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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崔永元的梦想与情怀 1
晓峰          于 July 14, 2004 at 20: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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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这样成为传奇

长春南湖公园的大桥下有一条“大铁船”,这天上面聚集了十几个人,桥上路过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有摄制组在拍电影。人们便驻足观望,他们看不清男女主角,不久,桥上便围观了几十人。而雨后的南湖格外平静,划船游玩的人忽然发现有人拍电影,也好奇地把船围拢过来。这时,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抬起头,人们才辨认出来,是崔永元。崔永元是这条“大铁船”上惟一能认出的人。

崔永元两年来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度过,他一直在拍《电影传奇》,他要在4年内拍出208部。

崔永元先联系着“实话实说”,他轻松、调侃、幽默的主持方式,不仅一脸坏笑地一改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长期以来诗朗诵或背课文式的主持风格,观众因亲和力形容其为“像邻居大妈家的孩子”。但“实话实说”走过第六个年头的时候,崔永元离开了主持人位置。

前段时间,这位“邻居大妈家的孩子”显得有点不乖,频频与媒体交恶。大家于是喜欢猜测这位名嘴是否哪里出了问题。媒介像一个多棱镜,能把一个人折射成另外一个样子。也几乎与此同时,《电影传奇》节目在央视播出,VCD光盘也面世了。

电影是如何成为传奇,崔永元又如何退出“实话实说”,钻进老电影世界?一个年过不惑的中年男人,精神世界又是什么样子?这个崔永元到底是“邻居大妈家的孩子”还是言语恶毒的另类?在决定采访崔永元之后,记者脑子里出现了这一连串的问号。一个很了解崔永远的朋友告诉:“你要是跟他能谈到一块的话,他是很能说的。你要跟他谈不到一块,他两句话就能把你打发了。”记者于是带着到底能和崔永元说上几句话的疑问,来到长春。

电影是这样成为传奇

熟悉崔永元的人,都知道他是个老电影迷,他对电影的痴迷已经到了魔怔的程度。因痴迷,就会生种种冲动和梦想,“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不仅属于马丁·路德·金,也属于所有人。当然,亲手把梦想实现的人却不多,崔永元算是一个。当崔永元打开自己的精神世界,你会发现,他的这个世界几乎与今天格格不入。他有一种带有深深60年代烙印的情结,这个情结一直支撑着他的理想。和他做主持人的形象完全不一样,这样的情结能促使他把一个梦想变成现实。

所以,采访崔永元,便从《电影传奇》开始。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为什么会想去做《电影传奇》?

崔永元:我最早时候就觉得这件事特简单,很容易就做成,不会费什么事。当时我看过一部叫《卓别林的秘密》的电视片,卓别林拍电影,有时候每个镜头要拍15遍左右,把最好的一遍用到影片里。这些素材无意中被发现,专业人士就把它拿出来做成一个《卓别林的秘密》,告诉你卓别林的电影是怎么拍的。我当时很认真地看了这部片子,因为我很喜欢卓别林。我在电影上是外行,看了之后觉得没什么太大区别,但我挺感动的,在卓别林那个时代,就这么敬业。

老电影,我从小就喜欢看,我知道,那些人也是用这种态度对待电影,我想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做一件事情。后来于洋告诉我,各个厂都有这方面的资料,都在仓库里。我觉得我把这个给弄了,让大家看看,原来这部电影拍了多少遍,甚至有大的改变。比如人物命运变了,结尾改了。它为什么改?可能会满足喜欢老电影的人。这件事我觉得比较简单,主要是《实话实说》做伤了之后,想干一件力所能及的事。

结果跟各厂一联系,老资料都没了。这次来长影厂,又去调查一遍,还就是没了。保存的都是80年代以后的。因为胶片含银,有人发明了胶片提银技术,都拿去提银了。然后我越跟他们聊天越觉得可惜,资料没了就做不了了。但因为有了想做这件事的念头,要实现梦想的欲望给勾出来了,勾出来就收不回去了,现在做得跟当初想法已经差得非常远了。如果有这些资料,再去采访一下这些人,我甚至想象用半年时间,把这些老电影都做完了。这些东西全没有了,就得从零开始,就成了一个很庞大的工程,现在这件事情做起来我才发现难度超乎我的想象,比“实话实说”还要累。

三联生活周刊:后来跟当初的想象有什么差别?

崔永元:我当时觉得,我是老电影迷,号称活字典,我在“东方时空”时候,好多编辑也是老电影迷,没事时候找我打擂,随便起个开头,台词音乐,我都胜他们,而且是完胜。但当我真正收集资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掌握的,还不到真正资料的1/10。包括咱们最熟悉的电影,比如《地道战》。知道的越多,压力就越大。现在收集资料和编辑工作特别重要,比如《小九儿》(杨丽坤专题)我们编辑了6个月,从头到尾改了三遍,风格完全不一样。最终出来的这版,我都不满意。

如果是一个老电影迷,知道这些背后的故事,肯定会特别兴奋,但我一点都兴奋不起来,我知道后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沉重。因为我在看这些陈年档案的时候,好像又重新看到那个时代的故事,看到那个时代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艰难,要保持自己的良心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那时候的电影,基本上跟两报一刊的地位差不多,它完全是传达命令的一种工具,所以每个口径都要严丝合缝。但是没有一个艺术家愿意把一个政策或行政命令图解成一部电影,那个时代又逼着他们非做不可。在图解政策的同时,还要表现出艺术天分,或者说对艺术的理解,这特别难,甚至是没有可能的,但他们都完成了。我看到一些电影资料,比如《兵临城下》、《早春二月》和样板戏的,每部资料加起来有一尺多厚,这一尺多厚不是什么创作心得,都是如何弥补、修订、修正,包括检查,比如哪个地方做得不好受到批评写的检查,再检查,再检查,不停地检查。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多的资料,你的取舍标准是什么?

崔永元:我只有一个顾虑,很多当事人还在世,这是他们的伤口、伤痕、伤疤,我不愿再揭一揭。因为这是件很残酷的事,很痛苦的事。但我又觉得我有义务把这些事情告诉公众,让大家知道中国有过这么一段历史。所以我们在选材和叙述时候,解说词的每一句话都绞尽脑汁,怎么把这意思表露出来,又不伤害当事人。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意识形态方面,有没有人对一件事有个说法。比如说《武训传》,到底是一部什么电影?到目前为止,我看过的相关文件都含糊其词。依我看,这部电影没什么问题,有也是艺术方面的问题,而没有政治方面的问题。《关连长》,什么问题都没有。当年这部电影被禁了,到现在也没有解禁,如果它是一个事件的话,总该有一个结论。另外它牵扯到很多当事人,当事人还有后代,还有他的创作伙伴,应该有一个部门给他们一个负责任的结论。

三联生活周刊:类似这样的问题,你在《电影传奇》中怎么处理?

崔永元:不确定也没问题,比如关于一部电影有5种说法,我们把5种说法都告诉受众,这也算是负责任的。我觉得无声无息是不负责任的,尤其是对艺术家们倾尽心血创作出的作品。我也不知道找谁去。就是说,做着做着做到这个程度,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那种娱乐、游戏、好玩啊,都荡然无存。

 电影铸造了我的精神世界

倒退二三十年,电影几乎是人们的主要娱乐方式,但是当时的国力还不可能每天拍出一部新电影,所以,一部电影总是翻来覆去地放映,所以, 对于那一代人来说,电影的画面、情节、对白和人物形象都深入人心,并且也因此产生了很多电影文化。这种反复烙印式的文化记忆在后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仍或多或少影响着人们的说话、思维方式。崔永元,就是当年无数喜欢看电影的观众中的一员,也正是在这个氛围下,他深深爱上了老电影,那些电影成了他当时精神世界的惟一支柱,并且一直支撑到今天。

三联生活周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电影,并开始琢磨这些老电影?

崔永元:我是从小就喜欢。七八岁时候开始看电影,我从那时候就开始琢磨,那时候我就订电影杂志,《大众电影》、《人民电影》、《电影文学》、《电影创作》、《电影艺术》、《电影技术》、《电影简介》、《电影故事》,全都订,然后我还把报纸上所有关于电影的资料都剪下来,贴在《红旗》杂志上,再做一本电影杂志。我说不出原因,可能是那时候文化生活比较单调吧。但到我41岁的时候反思这件事情,我觉得电影铸造了我的精神世界。所以我觉得王成是英雄,毫无疑问是英雄,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我觉得雷锋很可爱,到了我41岁的时候也没有改变。我觉得江姐不容易,上个月我还去了一趟渣滓洞,馆长告诉我,渣滓洞的女共产党员一个都没有叛变,男的有。我还是佩服江姐。我现在不会上街糊标语了,也不见得给我孩子讲这些故事了,但这些对我的精神世界有震慑作用,它震慑到什么程度?当我面临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会很快作出正确的判断,一边是你坚持一个原则,但会有很大损失;一边是你放弃这个原则,你就捞一笔钱。这时候我会毫无疑问地选择坚持原则,而且不会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这都是电影带给我的,一生都会受用。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老电影的了解到了什么份儿上?

崔永元:我当时比同龄人知道得多一点,比如看朝鲜电影,我会问,这是哪个厂出的?他们会说:朝鲜电影制片厂。我说,你们根本没弄明白,根本没有这个厂,叫“二八艺术电影制片厂”。我会注意到里面比较细节的东西。这次到长影,我遇到一个搞译制片的人,我问,为什么朝鲜电影里不管男的女的,老说“是吗?”他说没有,因为韩语里的修饰语音节比较多,嘴型的变化要用汉字往上补,你补“啊”、“呀”都对不上,所以就用“是吗”,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凡是朝鲜电影里都有这个,里面出现都不下50个。再比如这卷拷贝放完了,下一卷开始,结尾为什么有些信号,我这时候总是回头看放映员怎么接的,后来我才发现,银幕上有记号,它有3个波斑要闪,第3个波斑闪的时候下一卷开始,正好接上。所以好的放映员会接得天衣无缝。这些细节可能跟精神世界完全没什么关系,完全是个人兴趣。

我喜欢到什么程度?练书法,别人都照着字帖练,我就是写电影名。当时我们班有个同学家是八一厂的,他知道我喜欢电影,所以经常刺激我,比如说下午打篮球,他说可能打不完就得走,我说干吗去?他说和斯琴高娃吃饭。我说他怎么那么幸福啊,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们班当时有两个家在八一厂的同学,我就特羡慕他们。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从小对电影就这么着迷,为什么后来没有去做跟电影有关的工作?

崔永元:特别小的时候想过,我没想过做导演或者做电影演员,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两件事儿:一个是放映员,放映员随时可以看最新的电影,而且想看多少遍就看多少遍。一个是画电影海报,有一次我放学路过丰台影剧院,看见画电影海报的人手里拎着刷子就进电影院了,收票的人还跟他打个招呼,我就在那里站着看,觉得这职业也不错,看电影也不花钱,可以随便看。所以我还拼命地学了一段画画,我在家里画了好多电影海报。

我还收集电影版的连环画,收集了有将近3000本,据我了解,全中国可能就我收集的最多。我专门定做了玻璃罩,把连环画放在里面,防蛀防潮。我有这样的感觉,我翻这些连环画的时候,看着画面,演员说台词的声音就在我耳边,音乐就在我脑海里走,我翻一遍就等于看一遍电影。这些东西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我白天在电视台、在办公室里有很多烦恼无法排遣,这些收藏就是我排遣烦恼的最有效方式,晚上到了两三点钟还睡不着觉,我就把小人书拿出来,都摆在桌子上,挨个看,把我收集的海报拿出来,一张一张看,心情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小时候喜欢电影,是因为文化娱乐生活比较单调,后来文化娱乐丰富了,对你没有改变,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崔永元:我也想不清楚,反正我从来没有对其他事情着迷过。比如我也集邮,集着集着就放下了。我也学过摄影,后来连相机都送人了。对别的事情迷恋的时间都很短,只有这件事延续的时间长。比如我不愿在电视上看电影,觉得那是两回事。电影就是大银幕,电影院就要黑,电影就要一大堆人一起看,一个人看一个大银幕的电影都不叫看电影。现在我拼命想把这个灌输给我女儿,我带着她到电影院看电影,为了能稳住她,我给她买爆米花和可乐,她一边吃一边喝一边看,她吃完了喝完了,可还是愿意在家里看动画片。但我一定要把她培养出来,让她对大银幕有感觉。这种做法可能是挺可笑的,可谁让她是我的女儿呢,最好让她知道电影是个有魅力的东西,电影是一门独立的艺术,电影艺术家是值得尊敬的。我想让她知道这些,可能会对她有好处。我现在对大银幕还有一些迷恋,比如坐在火车上、汽车上,如果窗外闪过一大堵白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银幕。

现在的电影人常常给自己找借口

黑夜给了崔永元一个大银幕,他就用这个银幕来寻找他的精神乐园。崔永元的精神世界,就是银幕上的一个个镜头,一个个故事,当他成 为一个著名主持人,被无数人关注时,他仍然没有走出这个精神世界。这样,当他面对物质世界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世界里充满了许多他看不懂的蒙太奇,甚至他理解的商业和现在真正的商业也是格格不入。面对中国电影业的不景气,这个老电影迷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他认为,在这个圈子里,同样盛行着商业上的潜规则,这个潜规则,会让中国电影必死无疑。

三联生活周刊:你拍《电影传奇》,强调一个概念,就是“老电影”,在你看来,老电影和新电影的界限是什么?

崔永元:我采访过一个第六代电影人,请他上“实话实说”,我当时有个恶作剧心理,我知道他们烦什么。我在现场反复问他一个问题:你拍的电影有什么意义?他特别反感这个问题,但因为录节目,他又不愿公开把他的反感表达出来,他一直躲躲藏藏,用他第六代语言去描述他的电影。对我来说,电影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就是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说的什么、用什么方式说,你看看今天的好莱坞电影、韩国电影、中国电影,还是这么回事。

评价现在的新电影好不好,我觉得非常简单,第一这故事怎么样,如果牛头不对马嘴,那肯定不怎么样。第二人怎么样,编剧树立的人物是不是站得住脚,会不会有牵强附会的感觉,演员是不是把形象树立了起来。这两个都达到了,还有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比如外景选择的好,剪接剪得漂亮,特技做得好,灯光非常舒服,歌曲优美动听。片头片尾字幕出的和别人不一样……但是现在的新电影,我说的前两条通常都达不到,大部分电影导演都不会讲故事,大部分演员都不会演电影里的人物,演的都是自己。

过去老电影演员用的都是特别笨的方式,就是体验生活。也有一些大师、天才,比如卓别林,一百年只出来这么一个,中国有石挥,他们也观察生活,但他们演什么像什么。但是电影行业大部分都不是天才,都靠勤来补拙。但是我在新电影里看不到这些,看到的都是他们卖弄小聪明。别说专业人士,就我这个老电影迷,看到他们花那么多钱拍出来的都是一场接一场的电影制作的悲剧。很多数字也能说明问题,比如长春,80年代时候还有5000万的票房,现在一年连1000万都不到。中国大陆2003年票房总收入有10亿人民币,而香港地区的票房也是10亿元。去年韩国最卖座的电影《飘扬的太极旗》票房9000万美元,这就是差距。中国现在观众看电影的频次平均每5年进一次电影院。

三联生活周刊:你想用这些数字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崔永元:说明现在的新电影非常差,已经差到快崩溃的程度了,这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因为电影对我的生活和成长太重要了。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的电影,有人给你投资,必须用什么样的演员才能有票房,这在很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违背了电影艺术的规律,已经是个商品了,这你怎么看?

崔永元:你说的是个问题,但是根本没有这么严重,绝对不是说只有这一条路,你说的这个通常是现在电影人的借口。最典型的就是香港电影,现在靠港台明星来拯救内地电影,这绝对是死路一条。我当时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港台电影全是港台明星,照样让电影死亡”,为什么?我觉得他们违背了电影创作的艺术规律。电影是商品,但它是个艺术商品,它和鞋、袜子、香烟还是两回事。你不能按照制造这种商品来创作电影。如果在短时间内可以获得利益最大化,那么我们就不遗余力,不惜代价,不择手段,这绝对是必死无疑。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电影票房不高,有时候只有几个人在看,那么拍电影的人就会想如何把观众蒙进电影院,只有这样他才觉得踏实。

崔永元:如果你是个电影人,一定要知道艺术创作不是短期行为,不是说你做电影导演,一生中你把电影弄完就完。如果你觉得电影是个玩意儿,是个精神产品,它是一片乐土,一定要让它有可持续发展的路可走。我们现在用的就是猝死的方法,最简单的就是喝茶不过瘾就要抽烟,抽烟不过瘾要吸毒,吸毒不行要注射,最后是死。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电影走的就是这条路,就是说看看还有什么手段能刺激它,还有什么手段能调动观众。总而言之是迎合观众,这绝对是不对的,没有一个观众会比做电影的人内行出多少。所以我觉得不论做电影还是做电视,首先还要引导受众,要有这个能力。你要让他们有这个鉴赏能力,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最简单的就是足球,为什么大家半夜两点多爬起来看欧洲杯,而中超差不多都不要钱了,也没人愿意看?欧洲杯水平高,所以人愿意看,就这么简单。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现在市场这种规则不允许也不给你时间让你去引导消费者。比如张艺谋,他拍《英雄》一定要借助好莱坞的模式,但他抓住观众了,他成功了。

崔永元:这东西我觉得要沉得住气,如果张艺谋一生当中只想拍5部电影,并且能卖动,那我觉得他对整个中国电影是没有什么责任的。我觉得他应该想的是等他老了,拍不动电影时,电影还在辉煌,他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都还有中国电影可看,他要想这件事才行。你看现在新闻频道的“每周质量报告”,我每次看的时候最大感觉就是不理解,不知道为什么。你看曝光的,哪个不是大名鼎鼎,都是百年积累的名声,一窝蜂地搞短期行为。我知道,短期行为可以有暴利,我感觉我们电影的路子就是这样的选择,是一下就赚够了,还是细水长流?不光自己挣,还让自己的后代也有钱挣。你说砍树啊、毁林啊,全都是这个道理。我不否认张艺谋、陈凯歌他们这几年拍过一些比较好的电影,但是电影的未来是什么?我觉得如果这样下去,它的未来绝对不会是出现越来越多更好的电影,而是连这样的导演都没了。

三联生活周刊:从你的价值观和艺术观来看,好电影是什么?

崔永元:这东西很复杂,一两句说不清楚,我是一个电影迷,你听听一个电影迷的说法:我觉得电影是讲故事,肯定不是MTV,所以你要想办法把这个故事编好、讲好。做电影的人都知道现在最薄弱的环节是编故事,他们当然不会编了,你知道他们怎么编吗?他们到度假村里去编,那能编出来么?长春有一个饭馆,叫向阳屯,饭馆里墙上画的画特别好玩,每次我去吃饭,都想见那两位作者,但一直没见到,每次都告诉我他们又去乡下体验生活了。你看他画的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就不一样,非常生动,能抓住生活的细节。包括赵本山,最初我们看那么好,现在看也就那么回事,他自己也觉得底气不足了。一样,那时候他吃什么住什么,现在吃什么住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现在周期比较短,没有时间让你体验生活,完全是凭自己的经验和想象,觉得应该这么编,就这么编。

崔永元:现在大家误认为在这个圈子里盛行的潜规则是真正的商业规律,这是特可怕的事情,你总是说没有办法,所有人都这么要求,我只能这样做,这样的结果就是最终我们干不成一件事。好莱坞我去过,他们不是这样干的,它分工明细,它是工业化生产相当完美和成熟的一个机制。如果我们把这个圈子里盛行的潜规则当成商业规律来看,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放弃这个潜规则,抵制潜规则,它可能带来的是暂时的黑暗,就是连目前的这样的票房都保证不了。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现在从投资方到操作方到最后的受众都习惯这种潜规则,放弃潜规则谁都接受不了,不然就会出现暂时的恶性循环,最后谁也抗不住了。那么还是按潜规则办事吧,现在所有流行文化产品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崔永元:是的,俩月一拨,对当事人来说没什么损害,基本上都捞足了,如果胃口不算大的话,给他两三个月就捞足了。如果放在流行音乐和电影上,大家不是特别理解,放在火腿和扒鸡上,大家就能理解这个道理,而在这个圈子里,大家还不理解。

三联生活周刊:因为食品涉及到人的生命和健康,文化产品再烂,大不了我不去理它,就算电影都垮掉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消费者没有对制造产品这一方的压力。

崔永元:好像我知道的一个数字是,中国从事电影方面事情的有40万人,我不知道是否准确。你想想这40万人是什么概念?这些人要是成家立业的话,那又是多少人?再加上从事放映和卖DVD的,这是多大的一个群体?我觉得他们肯定是会有压力的。我不知道这些人是没有想清楚还是不愿意这么想,反正我观察了一下,很多人不愿意这么想,就是一把捞足了完事。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电影本身的情怀,决定你是这么想的,不管怎么说你是一个局外人,当你进入到这个局里,有些规则它会限制你,也会让你去按照规则去做,我相信这些电影人在进入电影圈子之前,他们都会有理想,一旦进去了,理想也就全没了。

崔永元:就是这样干的话,必死无疑,而且用不了几年。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看到这样的惨状,能做什么?

崔永元:我什么都做不了,只有着急的份儿,我真是着急,因为我太喜欢这个行业了,不希望它这么快就没了。我觉得潜规则通常是人的借口,都说不这样做不行,实际上不这样做是行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和当初露天看有什么不同?

崔永元:差远了。当年我穿着棉大衣,下着雪,眉毛都冻上了,一晚上看三遍《英雄儿女》,那个感觉撕心裂肺的,直指心灵。现在坐在那里就是个局外人。还有现在的人,身体状况大不如前,那时候在操场上坐个小马扎,一坐四个小时,顶多觉得脚有点麻,但不觉得累。现在坐在沙发上,看一个半小时就觉得非常疲劳。看完之后通常觉得不值得,还不如在家看一个老电影呢。说得玄一点,电影是心灵的震撼,它不是愉悦你的感官。现在电影有一种趋势,觉得是愉悦感官:我带你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我制造出你做梦都想象不出的影像。其实看电影还有另一种判断标准,就是和现实很像,这种审美标准其实也是很了不得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看《秋菊打官司》,看完之后我走出剧场,就觉得阳光灿烂。他拍得太真实了,演员演得也太真实了,没有任何表演的痕迹。然后我就特别佩服张艺谋。但是我看《英雄》的时候就一点没有那样的感觉。我觉得在九寨沟那里上下翻飞,不如《阿甘正传》里的一根羽毛打动人。我看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觉得中国人了不起。但是看《和你在一起》,我带着我女儿看,她看不下去,我也看不下去。我特别想知道《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在商业上成不成功?我的判断没有错的话,商业上是成功的。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他们要获得更大的成功。

崔永元:就是这个害了他们。实际上《秋菊打官司》赚那10块钱是很好的,不用拍《英雄》赚15块钱。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作为导演,尤其一个著名导演,他和观众想的不一样,他们需要不停地突破自己。

崔永元:可以理解,特别能理解,这个就算一家之言,反正小崔是个电影迷,他怎么看就怎么看,也影响不到谁。我是隐隐约约觉得有危险,这么干下去就是没有4000万美元,就拍不了电影;没有5000万美元,就拍不出好电影。你想想,5000万美元的回收可比500万人民币的回收要难多了。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人们拍电影,喜欢使用特技来完成无法完成的事情。

崔永元:你最好别跟他们提特技,因为一提特技,每一个中国电影人都装穷,因为特技3000万美元是不够的,那得1亿、2亿美元。老的看不上,新的又学不来,就是不上不下的。上次我批冯小刚的时候,他们做电影的人都不干了,觉得我偏颇。我举了个例子说,如果你非跟我谈商业,我就跟你说《泰坦尼克》,全球票房是25亿美元,这才叫商业。25亿美元是什么概念?中国有电影以来加一起还没挣过这么多钱呢。现在要说不负责任的话,我也不是做电影的,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我喜欢老电影,新电影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个观众,不想看我不看就完了。我守着我家里一千多张老电影碟,我能看到死。我现在担心的是,我的女儿,张艺谋的女儿,她们长大了有没有电影看。或者说她们长大了,只能看美国电影,那算不算悲剧?

《电影传奇》,把有意思变成了有意义

2002年崔永元从“实话实说”退下来之后,开始用4年时间来实现他近40年的一个梦想,他成立了剧组,有采访组、资料组、编辑组 、再现组,兵分几路,全国各地跑来跑去。他用流水线的制作方式,齐头并进,所以他现在都很难说清楚到底做完了多少部片子。总之208部《电影传奇》,要采访1500人,已经完成了800个人的采访,涉及的影片有150多部,现在收集的电影资料有一百多部了;再现部分已经拍了一百多集……崔永元已经离他实现梦想的距离不远了。

三联生活周刊:前段时间你出版了一张唱片《宁死不屈》,但那是1992年录的,你当初怎么会想到录一张唱片呢?

崔永元:那是件特玩闹的事儿,不是件正事,就是觉得挺好玩。我那么多同学、同事,没有一个人出磁带,但我能,为什么,就因为我能拉来这个钱,所以就把这件事干成了,当时就这么简单。但是今天要做这件事的话,就会很难了,要严肃得多了。就像我做《电影传奇》,很累,有时候都无法承受,醒来都问自己,还干不干了?比如在做人物采访的时候,我对人物采访组的人说,你们在和时间赛跑,因为我们要采访的人,最年轻的也有六十多了,基本上都是70、80、90岁的人了,他们的日子都是一天一天来算。我们的采访组特别棒,不到一年的时间,采访了800多人。

三联生活周刊:在《电影传奇》里,都会有一些再现情节,而且你在里面还要扮演一个角色,这么做的意图是什么?

崔永元:当时我想的不是很多,我就是觉得,它是个电视栏目,不是电视剧,也不是电影,所以就得有个主持人。我是主持人,我就用这种方式主持。我觉得如果讲电影,收集了那么多的资料,相当传奇,不妨设计一个新的方式来表现它。

三联生活周刊:你想过没有,以前看这些老电影,一些情节和画面出现的时候,你要是里面的一个角色会是怎么样?

崔永元:从来没想过,我最多最多就是想过,他们某一次拍电影让我赶上了,我能围观一下,看看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结果特别巧,我们在采访严寄洲的时候,他小时候在常熟,他家里那边风光特别好,经常有人拍电影,他就经常去看,看着看着就看出门道了,他就是这样开的窍。后来他拍《二泉映月》,有很多观众在围观,工作人员就赶,他说别赶,然后他让一个孩子过来看,他说这孩子这么小就对电影感兴趣,长大了说不定也是个电影导演。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拍摄一集《电影传奇》的成本有多大?

崔永元:大概20万元左右。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多,因为前期制作的时候人物比较集中,现在很多人都采访过了,再采访人物都比较分散了,去一个地方有时候只能采访到一个人。比如去广州采访,想把所有人一次采访完,可是刚回来就又冒出来两个,再去采访,回来后又冒出来两个。我越做越觉得这事值得,从有意思变成了有意义。我在做“实话实说”的时候还很关注观众的反应,功利心还很强,做《电影传奇》就没这个,一点也没有。我觉得《电影传奇》是件构筑功德的事情,现在没有人会注意这件事。

三联生活周刊:《电影传奇》的投资情况怎么样?

崔永元:是北京的一家投资公司。当时特别偶然,台里觉得这不是新闻节目,开始不是特别有热情,投资公司的这个朋友喜欢看电影,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老电影,他知道我没有资金,决定给我投入。我也跟他说了,风险很大。我当时想,做一年看看,如果不行的话,大不了我把车卖了,把房子卖了。现在看起来还不错,但赚头不大,如果真想挣钱,这肯定不是个门道,还不如再出一盘带子呢,肯定比这个挣得多。

三联生活周刊:从你刚才谈得这么多,感觉电影是你从小就热爱、着迷的,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电影当成个事去做的?

崔永元:可能在我出名以后,出名以后就有可能见到一些老艺术家,他们见到我特别高兴,说:“‘实话实说’主持人小崔,老在电视上看到你,现在在生活中看到你了。”而我憋在肚子里特别想跟他们每个人说的一句话是:“我从小在电影上看到你,没想到在生活中见到你了。”后来我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生活得非常简朴,简朴到差不多是我们5年前或10年前的生活水平,然后他们默默无闻,他们也不被媒体关注,我觉得这特别不公道。现在可能我还有一点号召力,我还有一点工作空间,我甚至还有一点话语权,我愿意用自己这点权力帮他们做些事。

三联生活周刊:当你决定想做这件事时,你多年来的一个情结变成现实了,你的心情怎么样呢?

崔永元:其实应该特别高兴,但做起来通常没有这种体验。我们现在什么条件都有了,然后我们做不好,有人批评我们再现拍得不好,不如原片,我百分之百同意,就是不如原片。但这根本不是我们偷工减料,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了,我们也找了一些高手,就是拍不过他们,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拍不过他们。我想来想去觉得就是我们太聪明了,我们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投机取巧。

从摄影角度,我讲两件事,一个是《小兵张嘎》的摄影聂晶,影片里拍了很多漂亮的镜头,小时候根本看不懂,就知道张嘎子好玩。后来对电影了解多了才发现,这镜头这么牛啊,这镜头是怎么拍的?张嘎从底下走,上了房,下来,又上一个房,下来,进了武工队的屋子。现在怎么拍这组镜头?每个人都知道,最简单,斯坦尼康绑在身上跟着他走,或者摇臂跟着他走。那时都没有这玩意,怎么拍的,谁也不知道。后来我们找到黄建中,他当时是这个片子的场记,他给我们讲了当时这个镜头是怎么拍的。后来我们又到电影资料馆翻资料,看到了聂晶的日记,才知道他是用一种很土的办法拍出来的。所以在《电影传奇》里我们毫不犹豫称之为“伟大的长镜头”。还有就是鬼子进村后,老钟叔跑的镜头,现在拍很简单,用斯坦尼康,摄影师倒着跑。当时惟一的办法就是用轨道车,可是移动远了,轨道就会出现在镜头里,聂晶想了一个办法,在轨道车上用两个大麻袋装上土,车上坐两个人,两个人一边后退一边埋轨道。现在你知道了,再去看就会发现有两道埋土的痕迹。现在有了斯坦尼康和摇臂,我们的创作力和想象力反而受到极大影响。你说现在人聪明还是过去的人聪明?毫无疑问,是现在的人聪明,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经常做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儿。

我是看老电影长大的,我不会轻易放弃原则

可以肯定,电影里的英雄形象对崔永元的影响太大了,每当他面对诱惑,他的脑海里闪现出来的可能是《钢铁战士》里的张志坚 、《英雄儿女》里的王成。在今天,谁的脑子里还在盘旋着这些英雄形象呢?大概也只有崔永元了。崔永元不是英雄,可他却常常以英雄的方式去面对棘手的问题,并且,他活在21世纪。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理想是做一些跟电影有关的事情,并且一直能坚持下去,那么,在你熟悉的人到中年的这些人里,是不是带有一种很普遍性的理想和情怀?

崔永元:多数人比电影人还要危险,他们的理想都在丧失,他们也没有坚持理想的愿望,随波逐流,我身边很多人都这样了,这些人比年轻人找周杰伦签字还要可怕,签名还是有理想的。而我听到周围的人都在说“怎么办呢?”这是他们最爱说的一句话。我觉得这是卸掉责任的方式,因为随波逐流是最容易的。你刚才问我做《电影传奇》挣了多少钱,我也不愿意告诉你,我也可以告诉你它没挣多少钱。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另一个发财的主意,一个著名的休闲品牌,一个著名的药厂,都是让我做形象代言人,每家开价500万元。如果我答应的话,15天内我就可以挣到1000万。中央电视台不许主持人做广告,那么我辞掉中央台的工作,因为在中央台我干到退休也挣不到1000万元。我辞掉了,挣完1000万,完事了。我想过,但我是看老电影长大的,我不会轻易放弃原则。因为放弃太容易了,我跟许钟民说《宁死不屈》的事,放弃就是一秒钟的事,坚持就是一辈子的选择,到目前为止我还是选择坚持。晚上睡不着觉我起来经常想,算了,干吧。但是我觉得现在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它有意义到不能让我轻易放弃。

三联生活周刊:这件事在你看来是很有意义的,有些观众看来却不一定理解。

崔永元:他们不理解我,他们骂我。就是那些老艺术家看了之后觉得还行,谁也没忘记我们。我现在敢拍着胸脯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电影收集资料最全的,从来没有过。我现在把它做出来了,我觉得很了不起,这就足够了。我不需要那么多人的喝彩,我跟媒体讲了,爱看不看。

三联生活周刊:你从来没有作出过让步和妥协?

崔永元:天天这么坚持挺难受的,但我想象的另一种方式更难受,比如我做一些附和的事情,哪个媒体找我,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样我见报的频率就高,他们对我的评价也好,公众会觉得我好,但我心里更难受,比现在还难受。这是我的推断,因为我根本不敢去尝试这样做,一旦我这么做了,我就收不住了。我老说我抽烟一根接一根,你要让我吸上毒那还了得?那些物质和商业的诱惑对我来说想都不敢想,只要我沾上,那就完蛋。比如当时我做主持人的时候,好多人来找我走穴,太挣钱了。但我做“实话实说”,从1996年到2002年,没参加过一次商业活动,我不是说我这个人有多高尚、多清白,我是觉得我把持不住,只要我参加一次,肯定有第二次,只要有第二次,我肯定开闸放水。我觉得我不会在物质诱惑面前有多大抵制力,干脆一刀两断,就别动这个念头,守住我才能干点事。

我没有失落,是媒体有些失落

因为他与何东的一次对话,使他从一个观众喜爱的人物变成了公众争议的人物——这个崔永元,为什么突然间变得如此狭隘刻薄?他是因为 “实话实说”下来后变得失意,还是电影《手机》对号入座。谈到这件事,崔永元说:“告诉他们,我一点都不失落。当我从一个很火的主持人到一个一般人,我没什么失落,真正的是媒体失落特别大,你看看现在媒体的娱乐版面,说人好的太少了。这肯定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正常的社会就是有好有坏。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我没什么问题,我一直保持我‘实话实说’的风格,你问我什么,我可以说的我就告诉你,不可以说的我就告诉你不可以说。”

三联生活周刊:再过半年,你当初的梦想就告一段落,再往后你还会做哪些事情?

崔永元:前段时间常香玉去世了,她是一个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可是现在都没有一个完整记录她的片子,我可能会去拍那些老艺术家的片子。

三联生活周刊:你想在《电影传奇》后做很多事情,可实际上你在大家眼里还是一个主持人,你做《电影传奇》,是因为你喜欢电影,之后你又要去做别的,那么大家就会认为,作为一个主持人,不着调去主持节目,干吗老去做别的事情?

崔永元:主持人现在如雨后春笋,中央台现在就有四百多个,主持人多的是,不缺我这一个。电视行业更缺的是策划人,我慢慢地往这个方向转,实际上我最早就是做这个的。其实我做主持人是挺奇怪的,当初他们找不着人,就拉着我说你先做几期,人来了你就走,我稀里糊涂就上去了。好多观众都说,你的“实话实说”后来没有之前做得好,我只能笑笑,如果他们看到当初我做的节目,还说好的话,我“崔”字倒过来写,当时是手足无措,怎么会比后来好呢?只不过当时没见过这样主持的,后来全国有一百五十多个谈话节目,你都看不过来。现在的谈话节目,就是被公认的低成本,电视台开了新频道没东西填空,就拿谈话节目填空,不是什么时髦的东西了。

我当时做这个节目,足足紧张了两年,每次录像,我提前一天就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后来慢慢就“脱敏”了,现在80个镜头对着我我也不害怕了。但是我做主持人没什么快感,没觉得有多好,反正我是体会不出这个行当给我带来什么好的感觉。一开始就是紧张,后来就是熟练,再后来就是压力。压力就是既不能满足观众的要求,更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做的节目的品质和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无法弥合。

三联生活周刊:不了解你的人,觉得你和众多的艺人明星没什么区别;了解你,会觉得你有一种很朴素的60年代生人情结,这个东西对你的成长留下的印记太深了。

崔永元:摆谱,别人累,自己也累。我发现很多歌星,就是在摆谱,弄4个保镖,我经常见到他们,他们在街上走没人理,都说有人身安全问题。我签字时候,也是十几个保安警察在那里保护,废话,搞自己的签售会,喜欢你的人可不全来了吗,那不就是乱么。你到任何一个有人喜欢你的城市大街上走,都没人折腾你。踏踏实实走,我不是大明星,我不知道多大号的明星不能在街上走。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街上走被人认出来后他们都什么反应?

崔永元:“小崔,‘实话实说’干得挺好怎么不干了?”“累了。”“你累还有我累啊。”不就这样么,还能怎么样呢。要签个字,就签个字呗,要照个相,就照个相呗。

三联生活周刊:跟你聊天,感觉你说话很直,会得罪好多人。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媒体会跟你过不去呢?

崔永元:我不顺着他们说,我不愿意接受他们的采访。我的话都放出去了,我无所谓。我33岁时报纸上才有我的名字,我前面33年是那种安静的生活,我的生活质量很高,所以我根本不在乎这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在报纸上骂么,娱乐圈是个大粪坑,娱乐记者大流氓。我的意思就是你不要理我,离我远点,别写我。

我是这样想,如果这些歌星影星真是有文化的人,他们会知道我会对他们好,我绝对不是嫉妒他们,不是想让他们事业不顺。我是想把我这40年人生积累的一些经验向他们坦白坦白,告诉他们怎样让他们生活得舒服。我认识很多大明星,他们都很难受,很多大明星都有抑郁症,怎么得的?当你得了病之后,你的生活质量整个就下降了,你有再大的名声也治不了你。再大的名声也只能促使你跳楼。你为什么不想办法把自己的生活质量提高呢。我觉得,一个人要想让自己的精神世界活得有质量,一定不能放弃独立思考。不会独立思考的人,就是没有希望的人。

你看冯小刚那件事,后来冯小刚说了几句话,我同事告诉我说,冯小刚说话了,媒体又该找你了,我说:我说完了,该他说了,都说完了,这事就算完了,哪能天天生活在这件事里啊。结果有一个杭州的小女孩给我打电话,说冯小刚今天骂你了,你怎么看?我说他没骂我,这不叫骂,是他表明他的观点。她说那你怎么看?她非逼着我骂冯小刚。然后我就说,你们太无聊了,就算你们是娱乐记者,这个圈子也有很多事值得你们关注,没有这个你们报纸就活不了了?于是她就炮制一篇《崔永元怒火泼记者》。这篇文章出来之后,我的生活马上就变得平静了,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你把手机转到秘书台不就完了。我的号码他们都知道,可现在他们根本就采访不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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