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少武历史图片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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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休斯顿摄影节巡礼：蒋少武：“记录下这一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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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35岁的《辽宁日报》摄影部主任蒋少武来到沈阳市中山广场。此时的沈阳陷入一片灼热之中。工人不再生产、学生不再上课、干部不再上班，人们整日整夜地辩论、开会、贴大字报……整个城市完全变成大标语和大字报的海洋。

蒋少武就在那些纷乱燥动的人群里。但是他在此的目的，不是冲到前面贴大字报，也不是举着高音喇叭喊口号或挥动旗帜欢呼胜利，而是冷静地举起手里的“莱卡”相机，记录眼前的这一切。也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当年照片，今天的人们才恍然意识到，原来我们离那段疯狂的日子，才隔了40年。

蒋少武
　　　　　　　历史的浓缩之地

今天再来到当年蒋少武拍摄的地点，沈阳的中山广场，一片祥和安宁。游人三三两两在广场上散步拍照，四周鲜花盛开，整洁宁静。广场的四周，林立着当年日本人留下的风格鲜明的建筑群：当年的策划过“九一八”事变的“大和旅馆”，即今天的辽宁宾馆；当年的关东军司令部，即今天的沈阳市总工会；当年的“横滨正金银行奉天支店”等日本人的银行，现在是中国国有银行的办公场所，而蒋少武所拍摄照片的背景，当时是沈阳市公安局的办公大楼，今天还是沈阳市公安局——早年间，是日本人“奉天警察署”。

这里是一个历史记录的浓缩地。中山广场始建于1913年，当时称中央广场，这里是当年沈阳的外国租界区的中心，后来更成为日本人建的“国中之国”。1919年时，这里叫浪速广场，国民党统治时期，更名为中山广场，沈阳解放后仍沿用此名，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度改称红旗广场，1981年又恢复了中山广场的名称。

在广场中心，曾建有日本人修的日俄战争纪念碑，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该纪念碑被拆除。1956年，广场中心建了喷水池，到1969年，这里建起了一座大型玻璃制毛泽东塑像和一大群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塑像。工农兵们个个“红旗语录拳头枪，迈步弓腰向前闯”，这里包括有从井冈山到解放战争的各个时期人物和新中国建设中各个行业的典型人物：如雷峰、大庆铁人等等。据说，这是整个东北地区最大的雕塑群。

雕塑建立于1969年，当时蒋少武拍照片时，它还没有建起来。不过蒋少武回忆说，当时人们争吵辩论的热点之一，就是如何在“红旗广场”建造毛主席塑像，各派都在说对方不是最先倡议者，自己才是，应该由自己来建。

今年6月8日，沈阳市中山广场及周围建筑群成为辽宁省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游客们——他们或许刚刚参观完300多年前满族人在自己的“龙兴之地”建立的皇家故宫，会到这里来浏览、拍照，将近百年来对外的民族夙仇与数十年来的内部政治激荡一并收入到镜头中：毛泽东站在中心，高高地扬着手，俯瞰着四周的日式建筑群——历史就这样在这里凝结。而蒋少武的照片，是对其中一段不寻常岁月的极其珍贵的诠释。

　　　　　大历史中的小生活

蒋少武并不是对文革那段历史唯一留下见证照片的人。许多人都拍过那时的照片，但是，像蒋少武这样有意识地大量地拍摄并能够保存至今的，在全国却屈指可数。现年已75岁的蒋少武干摄影已经50多年，一辈子积累下的照片有七八万张，而其中最宝贵的拍摄于文革及文革前“四清”、大跃进年代的照片，有三四万张。今天，怎么来估价这批照片的价值，都不会过分。

比如有一张照片，是当年坐火车的人们停车时在车站跳“忠字舞”的场面。经历过的人，说起这段历史，更像是个笑话，而没经过这段历史的人，简直不能相信中国还发生过这种事。但是，在蒋少武的照片中，当年的情景复原了：这些身穿朴素中山装、留着锅盖头的普通中国百姓们，就是那样堂而皇之地摆手、伸腿，仿佛集体瞬间没了智商。长于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徐友渔，在见到这幅照片时感叹道：当年我在学校里读书，也有过被要求跳忠字舞的经历。那是我文革中唯一没法服从的直接命令：我看到学校里那些老教师扭得实在太难看了，奇形怪状，这简直是对人的一种生理上的侮辱，无论老师怎么要求，我就是做不出来。

徐友渔说，对于历史的研究，历来有两种分野。一种是宏大叙事，比如，表现政治运动的惨烈血腥，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领袖和风云人物上，以表现宫廷政变、重大事件为焦点；另一种，是把注意力聚焦于日常生活，亿万人在当时是怎么生活？怎么吃饭？在这样一场席卷了全中国的运动中，人们是怎样活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后者的意义与前者同样重要。而蒋少武的照片，给今天人们带来的震撼，更大程度来自后者。

再比如另一张照片，是两个解放军女战士在街头边走边挥毛主席语录本的情形。蒋少武说，当时她们一路还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很怪异吗？今天的人看来确实很怪异，但在当时的年代里，人们已见怪不怪。所以，有那么多的人经历过这种场面，但是，能想到拿起相机拍下来并真的把照片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而蒋少武当时就觉得这太不正常：“当时我就想，这人是怎么了？是不是都疯了？我当时就肯定，这种状态不会太长的。”所以，他要举起相机——这种场面值得记录下来。

　　　　“正统”与“非正统”的蒋少武

以蒋少武的职业生涯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根红苗壮的“正统”之人。1947年，已当了三年儿童团长的他开始参加革命工作，在共产党办的《辽东日报》当“红小鬼”，时年15岁。后来，他干过报务员、司务长、人事科干部，直到1954年《辽宁日报》成立，报社摄影科缺人，领导问他：你想干摄影记者吗？“当时的观念是革命工作在哪干都行，我说行啊。给了我一个老记者淘汰的捷克产的普莱德相机。开始先是去暗房洗相。几个月后，就开始跟着老记者出去采访。”蒋少武回忆道。

蒋少武的摄影，是边干边学的。他脑筋灵活，又勤奋好学肯吃苦，很快成为报社里深受重用的主力记者。1956年蒋少武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第一批成员，1958年成为报社的摄影科科长。那时，遇上有国家领导人来辽宁视察，凡是只给《辽宁日报》一名记者名额时，都必定派蒋少武去。

1978年，蒋少武当选辽宁省政协委员，1981年当选为全国新闻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85年获全国首批高级记者的职称，那一批，全辽宁省只有两人获此职称，一个文字记者，一个摄影记者。1991年，他成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今天的蒋少武，住在政府为有重大贡献的专家们建造的“科学家花园”的居所里安度晚年。每天傍晚，他与老伴到河边公园散步，每星期一，他会到报社的老干部合唱团去教大家唱歌——本来，他作为摄影记者的生涯，可以有一个看上去完美的句号。但是，他现在内心充满忐忑不安。

这是他性格中的另一些东西在灼烤。

蒋少武对记者说，他是个“没什么文化的人，只念过高小，上学时还净搞政治宣传”，但蒋少武非常好学。他说，在干报务员时，四个月就能单独顶班；干出纳员时，没出过一分钱差错，干摄影记者，他更是看遍他能找到的书籍教材。除了摄影的构图、光学知识、暗房技巧，他还看了大量新闻学的书。他记得在文革前读过的一些“西方新闻记者”写的东西给他印象深刻：“有一个人讲了这样一个观点：一个摄影记者的责任，是不让历史留下空白。我感觉这话说得太好了！摄影这个东西，记录历史再现历史，它比文字其他手段都高明。”

蒋少武的不循规蹈矩，还表现在他在花钱上的大手笔。他要摄影记者用最好的相机。1961年，《辽宁日报》的摄影记者用上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德国产“莱卡”相机，在全国的省报系统独一份，这是蒋少武特向省政府申请花2万美元进口的。而蒋少武自己，曾经积攒了10年的工资津贴，在1958年以800元的天价给自己买了一架钢琴，成为当时辽宁日报社内轰动一时的新闻。

当文革来临的时候，整个中国陷入混乱，辽宁日报的日常工作实际也是停滞的。平日里发稿只发新华社电讯稿，摄影记者更无任务。而这时的蒋少武，却背起相机开始四处拍照。他回忆道：“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很兴奋，认为这是毛主席发动的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又一次革命，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我越来越感到不是味了。我嘴上不敢说，但心里总在想：这种非常态的历史瞬间不会长久的。‘记录下这一切’，这句话总是在我的脑海中出现。”

这时，驱使蒋少武每天去拍照片的，已是一种多年记者生涯和理论学习带给他的朴素直觉与历史责任感。再加上，作为摄影部主任的他，有动用报社那些上好的英国伊尔福胶卷的方便——这时其他的记者因没有任务也不来用那些胶卷了。

当时蒋少武在当地已是有名的摄影记者，所以他在现场要拍照，一般人并不阻拦。但也不是每次都顺利：有次他要求进一个批斗会现场。负责把门的人问他：你什么出身？蒋说，我是中农。他们就问里头：中农行不行啊？里面的人回答：中农是团结对象，行！蒋少武笑道：“当时我就进去了。可我有一个同事想进去，人家问，你什么出身？他说是地主。结果，地主不行！”

一边，是现场狂热的人群，一边，是拿着相机的蒋少武，“这个时候，你会跟着现场的情绪走吗？你会跟着激动吗？”记者问。

“我不会。我只会有另一种，那是记者的激动：谢天谢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赶到了！”蒋少武说，他只有三次没有拍，那是他的朋友和同事在文革中被蒙冤批斗时，“这三次，我都在现场，但不知为什么相机就是举不起来。”

蒋少武心里很清楚，自己所拍的这一切，当时都是不可能发表的。以后什么时候能见天日，他也不知道。他只能背着人的耳目，偷偷把胶卷冲洗出来，匆忙标上一个时间，然后，卷成很小的卷，藏在各种各样的存药品的小桶里。有一次，他正在辽宁日报社的暗房里冲胶卷，红卫兵们开着大卡车高喊着口号像潮水一样冲进了报社，“那阵式和《列宁在十月》里进攻冬宫差不多”，蒋回忆说，他们曾闯进暗房，强行把底片资料柜撬开，将底片扔了一地，然后扬长而去。这或许是蒋少武的底片遭遇到的最危险的一次。

为了保证底片的安全，蒋少武也曾把底片拿回家。但是后来他又担心，“那些人要是来我家了可怎么整？那我罪过就更大了。”蒋少武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文革前，他曾拍摄过一些“四清运动”的照片。其中有一幅，是农民们用人拉犁的场面。这幅照片后来在文革中被人批判是“里通外国”，是故意将中国的落后东西提供给外国人。蒋少武争辩说，说我里通外国，你们可以把所有底片的序列号查一下，有没有少一张？结果真的查了，一张没有少。

或许，蒋少武的一个朋友和同行的经历可帮助我们理解这里的精神压力有多大。那位同行，也在文革中拍摄了大量照片，大约近千卷，并不比蒋少武拍的少。但最终，到文革快结束时一场“查三种人”的运动中，他把胶卷统统扔进了锅炉中。他后来告诉蒋少武，胶卷刚一进炉子的一刹那，他就后悔了。

　　　　　　　“历史不应该断层”

数十年时间里，蒋少武以他特有的谨慎，守护着这个巨大的秘密，甚至连他的孩子都不知道。他总是觉得还没到公开的时候。直到他退休后反聘的那两三年，大约是1997年的时候，才开始打开封存的胶卷，利用业余时间在暗室里小规模地洗印了一些样片。报社里有年轻同事看到了，大为惊讶：这是什么啊？文革是这样的？也有人赶紧说，你可千万别叫别人看见了啊！

退下来的蒋少武，曾有几年仍然坚持搞摄影。他去到沈阳的一些正在拆迁的老城区，如老北市场、铁西区等地拍照，他发现，在场的也有一些年轻的摄影者，他们的想法和他一样，是要为历史的变迁留下资料。“从此我就不照了，再没拿相机。我的想法是，哪一代人干哪一代的事。”——蒋少武心里最清楚，把记录文革历史的照片整理出来，是自己这代人要做的最大的事。

真正让蒋少武感到问题的紧迫的，是2006年他的部分照片参加了“连州国际摄影节”，有位来参观的大学生问他母亲：（插队时）你们在那里胡闹，那谁管饭呢？还有人问，人在拉犁，拖拉机哪去了？牛马哪去了？蒋少武说，现在讲这些事，这些孩子的爷爷、母亲，回家还能给他们讲讲，再拖下去，历史就要断层了！我不想让这些照片，只是光给那些研究人员去看，虽然那也很重要。我是说，这些照片，是我们全社会的共有财富，也应该让全体人民来共享。

蒋少武面临的是一项浩瀚工程。这数万张底片，在儿子们的帮助下，经过数年努力，现在刚刚洗印出了小样片，做了简略登记，就已经花去了数以十万计的个人储畜和无法计算的个人精力。按道理，这些底片若想得到妥善保存，还应进行数字化扫描并刻录光盘，然后，将底片交专业的档案部门保存在温度和湿度都达标的库房里。而以蒋少武一家人的力量，只能杯水车薪。

蒋少武说：“我已经是奔80岁的人了，着急啊。实在不行，我就想在家里办个摄影博物馆，自己家里搞，还不行吗？”——而即使是办私人的博物馆，工作量都浩大得让人发愁。

但是有一点蒋少武心里是踏实的：“如果我没有记录下那10年的历史影像，我将是个失职的摄影记者。”他为他所做的事感到欣慰。而这一切工作的巨大价值，或是在将来的岁月中更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