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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追踪]

编者按:中国文化大家、草原文化理论之父孟驰北先生历时14年,完成了当今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草原文化和人类发展的恢宏巨著《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上、下卷,开创了人类草原文化学系统理论。此后又经过十年的研究,孟驰北先生再次推出近60万字的巨著《中国历史新视角》(上、下卷),更加完善了人类草原文化学系统理论,对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提出了全新的视角和认识论。纽约商务出版社今年10月在纽约隆重出版六卷本《孟驰北文集》中第一卷《中国历史新视角》(上)、第二卷《中国历史新视角》(下)。现将这部著作自序编发如下:

孟驰北: 中国历史的精髓

作者:世界名人网综合报道          录入于 October 30, 2007 at 04: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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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是相互联系的,地域距离越近,联系越密切。数千年来,中国和西域的距离最近,和西域的关联就很深。在古代,西域是个辽阔的地理概念,连印度、波斯和现在的中亚各国都包括在内,不和西域这片广袤的土地联结起来看中国历史,就无法反映中国历史的真实。中国二十四史中,也记载了和西域发生过的政治往来、经济往来和军事冲突,但这只是表层关系,没有进到深层,是狭隘的地域情绪和民族观念遮挡着中国史学家们的眼睛,没有发现西域对中国历史命运和历史发展所起过的正负影响。中国历史和西域是相联的,中国历史曾经有过的兴盛衰亡的动因常常来自西域。这个历史局面延续了数千年,直到鸦片战争,中国的历史关联才由西域转向西方世界。新疆正式建省以后,西域的地理概念大大缩小,西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就淡化了。

西域曾是游牧民族驰骋的地区,中原是农耕民族生活的地区,这两大部类的民族分别代表这两种不同的生产样式以及由此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就是说各自具有有别于对方的文化。这两部类民族并不是各守自己的生活疆界,两种民族经常冲突、融合,由此产生了文化混血和人种混血。这两种混血都会在历史上表现出来,世界历史证实这一点:凡是这两种混血最多的地方,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闪米特游牧民族和两河流域的农业土著产生人种混血和文化混血,于是产生了苏美尔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含米特游牧民族和尼罗河流域的农业土著进行文化混血和人种混血,出现了埃及文明。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中亚向四方辐射出的雅利安游牧民族和别处农业土著产生的文化混血和人种混血,相继出现了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公元四世纪,从中亚出发的日耳曼游牧民族与匈奴游牧民族和欧洲人进行文化混血和人种混血,以后就出现了欧洲现代文明。这以后,带着草原文化传统的欧洲各个民族登上了新大陆,他们和当地的土著民族进行文化混血和人种混血,以及欧洲各民族移民之间的混血,于是出现了今天的美洲文明。

在塔里木盆地古墓中挖掘出的干尸都是金黄色的头发和高鼻子,这证明最早驰骋在新疆的是雅利安游牧民族。根据史书记载,属于雅利安游牧民族的塞种人和月氏人很早就进入到兰州、河西走廊、敦煌一带。游牧民族是嗜动的民族,他们不可能在哪一点上停下游动的脚步。可以肯定,在有文字记载以前,雅利安游牧民族不仅进到了中原,而且到了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黄帝来自昆仑山,并且带来了昆仑神化体系就证实了这一点。雅利安游牧民族被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击败西迁以后,他们和中原农耕民族进行的两种混血就由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民族代替了。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情况看,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文化的混血和人种混血曾经是古代出现新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欧洲人把游牧民族称作“蛮族”,没有发现游牧民族在欧洲文明发展史中起过的作用。中国同样把游牧民族称作“夷狄”,和欧洲人称作“蛮族”一样都把游牧民族看作野蛮落后的民族,无视他们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中起的作用。没有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双混血,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所以抛开游牧民族写欧洲史,抛开游牧民族写中国史都无法表现历史的真实。

在上古,中华农业民族由于和欧罗巴种(雅利安)游牧民族双混血的结果出现了夏商周文明和春秋战国文明,秦汉文明是这种文明的继续。经过东汉末年和雅利安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混血的结果,出现了魏晋文明。南北对峙的几百年间,北方农耕民族与雅利安、阿尔泰语系混血 的结果,出现了灿烂的隋唐文明。经过五代与亚利安及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混血的结果,出现了两宋文明。经过与辽、金、元和契丹、女真、蒙古的混血,出现了大明文明。与满族的混血,出现了清代文明 。但随着鸦片战争的枪炮声,传来了欧洲工业文明,中国形式的文明便一蹶不振。

游牧民族代表的草原文化和农业民族代表的农耕文化从来是互补的,没有这种互补,人类或许早已灭绝。这不是危言耸听,生命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动,失去了动,生命就会终结,在原始社会,人们都是在移动中,是在动势中求生存。自从从原始社会分离出农民这个社会角色后,这部分人就结束了游动生活,在固定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出现了静态生活。这是保证农业生产的必需;而从原始社会分离出来的另一个社会角色——牧民依旧在不停地游动。上古人的每一个创造都是靠一点一滴的经验积累,经验积累只能在时间的绵延中存在,不能有空间的随意挪动,一流动就会丧失积累,原始初民旷日持久探索的物质创造就会流产。因此,文化创造的前提是要有稳定的空间,起先是以一个家为单位的空间,再发展下去,是以一个城市为单位,城市内的生活也许是变动不居的,但是城市的空间是相对固定的,家有垣墙,城有城墙,城是家的扩大,从空间位置上讲,家与城都是相对静止的,是处于静态的。唯其有静,人类才有技术的积累,才有陶器、青铜器、铁器的发明,守静在历史上是重要的。信息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缺少的精神补给,没有信息补给,人的精神世界便会黯淡下去,精神世界无光彩,物质世界就会衰退,直至死亡。老子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上古农村绝缘的情况:“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个情况继续下去,农业社会就会全面崩溃。

保证农业社会能够持续下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游牧民族的入侵。游牧民族从原始社会分离出来后,保持着逐水草而居的游动生活,农区与牧区相比,具有较丰富的物质,这就引起游牧民族的劫掠冲动。那时没有什么别的信息渠道,游牧民族就是信息的载体,他们入侵到哪儿,就把信息带到那儿。正是游牧民族的入侵,克服了农业社会的极端封闭,克服了信息绝缘的弊端。这就是为什么东方有陶器,西方也有陶器;东方有铁器,西方也有铁器。而且在东方出土文物中,能剥离出西方文化的因子,西方出土文物中能剥离出东方文化的因子。中国因为频频有游牧民族入侵,发生文化混血和人种混血的次数多,所以不断有新的文明出现。有些史家认为,中国只有春秋战国文明,这种观点是狭隘的。中国历史是一串文明的连缀:秦代文明、两汉文明、魏晋文明、六朝文明、隋唐文明、两宋文明、蒙元文明、大明文明、满清文明,大多文明都与游牧民族入侵相关。反观印度,与中国历史相比,游牧民族入侵的次数比中国少,信息补给量小,文明出现的次数也少。游牧民族入侵,自会带来生命财产的损失,有时是巨大的。但他们带来的信息是异质文化的信息,更是宝贵的财产。

经过几百万年的时间,原始人培育出两种心理因素——活性心理元素和惰性心理元素。活性心理元素包括:进取、斗争、坚强、坚持、追击、呐喊、拼搏、勇敢、奋起、冲锋、抵抗、好胜等等;惰性心理元素包含退却、畏葸、怯弱、和平、妥协、忍让、沉默、谦逊、屈服等等。原始人能生存下来,主要依靠了活性心理元素,惰性心理元素是辅助元素,比如,为了取胜,实行必要的退却和妥协,;为了聚集力量,暂时保持沉默,成功地运用这两种心理元素,是人的高智慧。自从牧民和农民这两个社会角色从原始人中分离出来以后,人对自身的两类心理元素,就有了不同的侧重点,游牧民族因为要和各类自然灾害斗,和野兽斗,和别的部落斗,就必须高扬活性心理元素。农民为了保持生活的静态,就必须压抑活性心理元素,高扬人的惰性心理元素。孔孟塑造的君子形象就是惰性心理元素为主导的形象。无怨无怒、无争无涉、遇事退却、逢利谦让。君子形象的恶性发展,就变种为鲁迅笔下的“阿Q”,阿Q的身上是找不到一丝半点活性心理元素的。如果中国人变成了“阿Q”加“孔乙己”,那就等于亡国了。印度也是个大国,为何沦为殖民地,就是农业社会把人的活性心理元素销蚀掉了。中国的历史能持续下来。就因游牧民族入侵后的双混血激活了中国人身上的活性心理元素,中国历史上常出现这样的巧合,每当活性心理元素消磨殆尽的时候,游牧民族入侵了,经过双混血,人身上的活性心理元素又高扬起来了。

游牧民族是杀生文化,,而中国农耕文化则是生生文化,在原始社会,当农民这个社会角色还没形成,先民还不会靠种植谷物为生时,都还是依靠杀戮野兽为生,那个时候的文化只能是杀戮文化。自从先民分为牧民和农民以后,统一的原始先民就分裂为两大部群,游牧民族继续以杀戮牲畜、杀戮野兽为生,仍然是杀戮文化;而农民则告别杀戮,以种植谷物,生产粮食为生,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生生文化。

在中国,经过夏朝、商朝,人们对生命有了比较成熟的思考,于是这时出现了论生的哲学和哲学家,一部《周易》就是讲生的哲学。《周易·系辞上》说:“易,生生之谓也。”这就是说,承认事物在不断变化有新的东西被创造出来,这就是易。这个哲学就是对农业生产最高的理论总结。因为农民在不断扩大他生生的本领,他生生粮食,生生蔬菜,生生树木,生生棉麻,生生的范围越来越大,先民从农民的生生又联想到大自然的生生,就感到农民和大自然都在实现着生生,天和人有了相同的地方。大自然生百物,而人生产生活资料。天生育了万物,这是最高的善,这和人的性善是相通的。儒家的天人合一,人道就是天道的再现,其根据也在生生上,没有生生,天人就连接不起来,儒家学说的中心,就是生生。儒家的道德核心是仁,仁即爱人,由生生推演出爱生,由爱生推演出爱人。在人际关系上儒家提出了“和为贵”,这个“和”也是从生生基点引伸出来的,作为生命的基本要素,人和人都是相同的,但作为生命的表现形式,那是千差万别的。因为立足于生生,儒家就不主张把差异发展到对抗的地步,用暴力去解决对立。儒家提出一个“和”字,用“和”字处理差异,就不会听见暴力语言,不会看见暴力行动,因为暴力总是伤生害生的。  

中国奉行生生文化,所以爱好和平;西方是草原文化传统,奉行的是杀戮文化,所以爱用暴力手段解决矛盾,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爱好战争。

中国的文化传统凝聚了多少社会精英的智慧,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相比,内涵最多,外延最大,这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但天下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文化传统的含量大,也意味着给人思维、情感、行为设置的栏栅也越多,观念都变成僵化的条条框框,限制了人的任何方面的自由。自由是人发挥创造潜能的必要条件,人的创造潜能发挥不出来,社会就会死气沉沉,人的生活就会变得沉重郁闷,对这种社会存在人们就会产生离心力。如何释放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压,就成了一个社会课题。如何解决这个社会课题,一是靠内部的改朝换代,一是靠游牧民族的摧毁。发生了这两种变革,中国人民的精神就会减负,会感到或多或少的轻松。社会就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生机。有的游牧民族入侵后,被农耕文化同化,转过来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再次加重传统文化的分量,文化传统又会像一座泰山压在中国人的头上,这就又需要新的力量来释重了。

草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起了这么重要的作用,怎能抛开它撰写中国历史呢?           

2007年10月于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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