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扬: 胡温政府的新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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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章字面上解读，并无多少新的表述，更值得注重的，倒是文中表现出来的一派沉稳、从容、开阔的气度。

正所谓「文章与时变相因」（曾国藩语），共产党在暴力夺权和「继续革命」时期，文章的主要作用在于树立敌人以释放民众中的暴力斗争能量，那时，以「划分敌友」为导向，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强词夺理、胡说八道都是常用的文章手法，并不足为奇。当今的共产党已经从以「政道」为主的阶段转入了以「治道」 为主的阶段，隐含地假定了政权的是非之争已尘埃落定，无需再多赘言。新的文章主要服务于「治理天下之道」、「处理事务之道」，过去那种以下抗上的、以偏概全的、举枉错诸直的、以「小人之德」颠覆「君子之德」的「革命」文风将完全转到自上而下的、奉天承运的、举直错诸枉的、以「君子之德」 德化「小人之德」的「王政」文风上来。

这就是温家宝文中沉稳、从容、开阔气度之来源。

王政就是「治道」。区别于「政道」，任何统治者，尤其是中国的统治者，无论称之为皇上国王总统首相主席委员长人民公仆首席执行官，还是什么别的，都没有差别，只要承担着「统治」的职责，就必须要施行王政。在我看来，这个要求与其说是一种教条，不如说是一种实践智慧，甚至是传统演进的一种必然选择。中国历代统治者，无论是如何得的天下，马背上得的也好，世袭得的也好，篡位得的也好，只要从「政道」转入了「治道」，所面临的问题，所需要的手法，所继承的传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中国人以「治国平天下」为内容的王政单独构成了一整套学问和技术。

必须承认，中国历史上儒家统治者在王政上曾达到过空前的高度和境界，其广博精微之处，非浅薄者所能测。但时至今日，这种前科学时代的独特传统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理论解释。诸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诸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诸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些「子曰」其内在的政治科学原理，其实践上成功的现代理论解释，都没有构成论题。这些两千多年一以贯之的治国安民之道是以经书的形式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天不变道亦不变」 的历史文化支持下，这套信条就是天条，一直具有不容怀疑的真理性。但在西方科学的猛烈冲击下，中国人晕头晕脑地用「封建」、「反动」等简单标签将其一律扫入了「历史垃圾箱」，并粗浅地将其确立为「民主」的对立面，似乎「民主」就意味着对传统王政的反对，反对得越彻底就越是「民主」的体现，越是「进步」的象征；一直反到连君子小人之别也被抹煞，连礼义廉耻之风也被扫荡；一直反到连毛泽东的共产党和陈水扁的民进党这种典型的「小人乱党」也能得逞一时，为祸天下。

实际上，王政与「民主」之间的理论关系并不复杂，两者也并不对立。中国人所说的王政，或称「治道」，也就是西方「三权分立」宪政民主制度中的「行政权」或称「执行权」，而「三权分立」中的「立法权」和「司法权」所要解决的问题恰恰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政道」的问题。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中的「民主」，充分体现在立法的程序和司法的独立上，但并不体现在行政权的实施上。现代民主制度中政府首脑的行政权从本质上讲就是历史上王权的继续，是传统专制权力在民主制度中的变形、就范和改造，仍然带着独断专行、为所欲为、不受制约的内在本性，仍然有着可软可硬、可大可小、内外有别、因人而异的全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今日美国的小布什和台湾的陈水扁两位「总统先生」的作为已经为「何谓行政权」这个题目作了一个生动的诠释。

对照起来，中国儒家传统中关于王政的学问要比西方宪政民主中关于「行政权」的学问厚重的多，对于统治者的要求也高得多。即使在当代，具备中国传统王政智慧的国家行政首脑，也是不可多得。

而中国式「民主」的误区，正在于没有谨慎地分离开坏的「政道」和好的「治道」，没有认真地厘清传统的王政和现代民主之间的关系，在小人乱党的胡作非为之中，跌跌撞撞地陷入民主进程中最初级的泥塘之中，难以自拔。

历史的失误暂且不论，就当前阶段而言，结合传统王政施行新王政，至少具有以下两点重大意义﹕

第一、作为世界性大国，中国领导人必须具备施行新王政的气度和能力，这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也是全球的需要。

第二、中国自身的民主进程，需要在强大的新王政、良好的「治道」护佑之下，渐进地进行，侧重于解决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各自分离问题，不可再重犯因滥行初级民主而造成行政权弱化、王政缺失的初级错误。

值2007年中国「两会」召开，草成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