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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之死访谈纪实:周总理跺着脚说无法交待(图)
作者:傅光明          录入于 November 10, 2005 at 12: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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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左一)、老舍(左二)、梁思成(左三)与梅兰芳(左四)在交谈

  留在太平湖的记忆与思索

  傅光明

  今年是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的百年诞辰。自1966年8月24日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至今,已有33年了,但“老舍之死”的话题至今没有结束。因为这已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悲剧命运的缩影。本文作者傅光明先生从1993年下半年起,断断续续地采访了许多作家、学者、1996年8月23日“红色风暴”中北京文联批斗老舍的现场见证人及老舍的家人,以从中获取值得思考的资料,结集为《老舍之死采访实录》,并将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现先节录一部分发表,以飨读者,并以此纪念老舍先生。

  1960年,毛泽东亲切会见著名作家老舍、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著名剧作家田汉。

  ——编者

  老舍夫人:老舍出事后,周总理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上交代啊老舍出事的前一天,他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 ’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无言以对。于是他就去了,谁知一到那里,“造反派”和“红卫兵”们不由分说,一边扭过老舍双臂让他做“喷气式”“请罪”,一边对他拳脚相加。老舍分辨说:“我不是反革命,我写的作品都是歌颂新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造反派们马上讥笑地反问他:“你歌颂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不要你入党呀?”

  提起入党的事,老舍更痛苦。那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们相继入党,老舍也写了入党申请报告。报告最后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总理亲自来到我们家里,对老舍说:“老舍先生,你的入党要求我们知道了,我想就这件事和您商量一下。在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们对我们新中国实行孤立、禁运、封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暂时还是留在党外好,因为有些事,让我们自己说,或者让我们的党员同志说,都不太方便,而让你一个有声望的党外人士说,作用就大多了,对党的贡献反而会更大,你看呢?”周总理说话从不强加于人,不发号施令,老舍对周总理的话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总理,就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听党的,听总理的。”所以,当周总理听说老舍出事后,当着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上交代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已经站不起来,有人怕当场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几个红卫兵听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又进屋你踢一脚,他踹几下。

  我知道消息已经是晚上了,忙奔到那个小派出所,在门口等了许久,才让我进旁边的小屋。一进门就见到老舍满脸是血地躺在地上,眼睛紧紧闭着。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着他的手,把他轻轻扶坐起来。这时,他两手才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我俩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当时,找不到车辆,我也背不动他,就在北京街上找了好久,才找到一辆平板人力三轮车,我求人家:“请您行个好吧,我们有一位年岁大的老头受了伤,请您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被我说心动了,送我俩回了家。

  回家后,老舍不吃不喝,光坐着发愣。我用棉花轻轻帮他擦去脸上、身上的血,帮他换上衣裳,让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解的恐怖中度过了一个难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没有吃东西,我知道他的脾气倔,就对他说:“今天我俩都不出去吧!”他瞪了我一眼,道:“为什么不出去呢?我们真是反革命、特务?不敢见群众了?”在我行将离家时,他又一次两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凝视我好久。我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什么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灵、叫地不应的日子里,又有啥办法呢?

  听说我离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诗词》就出去了。走到院里,他见4岁的小孙女在那里玩,还把小孙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说:“跟爷爷说再见。”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别?还真地说了“爷爷再见”并向她爷爷摇了摇手。

  老舍出门后,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此湖今已不存,改建成地铁停车场)边,坐在那里读起了《毛主席诗词》。整整读了一天,天黑以后,他头朝下、脚朝上投进了那一汪平静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时,小孙女只告诉我“爷爷出去了”。到晚上他还没有回来,我慌了,到处找,结果都没有他的影儿。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诉我,太平湖有一个老头儿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车,找到湖边,见到他已被人捞上来,平放在地上。他嘴、鼻皆流着血,上身穿白汁衫,下身穿蓝裤子,脚上的黑色干层底鞋子,白色的袜子等都干干净净。可见那是他把头埋进水中之后,自己用双手硬性扒住湖崖石头淹死的,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里没有沉下去。

  我见到老舍躺在地上,不知怎么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说:“给他的单位打个电话,怎么说也得把尸体尽快处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单位,给北京市文联挂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回告我先等着,马上有车来。我一直等到天黑,才来了一辆卡车。他们抬上老舍遗体,我也爬上车,守在他身边。车开到八宝山,天已漆黑。去的人告诉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就不保留骨灰了。当时遗体还没有火化,他们就叫我回去。我只好向卡车上投去最后的一瞥,从八宝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挪。那真是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东城我家里时已是清晨5点多钏了。这时我家里屋外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心里想着:“我还活不活呢?”这时使我想不到的是,“进驻”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学生却悄悄安慰我说:“你去做点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 如果那样,以后有许多事就没人说得清了。”在那个岁月里,这两句平平常常的话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学生们还告诉我:“你的电话也不要拆,如果有别的造反派再来你家,你就拔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马上就来。”他们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当时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说服了一批学生来保护我。

  舒乙:我当时主要是特别可怜父亲我走到父亲尸体旁一看,他仰面躺在杂草丛生、中间踏出来的一条小路上。他的头朝西,制服凌乱,但也许是经8月骄阳晒了一天,已干了。父亲穿着布鞋,还比较干净。看得出来,公安部门、法警、派出所来验过。父亲的脸是虚肿的,脸上、颈上、胸上都有很多伤痕,整个看来绝对是遍体鳞伤。有一个席子盖着他,估计是白天有人好意给他盖上的。

  这时夕阳还在,我就退出来,朝西坐在前湖最靠近后湖的椅子上看着他。我只觉得,现在回忆起来眼前是一片黄,也许是夕阳的黄,也许是席子的黄。我坐在那儿等母亲。此时思绪非常复杂,想了很多事情。我当时主要是特别可怜父亲,他这么一个人,最后的下场竟是这样,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可怜。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悲伤。这时候,天好像变了。我来时还有很大的太阳,突然天阴了,下起了蒙蒙小雨。我很害怕,席子也挡不住,父亲要淋雨了,我盼望着母亲早点来。但是一直没有消息。我感觉脸上有很多水,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我很感谢这雨水,因为它可掩盖我的泪水,可以陪着我一块儿落泪。大概到了九十点钟,街上快没车了,母亲还未到。我恐慌了,我怕她找不到我。我站起来去迎她。这时母亲实际上已经来了,她找不到我,因为天太黑了,一个路灯也没有。她在湖边叫着我的名字,她这种急切的声音被看湖的人听见了。看湖的人告诉她在这个地方。母亲是坐着火葬场的车来的,这样就把父亲运到火葬场了。收尸的时候没有交证明,火葬场说第二天还要把证明拿来,所以我第二天一清早又到火葬场,给他们证明。是两个姑娘接待我的,这时尸体已经处理完,他们说不能保留骨灰。

  后来搞的骨灰安放仪式,实际上是一次追悼会和平反会。但骨灰盒是空的。我们为了纪念他,把他的眼镜、一支钢笔、一支毛笔放进去。他平常喜欢喝茶,喜欢花,我们就把花茶中的茉莉花拣出来放在里面,用这几件东西代表他。很久后,我找到一张老北京地图,发现北京城旧城西北角的外面有一个太平湖,而城里相对应的这个地方叫观音庵,这是我奶奶的住地。我恍然大悟,父亲等于是来找他的母亲,这个房子是他当了教授后买给自己母亲的。当他丧失了一切,而且他感受到人们把他抛弃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他的归宿应该是这儿,这儿有他的妈妈,他妈妈是把生命和性格传给他的唯一的人,这可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了。

  他在抗战时,在那样一个民族存亡的关头,曾写过一篇叫《诗人》的文章,他说,作为诗人,作为文人,如果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将以自己的身体,投水殉职。那天坐在父亲尸体旁,我就想,他的死是自觉的,是一种自己的选择,他的死肯定有某种使命。这就变成很积极的东西了。在他投湖的湖面上,飘着很多纸,是他带进去的,有人捞上来看,是他抄写的毛主席诗词,他的字很漂亮,他也喜欢抄毛主席诗词。据目击者说,是核桃般大小的字,若干张,在他跳湖时,大概散落在湖面上了。后来,北京市文联的人把手杖、眼镜、衣服、工作证等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东西几乎都还给我们,唯独没有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很重要。我们猜想他在这上面写了东西。他一个人在这儿坐了整整一天和大半夜,有笔,有纸,他自己又是写家,他当时情绪又是非常之激烈,肯定写了东西,这几乎是不用怀疑的。我们追问,却得不到回答,是公安部门转上去的。当时有人还编了很多谣言,说他来太平湖是在念《三家村札记》,这是正式的谣言,是上面传下来的“口径”。这是一个很大的谜,到现在也没有解开。

  曹禺:老舍先生不是自尽,是逼死的呀我听到老舍的死讯很难过,同时我很气愤。老舍先生不是自尽,是逼死的呀!说老舍先生自杀是不对的,他是真正的抗议呀,抗议“四人帮”,抗议“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压迫、迫害。他一生勤恳、热忱。他很自信,做了很多好事情。当然不只是好事情了,还写出了了不起的大著作。他怎么会在“文化大革命”受这么多的摧残,他不明白,我也不明白呀。

  端木蕻良:屋里还有一张床空着呢,等着他来老舍之死是“文革”中一个悲衰的插曲。我特别悲痛。我还能写东西时,写了一篇叫《打屁股》的文章,记录了我们一起在8月23日那天挨斗、挨打的情景。那天是自我批判,一个个出来在太阳底下撅着,在背上贴上工资、等级等,然后又挂上“牛鬼蛇神”的牌子。我和老舍是最后两个,我知道文联有个后门,出去就是西单商场。本来我想和老舍说,我们从后门溜出去,但又想:“不行,这样一来就该罪加一等了。”我们被拉到文庙后,就用黑红棍打屁股,当时我就忍不住想笑,因为这是在戏台上用的。但我不敢笑,就咬着舌头。

  当时老舍也被打得很厉害。有人问我:“哪个是老舍?”我说:“我头低着,看不见。”他离我不远,穿着西装外套。过后文联的人想办法把老舍送到公安局,这样保险些,不至于被打死。

  后来,当造反派告诉我们“老舍不会回来了,是自绝于人民”时,我不大信。老舍这人是很乐观的,我不相信他会自杀。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被集中到一个小屋里,还有一张床空着呢,等着他来……一个作家对人民的主要贡献是通过作品来展示,老舍当时还在写《正红旗下》,没有完成十分可惜。他的生命不至于那么短。他有好多事可以做,好多东西可以写,别人无法代替他写东西。

  曹菲亚:老舍当时为什么不躲开?我现在都觉得是个谜自1954起到老舍去世前,我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经常与老舍先生在一起。他去世前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因为他曾大口吐血。出院的第二天即8月23日,他早上8点钟就来到北京市文联。我们惊奇地问:“你刚出院,怎么来上班了?”他说:“这是个大运动,应该参加,感受感受。”

  当时文联已乱得一塌糊涂,墙上名家的画也没了,贴满大字报。中午,老舍准备回家,但专给他开车的司机已被通知不再给“权威”开车。我对老舍说: “给你弄点吃的吧?”他很沉重地说:“不要。”我又建议他在沙发上休息。此时,看得出老舍心里很不宁静,他只抽了1/3的烟就掐掉了。接着又点上一支,又掐掉。不会儿,烟缸里有了好多烟头。

  下午约2点多钟,一群红卫兵冲进文联。开始打的是萧军。老舍起初没被揪出来,他还站在院子里看。我总想走近他说一声:“你赶紧回去吧.”可走到跟前又不敢说。老舍当时为什么不躲开?我现在都觉得是个谜。也许他想不会揪他的。但后来有人点了他的名,他很快就被揪出来,眼镜也没了。之后,老舍被推到汽车最后的一个角落里拉到了文庙。2个小时以后,老舍从文庙回来已面目全非了。那天,有人提出了“老舍因《骆驼祥子》拿了美国的版税”这个问题,老舍说: “没有,我没拿。”红卫兵们尽管不知道什么是《骆驼祥子》的版税,但一提美国还得了,当时的美国就是敌人。红卫兵一听就要揍老舍。

  第二天下午,我听到老舍在太平湖跳湖了,脑子傻了一般,直掉眼泪。老舍为人和蔼、谦虚,但性格倔强,在这样的狂暴面前,让他低头是不容易的,我想他大概是宁死不屈。

  葛献廷:在文庙是我让人“把老舍押回去”的,我当时是文化局筹委会的副主任。文化局与文联在一个楼里。8月23日下午1点半,文化局的人强迫著名作家萧军去挖煤,萧军不服。文化局的一部分干部越强迫,萧军就越反抗,围的人也越多。这是“8•23”事件的导火线。强迫之下,萧军没办法了,文联的端木蕻良、骆宾基也被揪出来去劳动。

  那天,当我听说革命群众与萧军打起来,就跑去看。我正劝萧军去劳动,文化局接到一个电话,说国子监的一个印刷学校要焚烧北京京剧团等放在那里的 “四旧”即旧行头、戏箱之类,必须让文化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权威到现场作为罪人出现。文化局革命筹备委员会召开常委会,决定接受印刷学校革命群众的“最后通牒”,准备带“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等3人到现场去,于是在文化局院里广播宣布。在这过程中,文化局院里就乱了,我和你有仇就揪你,你和他有仇就揪他。这一揪就是几十人,这是一个突发事件。

  我感觉问题严重了,打电话向北京市委宣传部请示怎么办?有个姓吴的一般干部接的,他说部长李立功、副部长白涛都不在,要高姿态,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好像还说了句“不许挑动干部斗学生”。我打电话时是下午3点左右,亲眼看见老舍衣着整洁地从电报大楼胡同往文化局院里走。而此时,北京女八中的红卫兵们也已来到了文化局大院。

  我看见老舍刚走到北京市文史馆,离我打电话处有30余米。这时文联的一葛献廷:在文庙是我让人“把老舍押回去”的,我当时是文化局筹委会的副主任。文化局与文联在一个楼里。8月23日下午1点半,文化局的人强迫著名作家萧军去挖煤,萧军不服。文化局的一部分干部越强迫,萧军就越反抗,围的人也越多。这是“8•23”事件的导火线。强迫之下,萧军没办法了,文联的端木蕻良、骆宾基也被揪出来去劳动。

  那天,当我听说革命群众与萧军打起来,就跑去看。我正劝萧军去劳动,文化局接到一个电话,说国子监的一个印刷学校要焚烧北京京剧团等放在那里的 “四旧”即旧行头、戏箱之类,必须让文化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权威到现场作为罪人出现。文化局革命筹备委员会召开常委会,决定接受印刷学校革命群众的“最后通牒”,准备带“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等3人到现场去,于是在文化局院里广播宣布。在这过程中,文化局院里就乱了,我和你有仇就揪你,你和他有仇就揪他。这一揪就是几十人,这是一个突发事件。

  我感觉问题严重了,打电话向北京市委宣传部请示怎么办?有个姓吴的一般干部接的,他说部长李立功、副部长白涛都不在,要高姿态,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好像还说了句“不许挑动干部斗学生”。我打电话时是下午3点左右,亲眼看见老舍衣着整洁地从电报大楼胡同往文化局院里走。而此时,北京女八中的红卫兵们也已来到了文化局大院。

  我看见老舍刚走到北京市文史馆,离我打电话处有30余米。这时文联的一位司机随便地对红卫兵们说:“你们看,那边来的那个老头,是这个院里最大的权威——老舍。”于是学生们就把老舍喷气式地揪到30多人当中。

  老舍被揪后,文化局革命筹备委员会又开会,多数委员同意揪出来多少,就拉多少去国子监,最后派包括我在内的6个人押送。

  我到国子监时,看见老舍坐着,脑袋被打破了,血往下流。我知道老舍的分量,就对红卫兵讲:“老舍的罪恶很大,你们不能把他打死,打死就没有口供了。” 我又问老舍:“你知罪不知罪?”老舍说:“我知罪。”我就说:“把老舍押回去。”费同志和卫同志赶快找了块唱戏的水袖,给老舍包扎一下伤口,架着他往外走。当时,我不能指责红卫兵而公开地保护老舍,那样连我自己也生存不了。后来我又说:“把被揪的年龄大的、血压高的人先撤回去。”再后来,我被揭发时, “造反派”说我在这次批斗会上把问题最多的人先拉回去,便给我扣上“葛老保”的帽子。位司机随便地对红卫兵们说:“你们看,那边来的那个老头,是这个院里最大的权威——老舍。”于是学生们就把老舍喷气式地揪到30多人当中。

  老舍被揪后,文化局革命筹备委员会又开会,多数委员同意揪出来多少,就拉多少去国子监,最后派包括我在内的6个人押送。

  我到国子监时,看见老舍坐着,脑袋被打破了,血往下流。我知道老舍的分量,就对红卫兵讲:“老舍的罪恶很大,你们不能把他打死,打死就没有口供了。” 我又问老舍:“你知罪不知罪?”老舍说:“我知罪。”我就说:“把老舍押回去。”费同志和卫同志赶快找了块唱戏的水袖,给老舍包扎一下伤口,架着他往外走。当时,我不能指责红卫兵而公开地保护老舍,那样连我自己也生存不了。后来我又说:“把被揪的年龄大的、血压高的人先撤回去。”再后来,我被揭发时, “造反派”说我在这次批斗会上把问题最多的人先拉回去,便给我扣上“葛老保”的帽子。

  王松声:在汽车上老舍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当时是北京文化局艺术处处长,“8•23”事件中作为走资派被揪出来。那天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揪出来的人都站在一起,有三四十人。我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是用打字纸的盒子用线儿一拴做的,我刚被押上车,就见老舍也被架上来了。我在一个角,老舍在另一个角。押我们的红卫兵拿着皮带,让大家低头,有的人跪下,有的人蹲下。我和老舍都蹲下了。

  这时,老舍问我:“松声,你是怎么加事?”我说:“你别问了。”从他的问话里证明,对这个突发事件,所有的人都没有准备,阴差阳错凑在一起发生了这么个事情。

  押我们的红卫兵都是女孩子,梳着两个刷子,扎着一根皮带。那会儿刚时兴塑料凉鞋。我一看,想起自己的女儿那几天也是这样的打扮,一天到晚出去也是拿个皮带抡。我们被押的人一路上谁一探头,就会遭到一皮带,并被吼斥:“低头!”

  女八中的红卫兵那天为什么来北京市文化局大院呢?当时有个文化局艺术馆的干部,每年给她们排舞蹈。他那日看萧军不服管教,就打电话请来了救兵。

  等我们到了文庙,戏箱等“四旧”已烧起来了,我们三四十人统统围成一圈,跪在火场。火烧得很厉害,红卫兵每人拿着藤子、棍子、刀枪把子,一边挑火、一边扔。

  他们头一遍问我们什么出身,自己报,出身好就不打,出身坏就打一两棍子。第二遍问什么职务,又打一轮。第三遍问挣多少钱,又是打。当时有个红卫兵叫我跪下,我正犹豫时,后头被踹了一脚。我一下趴在那儿,接着藤棍子“呼”地过去了,幸好我被踹趴倒,否则打在后脑勺上,至少也打蒙了。我心想若是谁被打死了,只要有人喊一声:“扔到火里烧了他!”没有人会说不字,也就烧了,打死也就打死了。

  围在火堆时,我看到了老舍挨打,这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听人喊“有病的,起来先回去”,老舍他们先回去了。我属于少壮派,留下来被剃了阴阳头,当天晚上又被关在后院里了。

  赵大年:老舍当时已有“宁为玉碎”的想法老舍当时在文学创作上处于一种矛盾状态,这对一个名作家、老作家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在“文革”中挨斗、挨打是他死的直接原因,但“左”的文艺政策也扼杀了很多人。当时他与周总理的联系是有中间人的,即原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和北京的文教书记邓拓。这两人当时也 “完” 了,邓拓首先自杀。老舍1966年8月23日去文联时,不但知道邓拓自杀,而且与周恩来断了联系,他不理解了。康生叫他出院,他已经没有摸底儿的渠道了。这是我猜的。那时老舍的地位不是不高,又是国务委员,又是人民艺术家。“文革”不是天下掉下来的,是多少年积累起来的,在那时爆发并走向极端了。回过头来想,老舍对此的认识也是一步步的。到“文革”,他绝望了。1965年,老舍作为中国作家访日代表团团长,曾同水上勉和井上靖讲过玉壶的故事。从中已能看出老舍当时已有“宁为玉碎”的想法。1964年,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一些批示他都知道。“文革”不是偶然,老舍之死也并非偶然。“宁为玉碎”是老舍性格中的一个东西,所以后来巴金痛哭:“怎么让他替我们死了呀!”巴金当时也挨整,但老舍的性格就更强烈。与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丁玲、冯雪峰、胡风、夏衍、艾青相比,跟得紧、拼命写作的显然是老舍嘛,而反差最大的、自杀的还就是他。当然,他这种自杀也是一种抗争。

  苏叔阳:我写话剧《太平湖:老舍之死》有两个原因关于老舍先生的死,说法很多。引起十几年前我写话剧《太平湖:老舍之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性。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舍身取义的传统,老舍先生的死是否有这样一个意义?是不是在当时那种浮躁的情绪下大家都重利而忘义?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关于老舍先生之死说法很多。台湾地区及美国的一些书写道:“中国内地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表现得不负责任,自己死,而不愿用自己的行为去揭发‘文革’的丑恶,教育国人。”我觉得这是站在河边上说风凉话。究竟老舍先生是在一种什么心态下去死的?死的时候想了些什么?这些已无法得到他本人的说法。我想,从他一生的经历、作品和他死前的情况,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黄裳:老舍解放后一直是一帆风顺我和巴金聊天时讲过,老舍解放后一直是一帆风顺,一直是人民作家,没受过什么打击,所以这么一来他受不了,像我们这些人挨批挨斗多了,所以“文革”就挺过来了。巴金对我的说法不满意,说我“胡说”。

附:老舍的小说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老舍作品甚多,有16卷《老舍文集》问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中篇小说《微神》、《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话剧《龙须沟》、《茶馆》等。

  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成功地塑造了祥子、虎妞两个形象,是老舍的代老舍表作。从反映市民生活的深度和艺术魅力两方面审视,《骆驼祥子》都代表老舍创作的最高水平。作者怀着炽烈的爱和深深的同情,描写了从农村流落到北京城里的祥子三起三落的悲惨遭遇,讲述了在黑暗的社会环境腐蚀下,祥子从一个善良、本分、富有正义感的人力车夫,开始在生活上、人格上、政治上一步步走向堕落,最后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悲剧历程,真实地揭示了旧社会对劳苦大众的残酷剥削。军阀、特务、车厂老板乃至虎妞,都如同毒蛇一样,死死地缠着祥子,害得他成了一个可悲的牺牲品。祥子的命运,是旧中国广大城市贫民悲惨命运的缩影。祥子的堕落是令人心痛的,但这是对吃人的旧社会的有力控诉。

  老舍用他那犀利的文笔,准确地描画出祥子身上农民的性格、气质和心理特征。这个如同骆驼一样吃苦耐劳的汉子,是那么淳朴、善良、宽厚;而他的堕落,又是那么令人深思。虎妞外貌老又丑,个性泼辣、厉害、粗鲁,从里到外,都被作者描画得活灵活现。另外,通过虎妞畸形的、变态的心理和行为,也巧妙地反衬出刘四这一类半殖民地社会里地痞恶棍的生活。这3个形象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多彩的光辉。

  老舍是一位艺术修养很高的作家。《骆驼祥子》以写人物为构思的中心,围绕人物的命运编织故事情节。这是老舍艺术构思的独到之处。老舍酷爱民间文艺,《骆驼祥子》明显的吸收了民间说书的表现方法。《骆驼祥子》远在50年代就被搬上舞台,并成为首都北京话剧舞台上的保留剧目。新时期还被改编成电影,搬上了银幕。

老舍的《四世同堂》过去未给予充分的评价,自从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大型电视连续剧播映以后,评论界便把它视为反法西斯文学的经典著作,老舍先生在当代文坛上的地位又随之增高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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