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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里的五朵金花
信息时报          于 December 02, 2003 at 18: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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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外交官,目睹国际风云的纷争与变幻,他们,更应该是男性。我们的女外交官一度感觉性别混淆。对她们而言,更多考虑是外交官需要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具备什么样的技能,而不是性别。

她们十分繁忙,她们梦想做一个好的外交官,成为多面手,知识渊博、精通各国语言。所以没有时间停下来想一想,作为一个普通女人,她们的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们还有很多私人问题,譬如有什么爱好?在业余时间都做些什么?她们太忙,只让我们抓住其短暂停留在北京的片刻,然后,迅速飞离如美丽蜻蜓。

张露 做的是面子上的事

在江主席与尼日利亚总统正式会谈之前,张露到会议厅查看现场,发现除了一把总统专座,其他都是普通的椅子,而且在总统专座后面只放了一面尼日利亚国旗。张露要求他们立刻改进布置.

说话细细柔柔的张露做的是要在大场合“抛头露面”的工作,用她的话说就是“很面子上的事情”。学印地语出身的张露,一毕业就选择了外交部,在亚洲司工作了6年之后,被调到礼宾司。现在所在的工作部门是礼宾司接待处,简单地说就是安排国家的涉外庆典活动,即安排国家领导人的出访和外国领导人访华的接待工作。在礼宾司工作7年间,张露参与了很多重大外交事件,如克林顿访华、江主席访美,出访过30多个国家,亲历了很多重大的外交场合。她的大学同学大多做了专职太太。对她来说,那有些难以想象,“我希望很充实地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在外交部,礼宾司是一个协助、支持性的单位,不参与国家对外政策的决策,工作人员看起来更像是后勤服务人员,但张露认为,“我们担任的是总协调的角色。”

表面看来,在礼宾司工作应该是很风光的事,其实也有些琐碎。1997年克林顿访华,要举办一个有300多位客人参加的大宴会。300多张请柬和座位卡,都是张露自己打的,还要排宴会的座位,单这二三十桌张露就排了一下午。排完以后,打信封,装请柬,然后发出,那一天,张露至少忙到晚上12点。而这并不是偶尔发生的事。

出访也同样辛苦。在外人看来,出访好像是公费的异国之旅,张露认为并非如此,“都不过是蜻蜓点水,到哪儿最多只是在某些风景点照张相。”她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行程很长的访问:德国、尼日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和伊朗。从尼日利亚长途飞往柏林,去德国打前站。她把行李往饭店里一放,马上就去德国外交部谈日程。首都谈完后,接着去外地谈,直到晚上。德国人作风传统、严谨,当晚一定要宴请礼宾司人员。“我们都非常辛苦,但这是工作,必须得去。”回到饭店又马上要整理第二天的日程及有关的礼宾安排,一直工作到凌晨。第二天早7点钟,拖着箱子到另一个城市,继续。礼宾司的工作虽琐碎,却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地位和尊严。礼宾司的女孩也比别的司要多一些。“我们一定得特别细心,不能出任何差错。所谓外交无小事,稍有差错,就会直接影响到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张露工作的时候总是如履薄冰。

礼宾安排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很多大型场面会通过电视播放出来。去年张露随江泽民主席访问非洲大国尼日利亚。也许是传统,很多做法不规范。在江主席与奥巴桑乔总统正式会谈之前,张露到会议厅查看现场,发现除了一把尼方总统专座,其它都是普通的椅子,而且在总统专座后面只放了一面尼日利亚国旗。张露要求他们在正式会谈时必须放置两把总统座椅和中尼两国国旗。就在正式会谈即将开始前几分钟,她再次到现场,发现一切还是老样子。“这是无法接受的,国家元首会谈,地位应该是完全平等的。”张露于是再次要求他们调整。尽管她说话很注意态度,对方还是不情愿。江主席的车马上就要到了,张露尽可能平心静气但又坚决果断地跟他讲:“根据国际惯例,两国元首必须完全平等!”在她的坚持下,他们终于把中国国旗挂上,把椅子换好。“一把椅子虽小,但它代表国家的尊严,是很微妙、很敏感的东西,我们必须据理力争。”

礼宾工作需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对心理素质是很大的锻炼。起初,张露跟国家领导人和外国领导人直接接触时,心里十分紧张。“要引领外国元首所有的活动,而且时间要掌握得非常准确;在外国领导人面前,你的风度与谈吐代表国家礼宾官员的形象。”作为礼宾人员,她必须学会跟各种人打交道,外国人、中国人,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人都要接触。“我本来性格内向,”张露说,“经历各种礼宾活动后,收获了从容、乐观与平和。”

丁巧 专和记者打交道的人

在外国记者新闻中心工作,就要负责为外国记者办手续,有时遇到突发事件,记者去采访来不及申请,就可能会发生被扣留或记者证被没收的事。他们便会打电话向丁巧求救,丁巧也会为难

还在上大学时,丁巧的一位师姐考入了外交部,她听说以后羡慕不已。“当时觉得外交部很神秘,是第一大部委,而且外交事业很崇高。”丁巧说。毕业那年正赶上外交部招人,经过学校推荐和专门考试,她顺利进入外交部。如果是本科毕业生,来到外交部4年后就成为最初级的外交官了。

在刚工作的半年里,丁巧在新闻司信息中心做信息调研工作,负责跟踪国外重大事件的发展和热点问题。“比如伊拉克战争爆发,要随时跟踪战况的发展,及时报道,还要把这些信息编写成《今日新闻摘要》。”做这个工作很辛苦,每天要24小时轮流值班。半年后,丁巧被调到新闻发布处。大多数电视观众都知道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看过外交部发言人在电视上就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的情景。丁巧在新闻发布处的工作就是搜集各种信息供发言人参考。

那时,丁巧每天早晨5点多就开始工作,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及其它电台的对华广播,综合多方面信息后报告发言人。一般情况下,丁巧和她的同事们收集的信息都较全面、准确,但有时外国记者会问一些“边边角角”的问题。这时发言人就只能按照口径现场发挥来回答问题。为了尽可能避免这种状况发生,丁巧他们就要更加用心。

2000年初,丁巧被派驻赞比亚,在使馆研究室工作。使馆订了当地很多报纸,丁巧每天上班都要先看报纸,了解这个国家各方面情况,再翻译、摘编要闻,供大使、参赞和其它部门参考。这是个被饥饿、疾病和贫困所困扰的国家,所以一开始,丁巧不敢放开工作。慢慢地,她被这个国家人民乐观的生活态度所感染。“即使在葬礼上,你也听不到哭声,而是一路歌声。”中国每年都派专家医疗队援助赞比亚。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就派员修建了坦-赞铁路,所以这个国家的人民对中国人都非常友好。在赞比亚期间,正赶上中国申奥成功。“当时大家都非常紧张地坐在电视机前等候消息,当宣布中国胜利时大家都高兴得又敲桌子又拍椅子。”

丁巧回国后到新闻司外国记者新闻中心工作,负责为外国记者办手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或协助安排一些有关领导人出访或来访等热点问题的背景吹风会。按规定,外国记者采访必须事先向有关部门申请。有时遇到突发事件,记者去采访来不及申请,就可能会发生被扣留,或记者证被没收这样的事情。“他们打电话来求助,我有时也很为难,中国有自己的规定,但从记者的职业来考虑,遇到突发事件确实来不及申请。”遇到这些事情解决起来比较困难,要做好疏通工作,请有关部门尽量放宽。“比如说胶卷没收就可以了,不要扣记者证。我们现在名声很高,记者们有事都来找我们。”各国日渐注重对华报道,派到中国来的都是资深记者,他们精明能干,有很高的新闻敏感性。尤其像路透社、美联社这些大社的记者互相抢新闻,哪怕只比对方早一两分钟发出消息也好。对丁巧来说,跟他们打交道,更需要提高自己对新闻实效性的认识。“有一次开吹风会,发言人刚就焦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发布会还没结束,消息就已经上网了。”

去年10月,丁巧曾跟随朱总理到柬埔寨参加一个会议。“我很钦佩朱 基总理和唐家璇部长(时任)。朱总理的讲话特别鼓舞人心,他从来不照稿宣读,好多话都是发自肺腑。唐部长为人随和,记忆力特别好。我跟他出过一次差,下次他见到我居然能叫出我的名字。”想成为一名高级外交官,就要有很好的素质。“口头、笔头外语的技能及多方面的知识,都是要积累的。”丁巧说自己热爱外交事业,虽然外交部的待遇并不高,“福利分房停止了,医疗也要改革,公务员的两大优势都没有了。但我还是要在外交部干下去。”

雷宁 为事件准备好耳朵

外语是后天学来的语言,不可能像母语那样自如。偶尔雷宁话一出口,“不知怎么回事,鬼使神差就说错了。”不过她从来没有被当场纠错的难堪:“经过培训的翻译,即使出错,也不会乱了阵脚”


雷宁的工作是不需要“露脸”的。大多数时候,即使是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她也是埋头或记录或翻译的那一个。常常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雷宁在毕业前夕遇到的第一家招聘单位就是外交部。在雷宁看来,外交部是锻炼英文最好的地方。

一般新人到外交部后,会先有一年的培训期。前3个月是文化培训,上课的老师都是有经验的同事。理论课讲完后,接下来就是大量的实践。除了练习大段的口头翻译,还要练习记笔记。从外表上看,雷宁是那种特别沉静的女孩子,或许她这样的性情适合给领导人做翻译。“当领导人发言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他停下来。”即使是连续10分钟的讲话,也得尽可能少误差地全部翻译出来,因此,不但记笔记是翻译工作的一个重点,还需要不断地练习臂力。

同其他行业的翻译相比,在外交部工作还是公务员的身份,无论是工资还是综合待遇,都未必有社会上的翻译高,雷宁也经常面对这样的对比。雷宁被外交部吸引是因为:“一是它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要求同时掌握好自己的母语和外语。二是这个工作可以带我走遍世界各地,拥有很多难得的经历。”而第二点常常是其它公司所不能给予的。

翻译工作分口译和笔译。口译又分为交传和同传。交传就是讲话人说完一段话后翻译开始翻。通常翻译不仅会参与记者招待会、会谈、谈判等较为正式的场合,还会参与较为随意的会见,形式上随便一些,内容也不会很深入,时间比较短。

“在翻译室很少翻译资料性的东西,都是时间紧、要求高的。”比如我国外交部致别国外交部的信函、两国联合声明、条约等。如果两个国家的母语都不是英语,就要找第三种语言,一般会选择英语作为依据。如果产生分歧,以英文文本为主,因为大家都认可英文。另外还要翻译一些联合公报,领导人之间的信函、贺电、慰问电等。

口译是一瞬间就要完成的,思考的时间特别短。“即使平时准备得非常充分,一瞬间也可能会找不到合适的词。”外语是后天学来的语言,不可能像母语那样自如。有时雷宁话一出口,就会马上觉得:哎呀,我要是能表达得更好就好了。这种遗憾时时刻刻在发生。有时也会出错。“不知道怎么回事,鬼使神差就说错了。”一般来讲,雷宁参加的这些会议有许多懂英文的人,他们在这个时候都会给她即时纠正。“我从来没有被当场纠错的难堪,因为谁都知道错误是难免的。经过培训的翻译,即使出错,也不会乱了阵脚。”对这一点,雷宁很自信。

雷宁的一些朋友,见到她总爱聊一些天下大事。经常有人说:你们外交部干得也不怎么样,那么软,中国人的脸都给丢尽了。他们偶尔也会提起类似于钓鱼岛之类的问题。“我作为一个在这些事情上比他们了解信息更多、更全面的人,就有更清醒的观点。谁都希望自己的国家是最强大、最有尊严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怎么做才能更有利于国家的利益。要找到一个正确的立足点,知道自己的国家正处于什么样的状况,而不是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

雷宁经常要随领导人出访,最多的纪录是一年出去140天。工作带她到世界各地。这样的繁忙,令工作和个人生活总有相冲突的时候,但是同那些能够亲历的大事相比,雷宁认为个人的生活不足道。“刚开始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好奇。慢慢地,感觉历史就在自己身边形成。当后人在说起历史上的某个重要时刻时,我可以跟他们说:‘我当时就在那儿。’那种感觉多好!”

王薇 保护的是海外华人权益

前两年发生了所罗门撤侨的案件,驻邻近国家的使馆向国内求助,领事司通过民航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向那里派了一架飞机,花了100多万解救受困华人。王薇肯定,“这件事在华人中影响很大”

王薇还在上小学时,就对外事活动有了感性的认识。她曾经作为优秀少先队员代表给来访的外国领导人献花,中曾根、阿拉法特、里根都曾接受过她的献花。她还参加过与外国青年团的联欢活动。高中时代,她对人物传记很感兴趣,特别是周总理的传记。当年中美外交的破冰之举——乒乓外交,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她觉得外交很有学问。王薇中学毕业后,学校保送她上了外交部定向代培的北外西班牙语专业。

王薇在领事司工作已经8年了,前6年在欧美大领事处,主管拉美地区的领事侨务工作。领事工作主要针对海外华人华侨,分为设立领事机构、领事磋商、领事保护等内容。领事司是主管部门,国外的领事馆和使馆里的领事部是具体执行政策的机构。王薇说:“领事工作最能代表中国政府的形象,代表政府对海外华人华侨的关心。”

她举了一个例子。前两年发生了所罗门撤侨的案件(所罗门发生政变,中国在那里没有使馆。当时交通封闭,导致华人无法撤出)。我驻邻近国家的使馆向国内求助。领事司协调民航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政府向那里派了一架飞机,才把他们接了回来。“这件事在华人中影响很大,国家花了100多万解救受困华人,使他们的生命财产得以保障。否则,他们在战乱中难以生存。”

外交部领事司就好像海外华人的“父母官”,领事保护是主要工作内容。保护华人华侨的利益,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义不容辞。“如果有中国人在国外被害,我们就要通知家属,帮助处理一些善后工作。”派往国外的劳务人员遇到停发、少发工资等问题,“我们也会负责联系,帮助解决,或把他们接回来。”

王薇曾在驻葡萄牙使馆工作过,当时正赶上葡国大赦,政府把符合政策的一些非法移民转成合法。王薇十分清楚,非法移民没有合法身份,只能偷偷工作。“这样会很危险,一方面会被警察发现,罚款或驱逐。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合法身份,工资挣得很低,工作也非常不稳定。”所以,她在坚持办案原则的同时,尽力为华侨解决实际困难。

在外交部工作,国家这个概念对于王薇而言已变得具体。“具体到一件事,一个人。” 使领馆在国外所做的事情,哪怕在自己眼里只是一件小事,但在华侨华人眼里就是代表国家。“做这项工作既要有原则又要有灵活性。”在符合原则的情况下,尽量照顾华人华侨,为他们提供便利。王薇曾在西班牙留学一年,虽然是在北外毕业的本科生,出去以后跟西班牙大学生和拉美地区的外交官一起学习,感觉还是起点差很多。首先是语言关,“当时压力很大,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往往有一些观点想法想要跟他们争论,却说不出来。”

虽然中国和西班牙距离遥远,但西班牙人对中国很了解,也很友好。“如果上课讨论涉及到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我原本准备站出来给他们解释一番,没想到他们对中国的情况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在谈到西藏问题时,他们也知道一些西藏的历史,没有原来想象的那种非要辩论一番的场面。”

有人认为外交官大部分时间在谈判,或者经常出席觥筹交错的酒会。“其实我们的工作是很普通的,有的地方甚至条件很差。”有的人会被派到有战乱的国家,像伊拉克、以色列。还有的人会被派到有传染病、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像非洲。东南亚一些地区还经常发生“排华”和绑架华人的事件。

但王薇真心喜欢这份工作。“工作给我带来了宽广的视野,丰富的经历,可以带我到世界各地。我可以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因此,这份工作很有价值,也很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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