只是同样在复杂的人文景况中生存,感受信息化社会的压力,体会现代
人的无奈,活在加速运转的时代战车上的现代社会中的普通一员。这种情绪的认
知和定位,通过“引子”的虚构,传达出来。少君的这一姿态,显然为网络读者
敏感地作为信息接收到了。这样,《人生自白》在每一篇小说的开始,已经将读
者心中存在的可能壁垒予以了拆除。

  当然,这种“真实的虚构”还通过小说主人公每一个“我”的故事得以完成
。《人生自白》所涵括的100篇系列小说,本来就是由100个左右的人的人生故事
构成。主人公“我”叙述“我”的故事,充满的是真实的质感。娓娓道来之中,
是类似报告文学一类的文体能够传达和表述出的效果。显然,后现代文化对于平
面化和无深度,无历史感的追求,使得读者已然厌倦了娇柔做作的过于人工化的
文学写作形式。“伪”人生,“伪”情感,“伪”崇高,“伪”深刻,等,都无
情地为读者所摒弃。小说创作的虚构形式,似乎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作出相应
的变动。虚构需要技巧,真实的虚构需要更高的技巧。少君的“真实的虚构”,
采用的是无技巧式的技巧。在这一点上,少君颇得老子哲学的真谛,“道法自然
”事实上可以说是最高和最本位的手段。

  就在这种充满辩证法的意味的悖论中,少君的虚构手法不仅简省,而且高深
。在返归自然,返归自身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人生自白》的成功,好象处
于情理之中和必然之中。我们读着《律师》,读着《告别》,读着《男人》和《
女人》,读着《大厨》和《网缘》,那不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吗,在每人
头上一爿天的背景下,面对命运,人们经历着,感受着,体会着,承担着。读的
是别人,其实读的还是自己:在大人类中,我们都是那面对苦难和颠簸,蹒跚着
前行的人群中的一员啊,无可选择。就是在这样的阅读感知里,少君的无技巧的
技巧的“真实虚构”,获得了最高的,也是最好的效果。

  至于主人公在其叙述中所体现出来的情感表征,与作家“我”的态度基本相
同:平静,甚至冷漠。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无论是前行还是沦落,是非得失,
功过成败,小小方寸之间,主人公述说着,宣泄着,无所谓悲喜,无所谓听或者
不听,无所谓理解还是不理解。他们似乎沉浸在往事的回溯中,却又置身其外。
过去已然过去,现实总要面对。既然已经肢离破碎,何妨再来一次天翻地覆。《
大厨》中的主人公,抽着烟,冷然的叙述死里逃生的经历,但好象在谈着别人的
人生。《邹金莲》的不幸遭遇,似乎成了她得意的资本,事实上哀莫大于心死,
已经无心无肺,死又何往,哀从何来?!《图兰朵》的主人公确实站上了梦寐以求
的歌剧舞台的最高层,但成功的喜悦,有着太多的失落的奠基,于是快乐打了太
多的折扣。主人公“我”自己述说着“我”的故事。平常的经历,平常的人生,
切身的感受和体会。唯有通过“我”口,才能恰如其分地传达出属于“我”的独
特体验和感受。就是《嫖客》,就是《歌厅老板》,谁又不是不可替代的一个?
他们的感受只能他们自己传达和表述。然而,这叙述又是冷静和粗疏的。

  微妙的欲望,乏味的人生,平淡无奇的故事,生命中随时可以发生的大小变
动,才是每篇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它们构成了小说粗陋的内容。却在主人公的淡
漠里,获得了超然的表现。少君准确地把握住了现代人的心性,和后现代文化对
人性,人情的肢解的信息,把一百个人生故事,作为人类社会的被分解的零件来
阐述,让人物主人公通过自己的冷漠,抒发已经冷却了的感情。叙述语言既真实
地切合每个人的身份,学养,又确切地传达出在一个摒弃精神和深度的时代中的
情感:喜如何?悲如何?情感正在身体之外。肉身才是可感可视可触摸的。当下人
们的生存景况,也由这种“冷漠的抒情”得到表述和具现:感性、浅薄、零散而
失真。

  后现代文化对于精神询问的拒绝,使得人们把对人类终极目标等形而上问题
的思考和寻求,搁置在肉身体验的刺激和瞬时快乐里。正如大陆作家朱文在一篇
小说中表现的那样:当主人公的父亲训导儿子“一个作家应给人带来一些积极向
上的东西,理想,追求,民主,自由等等”时,儿子反驳说:“我说爸爸,你说
的这些玩艺,我的性里都有。”(20)所有精神层面的追求,在当下都可为肉身感
知所取代。读者追求文学作品阅读时的快感和瞬时感,也就不可避免了。由于《
人生自白》从总体上,传达出了现代人类飘忽不定的心性,读者便乐于进入这个
似真的形象世界,重复着相同的生命感受,和小说中的主人公“我”一起,体验
生存的困惑和无奈,宣泄人生无可无不可的苍白和浅俗。其中有一点做为作家的
少君是非常明智的:他从来不对小说中的主人公的人生故事发表自己的价值判断
,也不为读者提供任何现成的解决生存困惑的答案。因为现代读者从没有想过在
文学作品中汲取启迪和教训。正象对文学的宣教功能的拒绝那样,他们的阅读,
更多注目于信息的接收,和可感的体验。在后现代文化世界里,一切都没有定规
,更没有答案。在没有意义的世界上,生命的存在是虚无的,人的追求是无意义
的,喜怒哀乐是暂时的。所以,读者无意寻找答案并获得解决生存难题的智慧。
这时,作家少君的创作获得了一种统一:在冷漠的抒情和叙述中,虚构故事的“
我”,被虚构出的讲述故事的“我”,与在平面的虚拟网络世界里阅读作品随看
随忘的读者“我”,一同共谋出一个虚无的艺术世界。这种构筑与共谋,从一定
意义上说,进一步加强了人生,现实世界和人类社会,时代历史的虚幻感和荒谬
感。

  综上所说,少君的《人生自白》获得众多中文网络读者的首肯和认同,主要
由于他掌握住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特有的精神特征,反映出了现代中国人--更多是
一种边际人的生存境遇和心性。另外,丰富的信息,平面化的故事演绎,“真实
的虚构”中所体现的“无技巧的技巧--“道法自然”的运用,配合平静,冷漠的
叙述情感方式的采纳,为现代社会深受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的读者,制作出一道
美味的文化快餐。

  少君以边际人,既是新旧文化理念交替时期的时间意义上的“过渡人”,又
是东西两种文化和中美强弱势文化挤压下空间意义上的“边缘人”的身份,表现
了世纪末中国边际人的人生体验和境遇。为一个大过渡时代,留下了一份宏大的
形象记录。其中,中国人文的入世精神,使他在表现中国社会的伟大变迁时,有
着真切的关心和牵挂,这也是为什么少君终于在表现社会经济体系和活动的混乱
状态时,对某群中国人沉迷于肉欲和金钱的游戏中时,按捺不住的焦灼和愤懑。
西方人文的重个人,任理性的精神,又使他对赴美中国人的生存景况的观照,带
有强烈的现代意识。他通过《奋斗与平等》主人公在美国社会的成功,既表述了
他对中国人在美国社会的人生定位具体问题的思考,还进一步体现为对中国文化
参与世界文化格局共建的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他积极地在小说中探索“边际
人”的价值实现问题,尤其他用一个个独立的个人的人生经历,来构筑他的小说
系列和人物画廊,就这种写作的视角来看,就是强烈的现代意识的体现。最具有
集体意识的中国人,被单个地从其文化大背景上摘出,让他们在个我境遇里,自
由选择,独立遭遇各自的现实。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和与西方文化的短兵相接的
过程和状况,就通过这一个个个体的故事,得到了丰富的呈现。

  除此之外,少君在文本中还体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比如《晚恋》中那个老
妇人在对比自己小很大一截的年轻男人的爱情中,所焕发出的狂热和痴情,在少
君的笔下获得了真诚的赞美和支持。而超越意识,使得少君在把握现实时,多了
几分开阔,也多了几分犀利,使他的作品在面的开掘上,和点的把握上,都有自
己的独到之处。另外,平等意识,也是少君的作品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精神信
息。他把所有人都放在生命的平台上,予以一视同仁的关注。需要注意的是,少
君的创作虽然将新闻体和小说虚构的结合,是他对网络文学创作的一种探索和尝
试,实与虚,真与假,情节与材料,等等的配合,还有待少君的进一步的斟酌。
显然少君对网络文学创作的热情和贡献,不仅有目共睹,是为楷模,而且亦是无
我的物化世界和后现代主义精神消弥时期的精神薪火的坚定的传承者。少君的网
络文学创作还在继续,他的小说也在日益走向成熟,构成了美国华人文学独到的
和不可替代的一道文化风景。

  注释:

(1)(12) 刘醒龙,《现在的网》,《一只脚在天堂·序二》,南方日报出版社,8-11页
(2) A·阿尔温,《第三次浪潮》,217页
(3) A·阿尔温,《未来的震荡》,四川人民出版社,79,73页
(4)(5)(6) 叶南客,《边际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07,7,115页
(7) 丁·格郎迈松,《魁北克语言前途十二论》,转引自黄万华,《边缘位置中
的文化观照---文化转换中的瑞士,德国华文文学》,《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
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69页
(8)(16) 陈瑞琳,《"网"上走来一"少君"》,《一只脚在天堂.序一》,南
方日报出版社,1-7页
(9)(10) 帕克,《种族与文化》,纽约,自由出版社,356,376页
(11) 根据2000年底,无锡新华书店排行榜,少君的《一只脚在天堂》名列畅
销书的第一位
(13)(15) 斯皮罗,《文化与人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25,31-33页
(14)(21) 樊国宾,《巫语物语》,东方出版社,157,53页
(16)(17)(19)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97,136,104页
(18)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52页
(20) 姜静楠,《后现代的生存》,作家出版社,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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