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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追踪]
追求卓越——访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 ![]()
[安徽电视台] 开篇短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中国科学院所属的一所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兼有以科技为背景的管理和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学校紧紧围绕国家急需的新兴科技领域设置系科专业,创造性地把理科与工科即前沿科学与高新技术相结合,注重基础课教学,高起点、宽口径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的尖端科技人才,是广大莘莘学子梦想中的学府。中科大还是国家首批实施“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大学之一,也是唯一参与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的大学。它是国家高质量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为国家甚至是世界的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与活力。 朱清时就曾是这所知名大学毕业的学生,现在是国际知名的化学物理学家,在分子局域模振动、单分子化学等国际科学前沿都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果;而且,他在激光分离同位素等国家的重点工程和关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化学领域也作出了突出贡献。1998年6月,朱清时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多年以来,他致力于规划和组织学校面向21世纪建设一流大学。在他担任校长的9年来,他眼中科大到底肩负了怎样的使命与责任?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他有着怎样的理想?面对学者与管理者的双重身份,他又是如何去平衡的呢?为此,《前沿访谈》走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专访校长朱请时,为您一一解读。 人物介绍:朱清时,1946年生,四川人。196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
访谈:
朱清时:今年科大招生人数还是不变,招1860个学生。 主持人:今天安徽省有一个新的决定,就是除了体育跟艺术类之外,其他都是等到分数出来之后才填志愿。您预测一下,会对咱们今天的招生有什么影响吗? 朱清时:对我们在安徽的招生没有太大影响。因为中科大在安徽的学生中间,一直是一个最向往的选择之一吧。我想即使就是分数出来再报,安徽学生报科大,照样不会减,科大总是不管用什么方法,总是(能够)招全国最好的1%、2%的这种学生。这种学生有些学校比我们更优先选择,但他们招生人数有限,所以总归我们还是在1%、2%中间选。这1%、2%的学生,不管分数怎么样,他们实际上差不多的。如果你换一套高考试题,排名马上就变了,所以我们不在乎这个表面的排名。
悬疑短片:
第二环节:
访谈: 朱清时:如果我们条件不具备的时候,特别是教师力量不具备,就扩大招生规模,质量就会下降,质量下降就会带来很多问题。质量下降以后,我们毕业生的就业就会有问题,然后学生人数多了,我们的设施跟不上,于是又要基建建新园区。这种事情在科大没有发生,所以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我们紧紧围绕着一个办学理念,就是我们学校的办学是要为国家培养高层次的科技人才。我们是培养精品,所以我们不求数量。我们当然希望有能力为国家多做贡献,但要等我们条件具备的时候。 主持人:在这样一个大潮的影响下,你们这么多年来怎么能保持这么清醒的头脑,而且完全不受一些物质上的诱惑? 朱清时:从办学第一天起,我们的定位就是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我们不求多,是求精,这种理念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回想起几年前全国开始扩招的时候,那种情形(下)我们确实也受到很多压力。因为那个时候,政府部门的很多领导也给学校施加压力,要求扩招。然后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诱惑,扩招可以提高学费,可以增加收入。但是我们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我们要首先保证质量,如果质量不能保证,这个钱我们不能要。因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国家利益,就是要为国家培养一些高层次的科研人才。我想全国那个时候没有几所高校像我们这样。
主持人:没有这么坚持。
短片:
访谈: 朱清时:科大特色是很鲜明的。科大的校风就是追求卓越,就是我们的教师、学生都追求这个尖端性的卓越,就是要冒尖,要做到最好。科大的学生最刻苦,刻苦就在于刚建校的时候,科大是从一穷二白,就是在白纸上建一所一流高校。所以所有老师、学生都不服气,都要争第一,都要不落后清华、北大。第二年,果然就变成全国的重点高校,以后就跟清华、北大并列了。原因就在于中科大的老师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科学家,他们的优秀程度远远超过其他任何高校。你比如像郭沫若当校长,华罗庚、严济慈当副校长,钱学森当系主任。当初给我们讲课的这些老师,严济慈讲普通物理,华罗庚讲高等数学。你想,在这种环境驱使下,学生、青年教师怎么会自甘落后,都会想我们一定要在中国当第一。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股劲,就是追求卓越。这个劲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中科大的毕业生在世界上影响是超过其他高校的。我想这是中科大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中科大的学术自由。中科大是理科文化,理科文化是探索自然、寻求真理的文化。探索自然、寻求真理是没有预设前提的,没有人知道会得出什么结果,也没有人知道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完全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科学发展的规律,所以理科文化是要学术自由。比如像现在中科大最辉煌的、大家最认可的两项成果,(其中)一个是量子通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胡思乱想,连我都觉得这个做不出来,“量子通讯”这个概念大家就有争论。做,太难了。但是尽管我觉得做不出来,很多人都认为做不出来,大家还是让他做,还是支持他做,给他条件。结果做出来,做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出乎我的意料。也这是典型的理科文化,就是学术自由。
主持人:你刚才说到得这么多,我能够感受到,科大跟别的学校相比,它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更多的是科大的文化。我们知道衡量一个学校的标准,特别一个名校的标准,他会有很多方面。我看到过一个资料,国内大学的排名中间,科大排在了第11位。 朱清时:这个是这样的。第一,大学与大学之间,特征不同,完全不可比。当初为什么大学要并啊,就是希望并起来指标能够上去,希望很快就(能够)造成亚洲一流、世界一流的高校。我举个例子,四川大学有一年就排到第9,排到中科大的前面去了。四川大学的学生,所有社会上的学生都不可理解,觉得川大怎么能排到中科大的前面去呢?但川大就是三个学校合并,三个合起来,变成一个总指标,就超过科大了。所以看学校办得好不好,最关键的指标还是看人均指标,特别是看投入产出比,看这个学校得到了多少投入,产出了多少。如果从后两个看,科大是全国数一数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香港城市大学曾经搜集过这个指标,就是看人均跟投入产出比,科大排到了大陆第一。从1999年到现在,每年中国评出的“十大科技进展”,都少不了中科大的,你看高校中间,没有几个能进入到“十大科技进展”的。但中科大每年都有,这个就说明我们在中国的科技发展中很有影响,我们产出这么高,我们在学术界是很认可的。 主持人:但是您作为科大的一个领头人,在校长这样的位置上,我觉得您身上应该是有压力的。因为您不可能像今天一样,跟每一个人去解释这个排名背后的一些东西。你感受过这种压力吗? 朱清时:当然这个压力很大,每年招生就面临这个压力。因为一个高校招到好的学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了招到好的学生,消除学生跟学生家长中间对这个排名的误解,是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借此机会,我把我们对这个排名看法说说,希望观众能够正确地看待这个排名。
短片:
访谈: 朱清时:一流的标准,首先是你有若干个学科在世界上一流。任何学校都不可能所有学科都世界一流,但是你要成为世界一流的话,你一定要有某些学科在世界上是排得上号的,就是大家公认这个学科,你这个学科在世界是一流的。比如说印度有个理工学院,其他学科都不行,但计算机软件世界公认是一流的。说中科大是一流,在中国这是没有问题的。中科大的主要学科在国内排名都是在前十里头,什么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等,都在前十里头。 主持人:你站在校长的这个位置上,除去感情不说,能不能客观地感觉一下,您觉得科大现在已经达到了您满意的发展水平了吗?还是它距离世界的一些名校仍然有一些距离? 朱清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我刚才说的比较都是在国内比较,但是在世界上,还没有进入前头的那一堆。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没有一个教授得诺贝尔奖啊。
主持人:这也是一个衡量标准。 主持人:有没有一些自身原因,包括目前我们大学里存在的一些通病,限制了我们往这个世界一流的跃进? 朱清时:就是近亲繁殖现象。这个现象不仅是中科大,全国高校都有。原因都相同,就在于想得到高水平的人才,但非校友的人才要得到很难,那么只好就先请校友回来。但是校友回来又造成了近亲繁殖问题。所谓近亲繁殖问题就是学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大家都跳不出这种学术思想的这个束缚,所以都干比较相同的事,用相同的方法,不太容易做出很大的原始创新。所以世界上发展的最好、最快的国家,往往都是移民国家。
主持人:移民国家,是。
主持人:在您在任的期间,有没有实施一些比如说政策来遏制这种近亲繁殖呢? 主持人:科大会觉得是因为在合肥这样一个地域,限制了科大的发展,尤其是科大人会有这样一个感受。我不知道朱校长您自己会觉得吗? 朱清时:历史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安徽是一个中等水平的地方,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是,让我们的校园比较安静。我们的学生能够专心地学习、工作,使我们的校风容易保持。你看我们校园里头就是一个小天地,跟外边完全不一样。其原因就在于外边对于校园里的师生诱惑太小了,大家不容易出去。但在北京就不一样了,社会对清华、北大学生诱惑太大了。世界上最好的高校往往都在经济不是(很)发达的一些小城市。
主持人:是的,小城市。
主持人:咱们科大现在要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话,我们正在做哪些准备?
短片: 第三环节:
访谈: 朱清时:这个问题确实是我遇到的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大学里智商比较高的人在一起,他们的关系就很难协调。我做校长,很大的一个任务就是协调这种关系。协调这个关系,不可能面面俱到,你做校长,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你只能选择做什么、支持什么,能够使学校得到最大利益,比如说(选择支持)微尺度实验室、量子通讯。但是带来的批评就是有其他领域老师批评说,朱校长只重理科,忽略工科,或者是干脆就不办工科,专搞理科。这种(说法)都是很片面的。因为哪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它内在的因素在发展。你发展好了,学校就很容易支持你。这个是管理者的一个选择。这个选择结果就是学校有了明显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承认微尺度这个实验室、量子信息实验室(有了)明显发展,国内高教界、国际上也都承认这个。但是带来的代价就是有很多人的批评,觉得你这样做是牺牲了工科。 主持人:我能感受到,您作为一个学者在这么多年行政工作中间受到过委曲。如果再重新选择的话,或者说让您现在来给自己做一个重新定位的话,你更愿意做一个学者,还是更愿意做一个领导者? 朱清时:我觉得我做校长这两届是无怨无悔的。我做校长确实做到了使科大的一些优秀人才迅速成长,科大今天的很多成绩,跟我做这两届校长都有一些关系。我想这个比我做任何科研都有益。但是当做到一定程度之后,你会觉得你的能力已经饱和了,就不太可能再去超越过去了,最好是换一种方式再工作了。所以,我以很愉快的心情期待着换届,然后重归我的学术生涯。
(安徽电视台“前沿访谈”2007-05-21 文字略有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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