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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都市资讯]

电视纪录片《根在五邑》

作者:综合报道          录入于 November 15, 2010 at 19: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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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南方的珠江三角洲,江门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其所辖的新会(区)、台山(市)、开平(市)、恩平(市)和鹤山(市),由于历史及风俗的原因,习惯上称为“五邑”,是著名的侨乡,在海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江门市现有人口395万,旅居海外的乡亲多达370多万,分布在世界10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北美大陆是五邑华侨较为集中的地区,历史上曾一度占北美华侨华人总人数的70%到80%。至今,五邑方言仍然是当地华人社会普遍流行的语言。
  江门五邑华侨史是一部壮阔的历史。五邑华侨是修筑横贯北美大陆太平洋铁路的主力,为开发北美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将家乡的水果品种带到美国,培育出家喻户晓的“金山橙”。在澳洲,五邑籍的华侨领袖推动中澳贸易,传播中华文化,被收入了《澳洲百科全书》。在南洋,五邑华侨中涌现出了“橡胶大王”等杰出人物。
  五邑华侨对辛亥革命的鼎力支持,使孙中山先生发出了“华侨为革命之母”的由衷感慨。抗日战争中,五邑华侨为祖国的捐款多达数千万美元,23位五邑籍华侨飞行员血染长空。
  上个世纪初,江门五邑的社会变迁深受欧风美雨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侨之乡。五邑侨胞在家乡修筑了中国最长的侨办铁路,捐建了众多的新式学校和图书馆,别具特色的侨村和集市纷纷建起,数千座中西合璧的碉楼遍布城乡。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五邑侨胞以更大的爱国热情投身祖国和家乡的现代化建设。
  血浓于水,桑梓情深;功勋卓著,彪炳后人。江门五邑侨胞的杰出贡献,在五邑大地矗起了一座巍峨的历史丰碑。

第一集:金山梦(视频)

  在中国南方的珠江三角洲,江门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其所辖的新会(区)、台山(市)、开平(市)、恩平(市)和鹤山(市),由于历史及风俗的原因,习惯上称为“五邑”,是著名的侨乡,在海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江门市现有人口395万,旅居海外的乡亲多达370多万,分布在世界10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北美大陆是五邑华侨较为集中的地区,历史上曾一度占北美华侨华人总人数的70%到80%。至今,五邑方言仍然是当地华人社会普遍流行的语言。

  江门五邑华侨史是一部壮阔的历史。五邑华侨是修筑横贯北美大陆太平洋铁路的主力,为开发北美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将家乡的水果品种带到美国,培育出家喻户晓的“金山橙”。在澳洲,五邑籍的华侨领袖推动中澳贸易,传播中华文化,被收入了《澳洲百科全书》。在南洋,五邑华侨中涌现出了“橡胶大王”等杰出人物。

  五邑华侨对辛亥革命的鼎力支持,使孙中山先生发出了“华侨为革命之母”的由衷感慨。抗日战争中,五邑华侨为祖国的捐款多达数千万美元,23位五邑籍华侨飞行员血染长空。

  上个世纪初,江门五邑的社会变迁深受欧风美雨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侨之乡。五邑侨胞在家乡修筑了中国最长的侨办铁路,捐建了众多的新式学校和图书馆,别具特色的侨村和集市纷纷建起,数千座中西合璧的碉楼遍布城乡。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五邑侨胞以更大的爱国热情投身祖国和家乡的现代化建设。

  血浓于水,桑梓情深;功勋卓著,彪炳后人。江门五邑侨胞的杰出贡献,在五邑大地矗起了一座巍峨的历史丰碑。

  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东南沿海的移民潮也随之掀起,五邑先民纷纷飘洋过海,他乡寻梦。与东南沿海其他地方的移民主要到东南亚不同,五邑的先侨有超过60%的人去了更为遥远的美洲;其中绝大部分,去了当时被称为“金山”的美国和加拿大。

  早在唐宋时期,江门五邑便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那时五邑沿海已有商人到南洋经商,其中部分人留居当地,成为五邑最早的海外移民。

  新会崖门,700多年前的宋元两军决战在这里进行,这场决战以宋帝投海、宋朝灭亡而告终,当时引发了沿岸百姓纷纷逃亡海外。

  清朝初年实行的“海禁”和“迁界”政策,使大批沿海居民流离失所,冒死出洋谋生的五邑人不计其数。

  鸦片战争后,大清帝国进一步走向衰败。外强入侵,内乱连年,民不聊生。

  胡垣坤(美国华人历史学会原会长):“That’s why people, especially from the province of Guangdong started to migrate all over the world.”(所以,国内的老百姓,特别是来自广东的老百姓开始移民世界各地。)

  澳门一度是贩运“猪仔华工”出洋的中转站,福隆新街一带是当年“猪仔馆”集中的地方。当年沿海一带很多穷苦农民,被骗被掳,以“卖猪仔”的方式被贩卖到东南亚和南美洲,命运悲惨。

  这是开平籍华侨画家司徒乔创作的《三个老华工》。三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年轻时被“卖猪仔”,去了美洲的一个孤岛。他们失去了自由,终生辛劳,却落得身无分文。最后还是由当地侨团出钱为他们买了船票,才得以返回故乡。在回国的船上,司徒乔为他们画下了这幅著名速写。

  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此后20年间,美国和加拿大西部陆续发现新的矿区。当时人们把美、加两国统称为“金山”。

  来自大洋彼岸的消息充满了诱惑,引起了五邑穷苦人家的向往。

  这种三枝桅帆船,俗称“大眼鸡”,早期的华工要乘坐这种木船在太平洋的风浪中漂流几个月,才能到达“金山”。船上空间狭窄,缺水少粮,空气污浊,疾病传染,许多人还没有到达“金山”便途中丧命。

  开平塘口山塘村当时11户人家中就有14人去了美国。

  关爱莲(山塘村村民):“一路走,一路乞讨到金山,到金山淘金沙,用一个小锅淘金沙。淘的金沙不够(开支),有的人就跑回来了。”

  这是一组当年华工正在淘金的照片,工具简陋,环境恶劣,加上洋人已先行在这里淘金,残羹剩饭,每天能淘到价值一两元的金沙,已经很幸运了。

  加利福尼亚州,今天已成为美国经济的第一大州。但在150年前,这里还是蛮荒之地。它奇迹般的发展,始于连通美国东西部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修建。

  1863年,中央太平洋铁路破土动工。萨克拉门托铁路博物馆详细展示了这条铁路的修筑过程。

  Bill(萨克拉门托铁路博物馆工作人员):“The railroad official decided to try 50 Chinese and trial basis to see how they would work, some people said, ‘No, they can’t do that because many of them are small in size and they won’t be able to do the job.” somebody else said “what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You try that.” And so they tried it and they found out that they were very efficient.”(<1865年>铁路公司高层决定试用五十名中国人,视他们的工作情况,决定是否雇用华工。有人说:“他们大多数身材那么矮小,哪能干得了。”有人说:“他们连中国的长城都修成了,试试吧!”一试,结果发现华工的效率非常高。)

  于是,当时在美国的一些华商,受金矿开采公司和铁路公司的委托,回家乡招募劳工,招募的方式以“赊票”为主。

  麦礼谦(美国华人历史学会原会长):“这个赊票的,(经纪人预付路费)付钱给的是船票,船票大约五十块钱六十块钱(银元),过去你可以做工偿还。”

  1868年,清朝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条约为大量招募华工打开了方便之门。

  从1868到1882年十四年间,大约有二十万华人到了美国,许多人加入了筑路大军,而这之中又以五邑人为主。

  华工们使用简单的工具,在崇山峻岭中打隧道、架桥梁、运沙石、搞爆破,许多华工付出了生命。1870年,一份当地的报纸报道说,筑路华工的遗骨共达2万磅,至少有1200多名华工因工死亡。

  中央太平洋铁路原计划14年建成,但由于大量使用了勤奋而又廉价的华工,实际上只用了7年,还节省了三分之二的费用。

  然而,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通车的那天,却没有一名华工被邀请出席典礼。铁路公司董事E?B?克罗尔用一句话提醒大家:“我们建造的这条铁路能够及时完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贫苦而受鄙视的中国劳动阶级,归功于他们所表现的忠诚和勤劳。”这就是美国移民史上著名的“一句话历史”。

  这是穿越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的太平洋铁路。1880年至1885年期间,有一万七千多名华工参与了这条横贯加拿大东西部铁路的修筑,有四千多人失去了生命。

  1989年,多伦多市政府建起了这座铁路华工纪念碑。铁路华工为加拿大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枫骨中华魂”。

  这是美国旧金山至今保存完好的冈州旅厝。新会史称冈州。当年许多死去的华工遗骸,由当地的冈州会馆收集,临时安放在这里,等待日后迁葬故乡。

  当时每盒遗骨的运费和卫生检测费高达15美元,而一张回国的船票才20美元。然而,很多遗骨运回家乡,却没有亲人认领。

  这是新会华侨义冢的一篇碑文:“金山各埠,先友骸骨运回本邑,自光绪十四年至十八年二月,除领回安葬外,尚存387具,于本年二月二十三日安葬此地。”

  当年这些无人认领的骸骨由新会的一家慈善机构育仁堂安葬。这样的华侨义冢,在新会有六处,共2500多穴。

  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都建有风格独特唐人街。

  早年大多数华侨只身来到海外,举目无亲,举步维艰。他们聚集而居,成为一个不断扩大的社区,“唐人街”由此逐渐形成。

  黎全恩(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太平洋及亚洲研究系教授):“当时唐人街有很多重要性,第一就是在言语方面,因为当时一离开唐人街就不会很别人沟通的了,因为不会说英文。第二唐人街是一个保护华人的地方,因为一出去就会被西人打,被用石头砸,所以很多华人都会回唐人街,在当时唐人街几乎是中国人的一个堡垒。”

  在唐人街,亲情和乡情成为相互联系的纽带,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主的华侨社团也应运而生。由同乡或同宗组成的会馆,是华侨社团的主要形式之一。

  在洛杉矶的冈州会馆,至今还保存着一处供奉关帝的冈州古庙。这些被先侨们带到异国他乡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凝聚力量。

  朱杰概(宁阳会馆主席): “台山宁阳会馆至今成立已经有151年。最初成立的时候,我们(的前辈)几个人租一个地方,在放假的时候大家相约在这里,有什么消息或工作就互相介绍。”

  刘志明(冈州总会馆主席):“会馆是一个集合的地方,当他休息的时候,一般人都回到会馆,见一下其他的朋友、乡里。”

  乐居,一个早期华人聚居的小镇,坐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河岸。这里有50多间房屋,当时居住的主要是来自台山和中山的华工。

  早在1860年前后,加州垦荒公司就招募华工修筑河堤,把大片涝洼地改造成良田。

  朱国堡(乐居店铺主人):“修完堤坝以后,很多都是留在这里做耕园的工作,剪树枝,挖掘、修剪。种的是菜,是梨笋,这里很多人种梨笋。附近那些果园多数是种洋梨,后期有些人也从中国带些沙梨过来种,也都很成功。”

  之后,这一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农场,被称为“北美的面包篮”。

  无数华工为开发美洲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他们却受到了最不公正的待遇。暴力驱赶、抢劫、殴打华人的事件频频发生。

  于仁秋(纽约州立大学珀切斯校历史系主任):“华人在加州,在1850年代,白人劳工就通过当地的议会,通过很多法案来排斥华人,比如说华人不能挑扁担,华人必须交人头税,华人必须做这个做那个……”

  李松(加拿大温哥华市前议员):“我自己的父亲也是交人头税的,是500块。当时500块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来的,我们要卖田地借钱才能筹到500块,就算来到加拿大也要十年八年才能还清这一笔钱。”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项全国性的排华法案,禁止华人劳工入境,不准华人加入美国国籍,“排华”成了美国的国策,延续长达六十一年。排华风潮还蔓延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多个国家。

  排华期间,华人被妖魔化,许多理发店、医院和公共场所不肯接待华人,一些学校不准华人学童和白人同班或同校,一些州立法禁止华人和白种人通婚,有些市镇干脆不准华人居住或做生意。

  曾露凌(美国华人历史学会会长):“They were very patient and endured and all for their family. They mainly remember the family and the reason why they came to America was for their family.”(尽管受到种种歧视,华人仍十分忍耐。他们清楚,自己到美国来,是要为家乡亲人的生存。)

  美国南北战争后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凡是在美国出生的人,都是美国公民。制定这项法律的目的,是要给在美国出生的黑人以公民权。

  于仁秋(纽约州立大学珀切斯校历史系主任):“华人一直抗争,如果黑人在美国出生是美国公民,那么我们华人在美国出生的也是美国公民。最终,美国最高法院也没有办法,只好这样判,所以1898年,通过了一个法案,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也是美国公民。”

  1906年,美国旧金山发生大地震和火灾,整座城市几乎化为一片废墟,政府的档案材料被毁。

  麦礼谦(美国华人历史学会原会长):“因为烧了档案,有些已经进来的华人,不知是谁发明的,他们就去法庭要求补回档案,说我的已经烧了,因此多多少少有些华人不是美国籍的,变成美国籍。”

  依照当时的美国法律,美国公民在海外出生的子女也享有公民权,可以进入美国。

  余定邦(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侨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就报告说我要回家结婚,当他回去以后,就到移民局报告,我在家里已经生了小孩。这样他就有一张出生纸(证明)。他如果自己有小孩,就拿这样一张出生纸出去了。他如果自己没小孩,就把这张出生纸,卖给人家。谁需要就卖给谁,人家买了这个东西可以出去。”

  当年,买到这种“出世纸”的人被称作“纸面儿子”,五邑地区不少人就是用这种办法出国的。

  叶游(100岁 美国洛杉矶江门籍华人):“我买纸的时候,(对方)是个一个中山人,一百元一岁,普通的市价,一百元一岁。所以有些人为儿女买纸来,十岁八岁的年纪来。”

  美国当局当时对入境的华人审查十分严格,这些“纸面儿子”要花很多功夫去背“口供”。

  于仁秋(纽约州立大学珀切斯校历史系主任):“例如你姓张,你买了姓陈的入境许可,把陈家祖宗三代的情况都背下来了,住宅朝东朝西,多少个房间,家里有几条狗,养鱼没有,花好几个月功夫,把这些资料都背下来了,入境的时候,移民官就会审问你。”

  天使岛,一个动听的名字,然而当年这里却是华人移民的地狱。美国当局在岛上设立了“候审所”,对所有进入美国的华人进行苛刻的审查。

  1910年至1940年30年间,“天使岛”共囚禁过17万多名中国人,他们不但要面对无休止的盘问,还要赤身裸体接受“健康检查”,很多人不堪羞辱含恨自尽。

  曾露凌(美国华人历史学会会长):“I guess why a lot Chinese-Americans don’t like to talk about this problem (the experience of Angel Island) because they feel that it’s a form of shame to be put in the prison like environment.”(我想,那么多美籍华人之所以不愿提及在天使岛的经历,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被关在这个监狱一样的地方,是一种耻辱。)

  在北美、欧洲和澳洲,早年的华侨只能从事一些白人不愿意干的行业,如制衣、洗衣、理发、餐馆和杂货销售等。这些行业当年被形象地比喻为剪刀、菜刀、理发刀的“三把刀”唐人街经济,很长时间是“华人经济的生命线”。

  逆境中的五邑华侨,坚韧不拔,自强不息。

  祖籍台山的刘兴自1891年开始经营食品罐头业,成为有名的“罐头王”。1907年在旧金山和他人创办了“广东银行”。1915年,与同乡伍盘照等创办了“中国邮船公司”,经营中美两国之间的航运。

  台山籍的刘锦浓在美国成功培育出“金山橙”等一批水果新品种,被誉为“植物魔术师”。

  台山籍的曹亚志,1802年前往南洋,是新加坡开埠先锋。

  鹤山籍的陆佑,十九世纪末马来亚巨富,被誉为“锡矿大王”、“橡胶大王”。

  清末民初,还有几位五邑籍人士活跃在居住国的政坛。祖籍新会的伍庭芳1874年自费赴英国留学,成为第一个取得英国律师资格的中国人,两次出任清政府驻美国公使。

  台山籍华侨梅光达,9岁移居澳大利亚,1883年进入了澳大利亚政界,为维护华侨权益作出了杰出贡献。

  开平籍华侨邓悦宁,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在美国出生而当选美国州议员的华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在世界各地,大批华人青年积极应征入伍,为保卫“第二故乡”而战,赢得了居住国人民的尊重。

  1943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废除“排华法案”,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各国也陆续废除了排华法案。此后,越来越多的华人对侨居国产生了归属感,并努力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

  台山水步青龙里。

  十九世纪后半叶,骆永椿带着金山梦远赴美国,艰苦创业。

  1900年前后,骆永椿的儿子骆世泽,又到美国谋生。他把有限的积蓄带回家乡,建起了今天骆家的祖屋。

  1917年,骆荣硕出生在父亲新建的祖屋里。1931年,13岁的骆荣硕和家人一起移居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年青的骆荣硕应征入伍,参加了法国诺曼底战役。

  骆荣硕在美国生育了五个孩子,他的第三个孩子名叫骆家辉。1996年11月,骆家辉当选为华盛顿州州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州长。

  骆家辉(美国华盛顿州州长):“I’m very proud to be the first Chinese American governor in the history of the Uunited Sates. I’m very proud I’m the first Asian American governor on the mainland of United States. I cannot forget my Chinese culture, my Chinese roots and custom and traditions of Chinese people. I’m proud to keep both of Chinese customs and traditions and values as well as the values and the traditions of America.”(我感到很自豪,成为美国历史上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同时也自豪于成为美国本土第一位亚裔州长。我无法忘记中国文化,中国的根和中国的风俗传统。我深感自豪的是,我既保持了中国的习俗、传统和价值观,又保持了美国的价值观和传统。)

  骆家辉一家几代人他乡寻梦的历程,是五邑华侨出洋奋斗历史的缩影。今天,五邑华侨已经经历了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但中华文化的根却依然在他们的心底代代相传……

第二集:营造家园(视频)

  1926年,侨居美国的谢维立先生带着父亲的嘱托,回到家乡开平县的潭溪赓华村修建庄园。他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而又风格独特的私家园林。这座洋气十足的园林,骨子里却被中国传统文化主宰着。许许多多的壁画、雕刻、题额、楹联、家具以及摆设等,无不体现了一个海外游子对“根”的解读。

  谢维立回乡修建庄园,只是众多五邑先侨回乡建房的一个典型事例。早在清朝末年,台山知县李平书就在《宁阳存牍》一书中写道:“宁邑(台山)地本瘠苦,风俗素崇俭朴。自同治以来,出洋之人多获资回华。营造屋宇,焕然一新。” 

  五邑地区较早时期的民居都比较简陋,大多属于夯土和土坯建筑。到了十九世纪末,一些五邑先侨开始陆续回家乡建造新居。

  最初的侨房往往由一家一户单独建造,没有整体规划。进入二十世纪,开始出现由华侨发起并统一规划建设的新村。

  台山端芬的琼林里建于1905年,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当年,发起建村的几位华侨先出钱买下一块地,进行统一规划,把整块地按照整体布局划分为规格相同的一块块的宅基地,再由想要建新房的华侨或侨眷认购。地块出售之前,发起人委托村里的一位举人制定了一份建村章程。

  梅景春:“整个章程有32条,里面涉及到村民住在这个村子里,大家要和谐,要团结,不能吵闹,不准赌博,什么都写进去,什么都有,32条。建村的时候,建房子要承认这个章程,才能让你建。”

  建村章程得到很多侨户的拥护,他们纷纷认购宅基地。为了达到公平,宅基地的分配采用了抓阄的办法。章程还明确规定了所建房屋的式样和规格,以保证整个村子的整齐划一。

  新会古井的五福里,建村时间和经过跟琼林里大致相同。

  整个村子依照事先制定好的规划而建,横为街竖为巷,每六间房屋为一厢,以一条横街为间隔,每一条巷建十二间房子,后面一家的地基比前面一家高出一个青砖,以利于排水。一百年来,五福里从第一条巷开始建起,依次向外扩展,共建成二十条巷,近200间房屋。

  张国雄(五邑大学教授):“早期的侨村基本保持了地方民居的传统。华侨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提供资金,保证了规划的实施。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引进了西方的章程,以契约的形式进行乡村事务的管理。”

  在五邑侨乡,像琼林里、五福里一样的早期侨村很多。新会古井的朗坡村,开平三埠的邓边村,鹤山古劳的李氏祖居等侨村,都是这一时期建成的。

  一律的青砖外墙,房顶及外墙精工的雕饰以及屋内高档木料的使用,令这些新建的侨村都显示出与传统村居迥然不同的气派。

  稍后一个时期,回乡建房的华侨,不再满足于千篇一律的传统结构和式样,融入西方元素的建筑在五邑乡村迅速兴起。

  台山的汶秧村、开平的中兴里、十石村、永安村等一大批侨村,多层的楼房代替了传统的平房,外观有着鲜明的西洋风格。

  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侨乡侨房建设的高潮时期。当时,西方折中主义建筑的余波依然影响着中国许多城市的建筑风格。西方各种建筑形式被随意模仿,与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相结合,产生了许许多多所谓中西合璧的建筑。这种建筑风格,在五邑乡村出人意料地满足了华侨们的审美追求。而当年的省港大罢工,使得在省城和香港谋生的大批建筑工匠返回家乡,更加促进了侨乡建筑的兴盛。遍布城乡的数千座碉楼,大量以“楼”、“庐”、“居”等命名的新式楼宅,它们精美的工艺,张扬的个性,突然改变了五邑乡村的整体风貌。

  开平赤坎灵源村耀华坊,被称为“加拿大村”。这座美丽而荒凉的村庄,主人们早已移居海外,只有村口的这间房子还有人帮助看守。

  梅伟强:“为什么叫加拿大村呢,因为这个村里所有的房子都是加拿大华侨建的……这条村里的华侨从加拿大致富回来以后,觉得原来的村子太破旧了,跟他们在外面看到的,那种生活的环境是反差太大,所以他们自己在这个地方买了一块地,来重新规划,按照他们在加拿大所看到的房子结构的样子和环境来建造这个房子,所以加拿大村房子是加拿大式的,别墅式,很宽敞,空间比较宽,环境也很舒适。”

  在岭南,农村一般都建有祠堂。这种承载传统的建筑,既是供奉祭祀祖先的殿堂,也是宗族兴荣的一种标志。因此在村里,祠堂往往是最显要的。

  五邑乡村的祠堂为数不少,令人惊讶的是,受欧风美雨的影响,其中一些近代建起的祠堂,在继承岭南祠堂建筑传统的基础上,也融入了西方建筑的形式和内容。

  开平荻海的风采堂是这方面的杰作。

  风采堂又名“名贤余忠襄公祠”,是五邑余氏族亲的宗祠,1906年由余氏海内外乡亲集资兴建,1914年落成,历时八年。

  风采堂建筑面积五千多平方米,为三进十五厅堂六院设计,是五邑侨乡最大的一座祠堂。中路厅堂,采用了西方常见的联柱结构,其中柱的形态丰富多变,柱头融合了爱奥尼克式和科林斯式的花式,檐底托板具有明显的巴洛克建筑的痕迹。风采堂前的拜厅以四根铁柱支撑屋架,铁柱间的铁花装饰图案又有着伊斯兰建筑的神韵。

  与风采堂连在一起的风采楼,高三层,顶部为欧洲城堡式风格,也非常壮观。

  采访张国雄:“祠堂是血缘崇拜的圣殿,正俗教化的场所,其建筑理当更加讲究中国传统的风格。可是,五邑侨乡最固守传统建筑风格的祠堂也被‘西化’了。五邑侨乡广大民众如此自觉、主动、没有保留地接受外来文化,说明他们具有更加开放、自信的心态。”

  在洋风建筑的高潮时期,五邑乡村的一些侨居进一步走向豪华和奢侈。

  台山端芬庙边的翁家楼由三栋别墅组成。三栋别墅的外观完全不同,它们个性鲜明,工艺讲究。透过翁家楼略显残破的外表,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它当年不凡的气派。

  恩平牛江仕洞村的“炯成楼”建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一座华侨庄园,楼主冯湘是南洋华侨。

  炯成楼楼顶是中国传统的四檐滴水,二、三楼前檐建了西洋风格的柱廊。楼内装饰华丽,室内每层都画有精美的壁画。一层和二层为城乡风光,画面上有楼房、街道、飞机、火车、轮船,表现了主人对现代生活的向往;三层是中国古代的民间传说,画中人物生动传神,主人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可见一斑。

   1926年,谢维立带着修筑庄园的使命回到了故乡。出生在美国芝加哥的谢维立先生,自幼接受西方教育,而家庭的熏陶,又使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心底。虽然父亲谢圣泮叮嘱他要按照美国的式样来修建,但谢维立却要把他理解的中国园林艺术和西方园林艺术,巧妙地糅合在一起。

  这座堪称中国华侨园林一绝的立园占地约14000平方米,分为别墅区、大花园、小花园三部分。当初为了方便建筑材料的运输,谢维立特地开凿了一条连通潭江的小运河。这条运河后来成了立园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小花园中,既有中国传统风格的牌坊、亭、台、回廊,又有完全西式的花藤亭、鸟笼等。

  园内建有六座别墅。“泮立”和“泮文”高大挺拔,室内装修富丽堂皇。

  大花园西南角的“毓培别墅”,临水而筑,精美别致,是谢维立为纪念爱妾谭玉英而建。当年,这位他最疼爱的新太太过门不久,谢维立就返回美国料理生意。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谭玉英在家乡因难产而死。悲痛之余,谢维立回乡建起了这座别墅,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立园经过整整十年的精雕细琢,到1936年才告竣工。但是,当时正是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前夜,为躲避战乱,谢维立携家人移居美国。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过耗费了自己无数心血的立园。

  这张照片摄于上一世纪三十年代,是开平赤坎镇永安里一家华侨回乡探亲时的合影。

  早期的五邑华侨在海外饱受歧视和排挤之苦。他们把积蓄寄回家乡,建起了一座又一座漂亮的新居,这些房子和居住在房子里的亲人,是海外游子的精神家园。

  麦礼谦:“华侨从外面来,(带回了)一些新的思想,当时中国是封建社会,长期是封建意识,这些介绍来的东西让他们开通思想。当然又要看到华人华侨的势力不是很大,但是(回去得)多了,这些思想就影响到侨乡了。”

  民国时期出版的一本《开平县志》说到,说当时的侨乡,人们“衣服喜番装,饮食重西餐”,“婚姻讲自由,拜跪改鞠躬”。

  开平赤坎镇有一座居安楼,楼内的门官灶君神位有这样一幅对联。

  梅伟强:“这个对联跟一般民居的对联不一样,他上面写的是‘国进中华宝,时招外国财’。这个说明,20年代的时候,开平的民众思想是相当开放的。”

  新颖漂亮的侨房不断在五邑乡村拔地而起,吸引着更多的人想方设法加入出洋的行列。年复一年,侨汇渐渐成为侨乡经济的一个重要来源。

  麦礼谦:“侨汇,美国的汇率高,汇回去很值钱,虽然华人的人工低,赚得少,但汇回去很值,与南洋不同,有利于发展。”

  资料显示,仅台山一地,从1930年起,每年的侨汇都在3000万美元左右,1937年更是高达1.8亿美元,大大刺激了市场的繁荣。

  梅伟强(五邑大学副教授):“(台山)端芬的山底墟,每逢墟期,人头涌涌,货如轮转,从四乡运来交易的货物顷刻间便被抢购一空,仿佛被老虎一口就‘吃’光了,被称作是‘老虎墟’。乡亲们觉得墟市不够用了,要建新墟。”

  1925年,以阮姓为主的海内外乡亲沿端芬的大同河建起了大同市,周围的两万多村民都来赶这个集市。由于场地不够,商贩们只好挤在街道和骑楼楼底摆卖商品。每到墟日,拥挤不堪,怨声载道。

  陈仲超(端芬地方志主笔):“阮姓对其他姓的人趁大同市有些意见,特别对梅姓(意见较大)。梅姓在端芬比较集中,人口比较多,有钱,有权有势。(姓阮的人)说,你们梅姓的,有钱有势,应该自己建一个自己的墟。”

  梅姓人受不了这种嘲讽,他们发动海内外乡亲集资,于1932年紧挨着大同市建起了一座集市,取名汀江墟,又叫梅家大院。

  梅家大院占地超过五万平方米,近百幢风格独特的骑楼商铺,围成了一座长方形的小城,中间的广场是当年墟日贸易的场所。

  梅德优(梅家大院居民):“卖鱼的在这边,中间卖猪肉,上边卖杂货,很热闹的。做生意的商人占满了,铺位也租满了。”

  在端芬,以山底墟为中心,方圆一里范围内,有大同、汀江、西廓、海口埠共五个墟市。这就是台山有名的“一里五墟”。为方便村民赶集,在大同河一里多长的河面上,横跨着大同、西廓、汀江三座桥,当地人称为“一里三桥”。

  像汀江墟一样的骑楼建筑,是五邑地区侨镇的基本形式。

  开平赤坎古镇是骑楼建筑保存得比较完好的墟镇。这些建于民国初年的骑楼建筑,留下了当年繁荣兴盛的印记。

  赤坎镇由上下两埠组成,居住在上埠的关族和居住在下埠的司徒氏,联合海内外乡亲,在各个方面进行竞争。

  1925年,司徒氏通俗图书馆在下埠建成。紧接着,关族人在小镇的另一边建起了关族图书馆;关族人兴办的的“华新酒楼”,雇工四、五十人;司徒家族兴办的“开平酒家”后来居上,雇工多达七十多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司徒氏办起了当时大城市才有的电影院,取名“蟾宫有声影画院”。五年后,关族人创办了有七百个座位的“东南戏院”。《故都春梦》、《渔光曲》、《新女性》等著名影片,在两家电影院相继放映。当开平县立中学在赤坎创办时,两个氏族的海内外乡亲又一起行动,争相捐建校舍。

  台山县城台城,是当年五邑地区最繁荣的县城。街道多为骑楼式建筑,纵横交错。金铺、私人银号、百货商店和茶楼酒店比比皆是。当年的繁华令它有小广州之称。

  江门,西江流域的重要对外通商口岸,也是五邑华侨进出国门必经之路。由台山籍旅美华侨陈宜禧主持修建的新宁铁路,1913年通到江门北街,进一步加强了江门与侨乡各地的联系。五邑籍侨胞纷纷到江门投资置业,先后建起了江门造纸厂、火柴厂等企业,兴建了启明里、南芬里等住宅区,成为归侨、侨眷及本地富商的聚居点。在侨资推动下,长堤路、莲平路、兴宁路一带,商店、酒店、影剧院鳞次栉比,一派繁荣景象。

  1936年,当时的中央政府在江门设立了侨务局,管辖五邑地区的侨务工作,从而确立了江门作为五邑侨乡的中心城市的地位。

  采访郑德华:“五邑在侨乡的形成过程中,农村转化是比较迅速的。随着华工的出国,侨乡的形成,侨乡的社会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西合璧的建筑里有中国传统文化,也有西方文化的元素,这种反映了在整个侨乡变化的历程里,基层社会已经逐步地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逐步迈向现代的一些农业经济和商业经济结合的社会。”

  建筑是历史的见证。江门五邑侨乡的变革,以建筑的变革为发端。当年先侨们为营造家园所形成的巨大推动,不仅带来了城乡面貌的改变,更带来了侨乡社会的深刻变化。这种现象也许并不是五邑侨乡所仅有的,不过,五邑的先侨们在这方面做得确实非常精彩。

第三集:碉楼(视频)

  走进五邑的乡村,随处可以见到一种式样独特的建筑。这些建筑与中国的传统民居迥然不同,带有明显的西洋风格。它们建有瞭望塔和堡垒,铁门铁窗,开有枪眼。它们历尽沧桑,许多已经人去楼空,有的甚至几十年没有打开过。它们点缀在五邑大地,成为侨乡一道独特的景观。

  这些建筑,便是五邑侨乡独有的碉楼。

  一

  2004年的一个夏日,侨居美国的关荣钜先生携夫人回到阔别了半个多世纪的家乡——开平百合镇庆林村。关先生15岁离家出洋,漫漫岁月里,最令他梦萦魂绕的还是那座儿时住过的碉楼。

  五邑侨乡,碉楼的数量很多,最多的时候有近万座。目前尚存的有三千多座,其中开平市境内就有一千八百多座。

  开平的碉楼不仅数量多,而且修建得尤为精美,保存得也很完好,堪称五邑碉楼的代表。2004年7月召开的第28届世界文化遗产会议,宣布将开平碉楼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项目。

  二

  碉楼,一种碉堡与高楼的结合体。碉堡用作防卫,高楼用作避涝,这是五邑先民建造碉楼的初衷。

  四百多年前的明朝嘉靖年间,开平赤坎镇三门里村建成了迎龙楼,这是五邑现存最早的碉楼。

  开平境内有潭江流过,离入海口不远,平原地带的乡村地势低洼,洪涝灾害经常发生。据记载,光绪十年、十四年两次大洪水,各村房屋淹没过顶,而三门里的村民因登上迎龙楼避涝而安然无恙。

  清末民初,国难民苦,五邑乡间,盗匪为患。当时的开平民间,曾流传着“一个脚印三个贼”的说法。一些富裕人家,特别是有侨汇收入的侨眷侨属,自然成为盗贼垂涎的对象。

  采访张健文(开平碉楼文化办公室副主任):“金山伯,没有一千有八百,在贼和一般人眼中,他肯定是有钱佬了,因此他就成了贼打劫的重要目标了。”

  这一时期,美国等西方国家实行排华政策,远在异邦的华侨不能将亲人接去居住国定居。故乡家人生命财产的安全,成为许多海外华侨的心头大事。

  1922年,开平县立中学曾有十几个学生被劫匪绑架。

  采访李日明(开平市文联副主席):“拿这些人当人质,勒索钱财,叫家人来赎。当他们准备将学生押回贼窝时,经过赤坎的鹰村,被碉楼上的人看见了,马上打锣打鼓通知周围村落的碉楼,然后到碉楼上用探照灯照射贼人,这些贼人害怕了,丢下人质仓忙逃了回去。”

  这件事传开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也使许多华侨及侨眷进一步意识到修建碉楼的迫切。

  张国雄(五邑大学教授):“这种建筑必须要有资金,刚好我们这一地区有大量的华侨在美国、加拿大谋生……早期,这些华侨在美国开了铁矿,修了铁路以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兴起了排华浪潮,深受冲击的就是我们这个地区的华侨。根据全国性的排华法案,华侨的经济行为受到了限制,华侨的人员流动受到了限制,他们赚了钱,不能在美国进行更多的经济投资活动,怎么办?我们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六十一年,大量的华侨把钱寄回了家乡,才出现了在这一时期侨村、侨房,尤其是碉楼的大量出现。”

  这时期,一座又一座碉楼在五邑大地拔地而起,逐步遍布城乡。

  三

  这些高大坚固的碉楼,关起厚实的铁门铁窗,便成了一座座坚实的堡垒。碉楼一般都建有“燕子窝”。所谓“燕子窝”,是当地人对突出在碉楼主体较高部位的一种堡垒的称呼。燕子窝开了多个枪眼,对碉楼四周形成了上下左右全方位的控制,可以居高临下地观察匪情,抗击盗匪。

  碉楼有着不同的类型,一种叫众楼,一种叫居楼,一种叫更楼。

  众楼是一种属于集体的碉楼。

  采访张健文(开平市碉楼文化办公室副主任):“‘众楼’,是整条村子的人或几兄弟凑钱建的,晚上有什么事各家各户爬上去避贼。”

  开平塘口镇自力村的竹林楼,就是一座众楼。

  采访方锡润(开平市塘口镇自力村村民):“这间楼是竹林楼,是我爷爷以前从加拿大回来,连同两个加拿大客,广廉和文田,三户人建的,是用来避贼。我小时候和几兄弟,和我的爸爸都是在这间楼住的,来这里避贼。”

  居楼一般是一种私人的碉楼。

  采访张健文(开平市碉楼文化办公室副主任):“单纯的独家独户建的一间楼,白天也住进去,生活、做饭、吃饭,什么都在里面,叫做‘居楼’,自己一家人住。”

  位于开平赤坎镇东坑下村附近的这座私人碉楼叫做“居安楼”。透过这座楼的名称,可以感受到当年人们对安居的祈求和渴望。

  楼主邓荫隆早年赴美从商,赚钱后荣归故里,于1934年建起了这座碉楼。碉楼建好后,热心的邓荫隆还让乡亲们把家中的贵重物品存放到碉楼的保险箱中。

  采访邓仕强(当地村民):“这个保险箱设计很独特,就是在这个楼梯底,全村的村民出外做工都把贵重物品拿来这里存放,很安全。”

  更楼是用于联防的碉楼。

  采访张健文(开平市碉楼文化办公室副主任):“几条村子合伙的,在一个开阔的地方建一间楼,用来放哨瞭望,如果有贼来就打响铜锣警告几条村子的联防性的,就是‘更楼’。”

  开平塘口镇的方氏灯楼,建于1920年,是当地古宅村方姓族人与侨胞共同集资兴建,是村民们团结一心、集体联防的见证。

  当年的方氏灯楼,曾经不分昼夜派人值守,一旦发现匪情,立刻告知四乡联防反击。许多年来,方氏灯楼就像一名威武的卫士,守卫着一方乡土的安宁。

  四

  这些至今还摆放在碉楼内的木桶,是当年建造碉楼时装运“红毛泥”的用具。那时的五邑人把西洋人称作“红毛”,西洋人生产的水泥被称作了“红毛泥”。

  “红毛泥”引入之前,五邑侨乡的碉楼,或用三合土夯筑,或用砖石垒砌。红毛泥的引进,钢筋混凝土的应用,使碉楼的结构,式样,规模,坚固程度都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楼主们从北美、欧洲等地购买了钢材、水泥、玻璃等建筑材料,经香港转运再用木船运回侨乡。

  据江门海关一份资料显示,仅1930年和1931年两年间,经江门关进口的钢材就超过了二十万担,进口水泥更是多达四十五万担。这些钢材和水泥,大部分用于碉楼和侨房的建设。

  二十世纪后建造的碉楼,绝大部分是钢筋混凝土的产物。

  这一时期,侨乡的建筑业空前繁荣,当时的开平有不少人到省城广州建筑专科学校学习深造,出现了专门建造碉楼的包工头,催生了一大批建筑工匠和能手。

  张国雄(五邑大学教授):“乡亲有一种说法,叫做七分工匠,三分主人。华侨提供资金,同时提供一些图纸,一些照片,外国的建筑式样的照片。乡亲根据华侨的要求在家里提出了功能上的要求,同时对建筑造型提出要求,工匠在技术上提供保障。”

  开平赤坎镇的余同享是当年很有名气的一名工匠。

  采访余卓焕(余同享孙子):“这把平水尺是我的爷爷祖传传下来的,第三代了。后面这栋楼是他建的,他名叫余同享。他十五岁出来做学徒,十七岁做老板。这些碉楼一切都是他自行设计,征得主家同意后,他独力做,一切承包起来。最高峰的时候,我听我的奶奶说,他接了十七个工地做,一天都跑不过来。”

  五

  漂泊海外,历尽艰辛,能把积蓄带回家乡,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楼宅,是早年许多海外游子梦寐以求的心愿。

  那些经过西方现代文明洗礼的华侨,审美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传统的古宅建筑风格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就这样,国外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宗教的建筑艺术,被建楼人各取所需地搬上了自家的碉楼。希腊的廊柱,古罗马的各种柱饰,中世纪欧洲城堡圆柱体岗塔,伊斯兰的拱券,哥特式的尖拱等等,在这里各显风采,侨乡大地成了万国建筑的博览园!

  六

  开平蚬岗镇锦江里的瑞石楼,被誉为“开平第一楼”。现在的楼主名叫黄耀铿,瑞石楼是他曾祖父黄碧秀的杰作。

  黄碧秀,早年到香港经营药材,开设钱庄。1923年,他带着两个儿子回乡开始修建这座傲视一方的碉楼。

  黄耀铿(瑞石楼主人):“为什么建这么高?主要是那时候做生意,旧时的人要名誉,所以要建得高,建得漂亮,在当地影响大一点。”

  两年后,1925年,一座占地92平方米,高九层的碉楼建好了。黄碧秀以自己的号“瑞石”二字,为碉楼取名“瑞石楼”。

  采访黄耀铿(瑞石楼主人):“但我的高曾祖父还在世。我的高曾祖父就过来斥责我的曾祖父:‘我还在世,为什么不写我的名字写你的名字?!’我的曾祖父就说:‘楼是我的儿子赚钱建的,不是我个人赚钱回来建的,是我的儿子要求用我的名字。’”

  就这样,依靠经济实力,儿子赢得了冠名权,做父亲的只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瑞石楼是开平碉楼中最高的一座,也是开平碉楼的典范。

  楼的外部和顶部,典型的西洋建筑风格。特别是顶部,建有爱奥尼克风格的列柱和拱券组成的柱廊,配以四周墙体承托的罗马穹窿顶和以支柱支撑的拜占廷穹窿顶,各种建筑样式和谐组合,蔚为大观。

  瑞石楼的内部空间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番天地。窗框,窗楣,地道的中国传统图案。家具,装饰,摆设,典型的岭南传统式样。

  精心建造的碉楼,成为建楼人自身地位的一种标志,精心打造的每一个细节,成为主人文化品位的一种展示,一种荣归故里,光宗耀祖的心理满足。

  采访黄耀铿(瑞石楼主人):“落成的时候刚好我的高曾祖父黄贻桂两夫妇80大寿,双喜临门设流水宴,在村中连堤围连村场都搭了酒厂,总之百客过往都可以来这里吃。坐够8个就开席吃。五天时间所吃的费用,等于建楼的一半费用。当年建楼花了三万多元港币,当时一万元港币可以换一万一元白银。”

  俗话说,树大招风。明知露富会招引盗匪,建楼人为什么还要毫不顾忌地张扬自己的富有呢?

  采访张国雄(五邑大学教授):“好象看起来矛盾,但实际上这个不矛盾的一种现象,因为,他首先保证了第一个功能,就是防匪防盗这个功能,它使用的武器跟土匪是一样的。土匪有的手枪、步枪它也有,但同时还有土匪不具备的报警器、探照灯,而且它是居高临下,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华侨在海外接受了一种炫耀财富,张扬个性的观念,他也需要找到一个载体,碉楼也把这一点结合起来了,承载起来了。我们看到精神上的功能逐渐地扩张了。”

  七

  开平塘口镇自力村,是碉楼最多的一个村庄。十五座碉楼布局错落有致,十分壮观。

  自力村的华侨较多,而且大多去了美国和加拿大。早在1917年,这里便建成了龙胜楼。之后,有钱的华侨纷纷回村兴建碉楼,到1948年,共建成碉楼15座。

  采访方锡润(自力村村民):“铭石楼是我们村最大的碉楼……楼主是方润文,他建的时候我还没有出世……他一建好,他就和两个儿子到国外去了,剩下两个媳妇和孙子在家里住。后来,1947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很胖的,回来过,我见过。”

  云幻楼的主人方文娴,一位乡下的私塾先生,青年时代曾满腔报国热忱,但郁郁不得志。后来他到香港谋生,有了点积蓄,回乡建起了这座碉楼,并满怀伤感地把碉楼起名为“云幻楼”,留下了“只谈风月”的感叹。

  九

  十九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入侵中国,他们照搬本国的建筑式样,在中国一些城市的租界,建起了大量的洋风建筑。

  几乎同时大量出现在五邑城乡的碉楼建筑,虽然带有明显的西洋风格,但建楼人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采访张復合(清华大学教授):“开平碉楼是在中国传统建筑基础上发展和延续而来的,而且它是主动吸纳了外来建筑文化,以及近代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建筑……它的西式特点不是外国人、外来文化强加给我们的,是我们的华侨在海外主动地在引进、主动地吸收,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再创造。”

  中国东南沿海的闽南、粤东和五邑地区同为中国重点侨乡,为什么只有五邑侨乡才建有这么多中西合璧的碉楼呢?

  采访梅伟强(五邑大学教授):“五邑地区华侨的走向,跟粤东和闽南华侨的走向(不同)。粤东和闽南的华侨主要是去东南亚,我们中国人在那里已经是先进者;可是我们(五邑)的华侨到了美国加拿大之后,看到欧美那些建筑,觉得很新鲜,所以就容易接受,就把它搬回来了。那两个侨乡他们往东南亚的,东南亚政府、东南亚当地人是欢迎他们去。他们可以落地生根,而我们五邑的华侨到美国加拿大当年是受排挤的,排华,只能是叶落归根他们还是要回来的。因此他们要刻意地把自己的房子建得好一点点。”

  十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侨汇逐渐减少以至最后中断。此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继废除排华法案,有条件的侨眷纷纷举家迁居海外,五邑侨乡碉楼的建设逐渐陷于停顿。

  采访张国雄(五邑大学教授):“到了45年抗战的胜利以后,尽管有大量的侨资回来,但这个时候,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这个时候,由于历史的教训,大家开始买田地的现象出现了,碉楼逐渐转向了衰落期。”

  开平自力村于1948年建成的湛庐,是五邑地区最后建成的一座碉楼。湛庐建成后不久,主人便移居海外,从此再也没有居住过。

  十一

  和湛庐的主人一样,许许多多的碉楼主人已经举家离开故土,移民海外。而这一座座倾注了他们心血的碉楼,历尽风雨沧桑,仍然屹立在家乡的土地上。

  今天,当历史的长河载着碉楼建设的辉煌期渐渐远去的时候,当年的那场造楼运动愈发凸显出它的价值。作为近代中国民间自发地主动接受外来文化的生动例证,作为世界范围内仅仅发生在五邑侨乡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碉楼留给人类的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第四集:新宁铁路(视频)

  1933年,著名作家巴金来到广东五邑,铁路写下了几篇游记。其中一篇《机器的诗》,记述了他当年乘坐新宁的火车轮渡渡江的情景:“到了潭江,火车停下来,车轮没有动,外面的景物却开始慢慢地移动了。这不是什么奇迹,这是新宁铁路上的一段最美丽的工程。”

  巴金笔下的新宁铁路,是当年一条横贯五邑侨乡大地、中国最长的侨办铁路。可惜这条铁路早已从五邑大地上消失了。现在,让我们沿着被荒草湮没的路基,去寻访当年五邑大地上这一段“最美丽的工程”吧。

  新宁铁路

  1905年8月,中国北方的京张铁路开工了。这是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的干线铁路。主持这条铁路修建的,是被誉为“中国人的光荣”、早期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詹天佑先生。

  无独有偶,京张铁路开工后不到一年,1906年5月30日,中国南方的侨乡台山,一条由华侨集资兴建的铁路也开工了。主持这条铁路建设的,是台山籍旅美华侨陈宜禧。

  这一年,陈宜禧62岁。他晚年的命运,和这条家乡的铁路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鸦片战争后,许多台山人到海外谋生。1860年,16岁的穷苦少年陈宜禧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

  起初,他跟随同乡淘金。1863年,连通美国东西部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动工修建,陈宜禧成为成千上万筑路华工中的一员。

  在西雅图,提起陈宜禧,至今许多华人还津津乐道。这里的一家博物馆还收藏了有关陈宜禧的珍贵资料。

  陈宜禧好学肯干,当筑路工人没有几年便升为管工,后来还成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他在美国铁路上摸爬滚打了四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与人合伙开办了“广德号”商行,从事工程建设,成为华人富商,是当地广受拥戴的华侨领袖。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排华浪潮。这时的中国,积弱积贫。许多在海外具有一定财力的华人,怀着实业救国的抱负,纷纷回国投资,兴办实业。

  1904年,国内收回路权运动风起云涌,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人民强烈要求,废除清朝政府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的出卖粤汉铁路的合同。这一年,年届六旬的陈宜禧,回到了故乡台山。

  离开故土四十年了,家乡还是那么落后闭塞。陈宜禧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回家乡修一条铁路,来改变那里贫穷落后的面貌。

  许多人不相信陈宜禧修得成铁路,就连他的叔父、同为西雅图侨领的陈程学也嘲笑他。

  陈挺秀(新宁铁路公司最后一任总经理,当时101岁):“他(陈宜禧)就说,你别管我,我一定能办成铁路。其中也有有钱的华侨帮助他。”

  1904年,陈宜禧在台山县城成立了铁路筹办处。当年的台山称作新宁,这是新宁铁路名称的由来。为了把路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陈宜禧提出了“不收洋股,不借洋款,不雇洋工”的三不主张。

  为了方便工程进展,陈宜禧花钱向朝廷捐了一个名叫“盐运使”的官衔。虽然有顶戴花翎开路,却还时时遇到麻烦。

  蔡锋(台山图书馆馆员):“在工程申报立项的时候,两广总督岑春煊找了各种借口,不让铁路施工。他一会说:“无碍田园庐墓始得动工”,一会又说:“你陈宜禧没有大学文凭,又不是工程师”,就是不让动工。陈宜禧干脆绕开了岑春煊,把事情申报到商部。”

  1906年2月,新宁铁路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批准。

  西雅图华盛顿街的这幢楼房是陈宜禧的故居。在铁路申请立项的同时,陈宜禧就开始四处筹集资金。他将自己在西雅图的一座价值7万美元的楼房卖掉,带头入股。这一举动使许多华侨深受感动,美国和加拿大一些大城市的五邑侨胞纷纷入股,到1905年底,共筹得股款龙银270多万元,超出原计划的4倍多。

  一些和陈宜禧一起在美国修过铁路的伙伴,也回到故乡一展身手。

  陈宜禧的最初设想,是修筑一条贯通台山南北的铁路,从他的家乡斗山到台山北部潭江南岸的公益。

  铁路一开工便遇到了重重阻力。

  蔡锋(台山图书馆馆员):“有的村说铁路破坏风水,不让在这里修路;有的村说:‘先给钱!有钱才让修路。’有时甚至很多人围攻筑路的工人。陈宜禧遇到这种情况,就到现场化解矛盾。他很耐心地跟大家讲科学道理,跟大家讲修铁路对村子有什么好处,有时还唱‘番鬼佬歌’给村民听,很快地化解了矛盾,铁路很顺利地开工了。”

  有时陈宜禧也不得不作出让步,工程改动了39处,路线被拉长,造价大大增加。

  筑路过程中,陈宜禧不顾年迈体弱,亲临工地指挥,有时还亲自动手,和工人并肩干活。

  经过三年的艰苦施工,1909年5月,贯通台山南北五十多公里的铁路通车了。火车的汽笛声第一次鸣响在侨乡的大地上。

  通车典礼热闹非凡。许多从来没见过火车的老百姓,带着既好奇又兴奋的心情,早早地赶来,争相目睹这新奇的钢铁长龙,整个会场沸腾了,台山沸腾了。

  国内各铁路公司纷纷发来贺电。陈宜禧老家的六村学堂,还编了一首歌谣庆贺:“学堂生,唱歌声,恭喜新宁铁路成;大总办,功满盈,艰难缔造费经营;深远虑,弭隐萌,股集华人不外并;全路政,独自并,不招洋工越显荣……”

  这之后,陈宜禧再接再厉,决定把铁路延伸到新会,通到当时属新会管辖的江门北街码头。

  江门,西江流域对外贸易的重要门户,早在1904年3月7日就设立了海关,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

  采访梅伟强:“他(陈宜禧)觉得新宁铁路光局限在台山这个范围里面是没有什么前景的,一定要把它修到江门北街,跟海关连起来。而且,陈老先生说,我这个铁路不通到江门北街,那就是废路一条。”

  这里是巴金先生提到的当年列车渡江的牛湾码头。

  从台山公益到江门北街,途中要跨过400多米宽的潭江。以当时的资金和技术,建桥难度很大,陈宜禧采用了用轮渡载运列车过江的办法。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的一个创举。

  李来添:“那只船好象火柴盒一样,靠一条象小孩的手臂一样粗的缆绳牵住两岸。船中间有一部大的机器,一开动机器,转动起来,牵动缆绳,船就很平稳地过江。火车顺铁轨驶落铁船后,搭客可以下船游览,看潭江两岸的景色。另外,船上有很多东西卖。”

  这座桥涵,是新宁铁路由台山县城到白沙镇西南支线的一处遗址。1920年3月20日,西南支线完工,火车开进了白沙镇。这样,历时14年的新宁铁路终于全线贯通。

  新宁铁路总投资龙银800多万元,全长133公里,建有涵洞308个,桥梁45座,其中铁桥5座。

  闪亮的铁轨,将39个车站串接在了一起。

  这一年,陈宜禧76岁。

  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人们在台城火车站为他铸造了一尊铜像。为使老人家免受日晒雨淋,铜像上方特地加盖了一个凉亭。

  当年的台城火车总站,仿照西雅图火车站修建,风格独特。可惜,这一难得的侨乡建筑瑰宝,在1995年被拆除了。

  新宁铁路的建成为侨乡人民带来了福祉。至今,许多老人还记得当年坐火车的情景。

  陈原振(台山村民,当时74岁):“我很小的时候坐过火车,坐到红岭去。”

  林中玉(新会村民,当时82岁):“坐火车比汽车还平稳,它是跑得快,但不是跑得一高一低,走得很平,很舒服。”

  梁金华(台山村民,当时86岁):“那个时候,火车头是烧煤的,不是用电的。把煤装进去,火车头很老的,咣隆咣隆地转,去到江门,然后我坐船去香港、广州,我那时候都这么出去的。”

  台山是著名侨乡,二十世纪初,每年的侨汇已经超过了1000万美元,到1937年达到了1.8亿美元,具有很强的消费力。新宁铁路通车后,外地的农副产品、日用百货、建筑材料等,源源不断地流入台山,使台山市场逐年繁荣,台城因此赢得了“小广州”的美誉。

  新宁铁路带动了沿线地区的发展,出现了公益、斗山、白沙、水步、冲蒌、四九、五十等人口集中、商业繁荣的集镇。

  李来添:“我父亲在新宁铁路做稽查,1932年,当时我6岁半,到公益和父亲、母亲一起住在(新宁铁路)工人住宅区。我在公益车站楼上的工人子弟学校读书。离公益车站不远,有一座新宁铁路的办公楼。办公楼中西合璧,比较漂亮。离办公楼不远,有一个新宁铁路机械维修厂。这个厂专门负责新宁铁路的火车头、火车卡的维修。离机械厂不远,有一个水煤的补给站,所有新宁铁路的火车头经过都在那里补给水和煤。”

  在新宁铁路的推动下,原先只有几户人家的公益,迅速发展成为台山对外交通的枢纽,成为仅次于县城的台山第二大城镇。

  江门的日渐繁荣更是得益于新宁铁路的开通。

  这是至今保存完好的新宁铁路江门北街火车站候车室,是新宁铁路规模最大的候车室之一。

  江门作为对外口岸,航运发达,侨乡百姓去香港、广州等地,大都是先乘火车到江门,然后乘船经水路往目的地。

  同时,江门海关的进出口业务也因为铁路的开通而大幅增长,并带来了贸易的空前繁荣,从而进一步奠定了江门作为五邑中心城市的地位。

  早在修建台山公益至江门北街段铁路时,陈宜禧就提出要把铁路向北修到佛山,接通粤汉铁路,和全国铁路联网。

  梅伟强(五邑大学副教授):“在筹款过程当中,首先是遭到粤汉铁路公司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办法了,只好呈报材料给两广总督,提出要向外借债六十万,来展筑这条路,但两广总督就说你建铁路时提出“三不”,不向外人借款,你现在又向人借款,就有悖你原来的原则,这就不同意。”

  因为这件事,陈宜禧受到了当时舆论的连番抨击。

  郑德华(澳门大学副教授):“他(陈宜禧)是1905年回来修建铁路,当时中国正掀起收回路权运动,这个运动反映了中国民族抵抗西方势力占领我们的主权。陈宜禧的“三不政策”,正是符合了维护主权的原则。但并不是说,陈宜禧在一律排外。”

  沈阳蒸汽机车博物馆是目前世界最大的蒸汽机车博物馆。

  曹斌(沈阳蒸汽机车博物馆馆长):“我们沈阳蒸汽机车博物馆有馆藏文物机车15台,复制文物机车3台,这里面包括了上世纪初新宁铁路使用过的蒸汽机车型号。比如我身后这台。”

  新宁铁路所使用的机器设备,绝大部分从国外进口。其中机车一项,从德国进口4辆,美国进口16辆。

  1920年新宁铁路通车后,76岁高龄的陈老先生壮心不已。

  梅伟强(五邑大学副教授):“1922年,他写了一个关于新宁铁路开派股息布告,后面有一个附则。在附则里面写道,我陈宜禧已经78岁了,但是我还有四个愿望要晚年把它做完,第一个就是要在牛湾为新宁铁路建一个铁桥,第二个就是新宁铁路往西从白沙再接过去,修通到阳江,第三个愿望就是在台山搞一个水利发电厂,第四个愿望实际上开发台山温泉。”

  位于台山南部的铜鼓,水深海阔,建设大海港的条件得天独厚。陈宜禧除了计划把铁路修到铜鼓,还草拟了一份开发铜鼓的简章。

  梅伟强(五邑大学副教授):“简章里面提到,要把铜鼓建成一个自治特别区,招世界各国的资本来这里开发,这个思想实际上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后提出来要建经济特区的那种雏形。”

  当时任广东军政府大元帅的孙中山,对陈宜禧的雄心壮志十分赞赏。1924年9月6日,他亲笔写下委任状,派陈宜禧为筹办铜鼓商埠委员。可惜没有多久孙中山先生便去世了,陈宜禧的这些愿望也就未能实现。

  这是一份当年新宁铁路经营状况的统计资料。

  郑德华(澳门大学副教授):“从最初来看是不错的,它的客运量和收入都蛮不错,但是到了后期就慢慢地每况愈下了。原因有几个:第一,它的客运量不能完全保持,为什么呢?后来很多军阀,他们坐车不给钱,使到客运量实际收入不是太高。第二,就是由于当时台山和江门地区的生产力不能支持他的货运;第三,当时的地方政权、军阀之间都争权夺利。”

  当时公司内部的斗争和冲突也很激烈,一些觊觎陈宜禧职位已久的股东,勾结官府政客,排斥诬告陈宜禧。

  1927年2月11日,省政府以“工潮迭起”,“路务废弛”为理由,派人强行接管了新宁铁路的管理权,撤销了陈宜禧铁路公司和董事局的总理职务。

  这一年,陈宜禧83岁。他被迫回到乡下的家中。

  陈宜禧气愤难平,不久便精神失常了。病危之时,他还经常喊道:“铁路通到佛山、铜鼓了”,“整条铁路修通了”,并要家人抬着他去看铁路。

  1930年5月18日,86岁的陈宜禧带着他未竟的铁路之梦离开了人世。这位当年的华侨富商,身后只剩下乡村的3间房屋,20亩田地。

  台山人民对陈老先生的去世深感悲痛,出殡那天,冒雨送葬的队伍有一万多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飞机对新宁铁路进行了狂轰滥炸。这份资料详细记录了铁路被炸情况。

  林国欢(新会村民,当时82岁):“起初十架来,有一架飞机走散了,九架飞机排成品字形,开始飞得很高,炸下来炸不到目标(火车渡轮)。后来见没有人打它,就一架架俯冲下来,靠近船了才放炸弹。结果把船给炸毁了。”

  1931年动工兴建但尚未竣工的公益铁路大桥,遭到轰炸后,只剩下了两个桥墩。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当时的军政当局以“阻止日军南进”为由,先后四次下令拆毁铁路。

  1939年2月,新宁铁路公司开始遣散职工。

  1940年,日寇多次进占五邑,新宁铁路遭到洗劫,机车、枕木、铁轨被盗被抢,直到荡然无存。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找到新宁铁路的痕迹了。这江门北街火车站的候车楼,这潭江中残留的桥墩,这跨越小河的涵洞,这被荒草湮没的路基,这仅见的草丛中的一段铁轨,成为新宁铁路最后的物证,记忆着当年侨乡大地上曾经有过的一段辉煌。

第五集:故土新声(视频)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他从日本“广求知识于寰宇”的做法中受到启发,决定通过兴学、办报,开启民智。他在日本开办学校的同时,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树起了“新民”的旗帜,致力于民族的思想启蒙。他的呼吁与呐喊,给古老的中国大地带来了强烈的震撼,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在梁启超的故乡江门五邑,新民运动所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一大批爱国华侨回到故土,他们办学校,建图书馆,出版报刊,开展平民教育,传播新文化,进行移风易俗,从而大大促进了侨乡的文明与进步。

  故土新声

  清朝末年,中国的传统教育已经走到了末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教育逐渐在全国兴起。二十世纪初,受西方文化洗礼的五邑华侨,顺应国内形势的发展,开始陆续回到家乡兴办学校。

  就在废除科举后第二年,1906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在台山端芬,由华侨捐资兴办的台山端芬成务学校开始招生。这所学校由当地旅居美洲的华侨伍礼门倡议,伍于秩主持兴建,办校资金来自数百名海外乡亲的捐款。这是中国第一间由华侨捐建的乡村学校,开创了中国农村兴办新式学校的先河。

  台山一中,它的前身是于1909年由当时的县政府创办的县立中学。这是我国南方最早的具有现代教育特色的中学之一。

  最初的校舍十分简陋,于是当地各界人士商议,发动加拿大台山乡亲捐款,在纱帽山新建校园。

  加拿大维多利亚,1920年,旅加台山乡亲在这里成立了“捐建台山中学总公所”,分所遍及加拿大七十多处。

  朱伟申(台山一中校长):“我们台山人,当时派驻加拿大的副总领事赵宗坛老先生,他非常热心教育,他当时动员了九千多华侨,台山同胞,共同捐赠了25万加币的巨款,亲自督办建好了这所学校。”

  1926年5月24日,新校园举行了盛况空前的落成典礼。当时的省、县两级政府官员,江门市军政要员,以及当地各界人士三万多人参加了这次盛会。赵宗坛先生担任大会主席,他代表加拿大乡亲,把新校舍钥匙,交到台山人民手中。

  同一天,远在加拿大的台山籍乡亲也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这一天被定为了台山县立中学的校庆日。

  朱伟申(台山一中校长):“建好学校以后,他(赵宗坛)就不当领事了,回来当学校的校长。因为蔡元培老先生是他的老师,他就以北大学生、蔡元培的爱徒的身份,请蔡元培老先生为这个学校题了词。”

  1930年,台山县立中学筹办高中,当时的校长到美国发动侨胞捐款,很快筹集到24万美元,于1936年建成了新校区。新校区内博物馆、图书馆、实验室、阶梯教室等一应俱全,使台山县立中学成为全省乃至全国一流的中学。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亲笔为新校区题写了校名。

  南临潭江,风光秀丽的开侨中学,是五邑地区著名的华侨中学。旅居海外的开平籍乡亲,集资60多万元,于1933年建起了这所学校,校名由何香凝亲笔题写。

  恩平一中,前身是创办于1918年的恩平县立中学,30年代由恩平旅居英国、巴西、古巴、海地及委内瑞拉的乡亲捐资新建。

  鹤山一中,前身是1925年由鹤山籍华侨捐建的县立中学,1930年,又由旅居美、加等地华侨捐资,建成了新校舍。

  民国时期,五邑华侨捐资兴办的中小学校,遍及城乡。庙边学校、李壁学校、胥山学校、裘焯小学、澄波学校、寅初小学、教五书室等一大批学校,都是由华侨捐办的。造型新颖的校舍,成了当时五邑城乡最漂亮的建筑。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前,五邑地区由华侨捐办的学校达100多所。

  早期的五邑华侨,大多数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备受歧视。亲身经历使他们深深感到没有文化的切肤之痛。

  谭雅伦(美国华人历史学会前会长):“我觉得这是一种出国的反应。因为他们出国来这里,当时美国人说他们是毫无知识的华工,所以他们做的工作比较低等……所以受到歧视……当时华人对于家乡的教育的投资可能是出于这样的心态。”

  这些由华侨捐办的学校普遍招收平民子弟,实行免费教育,推行新的学制,教授新的课程。

  谭雅伦(美国华人历史学会原会长):“华侨对侨乡教育的重点也在所谓新知识方面……到台山一中看看,加拿大的华侨投资台山一中,他们投资的重点是什么呢?是不是中文呢?不是,是数学,是所谓新的常识,重点在这里。”

  1923年,著名教育家晏阳初、陶行知等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全国推行平民教育运动。而在1922年,一所名为“平冈平民学校”的新式学校,已经在鹤山的一个乡村落成。学校的发起人,是祖籍鹤山平冈的南洋归侨宋森。

  徐晓星(《宋森传》主笔):“这间学校免收学费,面向农民子弟招生。另外使用新学制和新教材,教的科目除了语文、数学之外,还有音乐、图画、体育、手工、地理这些新课程。”

  1921年到1939年,宋森曾两度出任鹤山县教育局长。

  徐晓星(《宋森传》主笔):“宋森做了教育局长之后,大力取缔私塾,兴办新式学校,革退陈腐教师,自己开办教员养成所师范班培养教师。另外还责令各个乡村提取公偿的偿产作为办学经费。经过十年多年的努力,到1935年,鹤山县内已经办起150多所新式学校,当时受到广东省政府的表彰,鹤山成为当时广东省的教育先进县。”

  (陈华兴读道字)

  81岁的陈华兴老人,上一世纪三十年代,曾经在澳门由新会籍同乡陈瑞祺开办的学校,学习过“道字”。

  陈瑞祺的父亲陈澄波是一位华侨富商,早年义务开办学校,普及教育。陈瑞祺继承父亲的兴学精神,在家乡新会以及广州、佛山、香港、澳门等地开办了二十多间“澄波义学”。有感于汉字复杂难学,受西方拼音文字的启发,陈瑞祺发明了“道字”。

  陈华兴:“这种字易学,由声母和韵母组成,声母几十个,韵母几十个,只要学会这些声母和韵母,去拼,几个月就学会了……中国人穷……要读书,又要出来谋生……所以,发明了这种字,几个月就毕业了。”

  陈瑞祺先生大力推广道字,学员先后多达几十万人。

  热心教育的家风世代相传。后来,陈瑞祺的儿子陈经纶先生等后嗣,不仅在家乡办起了陈瑞祺中学、陈经纶中学,还在北京、杭州、韶关等地办起了多所陈经纶学校。

  生活在开平赤坎古镇的人们,每到整点,都会听到悠扬的报时钟声。这钟声来自司徒氏通俗图书馆和关族图书馆的钟楼,至今已有七十多个年头。

  在赤坎,司徒氏和关姓是人数最多的两大姓氏。

  司徒氏家族以“教以人伦”为族训,一贯重视文化教育。民国初年,司徒氏海外乡亲倡议创办家族图书馆,海内外族人纷纷响应,一下子就筹得银圆四万多元。图书馆1923年动工,1925年落成,取名司徒氏通俗图书馆,于1926年1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司徒亮(司徒氏通俗图书馆馆长):“通俗这两个字就体现了我们办馆的宗旨,第一我们主要是为老百姓服务,第二我们添置的图书主要是通俗读物,第三我们免费为老百姓开放借书读报。”

  司徒氏通俗图书馆开馆时,藏书就达到了一万多册,其中有《四库全书》、《万有文库》和多种世界文学名著译本。

  一年后,族人在图书馆楼顶又增建了一座西式造型的钟楼,安装了从美国购进了大钟。

  高高耸立的图书馆,响彻小镇的报时钟声,激起了关族人也要为自己争口气。1929年,关族图书馆在小镇的另一头拔地而起。图书馆同样建有钟楼,并从德国购进了一座大钟。从此,每到整点,小镇的两头就同时响起宏亮的报时钟声。两座图书馆一同成为了赤坎镇的标志。

  关文根(关族图书馆馆长):“现在,两个图书馆大家互相学习,人员方面经常有交往。在馆内的设置各方面也经常有交流,这时候可以说,我们赤坎镇这两个图书馆,大家可以说成为兄弟的馆,非常之融洽。”

  当年,五邑籍华侨在城乡建起了一批图书馆、书报社,成为传播新文化的重要场所。其中,规模最大、藏书最多的当数冯平山先生创建的新会景堂图书馆。

  作为香港第一代华人企业家的冯平山,于1920年斥资七万银元,在新会会城犀山兴办了平山小学。1922年,又捐资七万银元,三年后在仁寿路建成了一座图书馆,并以其父亲的名字命名为景堂图书馆。

  这座图书馆为欧式建筑,占地1000多平方米,分前后两座。整个图书馆建筑新颖别致,布局合理。图书馆的经费由冯平山先生提供。到抗日战争前,景堂图书馆藏书已达6万多册,在国内县一级的图书馆中名列前茅。

  今天,经冯秉芬先生等后人继续捐献,图书馆的藏书已达37万册,成为国家一级图书馆。

  1909年,一本以改良社会,沟通海内外乡情为宗旨的侨刊《新宁杂志》问世了。

  梅伟强(五邑大学副教授):“《新宁杂志》……是在梁启超的新民思想的影响下创办起来的。它创办的初衷主要是针对当时的一种社会不公的现象,要改良社会,要提高民智和移风易俗,提高国民的思想和整体素质。”

  《新宁杂志》倡导新的社会风尚,积极探索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途径,广泛报道国内外大事和本地要闻,内容丰富,乡土特色浓厚,深受海内外乡亲的喜爱。

  梅伟强(五邑大学副教授):“早期华侨和乡亲、亲人的联系,通信是很困难的,往往寄一封信需要半年时间,而且信里反映的只是他一家一户的内容……因此,乡贤们就提出,要办侨刊乡讯,把家乡的情况和海外亲人的情况都汇集在侨刊乡讯里面……所以乡亲们把这种侨刊乡讯称为扩大了的集体家书。”

  从民国初年到抗战前夕,是五邑地区侨刊乡讯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仅台山出版的侨刊乡讯就有57种,开平、新会、恩平和鹤山的侨刊乡讯也纷纷出版,成为海内外乡亲密切联系的文化纽带。

  余定邦(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除了沟通的作用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民国时代出的侨刊里面有很多报道国外情况的,报道国外情况,里面有很多新思想、新技术报道过来了。”

  五邑侨刊的数量为全国之最。办刊的经费主要来自海外侨胞的捐款,每一期侨刊,都向海内外乡亲赠送。

  林达天(83岁,新会古井《独联侨刊》主编):“华侨们收到我们的侨刊非常之欢喜,写很多信来给我们,很感谢我们,(说)我们看了侨刊,好像回到家乡一样,知道家乡的事情,满足我们游子的需要。”

  近代以来,作为岭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五邑地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猛烈撞击,不断走向开放、兼容和创新,大大丰富了其内涵和形式,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侨乡文化。

  余定邦(中山大学教授):“他们(五邑华侨)在侨居地接受了西方文化,而且把西方文化传回了自己的故乡。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五邑地区侨乡接受西方文化时间比较早,范围比较广,而且深度也是比较深的。”

  得风气之先的五邑侨乡,是一片文化沃土,这里孕育和诞生了一大批文化名人。

  李铁夫(1869-1952),鹤山雅瑶镇陈山人,16岁到美国和加拿大谋生,先后到加拿大、英国、美国的著名艺术院校,刻苦学习西洋油画,成就骄人,被孙中山誉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

  司徒乔(1902-1958),开平人,著名归侨画家,曾受到鲁迅先生高度评价,作品《三个老华工》,已成为许多多博物馆和历史教科书的重要史料。

  沙飞(1912-1950),原名司徒传,开平人,被誉为“中国革命摄影第一人”,他镜头下的鲁迅、白求恩等人物形象,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军民战斗生活的情景,成为不朽的摄影作品。

  黎民伟(1892-1953),新会籍旅日华侨,拍摄了大量有关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新闻纪录片,被称为“中国新闻纪录片之父”。

  黄宗霑(1899-1976),台山籍旅美华侨,第一个荣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华人摄影师。

  黄柳霜(1905-1961),台山籍旅美华侨,第一个进入好莱坞的华人女影星。

  司徒慧敏(1910-1987),开平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曾参与《白云故乡》、《游击队进行曲》等影片的拍摄,并领导拍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罗工柳(1916-2004),著名画家,开平人,创作了油画《地道战》等有较大影响的作品,曾主持人民币二至四套的设计工作。

  作为启蒙先驱的梁启超,其兼容开放的学风,深刻影响了其子女的成长。

  吴丽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梁启超外录):“他的九个子女都学有所成,其中七个出国留学,都回来报效祖国,其中大舅梁思成,二舅梁思永,八舅梁思礼,更成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一门三院士,这是中国绝无仅有的家庭传奇。

  这是江门市区新建的院士路,直通五邑华侨广场和五邑华侨华人历史博物馆。梁家一门三院士和江门五邑籍,共31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的塑像,分列院士路的两边,成为五邑侨乡一道独特的景观。

  遥想一百多年前,当“新民”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正是一大批五邑爱国华侨,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在五邑城乡播种新思想、新知识、新事物,使这片古老的土地展现出崭新的时代风貌。今天,我们置身于五邑侨乡这片文化沃土,依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那段已经逝去的厚重与辉煌。

第六集:碧血丹心(视频)

  孙中山先生曾经感慨地说:华侨为革命之母。

  从灾难深重的祖国走出去的五邑先侨,他们和所有的侨胞一样,民族的苦难是他们挥之不去的心头之痛。即使身在海外,即使加入了新的国籍,祖籍国的命运依然与他们的命运紧紧相连。因此,在关系到民族兴亡的紧要关头,他们的爱国热情总会产生耀眼的喷发。他们奔走呐喊,慷慨解囊,甚至舍家弃业,回国参战。他们以热血和生命为民族的命运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碧血丹心

  一

  从贫穷落后的祖国,到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从破产农民到猪仔华工,这是一段充满血泪的历程。为生活所迫走出去的五邑侨胞,他们最初的愿望只有一个:尽快地改变自己的命运。

  于仁秋(纽约州立大学珀切斯校历史系主任):“19世纪的华人,他有一个对自己自身定位的概念……例如(说)我是台山冲蒌出来的,台山海宴出来的……往往也会说我是姓陈的,姓王的,姓张的。到了海外才发现,尤其是美国,它根本不管你是姓王姓陈姓张,或者你是冲蒌来的海宴来的,它只认为你是黄皮肤的中国人,而且它认为中国人从种族上你是低劣的。”

  他们干最苦最累的体力活,却只能拿比白人少得多的报酬,还要遭受无休止的歧视和排斥。即使是一些在经济上逐渐改观的华人,依然不能受到公正的待遇。

  于仁秋(纽约州立大学珀切斯校历史系主任):“从19世纪到20世纪一个转折,华人从比较狭隘的地区上升到民族的观念,国家的观念……祖国的命运和他们在美国的社会命运有很大的关联,从这个时候起,他们的胸怀比较博大,关心到祖国的命运。”

  麦礼谦(美国华人历史学会前会长):“保皇党的改良,他支持;对辛亥革命的现代化也支持,抗战当然为着中国的生存(他们)也支持。所以这种民族主义的思想,从大约19世纪90年代后期一直到1945年左右是最高峰的时期。”

  二

  檀香山,风景如画的太平洋岛屿。1894年,孙中山到这里宣传发动革命,认识了开平籍华侨富商邓荫南。

  这一年的年底,在檀香山一座木房子里,孙中山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邓荫南发动了20多位华侨一同加入。

  1895年,孙中山筹划广州起义。邓荫南立即变卖产业,所得款项全部用作起义经费。

  邓斯湛(邓荫南孙子):“由于我祖父支持孙中山,所以许多华侨都听我祖父之言回国参加革命,别人搞革命资本家是反对和制止的,我祖父则出钱买船票让华侨回来参加革命。”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已经65岁的邓荫南,毅然提枪策马,在广东新安县起兵响应,成为辛亥革命的一员猛将。

  1923年邓荫南病逝,孙中山沉痛哀悼,赞扬他“爱国以命,爱党以诚,家不遑顾,老而弥贞”,并追封“陆军上将”。

  二

  出生在江门外海的陈少白,早在青年时期,就和孙中山、尤列、杨鹤龄等三人,一同投身反清大业,被满清政府称为“四大寇”,严加追缉。

  在江门市外海镇陈少白故居,陈列着一口煮粥用的大锅。

  陈一峰(江门外海市民、《陈少白的故事》编委):“那口铁锅曾经救过陈少白先生一命,所以这口锅叫做“救命锅”。当年,陈少白先生因为广州起义,被清兵追捕,一直追到海棠寺,海棠寺是广州市河南的海棠寺……救了陈少白先生。”

  1900年,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民主革命派的第一张报纸--《中国日报》,亲自担任社长和总编辑。《中国日报》成了宣传民主革命的重要舆论阵地。

  1905年,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国第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陈少白等人在香港迅速响应,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陈少白被推选为会长。

  陈一峰(江门外海市民、《陈少白的故事》编委):“陈少白先生,他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时候,两人如兄如弟,结拜了兄弟,所以后来革命胜利后,全国的人都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也很尊重陈少白先生,叫他‘国叔’。”

  这一时期,许许多多的五邑海外侨胞成为了革命派的骨干。

  1909年,台山籍的李是男等华侨青年,在美国组织少年学社,出版刊物宣传革命。1910年,少年学社改组为同盟会分会,其刊物改组为《少年中国晨报》,成为美国同盟会的机关报。

  三

  为争取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孙中山曾三次到美国宣传发动。

  1896和1903年孙中山的两次美国之行,效果大不一样。头一次因为没有得到当地洪门组织的支持,收效甚微。

  秦宝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副会长):“洪门是清朝乾隆中叶的下层群众,为了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创立的一个民间结社组织,后来发展到海外。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里面谈到,二十世纪初,美国华侨里面十之八九都加入了洪门,其中最大的洪门组织就是美洲致公堂。”

  1903年,孙中山第二次前往美国,途经檀香山时,加入了洪门致公堂,并被封为洪门首领。从此,他在美洲各国的活动有了重大转机。

  1904年初,孙中山前往美国旧金山,但一上岸就被美国移民当局囚禁。全美致公堂总堂首领、台山籍的黄三德等人,不惜重金营救,使孙中山很快获释。

  秦宝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副会长):“孙中山感到,当时的洪门致公堂还不能够适应革命的需要。他在黄三德的支持之下,对洪门致公堂的章程进行了修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进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样,洪门致公党就从一个旧式的会党,逐渐转化为具有民主革命性质的社团。”

  这次美国之行,孙中山结识了当时洪门致公堂的少壮派首领、开平籍的司徒美堂。受孙中山的影响,司徒美堂从此成为革命的坚定支持者。

  1911年5月,孙中山第三次赴美。

  秦宝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副会长):“孙中山这次来到美国,完成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那就是实现了同盟会和致公堂的合并。这次合并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一是很多洪门致公堂的成员,从此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二是促成了1911年6月洪门筹饷局的成立。从此,华侨的捐款就源源不断地支持了国内的革命活动。”

  四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着1911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牺牲的烈士。

  72位烈士中,其中有回国华侨29人。开平籍旅缅甸华侨李雁南,旅新加坡华侨劳培,英勇牺牲,长眠于此。

  加拿大温哥华的这座致公堂楼宇,今天的洪门人士仍然引以为豪。

  秦宝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副会长):“黄花岗起义前后,国内急需大批的经费,而海外华侨大多属于中下层,他们一时很难筹集到这样的巨款。当时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和维多利亚的致公堂把他们的堂产抵押以后,所得到的款项全部捐给了革命党人,美国的致公堂也竞相效仿。这样就解决了一时的燃眉之急。”

  世界各地的五邑侨胞都纷纷慷慨解囊,倾力支持辛亥革命。

  新会的李纪堂是香港富商,加入“兴中会”后,为几次起义提供军费,家业耗费过半。

  新会籍的邓泽如,在南洋为起义军费筹款超过100万元。

  新会籍杨西岩,为支持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而变卖家产,最后仅剩一座栖身的房屋。

  司徒丙鹤(原司徒美堂秘书):“孙中山在华侨的支持当中看到群众的力量,看到革命的前途,因此他非常的感慨。华侨是革命之母,这个话他是由衷说出来的,不是偶然的。”

  五

  江门五邑侨胞还在中国航空史上立下卓越的功勋。

  关中人(中国航空史研究会副理事长):“整部中国航空史,中国空军史实质上是一部华侨航空救国史……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如,是恩平人,他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架飞机,被大家尊称为“中国始创飞行大家”。”

  1895年,11岁的冯如跟随同乡去了美国旧金山。他刻苦自学机器制造技术,逐步成为一名精通机械和电器技术的专家。

  1903年,美国人莱特兄弟制造的人类第一架载人动力飞机试飞成功,这件事使冯如受到很大的触动。感慨于祖国的落后和列强的蹂躏,他立下了航空救国的大志。

  1909年,在冯如主持下,由中国人设计和制造的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冯如被赞誉为“东方的莱特”。

  到1911年,冯如主持制造的飞机性能更是达到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他自己也成为一名饮誉世界的飞行师。这一年,冯如携带自己制造的两架飞机回到了祖国,投身国民革命,被任命为“广东革命军飞机长”。

  1912年8月25日,冯如在广州燕塘作飞行表演,不幸坠机身亡,年仅29岁。

  这位壮志未酬的“中国飞行之父”,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长眠在一起,为人们世代景仰。

  南京抗日航空烈士公墓,安葬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各国空战英雄。在881名中国航空烈士中,五邑籍人士有71人,其中华侨烈士23人。

  兴建航空烈士公墓,最初是为纪念对日空战的第一位烈士黄毓全。

  黄毓铨,台山人,美国华侨。1932年淞沪抗战打响,结婚才20天的黄毓全,立即归队驾机迎敌,壮烈牺牲。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更多华侨飞行员回国参战,很多人英勇捐躯。

  (黄新瑞烈士、岑泽鎏烈士、林耀烈士、冯星航烈士)

  六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着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开平籍侨领周锐认购1万美元救国公债的凭证。

  抗日战争中,广大海外华侨慷慨捐输,他们的捐款对民族抗战发挥了重大作用。

  已年届七旬的司徒美堂,以及台山籍侨领邝炳舜、梅友卓,分别在美国华侨主要聚居地的纽约、旧金山和芝加哥,领导当地以至全美洲的抗日筹款活动。

  方雄普(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研究员):“据资料反映,从1937年到1945年,五邑籍占大多数的美洲华侨,抗战捐款总额达6900多万美元。台山籍美国致公堂领袖阮本万,一个人就捐出30万美元。他们的捐款,一日捐、一月捐、新年捐、购买救国公债等,还有为前方将士购买药品、衣物、赠送飞机等捐款。”

  当年,宋庆龄倡议的‘一碗饭’捐献运动,得到了华侨的积极响应。

  黎全恩(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太平洋及亚洲研究系教授):“因为当时的华侨也不是很有钱的,如果当时的华侨喝多杯咖啡都没钱寄回去。所以捐出1、2元已经是很厉害的了。不过有的人说捐1、2元有什么用啊?但是(这是一句)口号,就是你吃少一碗饭都能捐助出很多钱。”

  七

  1933年,在美国纽约,以五邑华侨为主的华侨衣馆联合会成立了。这一组织简称衣联会,他们积极开展“救国自救”运动,在美国华人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林以和(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主任委员):“衣联会在当时的背景下,在美国争取自己的权益,就叫自救;支持中国抗日叫做救国。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我们的口号就变成“救国自救”了。”

  于仁秋(纽约州立大学珀切斯校历史系主任):“你只有在美国自救了,把你的地位改善了,才有力量支持祖国,那么祖国的地位在世界上的地位改善了,也可以改善华侨在外国的地位。”

  于仁秋(纽约州立大学珀切斯校历史系主任):“你只有在美国自救了,把你的地位改善了,才有力量支持祖国,那么祖国的地位在世界上的地位改善了,也可以改善华侨在外国的地位。”

  恩平籍的唐明照,当年是衣联会的英文干事。她的女儿唐闻生出生在纽约,后来担任过毛泽东的英文秘书。

  唐闻生(全国侨联顾问、唐明照女儿):“据我父亲回忆说,当时衣联会有几千家洗衣馆,它们分布在纽约各个区,特别接近美国老百姓。他们在衣馆柜台上放上一个桶,写上‘请你捐款援助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美国老百姓也很支持中国人民抗战,在取衣服的时候,往往把找回来的零钱,放在募捐的桶里,甚至有的打开钱包,再放上一两块钱。”

  衣联会用这些捐款购买了四部救护车。

  唐闻生(全国侨联顾问、唐明照女儿):“其中两辆写上“献给忠勇抗日勇士”,送给国民党领导下的抗战部队,有两辆写上“献给八路军忠勇抗战将士”,送给八路军的。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收到之后,很快复信,表示收到,并且感谢。”

  1940年7月7日,衣联会在纽约支持创办了华文《美洲华侨日报》。

  唐闻生(全国侨联顾问、唐明照女儿):“我父亲……任第一任社长,我妈妈也参加义务工作。我也是1943年生于纽约的。我父母后来也经常回忆起那时候的岁月,对于当时和华侨一起宣传我们抗日的活动,促进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了解的一些工作,感到非常欣慰和自豪。”

  张希先(93岁 唐明照遗孀):“那时候……别人要求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不怕,就要办,尽力来办,也办下来了,办得很好。”

  唐闻生(全国侨联顾问、唐明照女儿):“据我父亲回忆说……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所以报纸高举抗日的旗帜,报道祖国抗战的情况,华侨支援抗战的消息,并且讲很多抗日的道理。同时,它是在美国由华侨办的,它积极促进中美人民之间和两国之间的友好。它是华侨办的报纸,因此,要为华侨说话,要维护华侨的权益。”

  《美洲华侨日报》受到华侨广泛欢迎,一度成为美洲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

  八

  抗战胜利后,广大华侨都希望国共两党能共同建立一个和平幸福的新中国。在国共内战爆发之际,以司徒美堂为首的美洲五邑华侨社团大声疾呼:阻止内战爆发!

  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年过八旬的司徒美堂,接受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代表美洲华侨,毅然回国参加会议,参与新中国的筹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广大五邑海外侨胞欢欣鼓舞。

  林以和(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主席):“这是新中国成立时,由衣联会在纽约制作和挂起来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从清朝末年到新中国的成立,在这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岁月里,五邑华侨和苦难的祖国始终风雨同路。他们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扮演了令世界瞩目的角色,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他们的碧血丹心将永远光照后人。

第七集:司徒美堂(视频)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担负着民主协商、筹建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在北京隆重开幕。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在大会上表达了数十万美洲华侨的共同心声:“国外华侨协助政府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好,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站到了高高的天安门城楼。

  他就是著名的爱国侨领司徒美堂。

  采访罗豪才(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司徒美堂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侨领,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追求进步的一生。”

  司徒美堂

  一

  1868年,司徒美堂出生在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清朝末年的开平县,天灾连年,盗匪横行,民不聊生。1880年,12岁的司徒美堂为生活所迫随乡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

  司徒美堂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我是在旧金山上岸的……脚刚踏上码头,就被美国流氓用马粪和地上脏东西抛了一身。这就是他们给我们的第一个见面礼。”

  经乡亲介绍,小司徒在唐人街一家五邑人经营的餐馆做杂工。

  两年后的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拉开了长达六十一年全国性排华的序幕。本已饱受歧视的华侨,生存环境更加恶劣。为了保护自己利益,很多华侨加入了洪门致公堂等组织。

  秦宝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副会长):“洪门致公堂是当时北美华侨下层群众的一个最大的民间结社组织。它是以“忠心义气、团结互助”为信条,以“反清复明”相号召的一个民间组织。”

  1885年,17岁的司徒美堂拜堂盟誓,加入了洪门致公堂,走上了一条影响他一生的道路。

  于仁秋(纽约州立大学珀切斯校历史系主任):“打抱不平,在江湖上惩治那些为富不仁的人,扶助这些贫困、弱小的人。像司徒美堂先生在美国华人社会,他的形象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形象,就是一种侠义。”

  那时候,华人餐馆经常有白人流氓来吃“霸王餐”,吃饭不给钱。

  张兴汉(暨南大学教授、《从徒工到侨领》作者):“有一次,一个白人流氓到司徒美堂打工的餐馆吃‘霸王餐’,司徒美堂气愤不过,三拳两拳把那个流氓打死了,被判了死刑。华侨立即凑钱营救,最后改判了十个月。这件事使司徒美堂在华人社会出了名。司徒美堂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决心以后要为华侨多做好事。”

  波士顿,美国东部繁华都市。1894年,司徒美堂来到这里,受到了当地华侨的欢迎。

  张兴汉(暨南大学教授、《从徒工到侨领》作者):“那时候,华侨经常受人欺负。当时的司徒美堂年少气盛,他把致公堂内的热血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安良堂,打出了“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旗号。”

  司徒丙鹤(原司徒美堂秘书):“保护善良的华侨,打击那些出卖华侨利益,出卖华侨人头,出卖华侨生意的人。他在这个社会的威望就很高了。”

  纽约,美国最大城市,华人在美国的三大聚居地之一。1905年,司徒美堂在纽约成立了“安良总堂”,自任总理。

  司徒丙鹤(原司徒美堂秘书):“最后发展到全美国31个城市都有安良堂,2万多人,那个时候华侨才一二十万。”

  秦宝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副会长):“当时华侨社团的很多活动,都是由洪门致公堂和安良堂发动和组织的,洪门致公堂的一些堂规和决议,甚至成为当地华侨必须遵守的规则。司徒美堂当时的威望非常高,长期担任洪门致公堂和安良堂的首领,在华侨社会影响非常大。”

  二

  1904年,孙中山先生到美国宣传革命,发动华侨,在波士顿结识了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回忆录):“那时我们都是30多岁,我正在波士顿街上推车卖猪肉……就约同洪门兄弟招待他住在旅馆里……随后他就搬到我家,又转住致公堂。我们一起自己做饭吃,吃些牛肉番茄汤之类的东西,并畅谈国家大势。”

  秦宝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副会长):“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五个月,司徒美堂做孙中山先生的厨师和保镖……经过这一段接触,司徒美堂先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原来单纯的反清复明,转变为民主革命思想。”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急需一笔经费。

  (司徒美堂回忆录):“当时我想5块、10块的叫洪门兄弟捐,必索革命同志于枯鱼之肆,缓不济急,于是就提议将加拿多、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的四所致公堂大楼典押出去,大家一致赞成,立即把款项筹足了。”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司徒丙鹤(原司徒美堂秘书):“当时致公堂、安良堂致电发了400多封,拥护孙中山……(孙中山)请司徒美堂回来当什么官呢?监印官。”

  司徒美堂以“功成身退”和“不会做官”为理由,婉言拒绝了。

  三

  司徒美堂依靠安良堂,积极为侨胞利益出力。他参与创办了波士顿和纽约的华文学校,并成为《大汉公报》等华文报纸的热心支持者。

  当时美国唐人街有很多下层华工组织,被称为“堂口”。

  于仁秋(纽约州立大学珀切斯校历史系主任):“美国社会排华……中国人……谋生的途径和手段变得非常有限……(堂口)你有你的地盘,我有我的地盘。那就形成争执没有办法解决,就要动拳头。”

  堂口之间的械斗,被称为“堂斗”。

  张兴汉(暨南大学教授、《从徒工到侨领》作者):“在美国东部,安良堂和协胜堂是两个比较大的堂口,相互之间曾长期堂斗。1931年有一次特大的“堂斗”,司徒美堂被迫逃回国内避难。刚好这一年 “9?18”事变爆发了,司徒美堂受到很大震动,认识到再也不能这样斗下去了,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他回到美国,主动向协胜堂检讨自己,并召开了两堂的“和平大会”。从此,两个堂口团结一致,共同发动华侨募捐支持抗日。”

  四

  1932年,“1?28”淞沪事变爆发,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抵抗。

  张兴汉(暨南大学教授、《从徒工到侨领》作者):“得到消息后,司徒美堂马上在美国组织募捐,之后又带着捐款回到祖国慰问将士。他和蔡将军结成了莫逆之交。1934年,蔡廷锴奉命赴美国考察,司徒美堂担心他的安危,蔡廷锴走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全程陪同保卫,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谁敢动蔡将军一根毫毛,就把谁捣成肉酱!’”

  1937年“7?7”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

  这一年的10月18日,美国纽约,全体侨团参与组成了“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局”,司徒美堂被推选为常委。

  司徒丙鹤(司徒美堂秘书):“他从1937年开始,他辞掉他的社会事务,每天都到筹饷局上班,早上9点上班到晚上9点。”

  抗战八年,纽约“筹饷总局”募捐达1400万美元。这之中,由司徒美堂领导的安良堂捐款最多。

  伍焕鹏(美国洪门致公堂总顾问):“我们洪门没有钱,但像我们的叔父说的,我们的“夹万”(钱箱)在街外,因为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兄弟,我们的一个兄弟有一元钱,都比得过一个百万富翁。”

  五

  1933年,以五邑华侨为主的华侨衣馆联合会在纽约成立。这一组织简称衣联会,在1940年,支持创办了华文《美洲华侨日报》。

  以司徒美堂为代表的洪门致公堂,与衣联会进行了很好的合作。

  祖籍恩平的唐明照,早年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他是衣联会代表,又是《美洲华侨日报》社长,和司徒美堂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唐闻生(中国侨联顾问、唐明照女儿):“当时司徒美堂先生为了加强致公堂和共产党的合作,也就是当时叫做‘公共合作’,邀请我父亲加入致公堂,我父亲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当时,按照致公堂的堂规,司徒美堂先生就成为我父亲的‘舅父’。”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分裂的危险。

  唐闻生(中国侨联顾问、唐明照女儿):“据我父亲回忆说,皖南事变以后,他代表《美洲华侨日报》,和致公堂办的《纽约公报》的总编辑吕超然先生,以及在旧金山办的《世界日报》的总编辑李大明先生一起,又联合了致公堂在美洲的其他报纸,包括加拿大的《大汉公报》,古巴的《开明公报》十家报纸,共同发表了 ‘十报联合宣言’。十报宣言中提出,反对分裂,反对内战,反对破坏抗战,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战,奋斗到底,直到最后胜利。”

  六

  司徒丙鹤,司徒美堂的同乡,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司徒美堂的秘书。

  司徒丙鹤(司徒美堂秘书):“司徒美堂这个人性烈如火,但是服从真理。”

  1941年底,香港沦陷。当时司徒美堂正在香港,日军企图利用司徒美堂的威望,让他出面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遭到严辞拒绝。

  司徒丙鹤(原司徒美堂秘书):“司徒美堂问,你是逼我呢,还是怎么样,你逼我,我跳楼……”

  司徒雷登,曾任美国驻华大使,出生在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五六十年,自称半个中国人。

  1947年的一天,这位美国驻华大使为了说服司徒美堂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服务,特地设宴招待司徒美堂,但这次宴请却因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司徒丙鹤(原司徒美堂秘书):“见面以后他(司徒雷登)说,我今天用半个中国人的身份来欢迎你这个半个美国人的身份的司徒美堂先生……司徒美堂一开口说,我是在美国生活60几年,但是我是一个中国农民逃到美国求生,直到今天,我还是保留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我是中国人,我是完完全全的中国人。”

  充满反抗精神的司徒美堂,却能一直用平和的心态面对美国社会,主动走出唐人街。

  (司徒美堂回忆录):“我爱美国人民那种坦白率直、讲究工作效率、热爱技术科学界的好品性。在美国我有许多朋友,彼此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其中包括前总统罗斯福先生,他给我和我所组织的安良堂当了10多年的法律顾问。”

  七

  1945年3月,“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纽约举行,决定将洪门致公堂改组成海外华侨政党“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全美总部的主席,成为举足轻重的美洲侨领。

  抗战胜利后,经过多年冷静观察的司徒美堂终于作出抉择,他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

  唐闻生(中国侨联顾问、唐明照女儿):“1949年建国前夕,我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当时国内写信给我父亲,让他邀请司徒美堂先生回国参加新政协。我父亲去看他(司徒美堂)的时候,还没说上几句,司徒美堂先生马上就说:‘我当然去!’我父亲非常高兴,当时也是为了他的安全考虑,就亲自从纽约送他到旧金山,看他上了飞机,我父亲才放心地回到纽约。”

  回到祖国的司徒美堂,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热情欢迎。他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开国大典。

  司徒丙鹤(原司徒美堂秘书):“我们就站在天安门城楼东面第二根柱子下面……司徒美堂说,我一个老华侨,一个老洪门,从小孤儿,今天我很感动,光荣。”

  开国大典结束后,司徒美堂又一次要功成身退。

  司徒丙鹤(原司徒美堂秘书):“他说阿鹤啊,走啦,我说到哪里去呢?他说回去啦。回哪里去啊?回香港,回美国去啦。都开完会了……我们回来开会支持拥护中央就行了嘛。”

  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挽留,司徒美堂终于留了下来,在北京北池子83号安了家。

  八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梅伟强(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理事 五邑大学副教授):“司徒美堂认为,土改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途径,所以坚决拥护,但要考虑到侨乡的特殊情况,特别是对华侨用血汗钱建起来的洋楼,最好不要分,否则会引起许多意外的麻烦。他向毛主席反映自己的意见。随后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基本吸纳了司徒美堂的意见。”

  1951年3月初,司徒美堂到广东侨乡视察,了解土改情况,并编写了《粤中侨乡土地改革前后》一书,详细记录了视察中的所见所闻。

  梅伟强(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理事 五邑大学副教授):“这次视察,司徒美堂感受最深的是翻身农民的喜悦之情。在侨乡鹤山县,当地人民纷纷托他向毛主席转送著名土特产红烟。司徒美堂立即叫人带回北京去。”

  很快,毛主席向还在侨乡视察的司徒美堂回了信,请他向鹤山农民转告谢意。

  梅伟强(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理事 五邑大学副教授):“视察中,司徒美堂向归侨和侨眷宣传了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政策,请他们消除疑虑。同时,他十分关注,并且发现土改中存在一些偏差,损害了华侨的利益,最突出的一点,是谁有好房子就斗争谁,房子没收得太多。”

  司徒美堂将这些情况及时向中央作了反映,随后中央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纠正偏差,但侨房问题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解决。

  司徒美堂还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

  梅伟强(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理事):“当时司徒美堂先生年纪已经很大了,行动不方便。每次开会的时候,他坐在藤椅里面,由服务员抬着,最早进到会场里面,而且每天都要记日记。作为一个侨领,他为制定这部新宪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4年,9岁的司徒月桂,被爷爷司徒美堂接到北京,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

  司徒月桂(司徒美堂孙女):“一到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家就来很多很多人……那个时候来的很多是名人……也有很多是普通的乡里啊或者其他的朋友来,但是不管谁来他都是热情招待的……谁的钱不够了,谁有什么困难跟他说,他的钱都给别人了,所以他兜里永远没有一分钱。”

  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身在北京,却时刻关注着海外侨胞的命运。

  司徒丙鹤(原司徒美堂秘书):“他主张,落叶归根的思想已经过去了,跟着时代发展,应该配合华裔主流社会跟着当地社会的发展……不能回去了,好好在这里发展,学知识,找财产,将来帮助中国,也帮助中国人民发展,也帮助当地人民发展,也帮助你本身。”

  十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9岁。

  10日,公祭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七百多人出席公祭。

  司徒美堂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2003年10月,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隆重纪念司徒美堂诞辰135周年。一千多位海内外人士聚集老人故乡广东开平,深切缅怀这位铮铮铁骨的一代侨领。司徒美堂的人格魅力和毕生追求,在他身后半个世纪的今天,愈发显示出凝聚力和感召力……

第八集:桑梓新声(视频)

  在五邑侨乡的中心城市江门,有一所五邑大学。这所创办于1985年的大学,现已发展成为拥有两个二级学院,十六个教学系(部),在校学生一万多人的综合性大学。侨乡的这所大学,从创办至今,一直得到许许多多海外侨胞和港澳乡亲的鼎力支持。众多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捐建的校舍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漫步校园,处处可以感受到侨胞的桑梓深情。

  黄球(五邑籍香港同胞):“水有源,树有根,人有宗祖。我们无论在国外的五邑乡亲,还是在香港的五邑乡亲,根在五邑。”

  桑梓情深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广大五邑籍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以赤诚的爱国之心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修建新宁铁路的陈宜禧,兴办江门造纸厂的余觉之,建设台山蛮陂头水电站的梅质彬,兴建广州爱群大厦的陈卓平等华侨实业家,至今还时时被人提起。五邑地区众多的华侨学校,相当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华侨同胞捐建的。

  后来一段时间,由于国内极左路线的推行,华侨及侨属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到了“文革”时期,侨务政策更是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侨乡人民与海外乡亲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

  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迎来了侨乡侨务工作的春天。各项侨务政策的真正落实重新温暖了广大海外侨胞的心,家乡以新的面貌向海外游子敞开了宽阔的胸怀。

  1979年,新会双水镇将旅泰华侨黄宣充的祖屋,归还给了他的儿子黄克兢、黄祖棠兄弟,在海外侨胞中引起了热烈反响。黄氏兄弟非常感动,年近八旬的黄克兢老先生,当即解囊捐助家乡教育。

  1994年8月13日,在侨乡新会,一座以母亲命名的“慈母黄张见纪念大桥”建成通车了。大桥横跨被潭江阻隔的南坦和七堡两个岛屿,捐资建桥的是黄祖棠老先生。

  在这之前的1992年,黄克兢、黄祖棠兄弟及其大嫂出资,兴建了由新会南坦岛跨潭江贯通小冈的大桥。为纪念先父,大桥取名“黄宣充纪念大桥”。

  两座大桥相距不远,被当地乡亲称为“夫妻双桥”。黄祖棠先生曾感慨地说,“夫妻双桥”代表了早年出洋的父母造福桑梓的心愿,能够为父母实现这一心愿,做儿女的感到十分欣慰。

  与此同时,黄克兢先生捐资建成了连接会城与南坦岛的“黄克兢大桥”。三座由黄氏家族捐建的大桥飞架潭江,使新会南坦岛一带的乡亲们从此结束了祖祖辈辈摆渡过江的历史。

  伍舜德,祖籍台山四九镇,香港美心食品集团的创办人,一位对家乡有着深厚感情的旅港乡亲。

  改革开放初期,家乡百业待兴,伍舜德先生反复思量,决定从文化教育入手为家乡尽力。他和夫人马兰芳女士从1983年起,先后在家乡捐建了学业中学,兴办了台山少年宫,重建了家乡的石涧小学,新建了台山中等专业学校和马兰芳幼儿园。

  在伍舜德先生的影响下,他的一些朋友也纷纷回到家乡捐办公益事业。

  黄浩川(台山籍香港同胞):“我很怀念伍舜德先生,因为他带着我回台山,增加我的兴趣的……我一路跟他回去……很大感触,觉得自己除非没有能力,有能力就要帮自己家乡发展一下。”

  黄浩川先生慷慨解囊,在家乡捐建了台山市文化艺术馆等一批公益项目。

  黄炳礼(台山籍香港同胞):“1986年……我就跟他(伍舜德)回去,回去台山。我见他们捐了图书馆,我就问那些台山的领导,我可以做什么呢?他们第一件事叫我建一座博物馆,我一口答应了他们。”

  就这样,黄炳礼先生捐资兴办了台山市博物馆、台山护士学校、台山师范学校黄传经教学楼、台山电视台传经电视演播楼等项目。

  在五邑侨乡,经常可以见到以“伟伦”命名的公益项目,捐建人是开平籍旅港乡亲利国伟先生和夫人易海伦女士。

  利国伟,香港著名的金融家,曾担任恒生银行董事长。1976年,利国伟先生设立慈善基会,从自己和夫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取名为“伟伦基金”。

  梁祥彪(利国伟先生女婿、伟伦基金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利先生平时经常对我说……要国家富强,要振兴经济,和振兴国家呢,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以及人民也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他是着重在教育的发展,医疗卫生的发展,体育的发展和文化公益事业。他的捐款多数都是集中在这几方面来做的。”

  据统计,截至2004年底,利国伟先生伉俪为祖国捐献超过4亿港元,其中为江门地区捐资超过2亿港元。

  鹤山籍香港实业家陆容章先生的祖父陆佑,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华侨实业家和慈善家。

  陆容章先生热心家乡的教育和卫生事业,捐资总额已超过4000万港元。

  陆容章(鹤山籍香港同胞、陆佑先生孙子)“我秉承爷爷慈善为怀的传统,尽可能为家乡做点事情。”

  在恩平,吴年乐伉俪捐资近一千万港元,办起了年乐学校和年乐夫人学校。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五邑侨胞为家乡捐资赠物总值达到50多亿港元。在数不胜数的公益项目中,投资最大、影响最广的是侨乡的最高学府五邑大学。

  1983年9月,江门市第一届归侨侨眷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倡议,要在江门市区创办一所大学——五邑大学。

  当时,江门市刚刚实行市管县体制,百业待举,财力十分有限。

  黎子流(原中共江门市委书记):“钱从何来呢?就是群策群力,内外合一。外的就是我们的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华侨。”

  1984年初,由开平籍知名实业家司徒辉先生牵头,“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响应筹建五邑大学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了。司徒辉先生带头捐款100万港元。

  叶家康,原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1985年3月走马上任五邑大学校长。1986年,时任江门市委书记的黎子流和叶家康校长,一起到香港约请五邑籍乡亲,商谈办校筹款一事。

  黎子流(原中共江门市委书记):“大家开会初期都很忙很忙,不到十分钟,走了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一。有人建议,说我们没有力量办大学,不要办,最好办一所拖拉机的训练班,就算办起来也没有钱养它。”

  这时,祖籍新会的黄球先生一番话,打破了僵局。

  黎子流(原中共江门市委书记):“黄球先生苦口婆心地说服他们,也鼓励我,没有问题,一步一步来。”

  黄球(新会籍香港同胞):“黎子流书记当时说了很多话,但是大家很冷静。我觉得他们当时心情上,我觉得不是很同意。我就出声,我捐款,多少多少!黎子流书记说,黄球先生你捐多少多少。当时,大家的空气不同了。”

  这一年,江门市政府想方设法克服财政困难,拨款2500万元为大学兴建教学主楼。

  黎子流(原中共江门市委书记):“结果学校一动起工来了,第一个回来的是利国伟先生。”

  叶家康(原五邑大学校长):“他那次来的时候题了词——‘万事起头难’。他说从五邑大学的工作,可以见到未来的前途光明,给我们一个鼓励。”

  利国伟先生认捐500万港元,兴建五邑大学建筑工程馆。

  祖籍江门的吕志和先生,加入了第一批捐款者的行列。

  黎子流(原中共江门市委书记):“建了吕志和礼堂。为什么呢?他说只有这样才是对家乡负责。”

  1987年初,教学主楼顺利竣工,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是规模最大的教学主楼。海外乡亲从中看到了家乡人办好五邑大学的决心。

  叶家康(原五邑大学校长):“(海外侨胞)开始一百万一百万地捐建。另外也有些朋友提出来,你需要办什么样的专业,需要什么样的师资。所以从出钱,出力,介绍教师等等各方面支持我们。”

  五邑大学终于起步了。这之后,利国伟先生又不断为五邑大学添砖加瓦。他和夫人易海伦以“伟伦基金会”名义,为大学捐建了建筑馆、图书馆等一大批设施,捐资累计超过6000万港元。

  伍舜德先生伉俪,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五邑大学。

  1986年一个夏日,伍舜德先生及黄炳礼、黄浩川等好朋友悄悄来到了五邑大学。

  黄炳礼(台山籍香港同胞):“我们去五邑大学随便看看。我们见到一个中年的人,戴顶草帽,穿双凉鞋,在那里工作,问起来原来就是叶家康校长。”

  叶家康(原五邑大学校长):“我们事前不知道伍舜德先生一行到学校参观访问。正好当天我们是在劳动阶段,种树、拔草、整理校园。我是穿了个背心、穿个短裤,戴了个草帽,很不礼貌地去见伍先生。”

  黄浩川(台山籍香港同胞):“他(伍舜德)非常感动。所以对我们这样说,他本人做校长都这样,我们就是五邑人士,我们也应该尽力帮他的忙。”

  这次五邑大学之行,使伍舜德先生对大学的前途有了信心。从1992年起,伍舜德先生伉俪及家人捐建了伍舜德楼、马兰芳楼、文化交流中心,伍威廉楼、大学赛艇会,设立了“伍舜德体育会计奖学金”,又参与捐建台山五友楼、继续教育学院大楼、十友楼等,捐资总额达1200多万港元。

  黎子流(原中共江门市委书记):“不仅港澳同胞,所有海外美加一带的华侨,每人都记得有五邑大学,每人回来都一定要到五邑大学看一看,绝大多数。回来看一看,能够出一点力,都这样,所以我们这个大学有一个特点,所有港澳同胞华侨是集腋成裘,众志成城。”

  一座座由海外乡亲捐建的校舍交相辉映,呈现出五邑大学与其他大学迥然不同的侨乡特色。目前,五邑大学已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具备了招收外国留学生资格,并可与其他院校联合招收博士生。

  在积极捐资兴办公益事业的同时,广大海外乡亲意识到,要加快家乡发展,还要大力发展家乡的经济实业。在政府的大力协助下,海外乡亲积极回乡投资兴办实业的热潮也迅速掀起。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黄克兢先生在新会办起了宝源(新会)光学有限公司;

  谭兆先生在新会办起了纺织厂;

  李灼文先生在家乡台山投资开办了多间制衣厂;

  李长(Zhang)先生在恩平开办了广联泰纺织企业有限公司。

  在他们的带动下,一大批侨资港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起,遍布五邑城乡。

  李锦记,一个国际著名品牌。

  李锦记的创始人李锦裳,1868年生于新会七堡。

  李文达(李锦裳孙子,李锦记食品集团主席):“我祖父李锦裳在100多年前,离开这个家乡,沿着珠江到了(珠海的)南水。原因是他在家乡,他本人好打不平,得罪了一班土豪恶霸,要追杀他。”

  南水盛产生蚝。李锦裳制作蚝豉出售,维持生计。

  李文达(李锦裳孙子,李锦记食品集团主席):“他开茶寮,做叉烧包等,经营茶寮谋生。当地很多鲜蚝,有一味蚝的菜色,将蚝先用水煮一煮,有很多蚝汤…… 因为以前烧柴,剩下的碳,(烧得蚝汤)浓缩,变成茶的颜色,一尝,味道很好,再浓缩得稠一点,稠得成了汁,酱汁,后来就变成了蚝油……就把酱汁当调味品去推广,后来就成立了李锦裳,李锦记,在1888年就成立了李锦记。”

  1902年,李锦记公司迁往澳门,1932年又迁至香港,到今天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酱料王国。

  1972年,李文达担任李锦记集团主席,成为第三代传人。1990年,李文达先生带着子女回新会七堡寻根。从李锦裳离开七堡,到李氏后人再次踏足这片土地,过了整整102年。

  李文达(李锦裳孙子,李锦记食品集团顾问):“如果我不回来,(李氏家族)离开家乡就会不再回来了。现在建起了厂房,教育方面我又捐了学校,就使他们(子女们)一定会回来寻根了,离不开的了,这个家乡。”

  1995年,李锦记集团开始在家乡投资办厂。1996年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投产,2005年2月,广东南方李锦记营养保健品有限公司新会生产基地竣工投产。占地1700亩的李锦记新会生产基地,成为了目前李锦记集团旗下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在投资办厂的同时,李文达先生捐资2000多万港元,在家乡建起了设施先进的李文达中学。

  鹤山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亚洲最大的印刷厂商之一。公司的创办人、香港同胞冯学洪、冯广源父子,祖籍就是公司所在的鹤山古劳。

  冯学洪(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长):“为什么我看过这么多地方也没有去投资呢?……我一部分是为着家乡,一部分是要纪念我是在当地出生这样的价值观。因为人生价值观是很重要的。”

  受父亲家乡观念的影响,在香港出生长大的冯广源,很早就立志回故乡干一番事业。

  1991年成立的鹤山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至今已累计投资超过14亿港币,员工超过一万二千人。冯广源先生被中国企业管理学会授予了“中国当代创业模范”的称号。

  20多年来,五邑籍海外乡亲在家乡投资超过40亿美元,开办企业3000多家。开平依利安达、台山智达纺织、江门荣信电路板、恒和钻石珠宝等等遍及五邑城乡的现代企业,为江门侨乡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今天,祖国终于强盛了,家乡终于腾飞了,一代又一代海外游子的梦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自豪,洋溢在每一个海外乡亲的脸上。

  黄浩川:“我觉得五邑大学现在进步非常之好。”

  黄炳礼:“捐了钱我觉得很开心。”

  黄 球:“我认为我用心是很对的。”

  冯学洪:“对国家最有利,对自己也最骄傲。”

  梁祥彪:“他(利国伟)都觉得很安慰。”

  李文达:“非常开心,没有白费几十年的辛辛苦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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