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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長將成企業新軍師
吳毓珍          于 January 24, 2005 at 22: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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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世界上有三大革命同步展開:知識經濟逐步取代工業經濟;全球經濟逐步取代國家經濟;資本主義逐步取代社會主義及準社會主義。梭羅認為,航行於這三大革命,必須具備探險家的精神,最重要的特質就是英勇無畏,願意學習各種知識,放手一搏,航向未知。

 梭羅提出,未來不論企業或國家,都需要增設「知識長」(CKO,Chief Knowledge Officer)的管理職務。這個角色如同現今的執行長,是獲得未來競爭優勢的關鍵。《天下雜誌》特別摘錄梭羅新書《勇者致富──N全球化:在拒絕與接受之間》第四章部份內容,提供大師精闢觀點。

 為了及早了解現在與未來的變化,不論是公司或國家,都需要在管理小組內增加一個新主管,這個人稱為「知識長」(CKO,Chief Knowledge Officer)。從歷史經驗來看,知識長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角色,會像執行長在第一次及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的角色一樣,日趨重要並大放異彩。最後,知識長將會凌駕公司財務長的地位,成為僅次於執行長的第二號重要人物。

 知識長之所以會成為第二重要的主管,在於他專司創造公司的競爭優勢。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剛萌芽時,沒有人知道如何管理資本。如果能搶在競爭者之前了解管理資本,就是贏家。換句話說,必須有人思考如何管理公司中最稀少的資本資源。當然,這個職務不是兼差性質,也不能由執行長兼任,因為執行長已經太忙了。

 回顧歷史,知識長以公司主宰者的姿態出現,並不令人驚訝。資本主義之所以稱為「資本主義」,完全基於資金是一種稀少的資源,更是經營管理上的變數。但是在今天,資金管理隨處可見,沒有哪家公司因為請到較好的財務長,因此領先群倫。事實上,每家公司都有優秀的財務長,即使沒有,也可以透過高盛集團輕易聘請到。何況,像麻省理工學院這般頂尖的商學院相信,企業界所需的財經管理技巧,只需十八個月就可以養成。

 公司除了需要了解未來的科技之外,還必須了解科技的背景才能運用。如果無法避免競賽,就必須了解它。無論對公司或國家而言,取得知識管理的優勢,就是邁向成功的不二法門。

 然而,面對今天的科技新時代,沒有人真正了解如何「取得優勢」。所以我們需要聘請人才,專職負責獲取知識管理的優勢。「知識管理」,並不是研究發展部門的工作,因為研究發展負責的是創建新科技;也不是科技長負責的工作,因為他專司科技的決策與未來的科技發度。

 在二十一世紀新發展的知識經濟中,知識長的職責是發現優勢,以便「取得優勢」。他並非執行長,也不是領航員、策略大師或戰術專家,但擁有上述所有專長的部份特質來達成任務。換句話說,他需要命令、引導,並規劃長期或短期策略與戰術,來管理新經濟體系中的知識。

 舉例來說,比爾.蓋茲就是微軟的知識長。他把自己從執行長重新定位為知識長。雖然他名片上的頭銜是「軟體開發長」(Chief Software Architect),在軟體公司這個職位就是知識長。在知識長的職位上,他要竭盡所能地發明與創造,這段話出自微軟當時更換執行長的公告內容中。基本上,比爾.蓋茲的任務就是確保微軟繼續主導科技,他主宰了微軟未來的成功與失敗。他的時間,即大家戲稱的「比爾資本」(Bill Capital),是目前微軟公司最寶貴的資產。

 國家的知識長

 國家也同樣面臨知識經濟的挑戰與財政包袱。通常,各國的財政部長在內閣中都擁有極重要的地位,因為只有他們才了解政府複雜的財政問題。不過,就像公司的財務長一樣,有一位優秀的財政部長,並不能為國家爭取到更多競爭優勢。所以,聘請了解全球知識經濟趨勢的國家知識長,是獲得未來競爭優勢的竅門。

 每個國家都要體認,全球化是創造一個不同於以往的世界,不再是由大家自訂經濟規則或強行控制結果。如果不滿意所在國的規定與法條,企業有權將總部及產品搬到世上任何角落。課徵公司稅就是一個好例子。美國史坦利工具集團就曾徵得股東同意,將總部搬到百慕達,在百慕達,公司只需支付美國本土的所得稅,海外所得則完全免稅。所以,經營陸地石油鑽探設備的納伯斯工業、庫柏工業、英格索蘭公司和威瑟福石油服務公司等美國公司,也紛紛遷往百慕達。原因很單純:為什麼我在這個地方設立公司要繳那麼多稅呢?如果這些公司仍死板地留著不走,勢必要付出高額成本,並失去市場優勢。事實上,他們唯有搬遷一途,別無選擇!

 我們大概可以預見這一天的到來:政府徹底喪失公司稅。當然,過去已從薪資稅的例子中看到這個事實了。總之,如果政府夠聰明,就應想辦法,否則注定失敗。愛爾蘭就是成功跨越障礙的例子,它利用零所得稅率,以及與歐盟會員國的租稅差異來吸引外國投資人,努力追上其他西歐國家。各國政府最後將會了解,加值稅是唯一讓本國產業與全球市場競爭的利器。因此,及早認清事實的政府,就能贏得優勢,反之,則會逐漸居下風。

 在二十世紀,各國政府都把自己比喻成經濟上的空中交通管制員,他們負責控制本國經濟的流量。不過,隨著全球化來臨,不論政府規模大小,這股力量正在消失中。目前的政府比較像機場建築師,因為他建構了吸引全球經濟活動光臨本國的交易平台。思考方向,則變成是否能修築一條足供本國公司在全球經濟中成功起降的好跑道?這座機場是否足以吸引外國公司降落?

 其實,每個國家都需要取得知識潮流的控制權來增進福祉,就像公司需要取得知識潮流控制權來增進利潤。所以,國家和公司雷同,都需要擁有國家級的知識長。試著想想萬中選一的決策吧。國家究竟要如何將研發經費用在刀口上?即使像美國這樣,擁有相當於數個國家一年國內生產毛額總數的三千億美元研究開發預算,也無法從事每個投資。

 因此,對大國而言,決定將錢投資在什麼地方相當重要。但對中小規模的國家而言,如果企圖將預算用在每項投資,這些錢肯定白白浪費,因為分散的金錢不足以成就任何事物。相反地,如果他們只專注在研發,由於策略缺乏效益,投資風險也相對變高。

 這和鑽探油井很類似。假設某人的資金只夠探勘一個油井,風險相對升高。換言之,就算他把這些錢用來開挖油井達一百公尺深,也無法保證能開採到石油。國家就像公司一樣,也需要技術策略。

 如果美國的知識長要研究近年來成功國家的例子,台灣和南韓將是最好的教材。這兩個國家之所以會成功,並不是他們創造出自由的市場。首先,他們試圖取得或利用能幫助他們在全球市場上競爭的科技。此外,台灣與南韓從未統一籌劃過本國的經濟,卻各自擁有一套國家科技經營策略,讓自己成為某一科技領域的佼佼者,並同時引領經濟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策略會因國與國之間歷史文化的不同而有差異。畢竟,相同的方法並不一定適合每個人。但南韓與台灣的相似之處是注重教育。經過長期投資,他們已從過去的民智未開,轉變成現在世界首屈一指的高教育水準國家之一。

 知識長應該做些什麼?

 假設某家公司正躊躇購買、出售或自行開發新的科技,類似的策略當然不能由該公司研究團隊的主管決定。這位科技主管的任務是,如果公司決定開發新科技後,他就必須負責以最有效益的方式量產新科技。至於提出當前社會與經濟體系最適合購買、出售或自行開發新科技的各種分析,則是公司知識長的任務。舉例來說,美國思科公司擬訂的策略是「購買」新科技。換句話說,思科本身不從事任何研究開發工作,但它卻很在行發掘及購買擁有創新科技的小公司。在一九九九年,它購併了十九家類似的小公司,而二○○○年,思科更購併了二十三家公司。對思科來講,該公司在二○○一年經濟不景氣前購併新科技公司計劃,稱得上是相當成功的策略。

 不過,堪稱二十世紀商業史最大宗的決策錯誤是什麼?這個錯誤如果要換算成市價,截至二○○○年三月為止,總值達五五九○億美元。答案是蘋果電腦創辦人喬布斯不出售蘋果電腦作業系統的決定。對史提夫來說,他設計的作業系統或許比微軟好,也有機會發展成像比爾蓋茲那樣擁有價值五八二○億美元的公司,而非現在僅值二三○億美元的蘋果電腦公司。事實上,這是一個賣掉公司的好機會。

 另外一個例子,是英特爾既不購買新科技也不出售新科技。它的策略是自行創造科技。對這家公司而言,這個策略也算非常成功。  

 知識長的另一任務是,清楚了解科技的趨勢,與注意潛在新競爭者的趁機崛起。例如,英特爾並不擔心某天會有人發明更好的電腦微處理器。要發生這種事幾乎不可能。因為英特爾的研究開發團隊不但領先群倫,而且也聘請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才。

 其實,就像拍立得被數位相機取代一樣,英特爾的微處理器正面臨了未來生物晶片電腦的威脅。換言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及各地科學家研發的分子電腦,將可能把該公司的微處理器打入冷宮。此時,知識長不但要緊盯新科技的演變,也得儘速聘請生物學家進駐英特爾實驗室。在科技上,這些專家絕對知道什麼是未來熱門或冷門的技術。當然,每個國家也應該知道。

 公司知識長的任務,就是清楚掌握公司何時步入成熟期、暫時退避的時機與何時該完全離開某項產業。不過,要認清這些現實遠比規劃公司未來的走向要困難得多。況且,擬訂相關的脫身策略也不是知識長的職責,它屬於執行長的工作範疇。至於知識長,他要負責的任務則是點出公司目前面臨的現實。

 話又說回來,公司要怎麼聘請優良的知識長呢?你可試著聘請那些具備科技知識、反應靈敏且年齡介於三十至四十歲的年輕人。當宣布他們就任知識長後,兩個月後,他們就該向你報告未來的計劃。

 台灣、南韓是好教材  

 因此,對大國而言,決定將錢投資在什麼地方相當重要。但對中小規模的國家而言,如果企圖將預算用在每項投資,這些錢肯定白白浪費,因為分散的金錢不足以成就任何事物。相反地,如果他們只專注在研發,由於策略缺乏效益,投資風險也相對變高。

 這和鑽探油井很類似。假設某人的資金只夠探勘一個油井,風險相對升高。換言之,就算他把這些錢用來開挖油井達一百公尺深,也無法保證能開採到石油。國家就像公司一樣,也需要技術策略。

 如果美國的知識長要研究近年來成功國家的例子,台灣和南韓將是最好的教材。這兩個國家之所以會成功,並不是他們創造出自由的市場。首先,他們試圖取得或利用能幫助他們在全球市場上競爭的科技。此外,台灣與南韓從未統一籌劃過本國的經濟,卻各自擁有一套國家科技經營策略,讓自己成為某一科技領域的佼佼者,並同時引領經濟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策略會因國與國之間歷史文化的不同而有差異。畢竟,相同的方法並不一定適合每個人。但南韓與台灣的相似之處是注重教育。經過長期投資,他們已從過去的民智未開,轉變成現在世界首屈一指的高教育水準國家之一。

 知識長應該做些什麼?

 假設某家公司正躊躇購買、出售或自行開發新的科技,類似的策略當然不能由該公司研究團隊的主管決定。這位科技主管的任務是,如果公司決定開發新科技後,他就必須負責以最有效益的方式量產新科技。至於提出當前社會與經濟體系最適合購買、出售或自行開發新科技的各種分析,則是公司知識長的任務。舉例來說,美國思科公司擬訂的策略是「購買」新科技。換句話說,思科本身不從事任何研究開發工作,但它卻很在行發掘及購買擁有創新科技的小公司。在一九九九年,它購併了十九家類似的小公司,而二○○○年,思科更購併了二十三家公司。對思科來講,該公司在二○○一年經濟不景氣前購併新科技公司計劃,稱得上是相當成功的策略。

 不過,堪稱二十世紀商業史最大宗的決策錯誤是什麼?這個錯誤如果要換算成市價,截至二○○○年三月為止,總值達五五九○億美元。答案是蘋果電腦創辦人喬布斯不出售蘋果電腦作業系統的決定。對史提夫來說,他設計的作業系統或許比微軟好,也有機會發展成像比爾蓋茲那樣擁有價值五八二○億美元的公司,而非現在僅值二三○億美元的蘋果電腦公司。事實上,這是一個賣掉公司的好機會。

 另外一個例子,是英特爾既不購買新科技也不出售新科技。它的策略是自行創造科技。對這家公司而言,這個策略也算非常成功。  

 知識長的另一任務是,清楚了解科技的趨勢,與注意潛在新競爭者的趁機崛起。例如,英特爾並不擔心某天會有人發明更好的電腦微處理器。要發生這種事幾乎不可能。因為英特爾的研究開發團隊不但領先群倫,而且也聘請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才。

 其實,就像拍立得被數位相機取代一樣,英特爾的微處理器正面臨了未來生物晶片電腦的威脅。換言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及各地科學家研發的分子電腦,將可能把該公司的微處理器打入冷宮。此時,知識長不但要緊盯新科技的演變,也得儘速聘請生物學家進駐英特爾實驗室。在科技上,這些專家絕對知道什麼是未來熱門或冷門的技術。當然,每個國家也應該知道。

 公司知識長的任務,就是清楚掌握公司何時步入成熟期、暫時退避的時機與何時該完全離開某項產業。不過,要認清這些現實遠比規劃公司未來的走向要困難得多。況且,擬訂相關的脫身策略也不是知識長的職責,它屬於執行長的工作範疇。至於知識長,他要負責的任務則是點出公司目前面臨的現實。

 話又說回來,公司要怎麼聘請優良的知識長呢?你可試著聘請那些具備科技知識、反應靈敏且年齡介於三十至四十歲的年輕人。當宣布他們就任知識長後,兩個月後,他們就該向你報告未來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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