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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性描写有理婚外恋无罪
陈艳          于 July 15, 2003 at 22:08:19:
梁晓声的名字总是和“知青小说”紧紧联系在一起,上个世纪80年代,梁晓声和他的知青文学叱咤风云,1984年被人称为“梁晓声年”。

如今,那个上山下乡的年代已经远远离我们而去,现代社会瞬息万变、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知青文学”掌门人梁晓声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婚外恋?如何看待另类女作家?如何看待痴迷文学的潦倒青年?7月13日,在海淀购书中心,梁晓声阐述了他的“另类观点”。

论情感:“偶尔婚外恋不要紧”

“非典”时,梁晓声的一个女学生给他打电话,这个女生失恋了。那天下着雨,梁晓声来到这个女孩子面前。他给这个女孩子打了个比方,他说,这就好比一次旅行,你走过一棵树,这棵树上结着好可爱的果子,但是你够不到,你踮起脚,可还是够不到。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应该对自己说:去,前边还有其他的树。

说他根本不相信人的一生会只爱一次。“但凡是个差不多的人,到老了的时候回忆起来都会发现我们恋爱过多次,有的时候暗恋别人,有的时候别人暗恋我们,还有的时候,由于这样那样的条件两个人不能在一起。”

正因为此,他反对用婚外恋来对一个人的道德进行评说:“不少历史上的名人都有过婚外恋,为什么他们的婚外恋叫‘轶事’,而寻常人就不行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如果你打算婚外恋的话,你应该有自信和能力把这件事处理到三方都不受伤,或者三方都受伤到最小的程度。这个才是我们更要考虑的事情。”

“我们要学习,我们要丰富自己,我们要恋爱。偶尔的时候我们婚外恋一下也不要紧,然后我们再浪子回头,再忏悔。我们创造,我们挣钱,我们买房子,我们过夫妻生活,我们可以吵架,我们还可以生小孩。”这就是梁晓声眼中的幸福生活。

论才女:“女作家演绎历史的变迁”

当下的一些才女们在出另类的书,这些书在受到报界和读书人质疑的同时,也让梁晓声感觉到有些别扭。“有些书我也是不喜欢的,而且我一直认为,写书的人为什么要把书名起得那样不庄重呢?我觉得一本书还是要有庄重的书名。”梁晓声说。

但是,在了解了唐宋一些才女的悲惨命运后,梁晓声学会了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

唐诗三百首中几乎没有一位女诗人,宋词三百首把李清照放在了最后。有人曾评论唐朝女诗人薛涛说,有了薛涛,唐朝其他才子如白居易、李白,即使不写又有什么遗憾呢?可就是这样一位才女,沦为军妓,发配边疆,其才华遭受无情蹂躏。而苏东坡则曾用自己家中的一名小妾去换朋友的一匹骏马,小妾赋诗一首后触槐而死。

社会上充满了男尊女卑的思想。对照从前的才女们的命运,梁晓声从现代另类才女身上看到了历史的演进,自己也变得宽容了。

“正因为我了解了薛涛一类的才女,我想,原来中国的女性在那么漫长的时代,经历了那么多的压抑。到今天这个文化特别开放的时代,有这样一种女性,他们写另类的书,特别地张扬自己的性情,是不是也意味着是历史的一种反证呢?也许这样看这个问题更为客观。”梁晓声说。

早在二十年前,梁晓声曾写了一份申请给编辑部主任,大意是:我已经33岁,已婚,我强烈要求看《金瓶梅》。对于另类小说中赤裸裸的性描写,梁晓声认为,情爱小说自然少不了性描写,但是,如果今天的作家们还在以《金瓶梅》那样的写作方法去写,没有更高级一些,更文学一些的手法,他是不会读的。

论文学:“痴迷不是好状态”

有一个痴迷于写作诗歌的青年曾找到梁晓声,说他要靠写诗在北京生存。但是微薄的稿酬根本不足以解决一个年轻人的生存问题,这个青年非常潦倒。他只有一个老父亲在农村,有一次,老父亲给他写信说,到了麦收的季节了,麦子熟得都要烂在地里了,父亲生病,让他回家把麦子收了。然而,这个青年仍然没有回家,仍旧痴迷于自己的诗歌。

“我想,如果诗和文学在一个人心目中比他生病的老父亲,比成熟的麦子还重要的话,那是不对的。”梁晓声认为痴迷对于文学来说不是一个好状态。不仅如此,梁晓声还认为对于任何事情都不要太痴迷,即使是爱一个人。“如果你爱别人爱到痴迷,那对别人是种压迫,甚至是种迫害。”梁晓声说。

生存应该被放在第一位,解决了生存才能和文学一起互相发展。梁晓声心中理想的状态是,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业余时间想写就写,文学应该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

梁晓声目前任教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文系,同样,他对他的学生提出,他的目标不是要在班里发现一两个青年,使他们成为作家,而是要培养中文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使他们在社会竞争中能脱颖而出。

论文化:“悠久的文化令我们懒惰”

在梁晓声看来,中国的青年人最缺乏的是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悠久的历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年轻人的想象力,规范化的教育方式也磨灭了他们的创造性。

与西方青年相比,中国的年轻人在写作时多用形容,而西方的青年则多用比喻。这是因为中国的孩子首先学的是字词句,他们先接受这些,然后在实践中使用。而这些词在刚创造出来时是生动的和新鲜的,在被一代一代人在写作中重复后,他们早已经失去了当时的那种生动性和新鲜性。

所以中国的青少年在写作时往往是用词很多,但却并不生动。而西方的作家用词不多,但却很生动。梁晓声说:“我们习惯于用被别人用了几百年上千年的典故,我个人认为,文化和历史太悠久会使我们的头脑变得懒惰。”

同时,中国的教育方式也禁锢了年轻人的创造力。“比如说鲁迅先生有一句话‘在我的后院,可以看见墙外的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样的句子如果老师和学生都没有看过鲁迅先生的书,一定会觉得是病句,所以当我们把所有的语言都规范化的时候,语言的鲜活性就被规范掉了。”梁晓声说。

论人格:“想自己与想别人”

对于自己,梁晓声称自己是一个“站在好人边上的人”。

季羡林先生曾对好人下过一个定义,他说好人就是,想到别人的时候比想到自己的时候稍微多一点。之后,北大方正的王选认为季先生这个要求颇高,他认为好人就是想到别人的时候跟想到自己的时候一样多。

对于梁晓声来说,从下乡当班长、当知青排长,到以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儿童电影制片厂,这种一贯的角色定位都要求他想别人要比想自己多一些。

梁晓声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时,有一次评定职称,梁晓声给职称评定委员会写了一个条子,要求把自己的职称定为二级,而当时他完全能被评为一级。“那些60年代毕业的老同志,工作了半辈子,即使他们没有拍成几部好电影,那也和我们的时代有关。我希望这些老同志,退休之前成为一级。一级之后他们就能分到一级的房子,享受一级的待遇,而我比他们年轻。”梁晓声说。

就这样,在大家的掌声中,梁晓声被评定为二级。接下来的分房子、帮助文学青年,梁晓声一直坚持“想别人比想自己多一点”。“但这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一生都用这个标准去要求自己,有时候太难为自己了,所以我经常想退到想自己和想别人一样多这个里面去。”梁晓声说。

梁晓声承认,生活中不知道有多少诱惑在诱惑着自己。几天前,有人来找梁晓声,想请他为一个成功人士写作一本书,梁晓声拒绝了。“给你钱你写不写?”这些人问。梁晓声由此想到了一个问题:“一万元放在我面前,我可以说,去,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可五万元放在这。我写不写呢?”

由于“怕”经受不了诱惑,梁晓声经常对自己说:“感谢上帝,千万别哪天门一开,有一个人拿着10万元放在我面前,我想10万元一定会打倒我好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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