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扬: 强势媒体的“合法侵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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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新闻案件肇事者的作假不一定是有意的，即使是有意的也很容易掩饰为无意的，即使无法掩饰也还可以在言论自由的名义下得到某种保护，即使言论自由的名义保护不了但侵犯也还是实实在在地造成了。这就意味着，在某种情况下，由新闻或舆论等言论权力所导致的特殊侵犯实际上不受什么制约，完全可以被握有这种权力的人随心所欲地滥用。

这就是当今这个媒体时代的一大特征。不是别的，正是位于主流中心地位的强势媒体和位于边缘地位的弱势受众这样一个媒体-受众社会结构决定了这种“任意侵犯”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一旦有人想要实施这种侵犯，只要有这样一个结构存在，他就可以凭借这个结构享有了某种“合法侵犯权”，甚至享有了实施“合法侵犯”的制度性保障。

强势的本地主流媒体、主流媒体中的洋人资深记者、处于主流社会边缘的华人移民社群，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媒体-受众社会结构，这个结构在有着华人移民社群的海外国家中无一例外地存在着，无形胜似有形，就像天空塔在奥克兰现实地存在着、埃菲尔铁塔在巴黎市现实地存在着一样，极为正常，自然而然。在一般情况下，这个结构只是一个既定的社会现实，无从质疑；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个结构对于华人移民社群这个边缘群体来说，却是一把高悬于头顶之上的利劍，一个随时会喷发的活火山。因为，这个结构本身就保证并掩护了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

权力导致侵犯，绝对权力导致绝对侵犯，此乃人类社会的“铁律”之一。对于政府权力滥用的问题，人类社会有了多种成熟的解决方式，例如通过“三权分立”等制度安排，对其实行内部制约，同时也通过媒体这一“第四公权力”对其进行外部制约。但对于一个媒体来说，它的权力却是隐含的、非制度性的，只在某种相对结构――如强势媒体对弱势受众、某一强势种族所主导的媒体对某一弱势种族所构成的受众、某一强势集团所控制的媒体对某一弱势群体所构成的受众等这样一些“文化性”结构中表现出来。

很不幸，世界各地所有海外华人移民社群在所有所在国都不可避免地处在这样一个由语言、文化、习俗等背景因素所决定的“文化性”结构当中，就像生活在一个每天都有可能喷发的活火山脚下一样。

无需赘言举例，所有在海外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华人移民都可以列出多个所亲身经历过的类似事件。这类事件的模式几乎千篇一律：首先是侵犯的实际造成，造成之后，肇事者用成套的辩辞为自己开脱。例如，最初他们可以说他们是无意的，反而是你们华人移民过于敏感了；继而他们可以说这就叫做言论自由，顺便再反击一下你们华人不懂什么叫做言论自由；最后他们可能会迫于压力作一个表面上的道歉，但是侵犯还是实实在在造成了，而且道歉也并不保证此类事件今后不再发生。

“文化性”结构不同于“制度性”结构，人们无法通过制度安排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比如，立法规定媒体不可以形成相对强势地位，不可以使用单一语言，在针对弱势群体的新闻评论中不允许使用某类说法等等，都不可能。“文化的”问题只能通过“文化的”途径自行解决。这个所谓“文化的”途径实际上只有一个，就是使用主流社会的语言占领主流舆论市场，具体到华人，就是华人媒体人使用所在国官方语言在本地主流媒体上主导本地舆论，至少是控制部分的话语权。

目前看来，形势毫不乐观。一方面，能够履行这一使命的华人人才极少，另一方面，具备这一能力的华人又往往会放弃自身的“华人”身份认同。当他们陶醉在自己“融入主流社会”的成就中时，这个“成就”早已包括了远离自己血缘同胞这个心理定势，也包括了“文化叛变”这个重要的卖身表态。一旦发生活火山爆发事件，这类人只能是率先冲向华人社区的那一小股带火的泥团。

强势媒体的“合法侵犯权”，相当长时间内，它还会是海外华人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直到那些既能够叱诧主流舆论市场又能够镇压本族文化叛徒的华人英雄大批出现之后，才有望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