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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追踪]

刘思宇:你怎样,你的中国就怎样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综合报道 赵鹏 整理          录入于 October 26, 2011 at 08: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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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人网讯 公益不是简单的活动,

不是高调的作秀,

也不是一种悲壮的苦行……

公益是一种习惯———

我的故事,从“我”字开始

大家好,我是刘思宇。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大。上一次来是两年半以前,2008年的最后一天和2009年的开头两天,我来中大参加自主招生考试。

我家家境并不是很好,父母两个人的月收入大约在1000块钱左右。我缠着妈妈要了2000元钱,坐上火车来到广州。因为没钱,住在一个师兄的宿舍里。高考我因为生病,没考好,就跟中大擦肩而过。中大是支撑我高中三年一直走下来的精神支柱,今天能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也算是用另一种方式圆了我的中大梦。

大家先来看看“我”这个字,假如把“我”字的第一画,那个小撇去掉,就是一个“找”字。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寻找自己,寻找那个“我”。然而不幸的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比较浮躁的时代,大家都想快速成功,做公益却不属于能快速成功的范围。

我的一个朋友,加藤嘉一曾经问我:你觉得中国学生最缺的是什么?我想了好久,不能用简单的几个词来概括中国学生最缺乏的是什么。他告诉我说,中国学生最缺乏的,一是潜力,二是公共意识。在公共意识这方面,广州、深圳算是全国的试验田,已经领先全国其他地方了。

为什么做公益?很简单,开始就是为了引起女生注意

2003年,12岁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关于志愿者、红丝带的介绍。

当时就特别想要一个,因为我觉得戴上红丝带,就能跟同学们区别开来,就会被自己喜欢的女生注意到。那时我很喜欢班里一个女生。

于是我去找志愿者索要红丝带,还主动去西双版纳的志愿者协会注册。时至今日,我仍然是西双版纳地区唯一一个主动提出注册的志愿者。

2006年,为了能更好地参加红丝带行动,我加入了一个志愿者QQ群。我说想跟他们一起参加活动。

群主在QQ上问了我好多关于艾滋病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一个也回答不上来,但我会百度他的问题,然后复制粘贴,为了让对方觉得我是在打字,还故意停一会才给他发过去。

他盘问了我将近两个小时,最后被我的热情打动。他告诉群里人,虽然他只是一个孩子,但这又有什么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不也是这样的吗?就这样,我死缠滥打地跟着志愿者大哥哥大姐姐们参与到防艾宣传工作里了。

现在,联合国在制定一些关于艾滋病问题的公约或者法案的时候,也会来征求我的意见。

这个小女孩的问题,我一辈子也不能回答

真正让我决心要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的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见面。

我跟着哥哥姐姐们去了寨子里,给艾滋病患者的家庭送慰问品。有一家男主人,因为吸毒交互使用针具感染了艾滋病,又通过性传播把病毒传染给了妻子,又通过母婴传播把病毒传染给了孩子。

我们去到的时候,男主人已经不在了,女主人躺在床上,小女孩缩在角落里。他们一家因为感染艾滋病被村子里的人赶了出来。

送完东西要走的时候,小女孩拉住我的衣襟,给了我一包东西。打开来,是钱,用卫生纸包着,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钱。   我问她:“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小女孩说:“哥哥,给你这些钱,你能救我的妈妈吗?”

我当时一愣,就说:“党和政府会救你的妈妈的。”

小女孩又问:“我的妈妈会死吗?”

我当时就哽咽了,不能说出一句话。我不能告诉她,你妈妈会死,而你最多也只能再活两年。这个小女孩的问题,我一辈子也不能回答。

从此以后,我才坚定了继续这项事业的决心。我是带着一颗不忍之心真正进入公益领域的。

贴着玻璃门站着,一连五天,政府的人终于让我进去了

也许有人会问,这个时代,你好心去帮助一个人,反而可能被那个人伤害,你为什么还要做所谓的公益?

前段时间新闻上还有报道,老人跌倒,路人好心去扶,反而被老人讹诈。一般我们都会去谴责那个老人,为那个路人抱屈。但我们有没有想过,老人为什么去讹诈?是因为我们的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老人没有经济来源,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点金钱。

我不相信有完全的坏人,我相信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光明而美好的,只是现实会压抑我们内心本来的美好。

在西双版纳的几年,我跑遍了每一个村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遇到野生动物,亚洲象,大大小小各种的蛇。

在探访这些村寨的时候,有时不能回家,就只好在野外露宿。

有一次,一个猎人追赶一只动物,我就跟着他,试图阻止他猎杀动物。就在他瞄准动物,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用身体挡住他的枪眼。

我告诉他,不能杀害野生动物。这时,他的一个举动让我一生难忘。他跪倒在我面前,说:“如果我今天打不到猎物,我家这个月的经济来源就断了,我还有父母,还有上学的孩子。”我当时心里很难受,同时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是公益还是环保,首要的是保证人生存的权利。空喊口号是不行的。

日后我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工作方式,我去村寨里宣传环保,不是拉上横幅让大家签名宣誓,而是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教他们如何省钱,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源。

从12岁到18岁,六年间,我跑遍了西双版纳,撰写了《西双版纳环境保护报告》。

我拿着这份报告去给领导看,非但没有一个人理我,政府的人连门都不让我进。

不让进,我就靠着玻璃门站着。当时版纳在下大雨,为了保护这份材料,我把它揣在怀里,贴着玻璃门站着。就这样,一连五天,政府的人终于让我进去了。

他们看了我的报告,接受了其中某些建议,开始着手环保的工作。这样,我就促成了一些改变,而不是仅仅等待改变。

改变是要自己行动的。因为,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样你的中国就怎样,你光明中国就不黑暗!

有个留守儿童说:“爸爸妈妈,我能去你们家玩儿吗?”

2009年,18岁,我告别了版纳,到山东读大学。

去山东读书之前,我家里还是很困难,但父母从来没有抱怨过我。我记得,当时全家一个星期只能用小小的一包洗发水,为此,妈妈还把长发剪成了短发。虽然如此困难,但我仍然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然而对于我关注的另一个群体来说,家庭的温暖却是一种奢侈。这个群体就是留守儿童,当然还有农民工。

曾经有一个留守儿童,说了一句话,让我终身难忘。他说:“爸爸妈妈,我能去你们家玩儿吗?”

什么叫去爸爸妈妈家玩儿?听到这样的表述,我们不应感到可笑,而是可悲。但这种可悲,正是千千万万农民工家庭的真实状态。

在烟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刚从工地上回来的农民工,他无论是上公交还是进超市,总有人躲着他,避开他,就因为他一身的灰尘。我想看一下他住在什么地方,是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就一路跟着他,跟他聊天,到了他住的地方看了一下。

临走的时候,我提出要跟他握手,他把手背到后面,意思是说我不能跟你握手,我的手脏。然后,他一下抱住了我,哭了。他说,我是这个城市里第一个主动提出跟他握手的人,也是第一个跟他拥抱的人。

其实,农民工要求的真的不多,他们只希望工资不被拖欠,只希望有人身保险,当他从高高的脚手架上摔下来的时候,这份保险金能送到他父母妻儿的手上。他们只是要求有尊严地活在这个城市里。

然而,多年以来,农民工一直为城市充当人手,却从来不是这个城市的人口。

说到这里,会有人问,你做了那么多事情,关注了那么多群体,你这些公益到底是怎么做的?

其实,任何一个公益活动都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首先要着手调查,然后要进行行动,最后还要有反馈。反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这个活动有多少人参与?有多少人关注?影响了多少人?改变了多少人?这都是反馈中要体现出来的。在中国,最大的公益组织是政府,有了政府的支持,你的工作就容易开展。

为了自己和下一代,我们需要行动起来

也会有人问,你做这些公益事业,自己得到了什么?

我觉得做公益,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能让别人得到什么。正常人的人生长度都差不多,在这有限的生命时间轴上,你能怎样拓展自己的生命,就能多大程度地实现你的人生价值。我的生活中有很多富二代,他们开跑车,吃大餐,一顿饭就能花个上万元,但这不是我所追求的,人生的意义在于生命的深度和广度。所以,我的人生不会有重复,就像我没考上中山大学,但我还是毅然到山东工商学院念书,而不是选择复读。

我们年轻人在奋斗,在拼命赚钱,在追求人生的价值。我们会追求大的房子,好的车子,当然还有健康幸福生活的孩子。但为了我们的孩子能不喝加了三聚氰胺的牛奶,不吃加了增香剂的草莓,不吃染了色的馒头。为了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需要行动起来!

我们处于一个人与人互相不信任的年代,在这个时代,太热心从事公益这类事情会被人当作异类。

在这里我要呼吁大家:勇敢地充当社会上的异类。马克思,恩格斯是异类,他们开启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爱因斯坦是异类,他的相对论奠定了我们对宇宙的基本认识理论;毛泽东是异类,他领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今天,你和我是异类,我们的行动会影响和改变这个社会。

2010年,19岁,我和我的团队成立了“思宇责任社会”,我们想通过一群人的努力来达到对社会的改变。就如同我今天在这里演讲,即使只有一个人在听,我也会认真地讲,因为我会影响到这一个人,这个人回去后再讲给他身边的人听,我就又影响到了他身边的人。公益的力量就是这样聚沙成塔,在这个社会,我们独善其身也就是在兼济天下。

不久前,政府找到我,想让我承担一个关于吸毒人群的干预项目,我一直很纠结,不知道到底该不该接手这个项目。在我犹豫期间,已经把遗书写好了。

公益不是简单的活动,不是高调的作秀,也不是一种悲壮的苦行。公益是一种习惯。举手之劳就能帮助别人,让别人生活得更好,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这个国家,我希望我们的中国更加美好,所以我愿意承担责任。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句话:雪化了是什么?我说雪化了是春天。

谢谢大家!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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