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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于北京正式开始运行。北京秘书处的正式启动，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自2001年7月成立以来，经过仅两年半时间的发展实践，在内部机制上正在逐渐成熟、完善起来，从而对建立严密、高效的合作组织协调机构，集中体现各成员国在地区国际活动中的基本利益和最高愿望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这一重要机构的建立，将使上海合作组织对促进各国和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发挥越来越积极、有效的作用。

一、内涵、稳健的组织机制化过程

2001年7月，上海合作组织正式宣布成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在上海共同签署了标志这一地区性国际合作组织诞生的重要文件——《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言》郑重宣布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基本宗旨：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睦邻友好；鼓励各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教育、能源、交通、环保等方面的有效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宣言》强调六国共同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任务，为此，六国元首还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这两个重要文件的签署，为上海合作组织在六国之间加强合作和携手打击危害地区内各国共同安全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奠定了重要的早期法律基础，规定了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合作活动中将恪守的基本原则，并对维护地区安全活动中的基本协作方式、途径、责任和程序进行了大致的规范。

在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9·11”事件爆发。国际反恐联盟在阿富汗展开的军事行动，引发了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形势急剧变化，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常发展环境受到严重冲击。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的机制化建设，协调各国对世界和地区形势发展、变化的基本立场，提高在地区安全等重要领域中的合作效率，成为亟需认真解决的问题。

2002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第二次成员国元首会议，各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宪章》规定，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机构包括：国家元首会议、政府首脑（总理）会议、外交部长会议、各部门领导人会议、国家协调员理事会、地区反恐怖机构和秘书处。并确定，秘书处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常设行政机构，承担本组织框架内开展活动的组织技术保障工作，秘书处的地点将设在北京。《宪章》确定了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的基本组织系统，使其向正式的国际性地区合作组织的机制化目标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2003年1月，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协调员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组织的财政和组织运转的规章制度等问题，与会的国家协调员就建立常设秘书处和反恐机构的具体细节交换了意见。此次会议认为，在地区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上海合作组织需要更加有效的协调能力和更加规范的运作形式，进一步加快组织各项机制建设的实施进度应列入组织活动的主要日程。

2003年5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第三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于在2004年1月开始正式启动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怖机构。

北京秘书处的建成，意味着上海合作组织步入了正式国际组织的行列。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雅科文科指出，北京秘书处开始工作显示了上海合作组织两年多来的高效工作，并将意味着它已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国际组织，从而开始步入了这个组织的发展新阶段。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行政中心和管理中枢，北京秘书处不仅将担负起大部分常务工作，依据《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协调各成员国在安全、经贸、人文等广泛领域中的合作，而且还将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与世界上其他国际组织沟通联系、实现合作的对外平台，为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国际社会的积极发展进程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

二、确保地区安全仍为首要任务

“9·11”事件以及后续发生的重大地缘变化对中亚安全格局的冲击已经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阿富汗国际反恐军事行动、北约及美国在中亚确立军事存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组建快速反应部队等一系列重大措施，对打击活跃在这一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抑制各国极端主义因素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但是，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参加2003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会议时的发言中指出的那样，“军事手段可以赢得一时的胜利，但不会带来持久的安全”。由于中亚地区复杂的地缘条件，滋生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社会土壤并不会因一两次军事行动和建立若干军事基地而被彻底铲除，事实上在经过一年多的蜇伏后，“三股恶势力”在2003年中的活动达到了阿富汗战后的新高峰。

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遭到重创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在2003年初又开始恢复活动，1月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制造了贝塔商场咖啡馆爆炸事件，2月与中亚地区的其他极端主义组织联合成立了“中亚伊斯兰运动”组织，并叫嚣要“发动春季攻势”。

被中亚各国政府严令取缔的宗教极端组织“伊斯兰解放党”（Hizb-ut-tahrir），借伊拉克战争在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煽动反美“圣战”情绪，并由费尔干纳地区向北部蔓延，甚至首次出现在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而被各国内务部门查获的武器弹药、爆炸装置，已开始打破“伊解党”所谓非暴力宗教组织的幌子。

3月，一辆中国国际长途公共汽车在往返于喀什—比什凯克的吉斯斯坦纳伦州山区遭到袭击，19名中国公民遇难，车辆被烧毁，经吉尔吉斯斯坦内务部侦察，初步认定属当地活动的“东突”恐怖组织所为。

同时，作为恐怖主义重要资金来源的毒品犯罪一直居高不下，2003年1月塔吉克斯坦总统直属毒品监控局新闻秘书宣布，上一年在塔吉克斯坦境内共查获各类毒品7吨多，其中有4吨是海洛因；哈内务部新闻处发言人也在2月宣布，仅2003年头一个月就在哈侦破了908起与毒品有关的刑事犯罪案件，没收的海洛因是上年同期的3.5倍；7月，俄罗斯国家安全局边防局驻塔吉克斯坦的官员指出，2003年前6个月里，由阿富汗通往塔吉克斯坦的边境道路上查获了1700克毒品（其中有800克海洛因），抓获了40名违法犯罪分子，击毙了8名。

由此可见，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的工作仍是最为重要的使命。上海合作组织协调各成员国于同一框架下各项合作中，在安全领域中的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沟通，将会在以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北京秘书处和塔什干反恐中心为标志，使机制化、规范化、严密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体现出更加持续高效的潜能。

三、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领域

早在“上海五国”时期，1998年各国元首签署的《阿拉木图宣言》即已将“发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作为五国间探索新的合作领域提出，并规定了在五国合作框架下经济合作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如：“相互提供国际通用的贸易条件，以扩大贸易额；鼓励和支持各种形式的地方和边境地区经贸合作以及五国大企业和大公司间的合作；改善各自投资环境，为增加对各国经济项目的投资创造条件。”并重点提倡在“包括油气管道基础设施，以及铁路、公路、水运和空运领域的大规模长期合作”。在此后的两次“上海五国”元首会晤上，加强各国之间在经济领域中的互利合作仍成为主要的议题之一。

到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时，在《成立宣言》对“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谈判进程，制定长期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做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在同年9月的上海合作组织第一次成员国总理会晤时，强加地区经济合作已经成为主要的会议议程。这次会议的《联合宣言》认为，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发展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区域经济合作，将增强本地区经济实力，提高本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六国将根据市场规则，遵循平等互利、相互开放、注重实效、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利用地缘和经济互补的优势，积极寻找经贸合作有前景的领域，采取措施积极发展区域经济和边境地区合作。”并具体指出，“启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是现阶段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且可行的任务”。

由于历史的原因，当原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国民经济体系发生断裂后，中亚各国国民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低迷时期。现有经济体系的不完整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等问题凸显，而在短时间内完成每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的重建和调整是不可能的。脆弱的地区安全状态又强烈制约着各国经济的复苏，下滑的经济形势带来的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下降和社会保障系统无力又加剧了极端主义情绪的生成，停滞的经济活动与恶化的国家安全互为因果，形成了无休止的恶性循环。而拉动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走出低谷，实现有效的地区内跨国合作是必须的途径。世界经济在全球化的作用下，正在把众多不同的国际政治主体推上同一个发展舞台，经济活动中的相互推动、相互制约作用正越来越突出影响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利益的实现过程正越来越多地需要在国际社会的活动中实现和完成。建立互利、互动的良性市场关系，是中亚地区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前提之一。

中亚各国均为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是各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最大障碍。虽然他们穿过中东、西亚就可以进入阿拉伯海，但是这里过于复杂的地缘形势使这一方向难以成为可靠的经济通道。而经中国抵达太平洋的距离虽相对遥远，但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和依托于经济飞速发展基础上不断完善的交通设施被中亚各国看好。同时，中国不仅将成为中亚各国进入亚太经济圈的主要经贸走廊，而且中国本身具有的广阔市场也吸引着中亚各国经济对各自战略前景的预期。尤其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量逐年增加。中国巨大的能源市场，无疑与优先发展能源经济的俄罗斯、中亚邻国间形成了互补经济关系。有学者估计，这种强大市场作用基础上形成的合作动力，至少将持续到本世纪的中期。已有更多的国际舆论倾向于这样的观点：上海合作组织对地区安全任务的自我定位正在趋于深刻、广泛，上海合作组织对地区发展和稳定所起的作用正在趋于多元、持久。

四、推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初级发展阶段中，“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就被写进了历次会议的文件中。积极推动上海合作进程的各国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推出一种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大国结盟对抗的国际关系理念：在不同国力水平、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传统的各国间，通过积极接触、平等协商建立起彼此信任的关系，结成彼此互利的伙伴，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的合作中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打造一种共同安全的地区环境，为各国共同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在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后，这种理念被概括为著名的“上海精神”，即“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上海精神”不仅指导着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也曾吸引着许多周边国家对这一新型地区合作组织抱以浓厚的兴趣。

（许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