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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不能放弃重商主义
作者:文 扬          录入于 April 24, 2006 at 13: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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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胡锦涛与小布什在白宫的会谈中谈到了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胡明确表示,中国承诺将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但是不会保证在近期内允许人民币升值。

这个信号被准确无误地解读了。当时正在华盛顿开会的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毅然放弃了最后的幻想,一天之后发表了很特别的声明,声明中不仅罕见地公开点名中国,而且将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与“全球贸易不平衡”直接联系了起来,将人民币的升值与“全球经济调整”直接联系了起来。

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们都知道,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和人民币汇率问题没那么严重,所谓的“全球贸易不平衡”也另有更重大的其它原因,但七国集团还是会这样说。当这些财长及央行行长们置常规的经济分析于不顾,只管一味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时,人们不会不明白,这个问题实际上早已不是一个纯经济问题了,表面无辜的经济措辞背后是不可言说的政治和战略。

七国集团永远都有自己看待这个世界的独特角度,因为这几个国家与其它国家有很大不同,其特别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它们是当今世界的富国,还在于使它们成为今日富国的历史路径。

在它们眼里,中国目前的经济正在采用它们非常熟悉的一种增长模式,钜额的经常账户盈余、钜额的硬通货储备、国家操控的汇率和贸易政策、一味地依仗比较优势抢占海外市场并控制战略资源,所有这一切都在重复着这些老牌工业贸易国当年的立国和强国之路。它们深知,这是一条几乎可以确保成功的路径,但也是一条几乎必将导致国际冲突的路径。在经济学里,它被轻描淡写地称之为重商主义,在政治领域,它带有殖民主义时代的黑色标签,被刻意地定义为一种应当抛弃的、有违现代商业文明的、不负责任的国家政策。

阻止中国重商主义道路的成功,阻止中国在重商主义的舞台上与这些老牌列强们正面交锋,阻止中国用重商主义经济的成功宣告伪自由主义经济的破产,这才是七国集团所真正关心的,这才是人民币升值这个经济问题的政治和战略实质。

认识到这个实质,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不管中国的决策者们是否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实际上,中国近十几年来经济上的成功就是典型的重商主义的成功。不管中国的决策者们是否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重商主义的问题,在实践中,中国仍需要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理由如下:

首先,所谓的重商主义并不是一个准确的理论概念。当年亚当.斯密创造出这个概念是用来泛指在他之前的所有经济学学说,从此以后,18世纪之前几个世纪人类先哲们关于经济问题的思考统统被笼统、武断地冠之以“前科学” 的重商主义名称,以区别于后来的所谓“科学的”自由放任主义。

经济学真的可以这样简单地按“科学”和“前科学”来判定对错吗?人类的经济活动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实践活动,主流经济学在理论上辉煌的成功并不一定保证它在实践指导上的成功,反而非常可能由于在纯理论上陷入走火入魔而完全脱离实践的意义。时至今日,已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自斯密之后二百多年来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伪学说,这个学说的主流并不是经济实践的主流,关于经济实践的真知灼见反而存在于非主流的经济学说当中,包括斯密之前的所谓重商主义学说和之后的政治经济学学说当中。

第二、所谓重商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远比一般的经济理论要宽泛得多的综合理论,在广义上,它甚至是一个立国理论。它的整个体系建立在一个极为简明朴素的真理之上:当一国的国民收入成为一个核算单位时,一国的富裕即取决于在对外贸易中的顺差。

在资本主义的早期,所有领先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靠重商主义起家的国家。如果说当今的所有富国有什么可以总结的历史经验的话,其实不过也就是一句话:坚决彻底的重商主义。

第三、所谓自由放任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新重商主义,是在一国经过长期的传统重商主义国策成长为强国并对其他弱国具有了支配权力之后才可能实行的高级重商主义国策,是一种带政治性先决条件的国策。在历史上,自由放任主义从来没有真正取代过重商主义成为各国普遍的国策,尤其是对于后起国家和防御性主权的国家来说。自由放任主义理论起源于英国,但是英国却是典型的重商主义国家,直到英国成了世界的主人、其国民成了各殖民地的主人之后才开始逐步转为自由放任主义。这一点,甚至可以引用亚当斯密本人的话作为支持,他在《国富论》中论及殖民地经济时像任何一个重商主义者一样宣称:“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目标,都是增加该国的财富和权力。”“自由放任主义只能分阶段的缓慢恢复。”

可见,重商主义本身并不是问题,自由放任主义才是问题。前者是实践导向的,后者是理论导向的;前者是纯经济驱动的,后者是附加政治条件的;前者适用于尚未完成资本积累的多数国家,后者只适用于已经成为富国的少数国家。特别是,后者实际上已经沦为了新殖民主义或者说新重商主义征服海外市场的知识工具。

可幸的是,中国人已经通过自身的经济实践认识到了所谓主流经济学的虚伪性,也认识到了重商主义对于中国的必要性。现在需要做的是,如何学会在防御的时候坚守重商主义策略,在进攻的时候大打自由放任主义旗号这种高级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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