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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光专栏]

“二胡”拉出的音符------胡锦涛为胡耀邦正名

王建光专栏          于 May 20, 2006 at 21: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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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拉出的音符
------胡锦涛为胡耀邦正名

论剑人:王建光,马保林,许丹,马峻,张晨牧
论剑地点: 鹿鸣春饭店

建光:11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已故前总书记胡耀邦举行了90冥诞纪念会。经历过六四的中国人都知道,六四让中共在国际舞台上颜面尽失,威望在老百姓心中几乎丧失殆尽,也差一点没让中共在阴沟里翻船,而导致六四发生的直接原因则是胡耀邦的去世所引起的全民哀悼活动。

任总书记期间,胡耀邦高风亮节,光明磊落,平反了成百上千的冤假错案,将无数老干部和“地、富、反、坏、右”从炼狱里解救出来;他高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面大旗,解除了捆绑在中国人精神和肉体上的桎梏,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精神面貌。但他最终还是不敌来自党内极左派老人的巨大压力而被迫辞职,于1989年4月15日郁郁而终。

去世后的16年以来,胡耀邦的名字完全从媒体上消失。因为胡耀邦的名字与六四紧密相联,而六四又是中共无法揭开、更无法抹去的伤疤。今天,胡锦涛力排众议,打破常规“为胡耀邦正名”,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媒体的各种揣测,并被不同政治倾向的团体及个人给以不同的政治解读。

“正名”的意义
------朱自清听着蛙鸣说:“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建光:中国是世界上最擅长平反昭雪的民族。历史上无数的忠臣先是死于奸臣或昏君之手,然后又被后面的人平反扶正。共产党也不例外。整人是家常便饭,平反已成为中国政治的一种习惯,一项重要的政治遗产。随便回首一下1949年以后的中共历史,脑子里就可以像放电影似地看到有多少忠臣被害、多少好人被杀。平反昭雪固然好,但是,为什么我们总在不断复制错误,为什么不能吸取教训,为什么总是觉得自己的仕途高于他人的生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平反昭雪对于死去的人来说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对活着的人,可能会有短暂的慰籍,但定下心后,只会让他们更觉风的凄凉、生的无聊。

给胡耀邦平反,实在不值得稀奇。邓小平可以把毛泽东打下去的人扶起来,那胡锦涛为什么就不能把邓小平定性的人物再改个性呢?历史嘛,本来就是个颠来倒去的东西。不过怎么颠如何倒确实大有学问。基本精神是,只要附和眼下的时政,于老百姓的福祉有益,对国家发展和稳定有帮助,那就值得去颠倒。

胡锦涛纪念胡耀邦应属明智之举,无论胡锦涛心怀何意,都是共产党向前迈的一步。这一步到底是几寸,几尺还是几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胡锦涛看到了胡耀邦留下的政治遗产对今日腐败堕落之中国有多么重要。他选择大张旗鼓、高规格地纪念胡耀邦是因为中国需要,共产党需要,老百姓也需要。

保林:我觉得给胡耀邦开个纪念会谈不上为他平反的问题。从曾庆红在纪念会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中共今天给予胡耀邦的评价和1989年他的追悼会上的评价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是一字不差。也就是说,中共今天对胡耀邦的政治和历史定位和十六年前没有任何区别,当然也就不存在平反的问题。如果真的要给他平反,就必须洗清他被迫下台的冤屈,就必须承认当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是错误的,而这样做就意味着对邓小平的否定,这在今天的中国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人们对於中共纪念胡耀邦的活动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期待和解读,认为它或许是平反赵紫阳、平反“六四”的前奏,事实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平反“六四” 在中国将无异于一场政治大地震,它只有在经历了各种政治势力大较量并由政治开明派完全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今天的中国连谁是真正的政治开明者都看不太清楚,还奢谈什么为“六四” 平反呢?

当然,胡锦涛力排众议要为胡耀邦开纪念会,必定有他的用意。对此社会各界也有不同的解读,而真正的用意也许只有他自己心里才清楚。而无论其用意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胡耀邦对於胡锦涛,对於今天的中共还是有一些利用价值的,而且纪念胡耀邦也不至于引发大的社会震荡,还可以起到投石问路的作用。一般认为,胡耀邦廉洁奉公、光明磊落的品质是可以用来打击当今中国泛滥成灾的政治腐败的武器。但事实上,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一个权大於法的体制下,政治和经济腐败是不可能彻底根除的。纪念胡耀邦不应该只是选择性地利用他的道德品质以应付当代社会的某些弊端,更需要全面学习他有益的政治主张;不应该将他作为巩固自身权力的工具,而要用他的思想推动中国走向历史的进步。事实上,胡耀邦的许多政治思想和主张对於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比如说,他主张全面改革而非片面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他主持了文革之后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主张文化艺术领域里的创作自由;他推动新闻改革和言论自由;他对新闻界、知识界和大学生给予了特别的宽容和保护。再看看今天的中国,连互联网都要竭力封杀,胡耀邦的纪念会开得再热闹又有什么意义呢?

许丹:平反正名本身就不是为了死去的人,从来如此,尤其是为政治人物平反。 之所以要平反,大约是因为生者的需要,主张平反且有力量决定平反昭雪的生者,多不是死者的亲人,他们往往是新上台的执政者,或者遇到麻烦的执政者,或者是需要打掉政敌的政治领袖。在政治战场上,很多时候不讲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道德和良心, 政治讲究的是利益和输赢,就象战争一样。那么当然是要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因素了, 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政治总布局中的一步棋而已。对于别的国家的政治斗争我不敢妄言,但是从我记事起发生在中国的事,加上历史书的记载, 使我已经看淡了平反之类的悲切喧哗。在我看来,今天不过是给胡耀邦解了禁,还不是平反昭雪,于胡耀邦没有任何意义,可能会使他的子女泪流满面,误以为爸爸终于得到了公平。事实上,胡公生前的抑郁愤懑,他的早逝,岂是一个解禁能弥补的?这十多年中国政治的昏暗回流岂是解禁一个胡耀邦能冲洗干净的?中国老百姓彻底抛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岂是一个解禁能够挽回的?

然而,我不得不说,毕竟是解禁了。纵观中国政坛风云变幻的规律,这样的举动决不会是一个简单的解禁,而是一种暗示,也是一种试探,看起来风向要变一变了,它预示着一个比较大的行动。十年韬光晦迹的胡锦涛,向来行事稳重,此举必是经过反复掂量,因为这个举动在党内涉及到邓小平和江泽民及他们的支持者,关系到胡锦涛在党内的地位和政府的威望。但是据说对胡耀邦的评价与十六年前一模一样,希望在赵紫阳的问题上会有些松动,这样接下来就是“六•四”了。无论下一个动作为了什么,我希望胡锦涛真的是”以民为本”,希望这是一次能够叫人民得些利益的行动。我隐约看到一线希望的曙光。

张晨牧: 你们也太幼稚了!这样的疑似“平反昭雪”,明明白白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一种手段,胡耀邦只不过被当作化石道具使用了一把。这叫投石问路,也叫抛砖引玉。咱们看看离今天最近的历史:当年毛泽东去世后, 新的领导集团先是拨乱反正,解救了一些小人物,同时给老干部平反,争取了民心,于是当年被“批倒批臭”且“永不翻案”的老干部们,顺理成章地重登政治舞台。要不怎么能肃清另一派政治势力的影响(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并减弱毛泽东的余威,又怎么能解释那些重新上台的人身上被毛泽东御批画了红圈的错误呢?平反是一招儿,浓情重彩怀念周恩来,以争取民心是又一招儿----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哭着喊着怀念周恩来,以人情收民心。周恩来与知识界关系好,知识分子会写文章作曲向人民宣传的。而对毛泽东,搁一边撇开不谈,来个对二十八年的重新评价,这不就齐活儿了! 然后邓大姐作为一个活化石出现了,再来几个关于周总理进手术室之前用刀扎苹果之类的民间传说,邓大人于是腾空而出,成了新的大救星。

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的一幕。

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起因是周恩来逝世,当时全国正在批儒批周公,上头限制追悼会的规模,限制人们的悼念活动。悲愤的人们到天安门广场去怀念周恩来,因为人们觉得周恩来死后比较惨,并且借此发泄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当然,群众是真诚而幼稚的,但是当时党内各种政治势力的介入也是很明显的。结果被镇压了,成了反革命事件。后来,“事件”被平反。这是政治上出现乾坤大挪移的前奏。

1989年五月开始的“六•四反革命暴乱”(后来叫“动乱”),起因也是胡耀邦逝世,当时胡耀邦已经靠边站了,年龄不到归西的时候,又传说是在开会的时候被党内保守派气死的,并且身后的葬礼也不见哀荣,于是悲愤的人们再次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怀念心中的好人,并且也借此机会发泄了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这回不仅有党内政治势力的介入,还有海外政治势力的介入。结果也是被镇压了。今天是为胡耀邦小心谨慎解禁,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们拭目以待。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再象喜儿出山那样欢唱“太阳出来了”。

即便是再次出现乾坤大挪移,它的局限性在哪里呢?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事,对中国老百姓没有太大的意义。你不要说改革开放是谁谁的功劳,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论是林彪上台,还是四人帮掌权,或者是第二代领导集体当政,都必须那么走,马克思主义不是说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嘛!但是今天中国人的灵魂确实大大地病了。谁的功劳?

不知怎么着,一想到现在国内正在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我就觉得牙齿发凉,你们说那是谁的主意?

风水轮流转,谁当政,老百姓还是最底层的陪衬。朱自清听着蛙鸣说:“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李锐说:“中国出了个胡耀邦,共产党出了个胡耀邦,这是中国的大幸。”

马峻:胡耀邦获得纪念,会否成为平反六四的前奏,现在还言之过早,但显然是胡锦涛想和民众拉近关系,建立他所提倡的“和谐社会”的一个尝试。曾庆红在纪念会上号召全党学习胡耀邦,“学习他忠于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学习他锐意改革、勇于创新的思想境界,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学习他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这么高的评价,对于一个在1986年学潮之后黯然下台的共产党总书记来说,无异乎是一种平反。和赵紫阳的情况不同,胡耀邦丢掉总书记一职以后,1987年仍然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没有一个“反对党、分裂党”之类的罪名,为他恢复名誉不是那么困难。可是,今天在中共党内要产生一个像胡耀邦这样的人却是越来越困难了。

建光:六四发生在16年以前,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不可触摸的痛处。纪念胡耀邦诞辰其实就是肯定胡耀邦,就是暗示要继承胡耀邦的政治遗产。对胡耀邦的重新认定是让全世界有机会重新认定中国共产党,尽管现在预见平反六四还为时过早,但对胡耀邦的肯定至少可以将六四这个死结变成了随时可以解开的活扣,为未来的中国政治发展留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和拓展的空间。纪念胡耀邦让中国身上所背的包袱一夜之间轻了许多。不过也不要太乐观,胡锦涛下棋的习惯一般是看准了以后,不会马上落子,而是拿着棋向看准的方向移动,移动的过程中还常常会多看几眼周围的其他棋子,似乎总在给自己留下应付突发情况的空间。琢磨一下这次原本定为11月20日2,000人的纪念大会突然提前两天变成300人的研讨会就知道了。棋子是落下了,但是留了一手。

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说:“中国出了个胡耀邦,共产党出了个胡耀邦,这是中国的大幸。”回顾中共的历史,其实并不缺乏像胡耀邦这样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党员,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在党内好人不长命。党内的斗争一直是血腥残酷、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在极度危险的境地,要保持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刚直不阿,要做到大义凛然、出污泥而不染,要保持人性的坚挺,基本上是天方夜谭。胡耀邦无私无欲,他始终与官场上的那些虚伪和权术无缘,这就注定了他与整个中共体制的格格不入,最终成为牺牲品。现在胡锦涛纪念他,表明共产党已经意识到当下迫切需要像胡耀邦这样有品格、有骨气、有道义的人物。活着的人派不上用场,纪念死去的胡耀邦将为胡锦涛的下一步棋开路。

保林:胡耀邦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他是一个凭热情和良知行事的人。热情和良知使他成为一个标准的好人,但不可能让他成为一个不倒的政治领袖。人们常说政治是肮脏的,这一点都不假,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一样,而且,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团体,莫不如此。成功的政治人物必须具备弄权的本领,弄权就不能光明正大,就必须暗箱作业,一个洁身自好的人是不太可能具备这种本领的。胡耀邦在文革之后的中国政坛的所作所为,莫不是受其良心的驱使,无论是平反冤假错案,还是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重用和保护,都体现了他无私的人格。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邓小平需要胡耀邦这样的斗士,需要他与那些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决斗,为邓的改革开放政策开路架桥。可以说,邓小平保护了胡耀邦,更利用了胡耀邦。中国也因为有了胡耀邦,才有了几年让人们可以呼吸一点自由空气的日子,胡耀邦时代的“三宽”( 宽容、宽松、宽厚) 政策使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那些很不富裕的日子里,避免了再被僵化保守的政治空气所窒息的命运。遗憾的是,胡耀邦的无私和良知却最终导致了他政治生命的结束。虽然他下台的公开原因是1986年的学生运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但是,稍微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赞成邓小平退休,以至于邓不再想保护他了。

许丹:还记得朱镕基就职时“趟雷阵”的悲壮和大义凛然,为什么他会那么说?因为他深知中国共产党的现状。胡耀邦为什么那么快就靠边儿站了?虽然他有恩于再登政治舞台的老干部们,虽然他无欲则刚,面对现实,追求真理,但是他不懂得水至清则无鱼,不懂得躲避风险。胡锦涛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作了十年的储君,最终得以顺利接位,得益于他对中国共产党内部游戏规则的谙熟。他不是戈尔巴乔夫,他不是江泽民,他也不是朱镕基。但是在十年中,他作为未来领袖,作为“团派”出身的干部,对于国家未来命运,对于中国的发展,他肯定有考虑。他有基层工作经验,他也有现代新思维。所以胡锦涛需要身手灵活,需要打太极,我可以理解。我期待着胡锦涛能够使世界摘下对中国共产党的有色眼镜。

张晨牧:说起来好像胡锦涛有些特别,实际上没什么不同,表达方式不同而已。你可以说我的话武断,但是你要知道,他是党的主席,国家主席(政府),他不仅仅是胡锦涛,他的思维必须符合党和政府的利益。你说他现代,他知不知道德先生?五四运动呼唤“德先生”、“赛先生”,到今天,快一百年了,怎么样了呢?“德先生”在哪儿?最多是到咱家门口溜了一圈儿而已。

胡耀邦的政治遗产是否会照亮中国的黑夜?

建光:最需要胡耀邦的,是老百姓。现在的我还常常沉浸在胡耀邦时代的政治开明和精神解放的欢愉之中。谁说中国的老百姓只认钱,谁说中国的人民不重视精神信仰?中国屹立于世界5000年不就是靠着中国的文化支撑着吗?其实中国人太需要思想解放了,老百姓纪念胡耀邦是因为他们渴望回到从前那美好的时光。胡耀邦是一座不朽的道德丰碑。现在的中国清官绝迹,贪官污吏横行。现在让胡耀邦这样清廉的领袖显身,至少能让人民心中对共产党还存有希望,至少还能依稀看到共产党想减少腐败的一丁点想法。

保林:如果真的像人们所说,中共纪念胡耀邦是为了反腐,胡耀邦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清除腐败靠的是健全、透明的制度和法律,而不是高尚的道德和榜样。假如榜样可以制止腐败,那还不如干脆再来一次学雷锋运动。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腐败的确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但腐败存在的原因是制度的不健全,是权大於法,当官的可以为所欲为,再加上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各级官员得不到有效的制衡和监督,在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再好的官员也会被腐化掉。纪念胡耀邦,重要的是要全面研究他的政治遗产,包括他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他关于新闻改革和言论自由的主张,以及他关于思想解放和宽待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作法,这些才是根治腐败的良药。

说到这里,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最近几年,中共在提高新闻透明度和人民的知情权方面,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忽左忽右,忽前忽后,让人看不清方向,并且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前年SARS爆发,政府先是掩盖不报,等到事态越来越大,完全掩不住了才放开报道,将卫生部长和北京市副市长撤职,在全社会全面知情的情况下,SARS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胡锦涛也因此巩固了自身的权力,提供了自己的威望。今年又遇上禽流感,由于吸取了SARS的教训,政府从一开始就让人们知道真相,因此,尽管禽流感所涉及的地区和潜在的危害都远远高于SARS,但并没有在社会上造成恐慌。而最近哈尔滨市的停水事件,中共又一次走了回头路,一上来就隐瞒停水的真实原因,导致谣言四起和几百万人的大恐慌。在灾难面前,不是将真相告诉人民,制定有效的应对方案并告知于民,而是习惯性地故意隐瞒,这是中共不能不彻底根除的顽症。

张晨牧:对于反腐,我极其不乐观。现在的中国还有人谈道德吗?“六•四”提出反腐败,可是到今天腐败之火越反越烈,已经燎原。腐败是从上到下的官僚腐败,可是揪出来的要么是边远省份的地方官员,要么是很基层的下级官员,心脏周围的省份的高级官员安全着呢。偶尔有几个级别高的,仔细一看,都属于政治上失势的那一派,不过是派系斗争中看着主人打狗的牺牲品。在九十年代的某一年,在同一个城市,我就见过贪污六万元人民币的低级官员被枪毙,而贪污8千万元的稍高级官员却安然无恙退休养老的。腐败以“太子党”为先锋和顶峰,谁听说过他们被审查、坐牢?为什么?因为统治需要基础!

有一位纪委干部说:“什么叫反腐?就是我养了一池子鱼,如果今天需要,我就会拎着个网子,找一个合适的位置下网,捞出我想捞的那一条。下回需要了,再如法炮制。干部,关键的是不能犯组织错误,路线错误无关紧要。”

许丹:也不能说天黑了就不会亮了,我看胡锦涛还是想有所作为,一如当年的朱镕基,但是中国的官僚势力相当大,政治派别的斗争很激烈凶险,胡锦涛纵然有千番抱负,能实现多少,只有看命运了。他此举若能导致清除保守派势力,以后的中国还是很叫人期待的,兴许老百姓的福气来了。目前的中国,还不得不靠明君,因为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

马峻: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走向执政党,从贫民党走向富豪党这么一个转型时期的特殊人物。他继承了毛泽东时期共产党清贫清廉的传统,又强调思想开放,向极左时代告别,正是这一种结合给亿万百姓至今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今天的中共党内,思想较胡耀邦开放的高层官员多的是,但能称得上“清廉”的却少之又少。没有什么人真愿意回到毛泽东的那个恐怖年代,但他们怀念那个时候政府的廉洁,毛泽东直到去世都没有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作出什么特殊安排。六四时期的一个顺口溜就是“毛泽东的干部两袖清风,华国锋的干部无影无踪,邓小平的干部百万富翁”。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改革培养出了一大批“官倒”,社会风气开始变坏,人们的道德水准开始走下坡路。记得当年胡耀邦高调提出整顿党风,推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曾表示“党的风气要在五年内有大的好转,十年内有根本的好转。”他的讲话曾经是我们时事政治课必背的教材。二十年以后大家看到党的风气大大的坏转,腐败不仅深入党心,而且还深入民心。正是官商勾结才造成了中国煤矿每年上千矿工的死难。但同时全国老百姓贪污受贿的总量也不见得比政府高官少。幼儿园的教师、医院病房的护士、普通的马路巡警、媒体记者等等,只要是别人有求于你的职业,就可以伸手拿红包。许许多多的人无非是“腐败食物链”中的一个环节罢了,这是今天中国社会一个悲哀的现实。如果胡耀邦有在天之灵,不知他对自己当年的整顿党风运动该做如何感慨。

二十五年以前当胡耀邦刚出任中共总书记(当时还有党主席,胡在1981年替代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老百姓都普遍希望改革,他们拥护共产党的新政,改革会带来什么结果没有人知道,但谁都知道不改革就是等死。“摸着石头过河”是当时改革的总方针。我记得自己1984年进大学时,正逢甲子年,国家百废待兴,中国人也第一次获得奥运会金牌。胡耀邦推崇学术自由,除了马列主义以外,我们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弗洛伊德和亚当斯密,当年的校园,晚上不到六点半教室里就坐满了自修的学生。虽然国家和民众都很贫困,政治思潮和今天相比也“左”得很多,但整个国家给人看到的是希望,没有听到今天那么多的牢骚和怨言。我认为胡锦涛今天最想要的是唤回那一种时代精神。

结束语

马峻:经过25年的改革,虽然整体上国强民富了,但改革的弱势群体对社会的抱怨日益强烈。时下流行的“房改让你腰包掏空,教改让你二老急疯,医改为你提前送终”在在显示中下层民众对于住房、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望。教育费用已经升为城市居民开支的第一位,社会保障制度又很不健全,房价高不可攀,股市缩水大半,正是这种不安全感和缺乏投资机会,才造成中国民众异乎寻常的高储蓄率,国内消费不足,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当世界媒体和政府官员们高谈阔论中国的经济成长时,中国民众已经不再那么兴奋,“GDP涨得像胡子一样快,薪水涨得像眉毛一样慢”,中国经济连续几年年均成长9%(GDP报告的数字都去除了通货膨胀),但又有多少中国公民年收入增幅在减去通货膨胀以后达到9%?中国经济毫无疑问在蓬勃发展,但百姓的生存成本也在快速增加,失业率也在递增。两个月前我走访了中国六个城市也接触了一些媒体好友,他们都感慨,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在加强,但如果中国媒体真走向美国式的自由,社会阴暗面的报道必定铺天盖地,结果很可能触发弱势群体的动乱。我相信动乱的结局不是人们所希望的和平民主自由,更可能是类似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穷人革命。为缓解日益尖锐的贫富分化矛盾,胡温政体采取了一系列亲民措施,中国政府确实应该学习胡耀邦关心一下贫苦群众的疾苦了。



王建光,《人间指南》总编辑,三剑客,专栏作家,联系电话:281-731-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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