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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峻:同济百年历史沿革

作者:编辑: 王峻 同济大学休斯顿校友会会长/休斯顿联合校友会秘书长          录入于 November 14, 2006 at 22: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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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百年历史沿革(一)

第一章 宝隆办学 德国模式

(1900年~1917年8月)
  
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随着中德两国加强交往,在上海孕育诞生了同济德文医学堂。

1893年,毕业于德国基尔海军学校医科的埃里希?宝隆来到上海,设诊所于德国驻沪总领事馆附近,并与在沪的德国医生组成“德医公会”。1899年,宝隆在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佩的支持下,在张家浜新马路(现凤阳路)开办了有20张床位的医院。由中德双方出资,取名“同济医院”,宝隆任院长,医师大多由德医公会成员兼职。

随着同济医院声誉的提高,上门求医的人越来越多,宝隆深感医疗力量严重不足,于是想在医院附设一所医学堂,招收中国学生,培养施诊医生。这一想法得到了克纳佩的支持,并为此游说各方。宝隆与克纳佩在中国办医学堂的打算,符合德国政府和工商科技界的利益,得到了德国高等教育司司长阿尔托夫的赞同。

1905年,清朝光绪皇帝发布了教育政策的敕令,学部派人访问世界各大国,考察教育制度,清政府的代表在德国受到官方及私人接待。

1906年,在阿尔托夫和克纳佩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支持医学堂开办的基金会,从德国募得25万马克、价值8万马克的医学书刊和外科手术器械。1907年6月,支持办医学堂的阿曼教授来沪时,又带来一批德国大专院校和企业捐赠的标本、显微镜、医学器械、专业书籍以及摹绘自柏林大学的解剖与生理挂图。在上海,克纳佩等向德国商人和中国商人募捐,并要求中国官方资助。此后克纳佩利用在中德两国募来的捐款,成立了“为中国人办的德国医学堂基金会”,自任监督。

1907年10月1日医学堂举行了开学典礼,取名为“德文医学堂”,校址在同济医院对面的白克路(今凤阳路)23~25号,有三幢西式楼房。

医学堂由董事会掌管。董事会由18人组成。主要成员有:宝隆、福沙伯、福尔克三位德医公会元老及德医公会主席齐克尔曼;有来姆克、米歇劳和赖纳三名德国商人;有中国绅商朱葆三和虞洽卿。宝隆被选为董事会总监督(董事长)兼学堂总理(校长),全面负责学堂工作。

德文医学堂设德文和医学两科。德文科是医科(后为医、工两科)附设的预备部或称语言学校。医科又分医预科和医正科。

学堂开办初期,有学生33人,大多数属于德文科;有专职德籍教师3人。此外,皆由德医公会医生来校兼课。德文科学制3年。第一年主要学习德文,此后开设德文、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动物、植物、世界历史和地理等。医预科学制2年,主要学习医学理论课程和相关的自然科学课程;医正科学制3年,主要学习临床医学课程;加上德文科的3年,学制共8年,培养目标为施诊医生。1908年,学堂改名“同济德文医学堂”。

同济百年历史沿革(二)
(1907年~1917年8月)

1908年,除录收新生外,克纳佩借各地德国领事之力,要求中国官署,派遣官费生。这一年,学生增至82人。原校舍已容纳不下,于是便在宝昌路(今淮海中路)南、金神父(现复兴中路陕西南路西侧)购地12亩,着手自建校舍。1909年暑期,新校舍落成,德文科和医预科师生都搬入新校舍。

学堂初期,入学者皆自费。1908年起,有了官费生。1911年,学堂有了一定的声誉,报考者众多,便停止招收官费生,全为自费生。

1909年3月5日,宝隆在上海病逝。本校董事、医学博士福沙伯继任总监督兼总理。为了纪念宝隆长期在沪热心行医并创办了同济医院,特将同济医院改名为宝隆医院。

同济德文医学堂的建成和发展,赢得了中德两国政府和有识之士的赞赏。清政府先后派亲德派皇室成员荫方及江北镇台王士杰等人来校视察,上海道署等还奏请清廷奖赏建校和出资赞助的德国人士。 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学堂加强对学生“管束”。当时全校73名学生中,有19人离校,周宗琦、朱家骅等4人参加革命军。

1910年12月,德国政界、工商界和在沪的数百名商人,目睹同济德文医学堂与日俱增的信誉和办学经验,感到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这里有近千名德国商人,如办一所工学堂,既能扩大德国在中国的影响,又“十分有利于开拓一个巨大而充满希望的销售市场。”于是,成立了由德国政府枢密顾问费舍尔为主席的“在中国建立一个德国工学堂协会”。在费舍尔的号召下,短短几个月,就筹集了175万马克的资金。

1911年,普鲁士商业部推荐毕业于汉诺威工业大学的特许工程师贝伦哈尔德?贝伦子负责筹建工学堂,同济德文医学堂总监督兼总理福沙伯等人参加筹建。贝伦子在德国先向各大厂募得价值20万马克的实习工厂及陈列室的机器、模型,后又得到了德国主管学校经费的行政当局10万马克的赞助。1912年4月贝伦子来沪主持工学堂开办工作。

1912年6月,工科正式上课,同年,医、工两学堂合并为“同济德文医工学堂”。这时,学堂设医、工、德文3科,经费统一由校董会筹措。这一年德文科学制改为4年。 1914年6月2日,学堂举行工科校舍落成典礼。中外来宾二千余人,极一时之盛。

工科初建时,只有机电科,有学生6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1月,英、日联军侵占青岛,德人开设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校被迫停办。该校一些教师和43名学生转来同济医工学堂。43名学生中有土木科30名(另医正科4人,法政科9人),为此,学堂增设了土木科。工科学制原定3年。第一年,半年理论教学,半年实习。经过两年实践,感到学制过短,决定延长为4年。1915年下半年,由贝伦子倡议,江苏省当局支持,学堂增设机师科,培养目标是中等机械技术人员。1916年,工科共有6个班级,预科、机电科、土木科各两个班级,学生271名;教师14人,其中德籍教师12人,中国教师2人。课程设有:机械学、工艺学、电工学、热动学、物理学、河海工程学,地道工程学、图式静力学、画法几何学、铁道学、力学、钢铁构造学、桥梁学、建筑学、中文等。机师科于1916年11月1日开学,有学生70名,教师6人。学制4年,半天课堂教学,半天工厂实习。此时,学校已设有德文科,医科、机电科、土木科和机师科。随着学校的发展,师生逐年增加,校舍不断扩建。1917年初,学生已逾400余人。专职教师50余人。其中大多是德籍教师,这些教师大多有很高的学历,不少是德国大学教授。至1916年,学校建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宿舍,风雨操场,运动场,病理学和卫生学课堂,X光室,工科讲堂,全校基地达47.5亩。学堂校舍经过几年陆续建造,已初具规模。

办学十年,学堂形成了注重实际,注重培养学生自主研究能力的德式教育模式。教材均使用德国医科、工科原版教材,德语为第一外语。自德文科二年级起,一律用德语进行教学。

当时,参照德国大学的有关规定,同济工科学生第一学年首先在本校工厂实习一年;医科学生毕业后,必须实习一年,并提交科研论文,经审查合格可以参加博士考试。1915年毕业生李梅龄、1916年毕业生陈骧都是在宝隆医院工作二年后,取得博士文凭的。

1917年2月,华董致教育部次长袁希涛(后为同济常务董事)的信中说,“开创以来,卓著成效,校外附有病院,校内置有工厂,设备之精良,远非他校所能企及”。

同济百年历史沿革(三)
(1917年8月~1927年7月)

1922年3月29日,校董会呈文教育部,申请将“同济医工专门学校”改为“同济医工大学”。1923年3月17日教育部下达第108号训令,批准同济工科“改为大学”,而没有批准医科为大学。学校随即召开董事会议定名为“同济大学”。1923年4月24日,教育部下达第634号“指令”,称“该校名称拟改为同济大学,应予照准备案”。从此,同济校名自1923年4月24日起为“同济大学”。

经学校力争,1924年5月20日教育部下达第120号训令,批准同济医科为大学。因为1924年5月20日是同济医、工两科均被批准为大学的日子,所以,同济从此以后即以5月20日作为校庆日。

1917年至1927年,正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义革命转变以及国共合作的伟大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同济学生空前觉醒,走出书斋,积极投身于“五?四”、“五卅”运动的革命洪流。

1927年3月,阮尚介因压制学生运动,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被迫提出辞职。6月下旬,许陈琦、孟心如担任维持委员行使接管同济职权。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将教育行政委员会改为大学院,并公布了大学院组织法,8月,国民政府正式命名同济为国立同济大学。学校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国立之时,学校组织设计了正式的校徽,校徽外型是圆形,如古钱币一般大,上书“国立同济大学”六字。“同济”两字用篆书、阴体,并且字号较大,竖排在正中。“国立”“大学”用阳体、较小字号分列左右两边。整个造型依据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理念。不同字体、字号的运用,使得校徽在视觉上产生丰富、立体、多变化的感觉。

1930年,学校重新设计了校徽。该校徽保持了原有的圆形外型,中有彩色图案,图案分上下两部,上部大约占三分之一,下部占三分之二。上部主色调是蓝色,下部主色调是黄色,而外周圆圈则是红色。当时学校规定红、蓝两色为校色,以红色代表医学院,蓝色代表工学院。上部蓝色中有隶书“同济”两字,下部黄色中有一艘航行中的帆船,帆船的上空是太阳和云彩。整枚校徽的图案寓意是同济大学这艘帆船正在乘风破浪地前进。

1937年,理学院正式宣告成立,至此,同济大学形成了具有医、工、理三学院的国立大学,完成了学校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是抗战前同济发展的兴盛之时。根据国民政府关于校徽一律用三角形的规定以及学校已具有三个学院的状况,学校把圆形校徽改成三角形,外以红、蓝、白三色为边,白色代表新成立的理学院。中有隶书“同济”两字和帆船图形,只是帆船图形比较30年的校徽图形更抽象,帆船寓意“同舟共济”。

到了四十年代中期,学校增设了法学院,开始向综合性大学发展,原有的校徽已不能反映出学校的整体状况,于是学校在原有校徽的基础上作了改变。校徽的外型保留了三角形,中间的帆船图案改为了船舵的局部放大,船舵上书写着“国立同济大学”六个字。

华人接办,学校继续推重基础理论教学、重德文教学、重实习环节的严谨求实的学风。与此同时,全校学术空气逐步形成。《同济》、《自觉月刊》、《同济杂志》、《同济医学月刊》等学术刊物接二连三地出版。

同济百年历史沿革(四)
(1927年8月~1937年7月)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1927年8月,国民政府正式命名同济为“国立同济大学”。当年,被命名为“国立大学”的有中央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7所学校。同济国立之后10年,学校经济虽时有困难,但由于国家在人力、财力方面的支持,国内外人士的关心和师生员工同心协力,从而加速发展起来。

1927年8月29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留德博士、河北省教育厅长张仲苏为同济大学校长,9月1月,张仲苏到校就职。学校根据国立大学的体制,建立了一整套组织机构,健全了规章制度,加强了对学校各个方面的管理。

1929年3月,张仲苏因健康原因辞职,张群接任。3个月后,张群调任上海特别市市长。

1929年6月,清末秀才、江苏省教育厅长胡庶华就任校长。他主张“大学教育应注重高深的学术,造成专门人才,并鼓励研究,以促进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胡庶华上任不久便积极扩充校舍,建造电气试验室、材料试验室、生理学研究馆和中学部教室。生理学研究馆建于1929年至1931年,其规模在国内首屈一指,分组实习可容纳100人。

1930年,同济大学医工两科均已具有相当规模。根据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组织法》关于“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为大学”的规定,同济大学将医工两科改称为医学院、工学院,并筹设理学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胡庶华被推选为上海市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积加参加领导全市抗日救亡活动。一批东北流亡学生来到上海,胡庶华接收他们进入同济医学院学习。

1932年9月,胡庶华辞职。教育部任命同济毕业生、医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中山大学教授兼附属医院院长翁之龙继任。

翁校长在教育部长朱家骅(同济1908年学生)的支持下,力谋全面发展。

学校改变教师队伍结构,逐步做到以聘请中国教师为主;同时提高教员水平,聘用德籍教师。当时,学校规定受聘德籍教师必须具有德国大学教授资格。期间,同济大学参与建设的市立医院落成,翁之龙兼任院长;扩建了解剖学研究馆和病理学研究馆;药物学研究馆恢复研究,并增设了国产草药研究部;正式建立了全校性图书馆;建成生物研究馆;兴建了测量馆。增设了高等测量系。增设造船及飞机机械课程,中国航空公司特捐赠飞机一架。成立了生物系。增设造船组。

学校扩充了学生人数。1937年全校学生从1927年的605人增加到1100人。

学校科研工作得到了发展。在1937年4月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医学协会代表大会上,同济教师共作了14次学术报告。这些在解剖学、外科、眼科、病理学、药物学、生理学等方面的科研成果,全面地反映了同济医学研究的水平和成绩。

在此同时,同济学生抗日爱国运动日益发展。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及与军警的斗争,揭开了全国“一二九”运动的序幕。同济学生致电声援北平学生和各界人士,积极参加上海抗日爱国运动。

随着同济声誉及地位的提高,1927年至1937年每年都有若干国家与地方政府要员来校视察,知名人士来校讲演。1933年10月《国立同济大学旬刊》创刊,蔡元培亲自题写刊名。

由于学校坚持打好基础及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同济学生理论基础扎实,动手能力强。对此,1936年4月1日,柏林德国工程师学会来函,承认同济大学工学院毕业生与德国工业大学毕业生具有同等资格,成为该会上海分会正式会员。

1937年5月20日,同济校庆三十周年纪念会盛况空前,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教育部长王世杰的代表黄建中司长、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上海市社会局长潘公展,各大学联合会代表以及中外来宾,暨全校师生员工共计三千余人参加典礼;蒋介石、林森、朱家骅、王世杰、俞鸿钧等分别题词,以示祝贺。会上,上海市市长俞鸿钧说:“同济毕业同学,在社会服务极众,贡献尤广,可见同济学生在校时能‘学其所用’,毕业后复能‘用其所学’。”

1937年7月1日,同济大学理学院正式宣告成立,王葆仁任院长,这是第一个担任同济大学院长的中国人。至此,同济大学建成为具有医、工、理三个学院的国立大学。

同济百年历史沿革(五)
(1937年7月~1946年5月)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7月下旬,形势日益紧张,学校决定从吴淞迁入上海公共租界地丰路(今乌鲁木齐)121号的临时校舍。 “八一三”事变爆发,同济吴淞校舍毁于日冠炮火。

学校迁入市区后,临时校舍房屋狭小,全校1101名学生和部分教职工都挤在这里。学校举行了一次招生考试,原计划搭建一部分临时房屋于10月14日正式上课。但由于上海战事日益激烈,无法恢复上课。 9月,学校决定迁往浙江金华。

10月20日,学校在金华复课。在金华报到的有教师33人,学生596人。医学院有100多名学生、17名教师留在上海。在金华,学校在坚持上课的同时,组织了以学生救国会会员为骨干的学生战时服务团,建立歌咏队、剧团和宣传队,共计二、三百人,深入城乡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并积极参加中共浙南特委领导的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工作。同济学生大部分担任乡村建设指导员,少部分担任县政工作。11月,日军逼进杭州,金华不断遭受日机空袭。

学校决定第三次迁校,从金华迁往江西赣州。1938年1月底,正式复课。不久,医学院后期也从上海迁到江西吉安,1938年春开始复课。医学院以第五重伤医院和自办诊疗所实习基地。这是中国人自办实习医院的先例。诊疗所于1938年4月8日开诊,日门诊人数最多时达400余人。在赣州,学生一面读书,一面继续以“战时服务团”为核心,以民办夜校、话剧团等形式坚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赣州和吉安共有学生1000多人,教师73人,其中德国教授13人。1938年下半年,因战事关系,德国政府停止了原给予教授的特种补助及旅费补助金,于是大部分德国教授相继回沪,中国教师挑起了教学的担子。

1938年7月,局势突变,九江危急。同济又从赣州迁到了广西贺县的八步镇。10月下旬,学校正准备维修校舍复课,日寇进攻华南,未及一周,广州沦陷。1938年冬,学校第一批校产运到八步江边还未及卸下,又决定迁往昆明。

1939年春节前,全校师生分批到达昆明。迁校昆明不久,翁之龙校长辞职,医学博士(同济毕业)赵士卿接任。

学校在昆明校舍分散于十多处,机器设备残缺不全,经费大为削减,欠款欠租达十分严重,办学困难重重。在昆明,1939年分为三个学期,以弥补在迁校中所缺授课程。1940年7月20日赵士卿辞职,教育部委派重庆大学教授周均时接任。在昆明两个春秋,学校克服困难坚持办学。医、工、理三学院共有教师77人,其中正副教授37人,学生798人。医学院在八省会馆设有解剖馆,由昆明地方法院提供无人认领尸体,供解剖学习之用。医学院还开展学术活动,定期举行学术讲座。这一时期,工学院已设机械、土木、测量、电机4系和造船组,发展为全校师生人数最多的学院。有教师34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7人。1940年在校学生428人。理学院除化学、生物两系外,又增设了数理系。

1940年秋,昆明物价飞涨,日机不断侵扰。于是学校成立以周钧时校长为主席的迁建委员会。8月,学校给四川宜宾县李庄富商钱子宁发函,请求迁李庄。钱子宁与罗南陔等富商商议后,由罗给同济发出:“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所需,地方供给”的电报。于是同济大学决定迁往四川李庄和宜宾。10月,大学部先停课,开始了第六次迁校,1940年底至1941年初迁校完毕。医学院后期与附属医院驻宜宾,校部及其他院系驻李庄

同济百年历史沿革(六)
(1937年7月~1946年5月)

1940年底至1941年初学校迁至四川宜宾李庄镇。

李庄镇位于宜宾以东25公里的长江南岸,水陆交通便捷,教育事业也较为发达。在李庄,同济多以禹王宫、东岳庙、南华宫、祖师殿、慧光寺和罗家祠等庙宇为校舍。学生十几个人挤住一间竹作架、草作顶的宿舍。同济师生就在这里度过了5年的没有敌机骚扰,比较安定的教学生活。

在李庄、宜宾之初,全校师生员工在周均时校长的带领下,勤俭办学,艰苦奋斗。周均时生活俭朴,作风正直,精心讲课,亲切待人,深受师生爱戴。教学秩序得到了很快地恢复,教学、科研也有所发展。

1941年2月,学校为培养助产护士人才,试办助产护士班。1942年经教育部核准立案成立“高级护士职业学校”。

1942年2月周均时辞职,丁文渊接任。丁文渊忠实执行国民政府的政策,压制师生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打击进步师生,漠视师生疾苦,独断专行,挥霍公款。1943年下半年,郑太朴等28位教授联名上书教育部,强烈要求撤销丁文渊的校长职务。经过教授们的奔走上告和各方呼吁,加上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1944年7月,丁文渊被迫辞职离校。同月,徐诵明继任校长。

1944年冬,蒋介石号召后方知识青年,投笔从戎,抗击日寇。同济学生纷纷响应。在一次纪念周会上,600多学生(占全校学生的三分人之一)踊跃报名,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后经体检,364人参了军。此举,轰动重庆市及大后方,并为《大公报》、《扫荡报》等报道。经过一年多的军营生活,大多数同学认清了国民党军队反动、专制和腐朽的本质。经过反复的斗争,同济绝大部分同学终于1946年5月回到了母校。

在徐诵明任校长期间,学校院系设置有所扩增,教学设备有所充实。1945年,学校建立了法学院;工学院造船组改为造船系,并增设了机械专修科;理学院数理系分为数学、物理两系。1945年夏,学校向教育部申请10万元经费,在宜宾建立了国内第一所正规化的医事检验学校-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这一时期,同济已开始向综合性大学发展。

医前期在李庄建立了生理馆、解剖馆,医后期在宜宾建立了病理馆、药物馆、细菌学馆、公共卫生研究馆和生物学馆。工学院迁到李庄时,只剩20多部机器,几年中逐步设立了测量馆、实习工厂、电工试验馆、材料试验馆、机械试验馆等学生实习场所。

这一时期,学校师生人数有所扩增。1945年,全校总人数达2423人。其中教师224(教授61人,副教授19人),学生1995人。徐诵明注意民主办校和广延人才,改变学校历来只聘留德人员任教的旧规,开始聘请留英、留美人员任教,并派妇产科胡志远教授赴美学习。教师队伍中,一些人走了,大部分人留了下来。

从昆明来到李庄和宜宾,宁誉、梁之彦、张静吾、张象贤、张景贤、吴之翰、叶雪安、谢苍璃、郑太朴等一批教授,一直跟随学校,不辞辛劳,精心教学;史图博、魏特两位外籍教授自愿与同济师生同甘苦、共患难。学校还聘来了当时国内造船界权威叶在馥、生物学童第周、测量学王之卓、陈永龄、方俊等专职或兼职教授。在李庄,生活十分艰苦。李庄没有电灯,学生靠三根灯蕊(油灯)看书学习,校舍紧张,他们时常在居民的茶馆里、在尸体解剖室里温习功课。而正是这些李庄时期的学生,建国后出现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物。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就有十多位。教师们一边教学一边搞学术研究。当时川南一带流行痹病。1942年,医学院杜公振、邓瑞麟经调查研究找到了病因,救治成千上万的病人,在当地传为佳话。这一研究成果获教育部1943年全国应用科学类学术发明一等奖。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举国欢腾。在战火中颠沛流离、饱经忧患的同济大学师生员工渴望复员上海


编辑: 王峻
同济大学休斯顿校友会会长
休斯顿联合校友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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