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扬：商国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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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在与施瓦布先生相呼应，著名的索罗斯先生在论坛上语出惊人，提出设立一个“国际警察”来对全球金融市场施行管理控制，迫使主权国家的利益服从于国际利益。

论坛上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各国主权财富基金的问题成了一个辩论焦点，有些人对这一笔合计高达数万亿带有主权政治背景的资金进入国际投资市场表示了很大的担忧。

上述几个现象或多或少都与这样一个更本质的问题相关：当世界各国政府越来越将经济问题视为首要关注，世界经济问题越来越与世界政治问题重合，传统的政治性主权国家将在世界经济大局中扮演什么角色？诞生在政治-军事时代的主权国家是否会转变为经济-贸易时代中的新型国家？

为了透彻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理解主权国家的本质。

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大大不同于古代国家。实际上，当今世界上所有的主权国家，无论是什么制度、奉行什么主义，归根结底都是一种主义的产物，即“马基雅维利主义”。

追溯历史，正是马基雅维利在人类政治史上首次把国家观念从神学的纠缠中解放了出来，在原本属于上帝的位置上换上了“国家理性”这个东西，自此，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国家不再被视为上帝所恩赐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被视为是一个世俗的、人为的创造物，一个至高无上的、自立自足的行为体，需要由人而不是神来时刻关心它的安全和利益。

君主被指定为国家的个人化，马老师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宣布：成功的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做的所有事情，因为它要保持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论》）

马老师开这门课是在16世纪初，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历史见证了一个波澜壮阔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运动”，从西欧开始，各国陆续完成了对本国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改造或重建，新型的主权国家宣告诞生，其主要标志是：政治与道德彻底分离，权力超越善恶而独立，所有的罪恶都可以在国家的名义之下成为美德，所有的手段都可以因为符合国家的目标而具有合法性，国际政治开始成为一种围绕各主权国国家利益而发生的无休无止的暴烈行动。

五百年来，世界历史一直处在马基雅维利主义运动的进程之中，目前还看不到有任何 “后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变革发生，比如上帝的至尊地位被重新恢复，或“全球主权”、“国际警察”等东西被创造出来对各国主权产生约束。现实是，各国的国家主权仍天经地义地被视为至高无上，对于国家的核心利益，仍不惜一切代价地强力维护，整个国际社会仍无可救药地深陷在被丛林规则所支配的大混战之中。

如果说多少有了些“进步”，大概国家间的竞争形式“文明”了一些，战争不再作为主要手段，经济贸易竞争成了主要形式。换成中国式用语，就是“兵战”变成了“商战”。

“商战”没有了炮火和硝烟，但本质上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国家之间为各自利益而展开的争战，仍具有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所有特征，仍是一种被丛林规则所支配的大混战。特别是，即使是“商战”，也仍然会时不时诉诸“兵战”手段作为干涉或威慑的必要工具。

因此，一个现代主权国家，实际上就是一个兼具“兵战”和“商战”两大功能于一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行为体。在“兵战”为主的时代，一个国家为了在事关存亡的竞争中取胜，不惜将整个国家打造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同理，在“商战”为主的时代，一个国家为了在事关胜败的竞争中取胜，恐怕也不得不成为一个“商国主义”国家。

“商国主义”是我的一个杜撰，纯粹是从“马基雅维利主义”和“军国主义”这些概念出发所作的逻辑导出，目前还难以给出精确定义和详细说明。但若以当年的军国主义国家作对照，不难勾勒出一个商国主义国家的大致轮廓。

首先，这是一种全国体制，能够将一个政治上统一的主权国家所具有的全部优势最大限度地用于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对外的商贸战争。经济挂帅，商贸优先，政治服从经济，政府为商人服务，举国家之力，推动全国的商业化，包括社会文化和国民精神的商业化。

其次，具有针对国内市场建设和海外市场开拓所制定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国家战略目标定位在具体的经贸目标上，凭借政治稳定的优势调动各种战略性资源，进行宏观目标管理。

第三，具有充分的国家商战准备，能够有效地结合包括“兵战”手段在内的各种手段开展各种形式的商战，确保在当前和未来的局部或全面商战中取胜。

只要主权国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基本性质不变，只要围绕经济贸易利益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甚至事关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一个类似于19、20世纪军国主义时代的商国主义时代必将到来。

作为一个重要推论：率先完成了商国主义改造的国家将在国际商战中取得先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