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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進入華爾街到當總裁要多少年? 高盛資產管理部VP- 粟耀莹
文摘          于 January 28, 2005 at 22:5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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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麦肯锡没有录取我之后,我才开始注意到华尔街的校园征才。那时虽然听说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 & Co。是华尔街的老大,可惜已经错过高盛公司在加州理工进行的第一轮面试。虽然错过了高盛公司,但幸好还赶上了投资银行Salomon,和避险基金如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 (LTCM),和D. E. Shaw等,在加州理工进行的第一轮面试。

华尔街是特别讲究市场效率的地方,他们特别喜欢互相抢。他们看上的通常是最好的,也以比谁抢到最好的货色为傲。Salomon 一听我和LTCM 和 D。E。Shaw 都会在东岸进行公司内面试,二话不说,也叫我去 New York 总部面试。我去了New York 之后,才知道我已击败Stanford,Berkeley 的博士们,是西岸的代表。

Salomon 这份工作不是好拿的,因为这个工作不写计算机程序,而是为 Yield Book Group 作金融模型,尤其是 Term Structure 和 Prepayment Modeling。华尔街在交易方面对金融模型非常注重,因为如果你的模型错了,你就回用高价买进低价货,或用贱价出售高价货,让别人赚钱,你就要关门了。理工科的博士生如果想进华尔街翻身作金融,这是一个很好的跳板,怪不得挤破头。很幸运的,决定这份工作的人是亚洲人,也喜欢我,在所有人都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把唯一的工作承诺给了我,年薪十四万美金。纯写计算机程序的工作,后来给了加州理工的另一个大学毕业生。

有了Salomon的工作承诺之后,我还是必须与LTCM和D. E. Shaw这些避险基金作最后的面试。“Liar’s Poker” 这本书写的是 Salomon 以前的超级债?交易员 (这些人有个不太雅的统称,叫大老二 Big Swinging Dick),这些书本上的人物,我竟然在 LTCM 都见到了。LTCM 的合伙人Greg Hawkins 是书中的一员,亲自来加州理工挑人,挑了我和其它两个人去Greenwich。LTCM 的办公室在 Greenwich,是东岸很多有钱人住的地方。但我在西岸天气好的地方住久了,看到不管是Greenwich 或 New York 都很不习惯和害怕。东岸很冷,Greenwich 的树都枯了,New York 人好多又都是摩天楼,让我这个从西岸来的乡吧老很害怕。D。E。Shaw是华尔街有名的 Quant Shop里面全是数学竞赛冠军。我和LTCM 和 D。E。Shaw这些避险基金都谈得很好,因为大家都一样会算数学。LTCM期望我能去日本。当时我因在加州有个很好的做独立电影导演的男友,故希望留在加州。

1997 到1998 年,加州理工新出炉的博士的行情,一般是八万美金一年,十四万已真是高薪。当我从纽约回到巴沙底那,准备收拾行装去赴任的时候,在校园?碰到一个学长,他向我说,Newport Beach新港有一个叫Pimco的投资管理公司有一个美金廿万年薪的工作机会(Pimco 是Pacific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简称)。

那个学长来头不小,叫Oleg,俄罗斯人,是加州理工应届独一无二的金融博士,以前代表俄罗斯参加全世界的数学奥林匹克竞试,得过第一名。他去Pimco应试后,Pimco惊为天人,给他美金廿万年薪。但他没有接受,因为他想留在学术界。加州理工内又很多像这样的怪才,天赋异秉,但对钱完全不稀罕。

我想,他不去,那我去试试看。于是我向那个学长要了Pimco的地址和联络人,马上写信过去。

我的信发出不过一两天,就接到了公司的回信,要我去面试。

[15] 一星期内搞懂“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圣经”进入PIMCO

新港离巴沙底那不远,开车也就是一个钟头左右。我开着一部1983年美金1500元的Chevy烂车,有点怕半路抛锚。车一开进新港,马上天空澄蓝,马路平坦宽阔,和风徐徐,恍如室外桃园。令我感觉最深的,是和巴沙底那及落山机比起来,忽然好车如龙,BMW,Mercedes,Porche,Jaquar 最多,Ferrari 也偶有。我那一个大Chevy烂车在中间真的格格不入。海边望去,还有许多游艇和帆船。旁边的 Fashion Island 有最贵,最新,最高档的限量欧美服装。

新港是美国最有钱的人退休圣地之一,和东岸的 Greenwich 并提。怪不得很多退休金管理公司都在这?。在巴沙底那及落山机常见的墨西哥人,新港半个都看不出到。也几乎没有亚洲人,全部是白人。更不用说是非裔美人了。 和东岸华尔街严寒枯黄的景象比起来,新港的感觉真像天堂。我心想,若能在这?工作居住,该有多好。

在PIMCO见到的第一人是一位金发年轻的帅哥,坐在一个大办公室,年纪么约三十出头,已经是Executive Vice President。他和我寒暄了一下,忽然话锋一转,问我一些数学问题。我回答的很好,他又问了一些金融问题。我对金融的问题其实不很懂,但是我告诉他我会用如何的思想架构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时,他可以感到我有天分,但没有受过正规的金融训练,故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向我扬了扬,问我以前看过这本书吗﹖

我接过那本书看了看,那本书就是Hull and White on Derivatives,我听过华尔街的钟威学长提过,但在加州理工书店内找不到的书。我老实告诉他,我听过,但从来没有真正见过这本书。

那位先生说:「我发觉你确实很聪明,数学能力超强,现在我想测试一下你的理能力和吸收能力,你把这本书拿回去,好好念念,一个星期后来跟我们讨论」。说完,我知道这一场口试已结束了。

那位金发年轻的帅哥是 PIMCO 的大红人,年纪轻轻就爬到很多人一辈子也爬不到的地位,几百万美金的年薪,我离开PIMCO 的那一年,他被封为 Partner 是PIMCO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Partner。他本来在 Upenn 的 Wharton 从大学部直升博士班,是金融科的助教,也教 Executive Education 中的管理层们如何应用金融,Wharton 上上下下都认识他,故博士班才进了一年,就被华尔街挖走了。就是他和加州理工的Oleg学长惺惺相惜,给了Oleg 美金二十万年薪的工作承诺。Oleg 给我 PIMCO 的联络人就是他。

当天还有两个面试,两个都是 PIMCO的Partner。一个以前在Salomon一个以前在Goldman Sachs。PIMCO 的最上层,很多是以Salomon的超级债权交易员,即 Liar’s Poker中所称的大老二 Big Swinging Dick。他们告诉我,PIMCO 是非常独特的地方,不召中间的管理层,但用比华尔街还高的价钱,华尔街最好的有多年经验的人才做最上层投资管理员 Portfolio Manager。每年新进的金融工程师最多只招一个。在华尔街每年新进的人很多,要和上层的人见面不易。PIMCO 的好处是新进的人少,如果你真的有本事,出头很容易。

我拿了那本Pimco方面给我的书回到巴沙底那,好好把它翻了一下。所谓隔行如隔山,我对那?的内容几乎没法领会。但是,这件事是我自己找上去的,在这个「难」字面前,我怎么能退缩﹖时间还有一个礼拜,我就好好拼一下吧!

中国古训有:「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那本Hull写的大书,竟被我在一个星期中弄清楚了。我如期前往Pimco。

Pimco 是一个非常有效率,注重实效的地方,我第二次到公司,二话不说,就被带入一个房间考试。考了一个上午 Hull 那本书的内容。题目是一个俄国人,Yuri,出的。Yuri 比我早进 PIMCO 几年的金融工程师,是 Chicago 物理博士转念 Chicago Business School 的金融MBA,他把以前Chicago Business School 的期末考题目拿来考我。

我很冷静地定下心来,接受考试,结果,我考了将近满分。这个公司录用了我,年薪比照加州理工的Oleg学长。我不得已告诉 Salomon 那位对我很好的亚洲主管,我选择到 PIMCO。虽然说这句话不容易,尤其Salomon的那个工作承诺也是费尽心血拿下来的,我想,把Salomon 的机会给了另一个需要那份工作的人,也是好事。

后来我才知道,Hull那本书,在MBA课程中要念一年,而且得有教授讲解。我进了Pimco之后,Yuri 这个自负的老俄 Chicago Finance MBA 加物理博士 对我说:「你一个星期能读通那本书,程度还算不错」!

1998 年最后一个学期,我到加州理工的金融系修了一个 Option Pricing,就是OLEG 的指导教授开的课程,用Hull这本书,我得了一个A+。


因为PIMCO 是买方,华尔街是卖方,PIMCO 送我到华尔街去受训,一来是买方该尽量利用卖方的资源,二来是要多和华尔街打交道,知道并提升自己的程度,三来是最好把华尔街有名的模型学会,搬到PIMCO来。PIMCO这种公司,要赚他的钱还真不容易。在 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 方面,Bear Stearns 和 Salomon 两家特别强,所以我就常去。

Bear Stearns 有一次办完培训后,大家晚上到一个酒吧去,那些Bear Stearns的交易员就开始打撞球,有些打桌球。我和另一个Bear Stearns的男交易员一组,对打对面的两个Bear Stearns的男交易员。交易员可爱的地方就是喜欢比赛,喜欢赢。对家两个男交易员看我不过是一介女子,还穿着套装和高跟鞋,根本不把我放在眼?。被我杀了几个球之后,才发现不对,马上全力以赴。结果我和我的搭挡以 2 比 0 把他们干掉。本来我不以为意,结果马上话就传到PIMCO,那位金发年轻的帅哥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在我回PIMCO上班时对我说,没想到你桌球打这?好。

到Salomon 时,也拜访了当年给我工作承诺的 Yield Book Group,他们对我很好,我也很感谢他们。Salomon 那时有个叫 Y。K。Chan 的有名中国人做模型的。他写了个2-factor的term structure 模型,当年很红的,因为别家的模型都是1-factor,那时因为 Yield Curve 变动的很厉害,很多华尔街的公司因没有2-factor的模型,无法抓住Yield Curve 的变动,输了钱。PIMCO 就派我去看这2-factor的模型到底怎?搞法。Y。K。Chan 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说明这2-factor的模型是如何做出来的。我在PIMCO看了他的文章以后,打电报和Y。K。Chan讨论,也指出文章有一些看来有心的错别方程式,让读者很难重复他的结果。Y。K。Chan说我是第一个卖方看得懂他在写什?,还能了解他为什?这?做的人。到华尔街时和Y。K。Chan和他的团队讨论了很久,回到PIMCO就作出了一个小模型。第二次到华尔街要和Y。K。Chan讨论时,Y。K。Chan和他的团队就借故回避,派出一些不太懂的人应付我们。因为Y。K。Chan怕照我这种搞法,把他华尔街的赚钱模型全偷走了。

那时知道PIMCO对亚洲市场的开发有兴趣。便请家母引见PIMCO的业务代表和台湾管党产及退休金的长官见面。那时很多台湾的大的资产管理机构都没有听过PIMCO,但在家母的引见下,那些长官马上对PIMCO留下了很深很好的印象。PIMCO 为了感谢我,特别让我和亚洲商务代表,和那位金发年轻的帅哥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到北京,香港,新加坡,一起向这些区域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推销PIMCO的服务。

PIMCO 的 Secular Forum 是每季都会举行的投资展望大会。每次大会都会请到全世界的投资权威讲结他们的看法。1999 年请到了香港的 Marc Faber。Marc Faber 提 Forbes 写专栏,对老外而言,是中国的专家。Marc Faber讲完的那天晚上,PIMCO 开了一个 cocktail reception,Faber对我很好,问我等一下要不要和他一起去晚饭。那天晚饭在附近的一个乡村俱乐部举行,同桌的还有PIMCO的一个合伙人。那个合伙人后来告诉我,他一起来晚餐是要来保护我,他怕Faber会对我动手动脚。这个合伙人对我很好,我们一起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 Investment and Pensions Europe,讲 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ed Securities。

[17] 赢得「债券王」Bill Gross的心

Pimco的老板名叫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他是美国金融界大大有名的「Bond King」─债券王,他白手起家,靠做债券而聚集了大量财富,我进他的公司时,他已有调拨两千亿美金的实力。他的「债券王」的绰号,有人说是「财富」杂志取的,有人说是在华尔街自然产生的,我比较相信后一种说法。比尔多年来在华尔街只做一样:债券,美国的同业都很敬畏他,公认他是有史以来最有本领的债券操盘手、投资人,他对债券市场的判断几乎没有失误过。

比尔在公司?说一不二,真的像个「王」一样。比尔人很怪,他的全副精神集中在债券投资上,但他不相信科技,连PC怎么开都不晓得,他平常只跟几个大头交换意见,所有交易员都跟他说不上话,因而大家都不能直接知道他的意向。

我来PIMCO 转眼快一年了,与比尔?格罗斯一句话都没说过,只有在交易室?见过他,听他每天对市场的评论及交易,和他与大头们的交谈,间接学习。要知道比尔-格罗斯在想什么,只能从比尔?格罗斯在PIMCO网站上对顾客发表的文章,间接猜测。另外,就是每几个月PIMCO内部开的长期投资策略大会,比尔?格罗斯和大头们都会对全球经济的展望,发表高见。PIMCO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预测得很?。

1999 年5 月,PIMCO觉得利率将会 Range-Bound within a 200 basis point band (在一定的区间内变动,这个区间宽2%)而市场可能还没有把这个看法定价(market has not priced in yet)。在这种情况下,range floater 是一种好的投资工具来表示着个看法。比尔?格罗斯在他的文章?隐约这么说,但没说明白(不然别家就会作这个交易了)。

我一看,就和我的老板,同事,讨论如何作出一个模型,能把比尔-格罗斯的想法定量化,并有参数让他可以调整他想法的强弱。我把Option Pricing的圣经 Black and Scholes 的模型改了一下,把平常利率的机率分布标?差缩小以符合比尔?格罗斯的想法,而标?差的宽度比尔?格罗斯可以自己决定。

我很快就做出了那个模式,并透过正式管道给了比尔。我虽然对我的模式很有自信,但不知比尔会有怎样的反应,是不屑一顾还是欣赏。

不料比尔很快就传下话来,他早就想做一批这样的模式,但找不到人商量,而我做出来的正是他构想中的一种。他竟要我就这个问题,对全公司交易员以上的人,做一次演讲。

那时我只有廿几岁,而公司的交易员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在他们面前讲任何问题,我都太嫩了点。可是,比尔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我只得以向大家说明我的模式的形式,来做这次演讲。

没有想到这次演讲很成功,不但大家对我做出的模式兴致很多,比尔更当众称赞我做出的模式很棒,能解决问题。会后,他亲自打电话给我,要我把我做的模式,上到他个人的计算机?。这对比尔这个不相信科技,连PC怎么开都不晓得的「债券王」而言,意义非凡。

2000 年底,公司全体开圣诞节舞会Christmas Party。总公司有几百人,相互之间大都不认识。PARTY开始后几分钟,比尔?格罗斯走进会场,他笑眯眯向我走过来,向全体同仁大叫一声:「Alyce,Everybody knows Alyce!」─「阿丽丝,大家都认识阿丽斯!」后来有一位在公司服务多年的同事跟我讲,他从来没见过比尔这样兴奋过。

我在Pimco从1998 到 2000,表现不错,也得到好的奖金。但是,因为我在公司第一次露脸是由于做出了一个比尔欣赏的模式,因而公司高层便把我的责任范围定在做模式方面,我竟没有别的范围可以发挥。我渐渐有了倦怠感,觉得这份工作没有什么意思。正好那时知道了麦肯锡公司又在招人,我认为麦肯锡的工作应该比 PIMCO 有趣,于是我毅然向PIMCO提出辞呈,而参加了麦肯锡公司2000年的考试。

[19] 考入麦肯锡 McKinsey & Co。

我在前面说过,在进Pimco之前,我考过麦肯锡公司,没有录取。但是我对这个公司怀有高度兴趣。另一方面,要想在美国商业界发展,最好有个MBA(企业管理硕士)学位,我没有这个学位,要想念一个,要花两年时间,还要交一大笔学费。而美国企业界有个默契,只要在麦肯锡工作过一年,便视同MBA资格,这就不但使我因兴趣而想进麦肯锡,实在还有必要进。
这样,我就报名参加麦肯锡的一九九九年底的人才甄试,那年我赶上麦肯锡在全美国招收给大中华两岸三地的人才。经过第一轮在加州理工进行。第二轮在落山机进行。我因以前就准备过麦肯锡的甄试,再加上PIMCO所受的训练,对麦肯锡的口试应付自如,也轻易的进了最后一关。最后一关全美一共只收了 40 个人,送去上海,进行为期五天的培训及最后一轮的甄试。麦肯锡给我们这一群人的绰号叫Insight 2000。

2000 年初到上海,我马上被这个城市给慑住了。我从 1992年离开台湾,之中只有回去台湾两三趟,中国我倒是一次也没回去过。1992 年到 2000 年的牛市 Bull Market 中,两岸三地发生了多少大事,造就了多少人物,而我却一件事也没赶上,一个人也没遇上。2000 年的上海与我印象中的中国是多么的不一样!

前三天是培训,麦肯锡的顾问们先告诉我们他们的背景,做过的案例 (当然案例都不具名)。然后把我们分组,给我们案例,让我们分组讨论,并上台报告。然后角色扮演,我们扮演麦肯锡的顾问,麦肯锡的顾问们扮演公司的CEO,CFO,VP of Marketing 等,让我们感受实际和公司管理层打交道的压力,并对我们的表现给予讲评。麦肯锡也教我们一些最基本的生意架构 (business framework)。晚上麦肯锡为我们安排到上海有名的饭馆体验当地的生活。这三天的假设是,我们这一批,都是中国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一批,都没有MBA,这三天,就是快速的将一些 MBA 的观念,做麦肯锡顾问最基本的工夫,交给我们,然后要看我们学得如何。

后两天是非常严格的面试,面试都是案例 Case 看我们前三天学得如何,并看每个人的生意感觉 Business Sense。从这 40 个人中,麦肯锡挑了 10 个人,分别进入北京,上海,香港,及台北,4个办公室。我也顺利进入台北办公室,正式成了麦肯锡公司的一员,圆了我加州理工时代的一个梦。

我当时知道,我一定要在麦肯锡待上一年,获得训练和实际经验,以换取和 Harvard MBA 同等的对待。有了麦肯锡在我的履历表,别人就不敢老是看我是博士,问我为什?不去做研究员或工程师,因为麦肯锡就是全球最有名的”管理”顾问,专门为 Fortune 500 的CEO 提供战略服务的。

[20] 我在麦肯锡受的训练

对于像我这样的不是学财经出身,但被证明有 智慧且具博士学位的人,在被麦肯锡招进之后,公司会郑重其事对我们做MINI MBA训练,受训的地点有时候在美国内,有时候在美国外。我受过一次在西班牙的小型MBA训练,还有一次在美国匹兹堡的BASIC CONSULTING READINESS基本咨询准备。两次都是三星期。

如这本有名的 The McKinsey Way 所言,麦肯锡是个很讲究团队精神的公司,为了使同仁们工作上能充分相互配合,公司?面提倡:无论你个人如何优秀杰出,但你必须能与工作伙伴合作,不能只求一个人表现。大家既然来自不同国度,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且都是在平辈中顶尖的人物,要形成一个圆融的工作团体真的不简单。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所受的两次训练。确实发生了很好的作用,而且决不仅是对我个人如此。

我们在西班牙受训,第一个星期是讲「微观经济」,告诉我们单一企业的特质, 企业的运作要领;第二个星期讲「公司融资」,第三个星期讲「公司策略」,所有的讲员都是全球各名校的最好的MBA教授,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这些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学员,过的可以说是海军陆战队的新兵般的地狱生活,听讲、讨论、做习题、交报告,没有一分一秒浪费,那时间的安排,比我在加州理工修博士时还要紧凑。巧妙的是那最后的报告,一定要用集体的智慧才能完成,参加撰写报告的人,都会感觉到并且承认,那?面蕴含着一些自己提不出的、确实比自己高明的意见。我想,这是训练充实我们的知识之外,另一个具启发性的目的。

在受训的时候,麦肯锡公司允许并且鼓励我们学员在周末心情放松,一道游玩。这样使我们在成为深有默契的工作伙伴之外,也成为很好的朋友。在西班牙的三个星期训练,给了我终身难忘的回味。

在匹兹堡的三个星期训练,题目叫做BCR,即「BASIC CONSULTING READINESS」,基本咨询准备。这是麦肯锡公司的本业训练,先由公司仿真一些客户状况,由一组学员把这些问题承接下来,然后由一个人做头,把问题分割成几「块」,每个人负责解决一「块」的问题,各人先就自己负责的一「块」去搜集资料及思考,然后用集体智慧将这些「块」整合起来,再成为整体,提出解决的策略及方案。在训练中每个成员都有做「头」的机会,没有畸轻畸重的情况。这是一种比在西班牙所受训练更深一层的团队工作训练,进一步教给学员对伙伴智慧的重视。另外的重点是学画图,即所谓的 CHARTS 图表,因为顾问和客户的沟通工具是用特别的CHARTS,要如何用言简意亥的方式画出你要传达的意思。

麦肯锡的训练是按照个人在公司中的职业成长设计的,譬如,一个刚进来的顾问,可能需要小型MBA训练或 基本咨询准备。等这个顾问做了三个案例或进来一年以后,要接受别的训练,升到 Engagement Manager 或 Principal 或Director 后也有配合不同的训练,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有个很有名的训练每个参加过的顾问都喜欢谈,就是将每个人做性向测验,把人的个性分成 16 类,然后每个人在身上挂名牌,写上自己的类别。你在与别人交谈时,要针对对方的个性类别说话。如此重复几天。俗语说,见人说人话,可能是同样的道理。

我最怀念麦肯锡的是每三个月举办的 GCO Square,GCO 是 Greater China Offices 的简称,包含北京,上海,香港,台湾。GCO Square 都选在上海办。全部4个办公室的顾问都聚集在上海,受训,联谊,分享为顾客解决案例的成果,大家讨论,看下次如何可以做得更好。

最难忘的是2000年底在海南三亚的天域酒店, 麦肯锡举办的GCO Retreat,全部大中华4个办公室的顾问聚在美丽的三亚,开会,联谊,受训,讨论麦肯锡未来的发展方向几长官们对新顾问们的期许,然后对所有新的顾问排名,决定顾问一年的红利。

[21] 在麦肯锡McKinsey & Co。的日子

如 The McKinsey Way 所言,麦肯锡内部的顾问分成几个等级,人数分布为金字塔型,由长而幼为依序为: Director,Principal,Engagement Manager,Associate,Analyst。每一个等级间大约是两年。但由于是采用所谓的 “Up or Out (上或淘汰)” 系统,很多人两年一到升不上去,就得走路。因为这个缘故,对所有同一年的顾问,上面的人都会做 forced ranking 强迫排名。新进来的顾问,罩子要放亮一点,赶快看上面有那些年资较深的顾问愿意带你,把你认作他的人,因为麦肯锡仍是所谓的 Partner 制,所有向上的晋升一定要有人从上面给你投票。麦肯锡?面本来 Harvard MBA 就最多,在这种体系下,毕业学校就成了一个自然组织集团的方式。我进麦肯锡是 Associate,新的Harvard MBA 近来也叫Associate。

麦肯锡是以顾客故而“案子” (engagement) 导向。“Director” 从顾客手中接过案子时的,公司就针对顾客的要求设计“案子”的长短,然后从麦肯锡的顾问群中挑选最适合这个案子的 “Principal”,“Engagement Manager”,“Associate”,“Analyst” 的组合。这个过程叫“staffing案子征才”。对一个案子,整个大中华区是统一的案子征才,最上面的Principal也可能从其它亚洲办公室,或者全球的其它办公室找人。这是麦肯锡独特的地方,永远找公司?最好的人才,组成最好的团队,为顾客服务。在这种制度下,新进人员像我,不但有机会从团队中年资深的顾问学习,更有机会互相认识其它大中华办公室的新近人员。麦肯锡对外注重为顾客服务,对内注重学习。

2000 年初到 2001 年初,在麦肯锡做事一年,我接过三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在香港,第二个案例还在香港,第三个案例在台湾。我在香港最好的酒店之一 Grand Hyatt 东方君悦酒店住了半年以上,住到酒店服务人员和旁边的JJ俱乐部收票员都认识我,并直到现在还会对我打招呼。

第一个案子是为香港第二大集团作公司融资与战略顾问。首先,对中国一出版公司价格作评估,评估方法包含现金流量折现法,市场乘数法,用不同的折现率及收益乘数来划出估值的范围。其次,为此集团的网络投资分部准备与另一个香港大集团销售部门的合作协商档。最后,替集团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寻找并购对象。

第二个案子是为全球最大农化公司的亚太地区高层主管提供并购后重组服务。对亚太地区共13个国家的业务进行分析,然后估计两个公司间的生意互利及重迭。对互利实行及重迭消除方面作出了执行计划及里程碑。此计划为亚太地区最高指导委员会同意并执行。麦肯锡的3人小组在5个月间整合了3000个员工。

第三个案子是为台湾最大的金融集团等设计并购策略及并购后资源的整合方案。2000 底,台湾金融界因法律改变允许 Financial Holdings Company 的成立,一连串的改变正在酝酿。我们看中这一批改革风潮会带来台湾金融界的震撼,与各集团积极展开讨论合作的可能性。

我们打交道的对象是各行各业大企业的CEO - Chief Executive Officer翻成中文是「执行长」,也就是他那企业掌握最后决定权的人。这些人在他那行业多有许多年的经历,自然那方面都内行,我们这些麦肯锡的顾问,要他们出高价聘请提供咨询,当然大大不简单。他们一定是遭逢到了棘手的问题,才来找我们,而我们这些人也许对他那一行了解并不深刻,但是一经他们礼聘,短期内就要拿得出能解决问题、令他们折服的方案,这种事的难度可想而知。
麦肯锡的顾问,理论上应是「万事通」,随便什么问题,一谈就要能进入状况。这要求有高度的领悟力和学习能力。CEO们都忙,没有时间听空话,所以跟他们谈话,一定要很快领会他们的意图,明白困扰他们的问题何在。把他们的意图摸清楚了,找出「当局者迷」迷在何处,才能对症下药求解。

除了这份聪明,还得十分认真、努力,吃得了苦。因为解决问题的方案要很快做出来,这要查阅非常多的相关数据,并做合理消化。因此,接案之后,顾问的工作几乎是不分日夜,一天十六、十八小时都有可能,每分每秒都是挑战。

这份工作,对极了我的味口,我的性格就是喜欢捕捉新的、一般人看起来艰涩无解的问题,找出别人找不出或不易找出的答案,挑战越多、越尖锐,我不但不以为苦,反而觉得是一种享受。

[22] 进入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 & Co。

我向麦肯锡公司递出辞呈的时候,许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进入这家公司是那样困难,而我进入公司之后又表现得非常好,留在公司几乎确定有光明的未来。因此有人劝我慎重考虑,不要急于离开。

对于这些好心人的意见,我没有采纳。因为我最初放弃学术岗位而选择金融行业,就是想在「银海」中求得发展,在赚得足够的钱之后,再凭我的所学,不管是在生物科技方面创业,闯出一片天地,或是找好的投资伙伴们,一起入股收购物美价廉的公司。在麦肯锡公司任职只能出卖智慧,赚钱是有限的,而且我在这公司工作已超过一年,在熟悉美国企业界行情的人眼中,我已具有像 HARVARDMBA的资格了。

离开麦肯锡,我向美国最大而著名的投资银行Goldman Sachs & Co,中文译名「高盛公司」求职。进这公司的难度,不下于进麦肯锡。我之所以选择投向高盛,是想弄清楚投资银行是怎样聚合资金,而后又是怎样运用资金的。高盛公司是这方面国际性的佼佼者,一旦投身进去,应可学得一些这方面的学问。

在很多坊间的书局中,可以见到一本书,叫做?Goldman Sachs,the Culture of Success (高盛,成功的文化)”。如此书所言,要进高盛公司,每个人最少要10个以上的面试,20 几个面试,是常事。因为高盛公司,如此书所言,重视团队工作。一定要大多数人觉得可以与你共事,才有进公司的可能。

我在高盛台北及香港的公司,都被面试。来来往往也见了十几二十个人。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台湾投资银行界的教父,宋学仁先生。宋先生话不多,但一针见血,又愿意和你讲最好,最诚实,最中肯的建议。怪不得是所有大企业家最倚重的 Advisor咨询者。没进高盛前,就听说宋先生进高盛,是带兵投靠,把所有大华证?的客户,化为高盛所有。高盛在台湾,从零开始,到台湾成为高盛全球重视的收入来源重镇之一,宋先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宋先生不但自己贵为高盛亚洲的副主席,更重要的是,他培育了一批台湾人,都为高盛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位居高位。我一辈子觉得最可惜的是没赶上那一波追随宋先生的机会,不然我也不会提早离开高盛。

我面试的结果,Investment Banking投资银行部 和Investment Management投资管理部,两个部门都表示要录用我。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样的情形是不多见的。我选择了投资管理部,因为 2001 年的资本市场不太好,一般的理解下,投资银行部在市场不好时裁员最快最多,而且是后进先出。我当时希望在高盛待十年以上,故选择了投资管理部门。

[23] 我在高盛受的训练

从麦肯锡转到高盛,几乎是变换了一个世界。我在前面介绍过,麦肯锡公司只给别人出主意,本身不用资本市场的工具为客户融资,这是个原则,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不能违反。高盛除了可以提供麦肯锡的战略服务之外,还可以用资本市场的工具为客户融资,或从事资本市场的交易。

就是因为特质有异,所以这两个公司对职业的训练也有很大的不同。高盛在每年的夏天,将当年从全世界招来的新生送到纽约,集中训练。这时通常会包下一家大旅馆,做训练场地,那气派的豪华,令新进人员感到震慑,觉得自己投身的果然是一家不同凡响的大企业。

高盛训练的第一课,是把整个企业摊开给新进人员看,告诉你高盛有哪些部门,如投资银行、贸易部、资产管理部等,向大家介绍这些部门如何操作。这时的讲员多是高盛的资深高级主管,他们不但熟知高盛的各项业务,而且都对高盛银行有感情、有贡献。透过他们的讲述,新进人员不但了解了这家投资银行本身,对于全球的投资银行业,也会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高盛为期数月的新人训练,主要目的之一是给那一年的全球新进人员有一个相互认识的机会,并对自己部门的人员,规矩,专业知识,有所了解,还要测试。在纽约那个夏天,我有幸认识那年全球进高盛的新生,亚洲,美洲,欧洲,有幸和几位德国的新生做了好朋友。晚上上完课后,及周末,我们都一起到纽约去玩,纽约真是个非常美丽又好玩的地方。

我的部门特别给我们做电话对谈训练,是很有意思也很实用的一个训练项目。不但像我这种学自然科学出身的,即使是名校的MBA,也未必受过电话对谈专门训练,不一定知道那?面有那样大的学问。因为高盛每一个分支机构的业务辖区都很大,做行销的时候,如果都由人上门去洽谈,那成本势必很高,这样就有必要通过电话来接触客户,高盛可以把它的行员训练到只要客户一开口,就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心中要马上形成为客户解决他所悬问题的腹案,那笔生意八九不离十就能做成。高盛不是教行员骗人,而是提高行员捕捉问题、消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在接受了这方面的训练之后,经历了好几个相当大的案子,是用电话谈成的交易。

[24] 在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 & Co。的日子

我在高盛公司的工作地点,被安排在香港长江集团中心六十八楼,即公司的亚洲总部,被委负大中华地区─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吸收资金的责任。对我来说,这真是个极大的挑战。我在这个地区的人脉并不广,主要是在麦肯锡公司工作时建立的一些关系,现在既然承担了高盛公司赋予的这份责任,只有尽一切力量来建立人际网络。

2001 年到2003年我是高盛资产管理部大中华区业务负责人。虽然我上面的外国老板来来去去两年内换了三个,因为整个部门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所有大中华区有关的事务都是我实际在做。我为大中华区美金现金管理业务开发首席代表,负责美金近十亿。

我与大中华区重要Chairman,CEO及CFO们谈投资和公司买卖交易的机会。带领高盛投资银行部门美国,欧洲的产业专家,与大中华区公司领导们讨论全球经济局势展望,产业趋势,及竞争者分析。

我负责大中华区投资者关系管理及新生意发展。与投资者沟通以理解其投资需要,根据其投资需要,量身订做资产配置,并找寻最好的固定收益,股票,避险基金,及其它种投资产品,来满足投资着需求。

和同仁一起,我们调查并设计中外合资公司资产管理合作的可行性和合作模型。我们也设计,组织,并召开两届为期一星期的亚洲机构投资者培训课程,培训与资产管理相关的重点项目。

在当代经理人杂志社办的中国成长企业一百强CEO峰会中,我应邀为主讲者及专题主持人。 讲题为中国企业如何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及比较各国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

我打交道的对象,是一等一的富人,或者是有钱在库而又想生出利润的机关。高盛公司有一套严谨的制度,它的工作人员必须按照这套制度工作。我们代表公司与人接触,只要做出了承诺,就要百分之百做到,绝不能打折扣,总之一切要顾全公司的信用。这对于我这个学科学出身的人并不难,因为我长期所受的训练就是求「真」,无论说话、做事,都以「不假」为原则,因而我打从进入高盛公司起,就没有违规过。

由于管理的范围太大,我在外旅行的时间很多,有时一个星期要坐好几次飞机。我惯于独来独往,常常是一个手提箱就出远门。每次到台北,我习惯住到爸妈家?而不住旅馆,妈妈看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样子,心疼得不得了,总得我安慰她,她才能回过神来。其实,我东飞西跑,并不觉得如何疲累,反而是看到爱女心切的妈妈那难受的样子,我才心疼。

由于在高盛公司工作,我认识了很多富豪。我发觉这类人几乎都有很精准的投资眼光。我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大中华区最优秀的企业家交流,不但觉得他们的这套本事,很值得我学习,真是三生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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