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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亲人、我和足球
聂卫平 于 December 27, 2001 at 17:36:15:
  我和亲人

  黄梅县位于湖北、江西、安徽三省交界之处。我和妈妈先飞南昌,再改乘汽车到黄梅。妈妈终于在离家六十年后回来了。

  我陪着妈妈在她的家乡村前山后转了转,在山上给她的爷爷、奶奶上坟。

  我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重感情,讲孝道。

  我在山河农场的时间虽不长,只有短短的几年,其中我还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但作为一代知青,我对北大荒的生活还是十分怀念的。

  多年来,我一直与北大荒的一些知青朋友来往着,如姜昆就是我的“荒友”。一九九八年十月,以老知青的身分,我参加了北大荒知青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专程赴黑龙江探访,并为此捐了款。

  大概在七八年前,我曾接到过一封信,当时我感到很突然。

  来信人叫蒋美华,是当年上海赴北大荒的知青,在一次扑救山火的行动中被严重烧伤,当年曾是知青中的英雄,我曾听过她的事迹报告,但并不认识她。

  她在来信中讲述了她近年的生活。

  返沪后,她尽管受到政府多方面的照顾,但是由于失去了劳动能力,生活一直比较困难。

  这次遇上房改,她拿不出钱买房,而优惠购房的机会也仅此一次,她想尽办法,还差两万块钱,于是想起了我,向我求救。

  我虽然不认识她,但当年对她的英雄行为十分敬佩,也对她今日的处境十分同情。

  于是我给黑龙江省的一位副省长写了信,讲她过去是为抢救国家财产受了伤,省里有责任照顾她。

  同时我也将此事告诉了邓朴方,并通过残联把我的信转给了农场局。

  我的奔走有了结果,此事引起农场局的重视,专门派人找到我,在我赴上海参赛时同赴上海,补助了蒋美华两万块钱。在上海,我个人请蒋美华吃了一顿饭。

  蒋美华拿到补助时十分感动,她热泪盈眶地感谢国家没有忘了她,也感谢我这位当年的老知青。

  我当年连队里有一位鸡西市的女知青,叫张贡,自从离开山河农场后,也是二十多年未联系过。忽然有一天,她带着女儿来北京找我,求我帮她找个工作。

  原来她丈夫是个矿工,在一次矿井塌方事故中身亡,她的生活也十分困难。

  看着她们孤儿寡母的境遇,我实在不忍将她们推开不管,但我个人又无能力给她介绍什么工作。想想当年的知青,如今都不容易,我想办法筹措了几万块钱,“借”给她开了一个卖食品杂货的小铺。

  为了表示感谢,她多次表示让我到她家坐坐,吃顿饭。盛情难却,我去了一次。她家很远,也较偏僻,虽然居室仍然比较狭小,条件也不好,但总算是有了生活的来源。

  姐姐家的小保姆,我也尽力给予帮助。

  对外人如此,对家人我更是倾情。作为长子,我总觉得对家庭负有一种责任感。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在“文革”中,我的父母都受到了迫害和冲击,特别是我的妈妈,除了在身体上受迫害外,精神上也遭受到严重摧残。

  父亲去世后,妈妈迅速地苍老了起来,望着满头白发的妈妈,我心中不由得产生出一种悲切之情。

  一九九七年我去九江参加一个比赛,江对面就是湖北黄梅县,也就是我妈妈的老家。在比赛间隙我让当地的朋友开车带著我悄悄地去黄梅看了一眼。

  回来后,我把在黄梅的所见所闻讲给妈妈听,激起了妈妈的思乡之情。她表示,自从十几岁跑出来参加革命,六十年了没有回去过,很想回去看看。

  六十年,这个数字大大地震撼了我。望着年迈的妈妈,我下决心一定要陪妈妈回老家看看,了却她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

  于是我放弃了一次世界比赛的机会,于一九九八年春季专程陪妈妈回乡探望。

  黄梅县位于湖北、江西、安徽三省交界之处。我和妈妈先飞南昌,再改乘汽车到黄梅。妈妈终于在离家六十年后回来了。

  我陪着妈妈在她的家乡村前山后转了转,在山上给她的爷爷、奶奶上坟。

  望着满头白发的老母在祖父坟前垂首默立的情景,我心里一阵阵颤动。

  由于离家多年,村里已无近亲,加之妈妈年纪大了,因此我们决定晚上住在县城。

  此行是奉母还乡,纯粹是私人活动,因此我未和当地任何部门打招呼。

  但终究是县城不大,很快,县里的领导纷纷前来会面。对家乡父老的盛情招待我是受之有愧,同时也对给他们带来的打扰深感不安。

  一九九八年十月四日,是妈妈的八十寿诞,作为长子,为妈妈祝寿我责无旁贷。

  我通过朋友在北京一家高级俱乐部里包了一个单间,定了一桌寿宴,为妈妈祝寿。

  这一天,我们聂家祖孙三代十几口人欢聚一堂,其乐融融。能让坎坷一生的妈妈在晚年尽享天伦之乐,这就是我的心愿了。

    我和足球

  可惜多少年来,一次次冲击世界杯未果,这瓶酒至今仍然保留着。前不久高丰文还对我说:我们真的想去喝你那瓶酒呀,就是喝不着。

  如果中国队能冲出亚洲,参加世界杯,我就拿出瓶茅台酒来为中国队庆功。

  我是一个超级球迷,每逢重大的足球赛事,我是必看无疑。为此我和孔祥明曾经发生过矛盾,前面已经说了。但是我的痴心至今没改,而且随着我的经历不断丰富,我对足球的理解也越发深了。

  我觉得足球和围棋一样,里面充满了人生的哲理,这里面有奋斗,有拼搏;有胜利,有失败;有欢乐,也有痛苦。有时看一场球,真的好像是经历了一场人生。

  所以我爱足球。

  对中国足球我是一直抱着希望,记得一九八五年,我曾就中国足球同万里副总理进行了一场争论。

  当时我们刚打完牌,坐在一起闲聊,不知怎么谈到中国足球冲出亚洲的话题。

  万里听了非常明确地说:本世纪中国的足球是没有希望的。

  我一听就有点急,我说:万叔叔,也许你这个看法是对的,但是你是不是应该从现在起关心一下足球呢?

  我知道他当时主管国务院常务工作,希望他能多关照一下中国足球。

  万里说:这个你不懂,中国足球要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绝不是这个世纪的事情,不要做这种超前的事情,浪费太大。

  我是个绝对球迷,听他把中国足球说得那么惨,我无法接受,于是就跟他激烈地争辨起来。当时在座的还有曹大元、荣乐弟等人。

  最后万里很冷静地说:不信你看着吧。

  转眼间过去了十四年,中国足球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上再次被淘汰,不但失去了本世纪冲出亚洲的最后一次机会,而胜连亚洲强队的地位也保不住了,真可谓被万里“不幸言中”。现在回想起来,尽管心情不愉快,但对万里的远见卓识佩服得五体投地,用我们球迷的话说:真牛!

  还有一件事,和中国足球有关,那就是胡耀邦生前送给我一瓶茅台酒。

  茅台酒怎么同中国足球有关呢?

  这还得从头说起。

  据说茅台酒厂发现了两瓶最古老的酒,一瓶送给了邓小平,一瓶送给了胡耀邦。送给邓小平的那瓶老爷子已经喝了,送给胡耀邦的这瓶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酒,显得更加珍贵。

  胡耀邦舍不得喝,他知道我爱喝酒,便把酒送给了我,并告诉我要兑其它酒,不能就这么喝。我当然也舍不得喝,就收藏了起来。

  一次和戚务生、徐根宝、容志行、杨秀武、高丰文等足球界的人在一起吃饭,谈到世界杯出线问题大家都挺感慨。

  我是个足球迷,对中国队总是冲不出去也很着急,于是乘着酒兴说,如果中国队能冲出亚洲,参加世界杯,我就拿出这瓶茅台酒来为中国队庆功。

  他们听了特别高兴,表示一定要冲出亚洲。

  可惜多少年来,一次次冲击世界杯未果,这瓶酒至今仍然保留着。前不久高丰文还对我说:我们真的想去喝你那瓶酒呀,就是喝不着。

  再往后,周围的人有人听说此事,要出100万买这瓶酒,我没答应。

  因为我深深知道:这瓶酒的价值绝不是100万所能买的。

  我将此事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大声说道:“好!”

  现在胡耀邦已经去世,但愿有一天我能拿出这瓶酒,代表胡耀邦和我自己为中国足球队庆功,了却我们的这片心意。

  当时,胡耀邦见我把茅台留给中国足球,便又送给我一瓶虎骨酒。

  这瓶虎骨酒其实也颇有些来历:

  50年代初,高岗还在当“东北王”时,曾亲手打死了一只老虎。

  他用老虎的骨头泡了一坛酒,并将这坛酒送给了毛泽东主席。

  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毛泽东叫人将这坛酒埋在了地下。几十年来风云变幻,当年埋酒的人早已不知去向,这件事似乎也已被人遗忘了。

  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在清理毛泽东的遗物时才发现这坛酒。

  发现的时候,这酒还封得好好的,上面还有个说明,这样人们才得知这坛酒的来历。

  后来酒被分成了十几瓶,分别送给了当时中央的老同志,胡耀邦也分得一瓶。

  然而,平易近人的胡耀邦又把这瓶酒转送给了我,怎不令人感动!

  除了喜欢着球,偶尔我也踢踢球,不过纯碎是为了活动活动。

  我们围棋队就有支足球队,休息的时候就踢上一会儿。我是守门员,队员们对我挺照顾,从不使劲射门,所以从来没有失过球,因此我还得了个“钢门佐夫”的绰号。

  除了踢球,我们还经常打篮球,而且还曾和国家女篮进行过一场比赛。当时我们围棋队进行身体训练是和国家女篮在一个体育馆里,关系比较密切。

  有一天王元跟我说,女篮提出和我们打一场球。

  我说那怎么行,我们不是干挨打吗?

  他说没关系,她们只出三个人,我们还是五个,我们现在天天都在练,肯定打得他们发不出球来,而且谁输了维给对方买五十个冰淇淋。

  我看他那牛得不得了的样子,就轻信了他的话。

  结果人家那边连郑海霞都没上,只出了三名替补队员就把我们给收拾了。 场上状况不是人家发不出球来,而是我们没法打,连球都模不着,个头也差多了,和她们站在一起,我们就跟小弟弟似的,让人一撞站都站不住。

  那天围棋队丢脸丢尽了,最后我们不得掏钱给人家买了五十个冰淇淋。

  不过和国家女排的那场比赛我们大为风光,把她打得惨败。

  不过比赛的不是排球,而是足球。

  后来袁伟民急了亲自上场。他勇猛无比,骁勇异常,我们谁也挡不住他,被他打得稀里哗啦。

  在赛场上,本来我们围棋队是大胜,袁伟民一上我们就彻底崩溃了。

  提到袁伟民,还发生过一件事,我曾把他的儿子痛打了一顿。

  他儿子当时也就只有十来岁,调皮捣蛋不说,还仗着他爸爸是袁伟民为所欲为。

  当时条件不好训练完了,大家都在体委的公共浴室洗澡。

  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冷,大家正在洗热水澡,他儿子突然跑进来,用凉水滋人家,搞恶作剧,人家知道他是袁伟民的儿子,也不敢管他。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的儿子,走过去对他说:小朋友,你这样做不好,大家都脱得光光的......

  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给我来一句:你管不着!

  我这人很不喜欢发脾气,再说他还是个孩子,所以仍耐心地说:你这样不好,人家多凉呀!

  他说:你是哪儿的?你管得着吗?我爸爸是袁伟民!

  那样子非常牛气,就像电视剧里的恶少。

  我一听大怒:什么?你是袁伟民的儿子就想胡作非为?我今天就揍你这样的,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我从来没打过人,那天我拿起毛巾就抽他,抽完之后我对他说:你回去告诉你爸爸,是聂卫平叔叔抽的你。

  真是不像话!

  他要不说是袁伟民的儿子我不会揍他,顶多教训一顿也就算了,他说了我就非得揍他不可。

  袁伟民的儿子回去后果然和他家里人说了,他们打来电话说我管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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