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首富旗下的富士康为何成中国记者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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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首富郭台铭旗下的富士康撤销对上海《第一财经日报》两名记者的财产冻结申请，但已引爆中国新闻自由和血汗工厂两大问题，引发众怒。长期被政治权力打压的中国媒体，不甘让新闻空间再被商业权力打压。

台湾首富郭台铭旗下的富士康科技集团所属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公司状告上海《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侵权案，在八月三十日晚出现戏剧性转折。鸿富锦公司发布公告称，撤销对两名记者的财产冻结申请，索赔金额由三千万元人民币（折合约三百七十五万美元）调整为一元，并追加第一财经日报社作为被告。

被告之一翁宝得知消息后表示，这是全国新闻同仁共同的胜利，同时向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伸出橄榄枝，希望能够会面。网友纷纷表示这也是全国网民施压的结果，但也有网友认为翁宝的回应显得低声下气。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中国记者协会、劳动监察部门、全国总工会及中宣部等始终未置一辞，遭到网民的普遍质疑。

六月中在英国《星期日邮报》捅出富士康深圳工厂超时加班等问题之后，《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跟进报道，不过这时富士康劳工问题尚未引起广泛关注。但当富士康向记者天价索赔时，终触犯众怒，遭到了中国大陆媒体、记者及广大民众的强烈谴责，引爆中国有关新闻自由和血汗工厂两大雷区，富士康顿成众矢之的。

目前，中国的平面媒体和电子网站，纷纷将事件作为焦点话题，各地新闻从业人员亦以各种举动，向遭遇诉讼的记者发起声援，甚至表示将倾众人之力，反诉富士康集团，将官司进行到底。长期以来，大陆媒体在中宣部政治高压下「戴着脚镣跳舞」，不少报道经常无法刊发，新闻空间已经非常狭小，如今小心翼翼跟着英国媒体深入报道，却被富士康选择性及挑□性地控告，而且其中法律疑点又多，是可忍孰不可忍？抑郁之气终在天价索赔之下迸发，大陆媒体同仇敌忾，要齐心反击富士康，不让有限的新闻空间再被商业权力侵占。富士康同时引爆了中国的「血汗工厂」问题，从媒体界、法律界到财经界甚至国际社会都普遍关注，如像富士康这样的全球五百强企业都存在严重劳工问题，那么中国的「血汗工厂」会有多少？

富士康不但是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也是目前中国大陆最大的台资企业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工厂有员工三十三万多人，其中在深圳将近二十万人，主要为苹果电脑生产iPod。八月二十九日，记者无国界组织致信苹果电脑执行总裁乔布斯，请求苹果公司给其代工厂商富士康施压，解冻两位记者的资产及撤销对他们的起诉。次日，苹果电脑发言人Jill Tan表示：「苹果正在幕后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业内人士认为，由于舆论和苹果公司的压力，富士康最后很可能撤诉。两年前，富士康的母公司台湾鸿海也曾起诉台湾《工商时报》记者旷文琪，「假扣押」其个人财产，同时向旷索赔三千万元新台币（折合约九十二万美元）。此举激起台湾和海外各地媒体人士的强烈抗议，最终迫使该集团与报社和记者达成和解。

富士康集团是在七月三日向深圳市中级法院提起法律诉讼，指控《第一财经日报》今年六月十五日由该报记者王佑撰写的题为《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十二小时》等两篇报道，「与事实严重不符，没有事实根据，纯属虚构事实，恶意中伤，企图误导读者」，将她和该报编委翁宝列为被告，并分别向两人索赔两千万元和一千万元人民币。而深圳市中级法院也很快在七月十日作出裁定，查封和扣押了两人在广州和上海的汽车、房产以及银行存款。

富士康认为，「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招进来一千人，五百人身体本来就有病』──我们中国年轻人身体素质有这么差吗？」撤销财产冻结申请后又重申：「『招进来一千人，五百人身体本来就有病』等报道内容，完全是被告道听途说，概与事完全不符；本公司也坚信司法公正，坚持以法律手段维护企业声誉。」

富士康的做法和深圳市中级法院的裁决，即刻在中国大陆媒体激起了强烈反弹，翁宝和王佑开的博客，目前的点击率已超过一百万次，并且还在高速增加中。很多人并在博客留言，表达他们对翁宝和王佑的支持。在新浪网的问卷调查中，八成五以上网友认为记者的有关报道没有对富士康的名誉造成侵犯。

而更多的传媒学者、法学教授和律师，则对这次富士康集团跳过报社、直接起诉记者的做法表示关注，认为这是对新闻记者明目张胆的恫吓。广州的《南方都市报》也认为，作为以角逐利润为根本目的的富士康公司，对媒体监督，并揭露其违法行为「怀恨在心是不言而喻的」，目的不外乎打压媒体的监督空间。而且最早披露其违规行为的是英国的《星期日邮报》，但富士康单挑《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起诉，「明显是杀鸡给猴看，让媒体今后在作有关富士康的批评性报道时产生寒蝉效应」。

北京《财经》杂志律师萧瀚也在代表该刊发出的声明中认为，富士康公司这种诉讼行为的目的不是维权，而是侵权，是一种以诉讼、查封财产为恐吓手段，从生存上骚扰乃至侵害、重创个人，企图以此封杀新闻媒体的恶诉。「有关司法机关在审查起诉的时候，难道真的看不出这一点？」

两位记者所在的《第一财经日报》在八月二十三日致富士康的交涉信函中强烈谴责富士康，「郑重」表示记者的报道属于职务行为，报社「将坚决站在王佑和翁宝的背后，并动用资源，支持其二人全力应对与贵司的诉讼」，并指富士康将王佑所在部门的负责人翁宝列为被告，与法不符。

事实上，富士康公司和深圳市中级法院对两位记者财产的诉讼保全做法，也被指有滥权之嫌，因为有关诉讼中财产保全的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情况紧急，二是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才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非常明确：「因新闻报道或者其他作品引起的名誉权纠纷，如何确定被告？答：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因此，在如此清楚的法律规定下，深圳市中级法院为什么还迅速裁定查封两位记者财产，也成了这次事件的一个焦点。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认为这个案子很荒唐，「记者在自己报纸上发表文章是一种职务行为，是受报社委托的，所以诉讼对象是完全错误的。另外，法院受理此案后，没有做基本的审查，就采取措施查封了个人的财产，给人的感觉是任何一个环节都留下了严重的错误」。但是，深圳市中级法院却认为其处理此案的程序上「没有一点瑕疵和问题」。

附：富士康「超时加班」有关报道

◆英国《星期日邮报》六月十三日报道：

苹果的旗舰产品iPod主要由富士康的女工生产，她们的月收入仅有二十七英镑(约合十四点三美元)，但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五个小时。

◆上海《第一财经日报》六月十五日报道：

「招进来一千人，五百人身体本来就有病。」富士康外联部的贺小姐告诉记者。

一般操作工都必须站立工作，连续十二个钟不停干活。

他亲眼看到三个年轻女工因为经常加班，晕倒在生产线上。

下班后谁忘记拔掉计算机插头，罚款一千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富士康员工如此形容他们的生活：「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五年后比谁都老。」

◆广州《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六月十七日报道：

一天工作时间超过了十个小时，仍按十小时算，超过部分算「员工对公司的贡献」。

她现在的底薪只有四百元，比目前规定的五百八十元低一百八十元。

同为高科技企业，华为二零零六年以四百六十多亿元的产值，上交国家财政四十九亿元；而年产值高出二千亿元的富士康，在享受大量税收优惠后，「去年的财税贡献微乎其微」。深圳龙华的官员感叹，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对中国的意义，「我们也正在考虑」。

两天前的「虐工传闻」丝毫没有影响找工的人，她们依然潮水般涌向富士康这个全球最大的代工厂，日复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