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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杨澜作客《艺术人生》 共同袒露主持人历程
          于 March 07, 2005 at 22: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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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朱军采访这两个人的时候,不知道他心中是否也有一丝紧张?因为要采访这两个人是需要足够的准备、足够的功力和足够的勇气。他们是白岩松和杨澜,中国现任主持人最顶尖的两位。在现场的白岩松还是和电视中的他一样,依然有些忧心忡忡。说到自己夫人的时候,他透露感谢夫人的方法,就是每天晚上尽量都回家吃饭。而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幸福的家庭的杨澜却表示,如果节目收视率不高,是因为自己做得还不够好。
说“主持人”
白岩松:就是靠说话来挣工资的人
杨澜:讲故事的人
主持人:见到你们二位,我想,首先应该问一个多多少少深刻一点的话题。用一句话来形容主持人这个行业,谁先来?
杨澜:这个好像涵盖着很大的一个方面,主持人这个行业,岩松你先来吧。(大笑)
白岩松:所以主持人跟主持人之间做节目是最困难的。你不知道她何时会把话头给你甩出来。朱军,我不知道杨澜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我一进来的时候,马上看“艺术人生”这四个字,我一直在琢磨,咱们走进“艺术人生”合适吗?
杨澜:就是说,我们跟艺术有关系吗?
白岩松:所以“艺术”两个字不敢,可能是跟后两个字有关,其实他那个问题太大了,那要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在传媒当中,在电视传媒当中有一个行当的分工是要靠出头露面、说话来挣工资的这个行当就叫主持人。
杨澜:我是觉得主持人这份工作很有意思,他们就是在讲故事。有一次我要出差,我儿子就问我,妈妈你为什么要出差,我说我热爱自己的工作呀,他说你的工作为什么有意思呢,我说你妈妈一个人做节目,有很多的人能看啊,后来我儿子就说,有人看就有意思吗。我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很对,我们做这份工作,不是因为有很多人要来看。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喜不喜欢听妈妈讲故事,他说喜欢,我说妈妈的工作就是讲故事,把这个故事讲得好听,大家都爱听,这就是妈妈在做的事。
主持人:看来大家对主持人这个行业的理解都不同,我觉得主持人这个行业是属于那种在一个栏目负责露脸、负责领奖、同时也负责挨骂的就是主持人。
说“入行”
白岩松:进电视台为了挣钱
杨澜:观众来信让我不知道该不该笑
主持人:每一个人在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心路上经历过一些坎坷或者叫选择,二位在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或者在进入这个职业的时候,你们觉得在心理上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
白岩松:我让前辈先讲。
杨澜:你不要老显得这么年轻好不好。我跟岩松是同一年的,你还比我早一年大学毕业。
白岩松:但是从做主持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她是前辈,我是看她的节目长大的。
杨澜:他老是让我感到很难过,最重要的,我想就是说,你要平衡一个你自己到底是谁以及别人对你怎么看。我记得第一个月开始在中央电视台上班,做《正大综艺》的时候,收到很多来信,然后翻开就有一半都是在骂我的。这一半里面呢,也有一小半是说,杨澜你为什么要这么大声地笑,可能那个时候屏幕上只能微笑,不能大笑,你笑得太大了,失去了我们东方女性应该有的文雅。然后另外一个观众说,你为什么笑得不够,使得节目看上去还不够活泼,我就真的不知道该听谁的意见。最后我想可能最安全的办法,还是做自己,所以我还是做回自己,该笑的时候就笑。
白岩松:我做主持人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完全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当时我在电台,崔永元老哥当时可能看我太闲了,然后他就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电视台正攒一节目呢,缺一策划,然后我就想,当时工资明显不够用,他这说法激活了我,可以兼职,我说没问题,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到那儿给主持人当策划。
杨澜:然后你就觉得他们都不如你,把他们的饭碗给抢了。
白岩松:没有。《东方时空》开播前几天的时候,突然我们的制片人给我订了一张去山东的火车票,我完全蒙了。原来他让我去山东采访《东方之子》,那是后来《东方之子》第一期节目。当时我还说,我该怎么看摄像机呀,人家说你管这些干吗,你过去在报纸不是采访过吗,你采访你的,电视找你,不是你找电视,这么着就做了,这是第二阶段,就是我由策划变成主持人。但是我真正说在心里头成为主持人是在1995年了,那时候才会去琢磨,我是主持人了,因为我屡次照过镜子,在过去照镜子的习惯当中,从来不会把镜子里的人跟主持人这个行当连在一起。

说“变化”
白岩松:以后想专心致志地做主持
杨澜:十几年过去了变老了
主持人:前一段时间,白岩松辞去了三个栏目的制片人的职务,为什么要辞掉,就是要专心致志地来做主持人。看来你已经被自己完全地认定为主持人,你才可以辞去身边所有的工作?
白岩松:我比12年前长得好看了。(掌声)
主持人:我倒是想问,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比12年前长得好看了?
白岩松:两个因素,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12年前,那时候营养缺乏,我110多斤,现在我160多斤,我体型的变化,证明中国改革是富有成效的,这是物质的。还有一个精神的,我的一个同行叫刘爽,原来做《东方之子》的主持人,他的四个字给我的印象很深,相由心生。他说,人的相貌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夫妻之间待长了就有夫妻相。然后他说,人慢慢接触了什么,你在做什么行当,后来相由心生,你的脸也改变了,我觉得我没有过去长得那么尖锐了。
杨澜:但是人不说吗,一看白岩松事情就大了,一看崔永元就没事了。
白岩松:所以观众专门看他不就完了吗。
杨澜:就是,我现在就来回看呢,觉得这个世界让我感到很困惑。
主持人:你也别老说别人,咱们说说你,杨澜在我的印象当中,这十几二十年基本没变。
杨澜:您太客气了。
主持人:基本没变。
杨澜:您那集《艺术人生》播完了,好多人一打电话就说,杨澜我发现你是老了,我说你这不说的废话吗,哪有十几年过去不老的。
说“行业”
白岩松:我满意十年后的自己
杨澜:主持人和他的节目分不开
主持人:咱们干主持人都干这么多年了,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进入这个行业。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这个行业,做了这么多年之后,我特别想知道,什么样的主持人才是最好的主持人?
杨澜:我觉得一个主持人他是不能够和他主持的那个节目分开的,就像朱军和《艺术人生》已经完全捆在一起,长在一起,分不开了,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好的主持人。过去有一段时间,觉得一个主持人是无所不能的,他既可以做新闻节目,也可以做娱乐节目,也可以做少儿节目,甚至可以做体育播报。我觉得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其实也就说明现在的主持人越来越专业化了,业务的水准也越来越高了。我觉得一个好的主持人是和他的节目能够生长在一起的主持人。
主持人:这好像又在批评我,我刚主持完200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杨澜:不是,那基本上是同类节目,你要是哪天去播《东方之子》了,我可能怀疑一下。
主持人:怀疑一下,岩松呢?
白岩松:我曾经说过一句话,经常被人误解成说白岩松特别狂,他问我,你认为最好的主持人是什么样,我说希望是十年后的自己。十年前我就这么说,但是我发现没实现,所以我现在还得这么说,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真是觉得,就是说你不会对现在很满意。
杨澜:也许你永远都不会满意。
白岩松:永远都不会满意,也许十年后你还会说,我喜欢十年后的自己。
杨澜:他们都喜欢十年前的自己。很多人会喜欢十年前的自己,白岩松比较怪,他喜欢自己变得老一点。我给你染点白头发吧,现在特时髦。
白岩松:你看看,现在根本不用染。有一天假如有机会,可能我们都很难有这个机会。假如有机会像球星挂靴一样,也有一个告别赛的话,最好的主持人就是在告别赛的时候,自己去意已决,而别人恋恋不舍,我觉得那是最好的主持人。
杨澜:这还有点意思。(掌声)那就是说,最不好的主持人就是自己没恋恋不舍,而别人去意已决(大笑)。
白岩松:我估计,现在我就是这样的。
杨澜:不要太没有志气,没完成,再熬十年。
说“当上主持人的好处”
白岩松:我妈跟我特近
杨澜:出租司机不认得真人
主持人:二位第一次被别人认出来的时候是什么心情,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白岩松:我好像是在一个机场被人认出来了,但是对方只知道这个人似乎见过。
杨澜:他管你叫崔永元。
白岩松:没有,那时候人家小崔在背后当策划,管着主持人呢。他既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也记不住什么栏目的名字。就盯着我半天,我印象特别深,看半天,你就知道他不是怀疑身份证不对,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杨澜:我第一次特别有意思,我平时不化妆还跟屏幕上有很大差别的,一般人都说比屏幕上好看。我有一次坐出租车时,就跟司机那儿乱贫,也不知道说什么,说了半天,等到下车了结账的时候,出租司机说,我听你这声呀,特别像中央电视台那个杨澜,你要长得像她多好啊。
白岩松:我这儿有一个真实的心态,有文字为证,我最早被人采访的时候,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我一辈子都会记着,因为它记录了我当时最真实的心情,标题叫《妈妈在远方看着我》。当时非常真实的想法是,原来我在北京,我妈永远不会知道我在干什么,做主持人后没有距离感了,因为她可以在电视上就看到你。
杨澜:管你的事就多了。
白岩松:她观察真的很细,最近你胖了,最近你瘦了,都很清楚。但是当时是我真实的心情,我说在电视上露脸,最大的好处是,我就觉得我妈跟我特近,她在看着我,是真的。

说“压力”
白岩松:直播香港回归紧张得每天喝酒
杨澜:差点被《正大综艺》换下来
主持人:二位觉得压力最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杨澜:压力最大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在美国留学期间吧,我那个时候,希望我自己能够从一个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向偏新闻类的,这种做采访节目来转变,当时的压力就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又想转又不坚决,那种左右摇摆的过程。
白岩松:我是有两个很具体的压力,一个是有节目做的时候的压力,一个是没节目做的时候的压力,我最大的一次恐惧,用“压力”形容都不够,就是恐惧。1997年香港回归,那是中央台第一次做新闻事件的大型直播,我正好负责的是驻港部队从深圳进入香港那部分,整个直播怕自己说错了,可是偏偏每次演练的时候,一张嘴就是,各位观众朋友,现在部队已经到罗马州口岸,嗡一下子。
白岩松:非常恐惧,然后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印象非常深,12点钟的时候,跟我的一些朋友去喝酒,为什么呢,喝完酒才会睡一会儿觉。
杨澜:麻醉自己。
白岩松:对,那段日子我永远忘不了,那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以致于当我直播第一段做完之后,没出错,兴奋得一塌糊涂,下午的时候,发现手机丢了。当时的联络完全靠手机,手机丢了之后,别人后来支援了我一个,这是第一次恐惧。第二次恐惧是没节目做的时候。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做回来之后,我就从《东方时空》出来了,我当时要创办的新栏目叫《子夜》,我以为顶多三个月就可以创办成,那时想转变一下,但长达一年的时间,这个节目没能出台。那段压力,不是因为没工作而有压力,而是你突然不知道未来在哪里,过去已经被你结束了,但是新的,你以为很快可以到来,却迟迟没有到来。
杨澜: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主持的早期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岩松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其实我差点被《正大综艺》换下来。很多人不知道,真的。我在《正大综艺》做的第一年是跟姜昆老师搭档的,那时候姜老师提出不做了,制片人当时有一种想法是把我换掉,我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这三个月的时间,我有另外一个搭档,戴老师,是二外的一个教授。说你就这三个月的时间,你来看看,你能不能做得好,如果这三个月你能做得好,你还有机会。我那时候觉得特别特别委屈,我觉得我多努力地在做呀。其实单纯做一个主持人,你的命运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坚持基本上所有的稿子都自己写,我觉得我起码要掌握一部分我在说什么,我想说什么,我要表达什么,那段时间压力非常大。
说“理想”
白岩松:全世界分享中国主持人的成长经验
杨澜:节目能有好收视率
主持人:二位作为主持人,就这个行业来讲,你们的2005年的理想是什么?
白岩松:没想到我又来了个新的本命年,因为我做主持人是1993年开始的,那年是鸡年,今年是《东方时空》开播12年。我觉得理想就是向前看吧,理想就是,有一天,我们可以和全世界分享,像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一样分享中国主持人的成长经验。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已经多大岁数了,估计我就是一个观众。
杨澜:别担心,他老是想着自己十年之后的样子,所以你一直有盼头,慢慢盼着吧。我的感觉是,做的时间越长,越觉得每一期节目都不容易,收视率在那儿压着,每个星期都给你报过来,低了一个点,低了零点几个点,你心里都觉得忐忑不安,所以我觉得2005年把每一期节目都做好,我是相信好的节目和有娱乐性的节目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希望能够有很好的收视率,同时让观众觉得这期节目还有点意思,还有点帮助,我觉得就很满意。
主持人:说到收视率,我想,我们还是顺着这个话题再往下走,你们怎么看收视率?
杨澜:很重要呀。
白岩松:对,收视率就是你顶头上司时常要勒你的那根绳,他拿什么勒,就拿这个勒,因为我们没法勒别人,我们都属于被勒的。当你拿出一万条道理你都觉得很站得住脚的时候,人家把这个一拿来,你立即没道理了,就是这个,我就觉得那是根紧箍咒。
杨澜:全世界的电视从业者,都有这个紧箍咒,那没办法,在同样的紧箍咒下,还是有人做出了好节目,这个是没法改变的一个东西。当然收视率这个东西,也不要把它绝对化,是不是能够有一些更专业的分析,不要绝对的收视率,而有一个相对的收视率。比如说,能够给我们一个更加具体的图片,我这个节目的一个典型的观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的收入是什么样,他多大年龄,他的学历等等,我觉得这样能够给我们的帮助更大一点,如果是一个纯粹的收视率的话,谁能跟电视剧去比呢?
白岩松:有时候,收视率特高就一定是好节目吗?我这话没有说其他栏目的意思,我就举例。
杨澜:一听就嫉妒。
白岩松:不是,体育频道里头,曾经创造了一个收视率,高过了新闻联播,我们可以把那场足球比赛当成一个节目,创这个最高收视率的,达到百分之二十多收视率的时候是世界杯上,中国对巴西,你能说那是一个好节目吗?
杨澜:当然是个好节目了。
白岩松:0比4输得很惨,如果要是进一个球呢,节目还不错。开个玩笑。但是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节目,比如我会看十套的一些节目,历史地理频道等等一些东西,它也许收视率不是特别高,但是你要在心里头敬一个很尊重的礼。

说“收视率”
白岩松:很困惑
杨澜:那只是我们还不够好
主持人:你们会因为收视率这根绳改变你心里固有的东西吗?比如说你的理想。
白岩松:这也是我很困惑的问题,两对矛盾,一对矛盾是商业跟新闻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还有收视率跟良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其实我觉得我的答案不清晰。
主持人:杨澜清晰吗?
杨澜:我总觉得这两个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其实我们真正在做的不是一个节目,我们在争取的也不是某一个观众,我们还是在做指向人心共同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岩松做的一些节目,是伸张社会的正义,我觉得这个是直指人心的,我愿意做一些比较有真情实感的,只有这种心里的东西,它是能够跟观众,好像搭扣那样勾在一起的,而这种心里的东西,一定是很棒的。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平衡好收视和我们要做一个好节目的话,那只是因为我们的功底还不够,而不是其他。
主持人:你不会是在这儿这么说吧。
杨澜: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也许我们真的还不够好。你比如说《美国60分钟》这个节目吧,它开播了30多年以来,有23年都是全美收视前十名,它创造的利润是21亿美元,它的每一个主播,每年的年薪都是100万美元以上,说明他们所得到的利润足以付给他们这样高的工资,然而你不能不说,它也是代表了西方专业记者的一种,相对来说是最高的一种职业水准,他们做过很多,甚至影响了历史的重大节目,为什么能够同时实现,我觉得我们可以研究研究。
说“感谢”
白岩松:感谢夫人的方法——每天晚上都回家吃饭
杨澜:做节目想找出一些人心所共有的东西
主持人:对爱你们的观众,说几句你们想说的话。
白岩松:我说谢谢的频率不是很高,包括我爱人,她可能也会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你从来没送过一束玫瑰花,这可能是我的一种方式,我没有送过一束玫瑰花,但我每天晚上都争取回家吃饭。
主持人:而且把工资都交给老婆是吗?
白岩松:对对,那是我的玫瑰花。那面对观众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可能说谢谢的时候很少,但是我相信在做每一次节目的时候,就是说谢谢的机会。
杨澜:岩松回答得很好。我想在这儿说很小的一段故事,也是为什么我一直热爱我在做的这个职业的一个原因。我有一次去采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奇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他告诉我,他10岁的时候,是从最贫穷的河南农村离开家,他不识字的母亲一定坚持自己的儿子要去接受教育,所以给他弄了家里惟一的口粮——馒头,把他送上了火车。他当时不愿意走,他妈妈就说,别急孩子,等秋收的时候,你就可以回来了,后来由于战乱,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在后来的饥荒中饿死了。我记得我当时问了一个问题,我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浅薄。我问他,如果当时你妈妈没有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奇会怎么样。他说你知道吗,我宁可不得诺贝尔奖。如果我留在家里朴朴实实做一个农民的话,我的父母大概不会饿死。我当时心灵真的受到一种震撼,我们以为在寻求那些成功者的故事,那些成功当然很伟大,但是那些成功的故事跟我们内心一些真实的情感比起来,根本就不值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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