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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午北大演讲
bright          于 January 24, 2004 at 01: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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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来到这个地方,这里是个神圣的、令人向往的地方,尤其对于一个农民。我今天感到非常激动,我为北大这种思想学术学风的开放感到高兴,因为在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能让一个农民或者一个私营企业主坐下来讲一讲心里的感受,不管我讲得好不好,这本身就有特殊的意义,就是一种象征,因此我为北大感到骄傲。我希望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对我也不要有过高的要求,因为我现在毕竟是一个农民。

  我今天要谈的题目就是解读三农问题,主要是谈谈我个人的感受。

  第一,我要谈谈目前流行的一些主流提法。
  首先说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有好多年了,一开始是“两高一优“农业,高产高效优质。实际结果呢?是高产没有高效,优质没有优价。国家提倡产业结构调整,好像就是种菜种果树,农民大量地种,种菜据说现在全国种到了2 . 5亿亩,人均达到二分菜地,今年的统计数字说是4 . 4亿吨,占全世界蔬菜产量的7 6 %。果树呢?大家都知道好多水果不再摘果了,比如我的1 5 0 0亩葡萄,是美国提子,还有一些市场。而我隔壁的葡萄园就不摘了,每斤三两毛钱,雇工钱都不够。历史上杨贵妃吃的荔枝现在运到北方来,贱的时候才八九毛钱。这样下去,产业结构调整还能走多远?哪里出了问题?我和一个同学探讨的时候认为:问题就出在一百个厨师给一个人做饭。我到黄土高原陕西山西去,有意识地看了一下,那地方的官员们还在鼓励农民“优质高效”,要瞄准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去生产蔬菜和水果。这样的事情是很荒唐的,大家想一想:如果一百个人给一个人做饭,这一个人也只能吃一两个厨师的饭,做饭的怎么会有出息呢?事实上这个路是行不通的。生产容易消费难,十亿农民瞄准城市人的菜篮子、米袋子,供大于求是有目共睹的。这是第一点。

  其次是“小城镇建设”。小城镇建设也有十年了。成功的小城镇有,但是廖廖无几,可能沿海有。如果在内地、西部地区,就算产生了小城镇,也都是政府投资的政绩工程,无非是修花园,拓公路,建房子。我就想小城镇的投资主体是谁,如果不是农民自己自愿地去建小城镇的话,政绩工程建成了以后,政府再去搜刮民财还账,这个路能行得通吗?就算你不用老百姓还账,让农民白住到那个小城镇里面,他去不去?我认为他是不去的。他去那儿干什么?去那儿享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农民是享受不起的。这个“小城镇建设”是不宜提倡的。1 9 9 8年在中南海有个座谈会上,我去了,四川绵阳介绍经验,当时领导还夸他们。什么经验呢?卖户口。当时我心里就有一种悲凉的感觉。

  现在又提出来‘农民要向城市转移,农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我觉得这个事情又是行不通的。先说咱们现在国家的城市是个什么状态。咱们就以北京为例。北京城是一圈一圈往外扩,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中间是中南海,也就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然后才是商业中心。我们国家的口号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但是城市却是以政治为中心建设的,那么农民进城能够干什么?搞政治?搞文化?搞经济?搞商业?只有个别的人或者少数的人能做点小买卖,当然也不乏出类拔萃的人物,但咱们说的是大多数人。农民进城就得是打工卖苦力,同时带来非常危险的因素。农民在农村不会发生暴力革命,但是农村问题一旦成为城市问题的时候,国家就要乱了。再者说,2 0年后,我们人口将达到1 6亿,城市能有多大的容量?我昨天从网上看到现在中国的人口已经接近1 4亿,农村人口是9 . 3亿,生活在县以下的还有1 . 5到1 . 8个亿,也就是说有1 1亿左右生活在县以下,城市仅仅有2亿多人口,如果让农民进城,城市有多大的容量?农民进城以后又干什么?我觉得这招也行不通。那么农民自己能够城市化吗?谁来投资?我觉得国家不投资建小城镇都难,国家也没钱,就是国家有钱也不可能给农民去建城市。我觉得让农民进城、农村城市化是一个梦,是农民一个遥远的梦,不符合现实。   再次,给农民以国民待遇,那就是给城里人待遇。城里人享受的社保也就是最低保障、医疗教育,能够给农民?国家有那么大的力量吗?拿什么给?给得起吗?这些提法好是好,但行不通。不要说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义务教育法出台十年了,在农村有这个“义务”教育吗?农村的教育附加、教育集资能够去掉吗?去掉以后教师的工资谁来发?国家拨款拨得非常少。义务教育法都行不通,咱们还奢谈什么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我觉得这是一个愿望,一个理想,不合国情。   最后一点,费改税,减轻农民负担。这一点应该说是有成效的,大约全国减去了4 0 %。我来以前调查了三个村的农民,现在每一亩负担轻的是3 7,重的是6 8,中间的是5 1。现在农民人均土地大约是一亩半,也就是说人均负担在7 0到8 0之间。减负是减去了,但是减去的是农业税和“三提五统“,农业税很轻,重的是“三提五统“,就是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这是“三提“;“五统“包括教育费、民兵统筹、计生统筹、交通统筹、卫生防疫、治安联防等,这些加在一起,一个农民负担现在大约是7 0。这些东西能够减下去,那么不能减下去的还有多少呢?生猪屠宰、粮食流通、河道工程、水费,这能减吗?部门下来收费的非常多,尤其是对一些中小型企业。一个农民仅仅减去四五十块钱,我不是说不好,但是能使农民富起来吗?我想就把这点税费全砍掉,能够富吗?一个农民少交这1 0 0,是不是就有出路了呢?

  咱们的官方统计数字,是收农业税大约4 0 0个亿,收“三提五统“ 8 0 0个亿,朱总理说一共1 2 0 0个亿,李昌平先生说远远不只这一点,大约在三四千个亿,但我要说的数字还大,得六七千个亿。看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朱总理在中央,1 2 0 0个亿是统计局上去的。李昌平说得也没有错,比如县里,水利局编制3 0个,实际开支是3 3 0个人。大家想一想,3 0个人的编制报到朱总理,3 3 0个人是李昌平看到的,那我孙大午感受的是6 6 0个人。他们在下边吃喝拿、索贿,这部分钱是见不着的。中央看到的是1 2 0 0个亿,乡干部知道没有三四千个亿养不了那么庞大的官僚队伍,我们搞企业的感受还得翻上一番。如果大家不相信,应该去分析一下银行的存款怎么增长这么快,看一下各个县里、城市里那些豪华的住宅,这些钱从哪儿来的?

  有一个大数字我非常怀疑,就是这个GDP增长到10万个亿。但是有两个数字我是非常相信的:去年国家的税收增长了2 0 %,收了1 . 6万个亿,银行的存款增长了1 . 5万个亿。第一个数字为什么不相信?先说农民这一块,人均纯收入说是2 4 0 0元。我也搞了个调查,走访了很多农民。比如一个农民跟我说:种小麦(每亩)用底肥7 0、耕地2 0、种子2 0、播种费8元、浇水2 0、锄草灭虫5元、追肥3 8、收割费3 5、人工(一亩地两个工)3 0、防灾保险8毛;种玉米(每亩),秸秆粉碎2 5、种子1 1 . 5、底肥4 2、追肥3 0、锄草灭虫5块、浇水水电费2 0、收获费3 0、费改税5 8,一亩地下来成本近5 0 0元,每亩产小麦7 0 0 -8 0 0斤,玉米7 0 0 -8 0 0斤,一共1 6 0 0斤,卖五毛钱一斤,一共是8 0 0元,减去5 0 0元的成本,剩3 0 0元,没有算他个人的成本和劳动,要是一亩半只剩4 5 0元钱,我就纳闷这纯收入2 4 0 0元钱怎么出来的。1 9 9 8年那次我在中南海汇报,就讲到这个数字水份太大,领导问我水份有多大?我说咱们今年年增长8 %这个数,拦腰砍一刀还有水份。他说你有什么根据呢?我就从养鸡这一块说起。我说我是河北省的养鸡状元,在河北省我养鸡是最多的。咱们统计局和报纸公布河北省养蛋鸡5亿只,全国人均鸡蛋是1 7 . 5公斤,我去年卖了小鸡4 0 0万只,有2 0 0万只是小公鸡,2 0 0万只小母鸡如果长到产蛋期就按9 0 %算(国标是8 5 % ),到下蛋的时候就剩下1 8 0万只。河北省是1 0 7个县,就算每个县都有个大午集团,才2亿只产蛋鸡,事实上五个县也没有一个大午集团,这5亿只产蛋鸡从何而来?中央说今年要增长8 %,河北省定的是9 %,要高于西部各省,保定市要争取做贡献,定的是保1 6 %争1 7 %,我们徐水县是给保定市做贡献的县,定的年增长2 3 %,大午集团所在镇这个数字我就没办法填了,我给他们盖章让他们自己填去。这个数字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对这个数字非常怀疑。税收1 . 6万个亿我相信,而且我觉得收了有2 . 6万个亿。1 9 9 8年,有个中兴集团,董事长和我同龄,我问他“今年地税拿了多少“,他说拿了1 0 0万,我说“你真挣了不少钱“,可他说他赔了6 0 0万,我问他“那怎么可能拿了1 0 0万的企业所得税?”他说人家税务局要征这么多,我说“要征得有账啊”,他说人家不按账,按销售额征,认定每销售1 0 0元的产品至少有1 0 %的利润,所以就有国家的税收3 . 3 %,他说他去年的销售额是6 0 0 0多万,所以得拿1 8 0万的所得税。这个数字就是这么征上来的。我为什么说远远不只1 . 6万个亿?我曾在一个贫困县建过一个加油站,从1 9 9 7年1月2 1号建站,到2 0 0 1年8月2 2日总共的费用(吃喝花费、税收)是2 9 8 2 0 0,其中国税收的有1 3 8 8 0 0,以收税为名收了地税3 9 0 0 0,其中没有收税凭证的一个7 2 2 2,一个2 4 8 0 0,这是3 1 0 0 0,也就是说地税入库只入了7 0 0 0块钱。加在一起真正入国库才1 4 5 0 0 0。我这个企业一共花了2 9 0 0 0 0多,入库入了1 4 5 0 0 0。所以说正税只占了一半,那一半就是吃喝花,送礼。有人说:你愿意送。这就太委屈我们了,谁愿意出这钱?若有人说:你为了少纳税,那更冤枉。我们的帐目齐全,有据可查,从没有少申报,更没有偷漏税。

  银行存款猛增,企业却纷纷倒闭。腐败都摆到大街上去了,豪华的住宅一套接一套。我大胆地估计一下,现在九万亿的存款,有8 0 %的存款在5 %的人手里,而不是像他们说的2 0 %的人占有8 0 %的资金,5 %在咱们国家是6 5 0 0万人,一个人十万就是七万个亿。如果真要是2 0 %的人占有8 0 %的款,这个社会还是能够前进的,能够拉动经济的,但现在走不下去了。

  今天下午有人跟我说,现在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是功利主义者,不关心政治和国家了,我说不能那么想,北大的学生平民家庭甚至穷学生居多,人们首先要求得到温饱,求得自己的生存和经济上的独立,也就是“达则兼济天下”。咱们要求北大的学生还像五四的时候那么热血沸腾为国家,就要求太高了,那时候上学的人都是有钱的人,毛泽东说是个富农出身(可能是个地主也差不多),他来到北大图书馆还是最让人瞧不起的人呢。

  再说回来,减税费确确实实也行不通,因为减一时还得出现反弹,端国家饭碗的吃喝怎么办?你说中央怕农民闹事,我看是更怕当官的闹事,中央还得依赖他们。再者说,也不能说农民负担重,7 0元钱怎么算重呢?相对于他的收入来说重了,但相对于这个时代,相对于国家的发展建设来说,目前农民给国家贡献太少了,农民的产值按现在的统计占全国G D P的1 5 %,十亿人只占1 5 %,这是多么的少啊。农民并不是不想贡献,也不是不能贡献,农民很勤奋愿意劳动,只是太穷了,给国家贡献不了。真要是有出路的话,农民为了这7 0元钱敲锣打鼓的抗税,可能吗?怎么会出现刁民?没有刁官哪来的刁民?没有政府的压制,农民怎么会出现反抗?说农民穷农民苦,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时候不苦?农民推着小车把胜利推出来了,你给了农民以希望,农民就拥护你。现在是个什么状况?是农民看不到希望,农村成了绝望的田野。因此我说现在农民需要第三次解放。

  第二,农民为什么穷。农民穷是因为农民有饭吃没有钱花,没有钱花是因为没事干,没事干是因为农村有事没人干,农村有事没人干是因为不能干不敢干。有几个敢干能干的人,下场都很惨,比如乡镇企业的带头人。官僚体制伤了农村的元气。我刚才说的中兴集团的董事长,他挺到1 9 9 9年就死了,死的时候欠下了大约五千万的债务,其中有三千万是银行的债务。四大银行的账大约烂了有四万个亿,剥离了1 . 6万个亿,现在还没剥离的大约有两万多个亿,就是这么形成的。中兴集团的董事长人死了,他个人也没有发财,我相信他的孩子上学都困难,现在我养着好几个搞过乡镇企业人的孩子,我在救济他们。你要说乡镇企业垮了是因为经营管理不善、素质不高,都不是实话。如果同学们真感兴趣,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几个例子,你们可以去调查一下。即使有几个敢干能干的能人,也得让官僚部门给同化了。剩下像我这样的,不是可喜可贺,而是可悲可叹的,我也是九死一生。我是下海的,当过十年兵,在政府又工作了十年,而且我学过四年语言文学,学过三年法律,打了十几年的行政官司,和土地局、税务局和工商局打官司,不用请律师。死里逃生,可彰而不可学,没有代表性。

  大家都知道现在就业难,就业难的实质是创业难。咱们举个例子,你煮的鸡蛋很好吃,说拿到市场去卖一卖吧,看谁来管你。我让我们的人拉个单子,看看把鸡蛋煮熟了卖,就说茶鸡蛋吧,有多少部门来管你(有的地方不管那是有个好官,从法律上应该管你):首先卫生局有两套人马管你,一个是外观的标准检查,你的衣服、身体、工具厂房设备,是不是干净卫生,第二套检查你的微生物、细菌、重金属,这是第一关;再看工商局,工商局要求起码三证齐全,才可以上市场卖,就是营业执照、生产许可和税务登记。执照里又含厂地证明、资金证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身份证明、职业证明,还有计划生育证明。生产许可又含检验报告、设备清单、计量审计。工商局还有一个稽查大队,专打假冒伪劣、无证经营,其实有证经营也打。大午集团的按摩器,在石家庄上市,工商局处罚:大午集团假冒大午商标非法销售大午产品。后来我们就和他们打官司,他说我们就是假冒,因为大午商标没有给公告,我说根据商标审计法三个月申报、三个月审查、三个月公告,一共是九个月,现在我已经申报了十八个月了,十八个月我有什么责任?他说没有公告我们就是假冒。“大午”是我的名字,大午集团是我注册的,怎么会大午集团假冒大午商标非法销售大午产品?罚款五万,这官司怎么都打不赢,因为中院那个院长是工商局局长改任的,他本来只封了我一个商场,一打官司,石家庄所有的商场全给我封了,一拖半年。六个月期满,返回重审,申诉,然后又拖六个月。他们不怕,你还做不做买卖?最后我跟他们讲:请客,我孙大午有眼无珠,冒犯了您,罚了五万就算了。

  技术监督局就更厉害了,要有标识、厂名、厂址、商标、重量、生产日期,是河北省名牌也不能打“优“。比如说我那饲料是河北省名牌,河北省名牌保定市名牌就因为打了个优质产品的“优“字,被罚款,标识不符,你可以打“名牌“,不能打“优质“。而且印这个商标都得到他们指定的厂家去印,本来我们自己印一分钱,到他那儿印五分,我这一天饲料就用两千个袋子,就是两千个商标。还有计量,计量器具,说查就查,就说我这个加油站,一年至少查六次,每次拿两千。我就想,国家管这些事情合理不合理呀?可能在座的都认为合理。

  那么卖鸡蛋的卫生状况是卫生局检查重要,还是顾客检查重要呢?顾客是最好的调节者、检查者。包括工商局打假冒伪劣,这个假冒伪劣是他打下去的?这个假冒伪劣是好企业、名牌产品打下去的,相反,要说句实话,他们才是那个假冒伪劣的保护者,你只要和他们勾结好了以后,假烟假酒照造不误,国家一抓,他就先通知说打假了,别生产了。真正的好企业不会去勾兑,不会去送礼,比如说我这个企业十八年了,我敢说没有一件产品是假的,没有一件是次的,因为顾客一投诉到我这儿来,那个厂长就要撤职、受处分,主动给人家赔偿。这个假冒伪劣是工商局打下去的?这个重量是他们计量局检查出来的?我看都不是。

  大家都知道农民的出路在于非农业,但是在农村发展非农业生产搞二三产业非常艰难,我说农民头上有八座大山,国家应该给农民修路搬山。具体讲,银行信用社在干什么?我这企业现在固定资产也得上亿,我贷不出款来,我几乎就没有贷款,发展初期我最多贷过五万块钱。去年年底我那饲料厂需要五十万块钱,我们有一百万三月份到期的存款,差一个多月。为了节省这三四千块钱的利息,我们拿这个存款单去抵押,想在银行贷五十万块钱的款,当时我在北京开会,电话打过来说要董事长回来签字,我说行,但我签字还不行,需要董事会里的人都要签下字,我说那就算了吧。现在要揭露一下这个黑暗,好企业根本贷不出款来,怎么贷呢?大约是1 0 % -1 5 %的回扣。你们不相信就去查。前三年的时候我建了一千亩的葡萄园,保定市都立了项了,投资1 2 0 0万,说让我贷6 0 0万,花些钱,我也同意了,不管怎么着,建一千亩的葡萄园这么大的事,花几万贷点款吧,没办下来。然而现在我的葡萄都丰产了,甭说6 0 0万了,6 0万,6万块钱也没贷出来。我就说叫那个行长把钱给我退回来,只退了我六千。我觉得银行信用社在下面就是金融压迫。 工商局在管什么?我从8 5年起开始建企业,工商局就卡猪、卡饲料,让成车的饲料烂掉,现在还卡粮食,去年扣了我一车粮食,一车粮食罚款3 0 0 0。那么怎么才能不让他扣呢?你就得给粮食部门交合法的单据费,我们最高的时候曾经一年交差价6 0万,这就是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我就不理解,粮食都烂在家里面了,为什么不让流通。税务局在干什么,税法是什么?税法就是财政开支保障法,让你拿钱没商量的法。土地局在干什么?土地局在限制企业,你不花钱就违法,花钱除了天安门广场不能建,哪都能建。水利、卫生、畜牧等部门都在做什么?乡镇政府又在做什么?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在管制农民的劳动,限制农村的发展。

  农村有劳动力但缺乏劳动的空间,中国农村问题的实质是权力和资本对农民劳动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发展清障的难点是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部门起草人大通过实施的部门法律严重制约着农村发展,束缚了农民的手脚。比如说今年3月1号生效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就规定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第三十三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很显然,农民承包土地的义务和责任就是必须务农种地,否则就是非法。大午集团占了1 0 0多亩的厂区用地,一直是非法的。这些土地是1 9 8 5年取得的使用权,建了养猪场养鸡场,一开始是镇里面土地所要一万。这一万不给,告到县里面。县里要五万,又不给。到保定市土地局是十万,不给就推平了你大午集团,而且他们来执法,警车呼啸,院子里大约有三十多辆执法车辆,人要是胆小能给吓死,肚量小能给气死。市土地局的局长说:大午,你这个土地违法。我说:这个《土地法》是1 9 8 7年1月1号生效,我是1 9 8 5年占地,1 9 8 5年占地怎么会违反1 9 8 7年1月1号生效的《土地法》呢?他说:你1 9 8 5年占地,你也不能搞建设。我说:得看什么建设。1 9 8 7年的《土地法》说农民可以在承包地里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农林牧副渔“咱们砍去了一个“副“字,就是说农林牧渔是可以的,我就是农牧集团,养鸡养猪,我符合。他说:我说你违法就违法。我说:你要是一定这么做,我就告你。   他说:“中级法院和我们联合办案,我怎么说他怎么判“,我说“送客“,工人们就把他轰出去了。后来河北省土地局又来了个执法处长,电视台也来摄像,当然是我怎么丑他怎么照我。我跟那个处长说:我搞的是农牧业,我不违法。他说:“大午,说你违法就违法。你不要说是养鸡场养猪场,你看那山坡上盖个牛棚搭个羊圈不经过我们同意,不经过土地部门批准,都是违法占地“,我说“×处长,你这话得负责任,你有依据没有?有文件没有?“,他说“你要个文件,好说,回去给你写一个“。这些都是他们的原话,这些电视台都是不会报道的。企业到了今天,不要说你推平了我这个大午集团,你拿炸药包炸了我都不怕。我一直说私营企业不姓“私“,我不认为是我的财产,私营企业就是一种生产经营形式,你把它毁了吧,我回去上班去,别的地方用2 0万年薪聘用我。这事情到现在不了了之,也就合法了。   那么怎么才叫合法?我们那有个集团董事长,我问他,你的土地怎么合法的?他说首先和农民谈判,一亩地给他们一千斤小麦;第二步和村里面谈判,每年给支部贡献一定的钱;然后和土地局谈判,告诉土地局:“我和农民都说好了,把这些地征为国有吧。回去办个手续征为国有了,这个手续给土地局一亩地一万六,也就是说他征用这块地给了土地局一万六,给了村里一部分,给了老百姓一部分,这个土地就办成合法的土地了。我就问:你这手续办来办去这土地到底属于谁呢?他说从法律文凭上属于国有土地,实际上属于农民,每年农民都跟他要钱,农民说“这地是我的,我没同意征为国有“。你说这个土地属于谁?这就是合法的。

  我想《土地法》的本意是保护土地,大家都问土地有多少,没有个准数。几年以前公布的数是1 4 . 9亿亩,现在是2 0亿亩,还有2 0亿亩非耕地,国家说人地矛盾非常紧张。浙江土地人均才0 . 4亩,怎么那么富?日本资源那么少、土地那么少,怎么那么发达?香港弹丸之地,养着6 0 0万人口,是土地少的问题吗?显然不是。

  现在的农村是八个大沿帽管一个破草帽,如果把这八个大沿帽都去掉,或者剩一个大沿帽管八个破草帽,恐怕农村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一句话,问题不在执法,而在立法。各个部门都有法律,卫生局有卫生法,农业局有农业法,土地局有土地法,畜牧局有畜牧法,工商局有工商法,他们都有执法队伍。唯独农民没有法律,谁来保护农民?农民的执法队伍、企业的执法队伍在哪儿?咱们国家不是吏治的腐败,而是法治的腐败,立法是部门立,是没限制的法,没有管它的法律。那个部门法符合不符合宪法?符合不符合整个国家的大局利益?所以我说国家的利益部门化,部门的利益法制化了,部门的利益私有化了。这些部门法的产生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产物,是技术官僚的杰作。这些技术官僚脑子都特别聪明,论证严密,一环扣一环,叫你看了以后还很信服。我非常敬佩他们的脑袋,但是他们没有坐到老百姓这边来,他维护的是部门的利益、官僚的利益。

  第三,农村缺什么。
  农村不缺资金,不缺人才,不缺市场。这个观点很多人可能不接受。

  我先说农村不缺资金。两个方面认识:
第一,河北省去年农村农民存款大约两千个亿,这在十万亿里面是非常渺小的,河北省五万个村庄,平均一个村庄大约四百万。这四百万要是返回农村的话,每个农村都可以启动一些企业,可惜返不回去,这些钱都建设了那些窗口城市花瓶城市。

  第二,什么叫钱?钱就是劳动符号,劳动就应该产生钱。比如说一个十口之家,男的种地,女的在家里做饭。男的种地回家女的不给他把饭做好,这个家就得解体。男的种地女的在家做饭,回来以后家里和和睦睦,一家子没有金钱往来,他们俩实际上进行了一种劳动交换。假使一个人种地一个人做饭就可以供十个人吃饭,那八个人干什么呢?就得有种树种草的、盖房修路的、读书做文章的,提高整个家庭的生活品味,人人都有事干,人人都在进行劳动交换。有十家也进行这种劳动交换。你们家蒸馒头,我们家就做米饭,商品交换,这个时候就要用纸币。几个村在一起,这种互为劳动就产生很多家庭的财富,就有诗人、画家、修路的、架桥的、种草的、开车的、开饭馆的、办学校的。这个互为劳动起来以后,大家的生活都提高了,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这才是发展方向。现在农村没有这种劳动,现在农村的状况是一个人种地,一个人做饭,八个人晒太阳,和现在的朝鲜差不多。当然有一部分是进城打工,但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闲置。这就是我的观点,农村有劳动力,不缺劳动,农村不缺钱。

  农村也不缺人才。咱们国家的农村人才应该说是过剩的,比如说经过九年义务教育的这些初中生,模仿能力是非常强的。我那个企业十七个生产厂,工人大多是初中生,这些企业都做得很好。而且大学生越来越多,我到石家庄市场上去招3 0个老师,给我投档的有6 0 0多个。他们找工作是非常难的,而且心理压力很大,负债几万块钱还找不到一个工作,精神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农村的人才都不缺乏。

  农村不缺市场。什么叫市场?需求就是市场。我在北京和一些教授坐在宾馆里谈,我说就是你需要这么好的宾馆,那农民不愿意住啊?他需要,需要就是市场。他们没钱,没钱是因为不让他们有钱,管着他,不让他劳动。生产能力过剩是现在社会的通病,生产容易消费难。应该发展劳动,解放劳动力,如果农村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1 5 %,保持十年都不成问题。

  第四,建议出台“临时乡村法”。这篇文章在《改革内参》上摘要登了。我的本意是希望给农民出台一个保护法,各个部门都有法,能不能给农民出个法挡一挡这些形形色色的法律,给农民一个劳动的空间?大家都看到了政府的开发区,非常火,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保护区,这些部门法律在开发区无效。为什么不能给农民的劳动筑一道保护墙,挡一挡各个部门的洪水猛兽?让一切抵制这个临时法的都无效,什么粮食统购统销、什么生猪专宰、工商经营许可、技术审批、金融压迫、土地管制,统统让它见鬼去。亿万个农民家庭就是亿万个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能够负责任,我们应该相信他们。他们出了问题有法律制裁,有刑法民法管着他们。这样农民就可以就地互为劳动,就地自主择业,农民的身份自主、自愿、自然地改变,愿意做工人就做工人,愿意种地就种地,愿意做老板就做老板。这样对农民是“惠而不费,劳而无怨”,农村仍然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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