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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我有主心骨 不会动摇
经济参考报徐培英          于 July 09, 2003 at 23:03:46:
  陈淮说,我印象最深的是总理说的四句话:第一句是,“我有主心骨,不会动摇”;第二句是,“我每天都关注大学生的签约率”;第三句是,“就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刻,我们的改革也没有停步”;第四句是,“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重要的机遇期”。

  最近,温家宝总理召集一些经济学家座谈,了解他们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淮博士参加了座谈。经济参考报记者徐培英就此对陈淮进行了独家专访。以下是记者与陈淮博士的对话。

  问:据说最近温家宝总理召集一些经济学家了解他们对经济形势的看法,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答:是的,我参加了6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一起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专家还有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的樊纲所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贾康所长、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陈东琪所长和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刘树成所长。国务院的多位副总理、秘书长等领导出席了这个座谈会。此外还有十几位部长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也都到会。

  问:这次座谈会好像很受重视,到会领导很多?

  答:是的。我感觉这是一次很重要的座谈会。在非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总理即将访问香港,今年即将过半的时候召开这么一个座谈会,总理要在这么一个时候听听专家的意见,我想这本身就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我到得早一点,但很多部长们已经在座。因为有些部委在此前已经陆续召开过类似的专家座谈会,所以很多领导都打招呼说“又见面了”,比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郑斯林部长,农业部的杜青林部长,国资委的李荣融主任。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铁道部的刘志军部长叫着我的名字和我握手,但我却没认出刘部长,不知道刘部长为什么认识我,真是不好意思。还是刘部长提醒我,说“对你在铁路听证会上的发言印象比较深”。

  问:总理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答:给你10次机会你不一定猜得出来总理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大家的年龄。温总理准时到会,和大家握手后坐下就说,没有一点拖泥带水。总理出乎意料的问话让专家们都随便了许多。坐在我右边的樊纲教授说他“年过半百”,坐在我左边的贾康教授说他“年近半百”。其实他们和我一样,都是50岁上下。对他们的回答,总理也笑了,说“在座的差不多都比你们老,干嘛老往半百上靠呢?”总理还说,“人一近60,思想就容易保守,所以要接受新知识,新事物。你们还是比较年轻的专家,所以请你们来听听你们的意见”。

  问:会议的主题就是判断经济形势,是吗?

  答:是的。主题就是分析经济形势,特别是非典以后的经济形势,重点是今年。总理先简单介绍了一下目前经济运行的一些基本情况。如同人们熟悉的,数字都在他脑子里。在说到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时,总理强调“我有主心骨,不会动摇”。条分缕析地说完,总理说:“我一共用了十四分半钟,下面就请专家说。”真是一个干脆利索。我当时心里就想,总理的主要目的其实不是“求计”,而是“印证”他的一些判断。

  问:专家们对非典的影响和当前的经济形势怎么看呢?

  答:专家们对今年经济增长情况的判断是比较一致的。大家都赞成,即使考虑到非典的影响,今年我国经济增长仍有把握实现预期的7%。至于高于这个预期多少,专家们则有1个百分点上下的不同看法。今年开局,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高的,一季度GDP同比增长9.9%。实际上,非典影响的是超出预期的增长部分,是可能的潜在增长率。年初的预期不会受到影响。你这次来采访时,我们已经看到,温总理在香港已经明确讲:“初步预计,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以上。现在看,实现全年经济增长7%的预定目标是有把握的。”所以我说总理其实心中是有数的,只是请专家们来印证一下这个“数”。

  问:非典对我们很多产业的影响的确是非常巨大的呀,比如旅游、餐饮、民航、出租车等。为什么经济学家们的判断仍比较乐观呢?您对形势怎么看的呢?

  答:非典给我们造成的损失确实不小。这一点总理和专家们都是有充分的估计的。这些影响在5、6月份的经济运行情况中已经有所显现,在今后一段时期还会进一步显现。但现在最重要的,不仅是判断我们受了多少损失,而是在疫情之后,我们的国民经济是受到打击后趋于低迷,还是疫情被控制后转为恢复上升势头。打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我们走路时摔了个跟头,这时我们最需要判断的不光是这一跤耽误了多少时间,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精疲力竭无力向前走了呢,还是仍是精力充沛,只需掸掸土就可以继续快速前行。没有人否认摔一跤会耽误一定时间,关键是站起来后还能不能走得和原来一样快,甚至更快。

  问:您的看法是我们这一“跤”没伤筋动骨?

  答:不光我这么看。总理说,“我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要是把我们摔得站不起来了还叫胜利吗?

  我向总理汇报时谈了一个“四个没有变”的看法。

  第一个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的趋势没有变。我们的国民经济凭什么在过去两年中在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中保持了“一枝独秀”的地位呢?最重要的支持因素之一是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大家过去两年中如果到各地去过,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很多城市面貌变化特别明显呢?我们说,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个“发动机”的转速依然。而且这个“发动机”不仅将支持今年的经济增长,而且还将支持我们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

  第二个是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和由这个收入水平决定的消费结构没有变。大家担心旅游、餐饮等产业会一蹶不振。这个担心没必要。为什么呢?因为疫情不可能根本影响我们的人民收入水平。在一个特定收入水平上,人们的消费结构就是一定的。人们的收入中有多大一个比重要花在劳务性产品上,比如旅游、餐饮、娱乐、健身等,不会因为短期的疫情而根本改变。也就是说,这些产业的市场基础、需求基础并没有发生变化。老百姓的口袋里,有多大一个份额要花在这个领域上,这个比例是不会因非典而转移的。

  第三个是新的产业热点正在形成的趋势没有变。就是在非典最严重的时候,我们的车市不是也没有降温吗?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这个趋势不会因为疫情而改变。新的产业热点也是我们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发动机”之一。这个“发动机”也是转速依然。

  第四个是全球资本流动的基本方向没有变。我在汇报时说,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肯定要大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和那次危机相比一个不同点是,亚洲金融危机在一段时期内极大地改变了全球资本的流向,而非典疫情并未改变这个流向。2002年全世界汽车销售量增长了2%,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市场销售增量的贡献。中国的市场前景全球无人可比。资本怎么会因为短期的疫情就不来赚钱了呢?

  所以我说,疫情是中国经济处于上升过程中遇到的短期阻碍。这四个“没有变”决定,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不会受到大的影响。

  问:学者们就克服非典影响和促进下半年经济发展提出什么政策建议了吗?

  答:建议是肯定要提的。专家们的建议着眼点各不相同。就克服非典影响的问题上,我的建议主要是两点。一是不要低估市场自身自我平衡和自我补偿的能力。二是政策资源的重点配置领域应当是市场机制力所不及的领域。

  我国受疫情影响较重的大都是市场机制力量比较强大的地区和市场机制发育比较充分的产业。我觉得应当强调一个判断,这些产业敏感但不脆弱。餐饮、旅游、客运交通等产业本来就是消费需求弹性非常高的产业。它们对环境高度敏感,收缩非常快但同时膨胀也将非常快。预期下半年这些产业的同比增长,也就是和去年同期相比的增长速度仍会有一个明显的高潮。向总理汇报后的第二天,恰好就是北京“双解除”后的第一个双休日。事实上,人们冒着大雨彻夜逛街的情形已经证实了这个判断。

  经过20余年的改革,我国的市场力量已经发展得比较强大了。2003年的疫情与1976年的地震灾害相比,最大区别是什么呢?在于不需要由政府“包下来”。克服疫情的政策不宜称为“补偿”性的政策。政策资源不应按照损失大小来配置。而应按照市场机制能否发挥作用来配置。就是说,不是谁受的损失大就补谁。要看市场机制、市场竞争的作用在那个领域是否充分。有的领域市场机制足以导入充分资源,那么这个领域即使受损很大也不需要更多的政策介入。但有的领域光靠市场机制是无法恢复元气的,这个领域就得给予更多政策关照。还有,疫后重建和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建立也不应包揽在政府身上。要鼓励企业和个人提高风险意识,利用社会化的安全措施自我保护,鼓励全社会更多采取商业化、市场化的避险措施。鼓励保险业开发更多的险种,包括经营收益险等。我也打了个比方,长江抗洪救灾和平时修固堤坝,这个事要靠政府管。但发大水冲了房子冲了庄稼,补偿这个损失要靠推进市场化的保险方式解决。特别要防止那种把公共安全的经济责任全部委之于政府的不良预期。

  问:那您认为政府政策在这次疫情后还应当作些什么呢?

  答:我建议对民航、出租车等交通运输业继续给予一段时期的减免税支持。对民航等资金密集型产业还可动用阶段性的折旧政策支持。什么叫“折旧政策”呢?就是在国家实行减免税的时期内允许这些行业不提或者少提折旧,以后不实行减免税政策时再允许他们多提折旧。这样才能让这些产业真正享受到税负政策的实惠。

  我还建议对受到疫情影响的低收入人群和部分行业实行收入补贴。例如城镇中一些低收入群体靠打零工获得的一些“或有收入”没有了,出租车司机等因停业没有了收入。我建议国家动用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和最低工资制度给予政策援助。例如在疫情严重地区阶段性地提高“低保”标准,把最困难群体损失的那部分实际收入补上。比如说,在疫情最严重的若干月份,每月的“低保”标准提高50元。对停业、半停业的出租车等行业也可考虑在疫情严重的月份内,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或最低工资标准由政府给予补贴。这个政策花钱非常有限,但社会影响和实际扶困作用将非常大。这个建议最初是我在5月初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研究政策时提出来的。这次我再提出这个建议时,总理插话,“北京已经一定程度地实行这个政策了”。可见总理对全国的政策动态是了如指掌的。

  问:很多专家认为,疫情对就业的影响不可低估。您对这个判断怎么看?
  答:就业的数字和存款余额有类似之处,它只看年底数。这个数字和GDP不一样,它不是按月相加的。随着经济的恢复,用工单位很快就会恢复。今年疫情严重的若干月份中就业人数的下降并不会明显影响到年末就业总人数。我认为今年城镇就业总人数增加800万的目标仍是能够实现的。包括民工就业岗位。就业问题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不要把长期问题与短期经济运行的特殊难点混为一谈。对失业的影响主要在于部分人员的短期收益受到了影响。

  我在汇报时提出了一个认识,即使是讨论长期的就业形势,我们也不能光看失业人数,更重要的是要看每年新增的就业人数。根据2002年和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权威数字,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就业岗位增长速度是不慢的。1999年城镇就业人员总数新增796万人,2000年新增739万人,2001年新增789万人,2002年新增930万人。也就是说,在过去7%至8%的增长区间内,我国城镇就业总人数的增加数稳定保持在每年800万人左右并有逐步增长态势。去年末我国的城镇就业总人数是2.48亿人。只要我们能保持住这样一个增长规模并且略有提高,比如说从800万起每年递增三四十万,那么10年的周期内城镇就业总人数就可以增加1.3亿人。这个数字意味着10年内可以有两亿农村人口搬进城。那时的城镇就业总人数可达3.8亿人以上。保持住这样一个就业人数增长趋势,我国的就业形势就不会恶化。

  我发完言后,樊纲教授在讲到就业问题时也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常性地存在一个5%左右的流动性失业人口是很正常的。“5%左右的流动性失业人口”是个什么意思呢?我理解,假如我们现在城镇中有1600万人没有工作,这其中真正构成就业压力的只是超过5%的200多万人。当然这不是说我国的就业形势不严峻。我国就业形势严峻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局部地区失业问题严重,例如单一资源型的老工业基地;二是国有职工体制身份转换过程中的体制性矛盾;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的迫切要求。对这些方面应当有更坚决、更得力的政策措施。

  今年有个和“非典”无关的特殊情况,就是大学生就业的问题。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总理的一句话。总理说,“我每天都关注大学生就业的签约率”。尽管我认为,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个短期的结构性问题,不是总的就业岗位供求关系更加恶化的标志,我还是为这句话深深感动。我想我们的大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听到这句话也会感动。我们上下一心地去应对挑战,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呢?

  问:在关于形势的讨论中,专家们有没有对改革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呢?

  答:我们强调在疫后恢复中发挥市场的作用,这就是改革。恢复经济靠改革,继续发展也要靠改革。在提到改革问题时,总理曾郑重说到,“就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的改革也没有停步。中央一直在抓紧研究有关的方案”。

  在改革问题上,专家们的建议涉及的方面也很多。比如“三农”问题,市场发育问题,国企改革问题,进一步扩大消费的问题等。总理说,“扩大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很重要”。

  问:在“三农”问题上专家们有什么新见解吗?

  答:“三农”问题是个长期的大问题,不可能在这个讨论短期问题的会上太深入。但我提了一个政策建议。我认为,粮价仍是影响农民收入和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过去几年来对农民收入影响最大的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市场“灾害”。现在的情况是,每当城里人消费便宜的农产品时就是农民吃亏的时候。这种城乡利益关系对立的格局应当尽快扭转。怎么扭转呢?我建议极大地扩张农产品期货市场。这是让城市分担农业自然风险的最好办法。如果有较大比重的农产品通过“套期保值”、通过期货市场实现交易,我们就把大部分自然灾害的风险转嫁给了市场投资者,调整城乡之间利益关系也就有了强大的市场化手段。我国农业发展要及早考虑更有效的市场化避险手段。靠政府的粮食储备系统是不可能承担起粮食丰歉的市场风险的。

  问:今年以来,有人提出要防止“过热”,专家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这个问题的确有不同看法。我的看法是要慎提“过热”,绝不要给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泼冷水。但樊纲教授就提出,还是要警惕投资“过热”的一些趋势。

  我认为,解决中国的就业、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对外开放、调整供求失衡、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重大难题的相交之点就在于城市化发展。我们在城市化发展问题上至少要有15年到20年的预见性。前不久,央行出台了一个收紧房地产业信贷的121号文件。媒体上的讨论已经很热烈了。这个文件的出台可能也是基于防范“过热”的考虑。

  问:不论是促进投资增长还是防范投资“过热”,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答:我的建议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不宜把解决中低收入的住房问题和城市化联系起来。特别是不宜动用货币政策,例如贷款利率倾斜的政策来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我们应当把市场化政策和公共性政策分开。银行是企业,面对的是市场。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不是银行该管的事。在这个领域中,我们就要强调和完善市场化的游戏规则。不能把公平的政策取向也加进来。那怎么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呢?我建议多用财政政策,如贴息、贴租的政策。例如城镇中人均收入低于某一个水平的家庭购房时由政府贴息。对贴息也买不起的家庭,比如特困家庭怎么办呢?可以采取政府贴租的方式。这样就可以把政策和市场发育分开,不要让调整公平的因素参与到正常的市场交易中来。否则就会扭曲真实的竞争形势。

  另一条是建议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中,更多采取与城市化密切结合的地方性财政政策。比如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可上市的“市政债券”。具体操作可为:发30年期甚至50年期的“市政债券”用于修“地铁”、“轻轨”,可由地方政府贴息,通过土地增值收入、投资增长后的税负增收来偿还。这一方面可极大地培育新的投资增长点,另一方面把“积极财政政策”的责任从中央政府延伸到地方政府。我觉得,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潜在威胁是找不到足够大的资本容纳领域。低息下的银行储蓄持续增长说明资本过剩已经开始显现。我建议鼓励而不是限制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这是未来几年带动投资增长的一个关节点。实际上,房地产、钢铁、汽车等产业是不是“过热”取决于城市化的空间是否扩张。

  究竟是不是“过热”?总理并没有给专家们的不同看法下结论。但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总理的一个重要判断:“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重要的机遇期”。 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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