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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李岚清副总理的一封信
微软前副总裁李开复          于 August 17, 2005 at 20: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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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于新华网论坛.

李开复
2001年10月

我在2001年做完“对话”节目后,感触极深,决定写一封信给李岚清副总理。这封信大致如下(其中六点我后来曾作补充)。 这件事在凌志军的《成长》一书有生动的描述。如果你想知道“后来怎么了”或“李总理怎么回答”,请看《成长》。 - 李开复

尊敬的李岚清副总理:

开复在华工作期间,久闻岚清总理对中国高科技的期望和激励。虽然微软公司去年将开复调回美国总部,但是身为炎黄子孙,总是希望中国能成为科技强国,希望更多中国人能把握最新的技术。

今年回国时,欣闻岚清总理对我的文章有正面的评价。因此,我决定写一封信,将我对中国高科技的基本问题所在,直接提给总理。这封信,纯属私人身份,不代表微软公司的意见。

在中国工作两年,总听到人们在讨论,中国的创业环境、中关村的条件、中国的民族软件企业、中国的创投环境、中国与印度的差别、大学该不该办企业等。对这些问题,我曾将一些看法写成文章发表。但是,我总是认为这些问题只是表面的问题。真正彻底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的教育。中国若希望成为科技强国,中国的下一代一定要赶上外国。而若想有一批出色的下一代,中国一定要有一流的教育体系。

在中国工作两年,我曾做过上百次的演讲,有数万学生参与。让我最感动的是中国学生的求知欲,就像一块块海绵,渴望把知识的海洋吸尽。但是,让我最痛心的是中国教育的不足,导致这些学生无法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知识。中国的学生无比聪明,但是有些学生以为他们知道很多,但是他们吸取的都是过时的知识。更有些学生完全的迷失方向,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知道什么、该知道什么、该学习什么。

我认为,中国教育的问题,有下列六点:

第一,大学师资的不足

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中国大学的问题,就出在没有大师。

在美国,大学教授是一个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职业。大学教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良好的待遇,良好的待遇造成师资质量上升,师资质量上升带来学生对老师的崇拜,学生的崇拜又造成老师社会地位提升,高的社会地位造成待遇继续提高。这就是美国大学师资的良性循环。

在美国的一流学校,老师的知识绝对比学生丰富,而且越年长的老师知识越丰富。老师不但教学生新的知识,而且能够启发学生创新。老师拥有学生的信任,老师是学生所仰慕的。在美国,一流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职位,有上千名青年博士申请。而一半的助理教授将被大学的“终身职”(tenure)制度淘汰掉,只留下最优秀的,成为“副教授”。

中国大学的师资与美国的师资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例如在中国计算机领域,只有非常少数的教授或研究员有能力在美国名校拿到教授职称的。中国改革开放后师资虽有进步,但是中国大学教授的薪资,即便在像计算机这样的热门行业,也远远落后于业界。在出国潮和企业高薪的诱惑之下,大学新教师的质量每况愈下。

我在中国去过的每一所大学,校领导都向我抱怨:留不住人。最好、较好、甚至中等的学生毕业后,出国的出国,就业的就业,都不愿意留校任教。待遇不好造成师资不足,师资不足造成学生不满,学生不满造成老师社会地位降低,低的社会地位造成待遇更上不来。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国师资的恶性循环。

中国必须大幅度的提升大学教师的资格、待遇、形象,只有这样才能挽回大学师资下降的趋势。

第二,科研的不足

科研在世界大学排名中比较学还重要,因为自从德国柏林大学领头的改革之后,世界一流的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要有一流的研究才能吸引一流的老师、学生,才能拿到最多的经费。

中国的大学师资固然落后于美国,中国大学的研究水平更远远地落后国外。绝大多数的中国的计算机研究项目在美国都无法拿到经费。最近,国内有人统计了 1999~2001年世界3所一流大学与中国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6所一流大学在《自然》和《科学》两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结果是6所中国一流大学论文数总和只有20篇,还不及哈佛大学一所大学的零头(399篇);同处亚洲的东京大学,同期也有131篇。

在中国大多数的研究都是远远落后国外的,申请项目是为了得到额外的报酬,做的研究工作没有意义,参与的学生没有得到启发,发表文章是为了“凑足数量”、“达到指标”。有些学校自称论文数目很多,但是仔细一看,都是一些学术水平很低的会议和期刊。

中国的科研制度允许带头教授“分成”的制度,造成了个人利益、人际关系成为获取经费的重要理由。在美国,科研项目是匿名的同行评估,非常的公正和客观。在中国,拿项目主要不是看内容,而是看人的职称或关系;申请项目可以为项目负责人得到额外的报酬(“分成”)。这可能导致做的研究工作目标不正确,参与的资浅教授感觉不公,参与的学生没有得到启发,发表文章是为了“达到指标”。而在这样的制度下,成果当然也是有限的。

第三,管理的不足

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管理体制的缺陷,从薪水体系到等级制度,从提升机制到终身制的缺乏,从雇佣师资到校长聘用,从科研资助到校办企业,这些都需要改革。

中国大学体制最急需改革的地方是薪水体系。中国大学教授的平均年薪是35,000元,不到美国教授平均水平的10%。低报酬不仅影响师资的质量,还有更深远的影响。为提高师资的收入,一些大学创办自己的企业。大学教授要帮这些企业创收,而不是专心授课。也有很多教授拿了很多“横向”项目(为企业打工)。无论是校办企业或是横向项目,学生永远是被牺牲者,被作为廉价甚至无偿的劳动力。而最讽刺的是在热门的科系,这些能力不足、原本薪资过低的教授却由这些横向项目致富。

那为什么不向中国的众多企业学习,靠“海归”呢?其实,过去20余年出国的留学生,许多已成为国外大学的教授正迈入他们事业的巅峰,而每年也有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名校拿到博士。这些中国教授、博士都愿意回到中国,也肯考虑降薪,但是他们不愿意降薪90%,不愿意放弃子女的美国教育,不愿意在没有能力的人下面做事,不愿意接受中国“关系式”的科研经费申请过程。

除了薪水体系,另外的一个管理问题是选聘。大学校长往往是由一个不懂教育的小组闭门选出的,而且并不考虑管理的能力。大学教授的聘用也有同样的问题。大学教授往往是同校毕业的,并不考虑帮助毕业生拓宽视野。资深教授虽然往往技术上已经落伍,但是仍然占着有限的博导、系主任、院长、副院长位子,掌握着经费、招聘的权利。学校没有权力高薪破例雇用一流的国外教授。很多有能力的应届毕业生,也是不服在这些领导下工作,帮他们挣钱,所以不愿意留在学校。

最后的一个管理问题是晋升和评估制度。大学对师资没有良好的晋升制度。这使得较好的老师总是往行政方面发展,或是有潜力的老师很年轻就带一个大队伍,失去了亲自动手的能力。教授的职称基本上一律是“终身职”,没有严格的评估制度,也没有国外使用的同行评议(peer review)制度。

这些从科举时代延传下来的习惯造成中国很多所谓的“专家”、“院士”名不副实,能力甚至不如刚毕业的学生。另外,中国大学有过时的“博导”系统。只有“博导”才能够带博士生。实际上,在中国的大学,大部分的研究工作都是博士生所作的。有了“博导”系统,大权就都操在这些过时的教授手里。年轻教师对这“博导”系统感觉无奈,而国外的博士为了避免这“博导”系统,宁愿留在国外,虽然是他乡,但是一个助理教授也有自由、权力带他自己的博士生。

常言道:“一流的人雇用一流的人,二流的人雇用三流的人。”若要让中国大学里充满着一流的人,那么首先要有一批一流的领导人才,用一套新的管理机制,才能让中国大学里充满了一流的人才。中国的大学应该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以最好的待遇和体制,鼓励最好的老师专心做他们最拿手的分内工作 - 教导下一代。

第四,应试风气扼杀学生创造性

中国的教育体系过于强调背诵记忆、应付考试。应试造成学生每天拼命地读书,把成绩当做唯一的人生目标,这样的教育模式与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和成功是背道而驰的。应试教育要求学生循规蹈矩地重复旧的知识,不允许有创新的想法。因为学生“只背不懂”,这就扼杀了大部分学生的创造力,把优秀的学生训练成了没有创新、理解,没有个人意识的考试机器。

美国的教育也不是没有考试和背诵,但是背诵的大部分是可用来再创造新知识的工具(例如A+B= B+A),借以锻炼学生自己的推理能力。美国教育更注重的是学“为什么” (为什么三角形的面积是底乘高除以二?为什么二分之一是零点五?)虽然美国学生的九九乘法表没有中国学生背的熟,但是他们更能够举一反三,更能够分析问题,更能够创新。

杨振宁先生曾说,中国的教育适合一般的人,美国的教育适合一流的人才。中国应该学习美国教育成功的地方,综合中美教育的优点,用最适合中国的方式,教育所有的人才。

第五,被动和浮躁的学风

中国的学生大都是被动的,因为在家中、中小学总是有家长、老师告诉学生该怎么做。主动地把握学习和知识才是中国未来主人翁该做的。有学生曾经问我,读大学四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对他说,不要以为读大学只是为了学习知识,因为知识每天都在改变。大学四年学习的应该是“如何学习”,这才是不变的。学生若能举一反三,大学毕业后即可随时学习新的技术。中国往往有大学生毕业过几年就“赶不上”技术的感觉。这就是因为他们在读书是没有学习如何学习,而在毕业后又没有注重终身学习。

除了被动之外,中国的学生过去以有毅力和良好的基础知名。但是,最近几年,同学们见到成功的例子(丁磊、杨志远等),也迫切地渴望成功。这渐渐形成了一种浮躁的风气,讲究速成。对学习,同学们没有打好一辈子的基础,造成了将来成就的阻碍。对事业,同学们不择手段的争取机会出国,忽略了他们的道德观。对创业,同学们缺乏了持久性的考虑,只梦想侥幸发财。中国学生一贯的良好特色是他们的毅力和良好的基础。而今天的浮躁风气,甚至有可能连这个特色也拱手让人。

第六,个人主义影响学生全面发展

以考试为中心导致个人竞争,破坏团队合作。如果现在我们从清华和麻省理工各选出10个最好的学生进行软件编程比赛,假设是个人比赛,可能难分上下;但是,如果你要求两校的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那么清华肯定大败。

例如在成功的企业,最重视的是团队的合作。一个队伍成功了,才代表个人成功了。个人的目标(和对个人的奖赏)是由团队的目标来定的。因此,美国学校的教育更注重团队精神、表达能力、同理心(所谓“情商”)。软件的课程都有很大的分量是由学生组成团队来完成的。美国的名校注重课外活动、表达能力,不公布名次。但是中国的教育更注重个人主义、名次、竞争。竞争本身不是坏事,但是中国的教育鼓励“零和(zero sum)”的竞争,你赢就是我输:

对学习,学生没有打好一辈子的基础,只靠死记硬背来争取名次,造成了对将来成就事业的阻碍;

对事业,学生不择手段地争取机会出国,不愿意彼此帮助,甚至会搞破坏,忽略了他们的道德观;

对创业,学生缺乏持久性的考虑,只梦想侥幸发财。

学校内的竞争,应该是鼓励学生去不断地超越自我,而不是单纯的去打败他人。并且在读书时,老师应奖励与他人合作,帮助别人成功,建立良好的团队精神。但在中国的大学,老师本身也欠缺团队精神,所以学校必须对老师也有同样的培养,他们才能以身作则。

见到这么多问题和这么多有潜力但是没有希望的学生,我曾有过冲动,考虑改行成为教授,更直接地去帮助学生。我也曾写过一篇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给中国学生的一封信”,随信附上。

但是,一个教授只能够改变数百学生,一篇成功的文章只能够影响数千学生,而中国需要改变未来数亿学生的命运。只有经过教育的彻底改革才能够给他们成才的机会,给中国成为科技强国的机会。

希望这封信,对岚清总理有所帮助.若有需要开复帮助的地方,只要是能帮助中国的下一代的事情,开复义不容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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