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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答记者问:喧嚣过后是文字
葛红兵          于 February 06, 2004 at 13: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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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床》抚慰过我,《沙床》也搅扰过我,但它依然是我最爱的小说

葛红兵

  一、问:《沙床》出来后,从书本身到出版社的宣传定位、评论引起的官司纠纷都引起了众多的争论。到了今天,您本人怎么看待这些事件?

  答:《沙床》对我本人来说是一本对自我进行“青春悲悼”的书;是一本“激情”过后,通过理性和信仰寻求超越的书;是一本面对横亘在面前的“死”,否定现世生活的虚无之书;是一本追求“流水过后积淀出‘永恒’”的书。我这样说,只是说这本书对我的意义,而不是说这本书对读者的意义。不过,我很喜欢一个读者的来信,他说,“这是一本‘病人之书’,也是一本体现了作者对这个时代和生命的总体看法的书。小说中家族遗传的肝‘病’是对人类原罪的隐喻,也是对这个时代总体状况的隐喻。从《浮躁》、《废都》到《沙床》,可以说是上世纪1980年代、1990年代以及本世纪第一个年代中国社会的精神三步曲。”--一个普通的读者,多么伟大,他深深地体会了这本书。--当然,他可能高估了这个小说,但我感谢他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最近,我接到朋友转来的李晓峰、勤峰等人的文章,我觉得我正在获得批评家们的理解。最近我别本人也接到大量读者的网上来信,上海某大学组织了《沙床》研讨会,有两百位学生参与,提交了书面发言,里面90%表示非常喜欢《沙床》,它使我相信,真正读过书的读者能透过层层纱帐(媒体的纱帐、某些人故意抹黑造成的纱帐)看见此书真义。

  有些抹黑的人预言,这本书会没有销量,现在要告诉他们的是,这个预言破产了,上市40天,这本书的销量已近9万。在大陆有十余家报纸连载了这个小说,十几个省上了销售排行榜。这本书的繁体字版和法文版合同也已基本谈妥。这本书在新加坡和北美的销售也非常好。我要感谢这些读者,他们用自己的眼光看书,没有受那些抹黑之语的影响。

  对于所谓“《沙床》事件”,开始的时候我很愤怒,那些故意的贬低和抹黑使我感到痛苦。现在我已经能够坦然处之了,我知道神站在善人的一边。

  现在尘埃落定,《沙床》可以自己和读者直接说话了。读者用他们的真心给了这个小说最好的评价。感谢上帝。读者的心里也有神。

  二、问:一直以来,读者都在两种说法的影响中,一种是“这本身是一本好书,出版社进行一些炒作或宣传是正常手段”,另一种是“这是一本价值虚无的书,作者及出版社联合起来进行过火和拔高的炒作”。关于您这部书的价值,文学界的作家和读者们自有公论。那么,你自己如何看待出版界的宣传手段?有人说您是自我炒作,也有人说作者本身就有自我炒作的权力,你自己认为呢?

  答:出版社的确有些新闻通稿发给媒体。但是,大家都看到了,那些新闻不仅没有拔高我,相反经过媒体的过滤和反刍反而还间接地“贬低”了我,对我的作品和个人形象都不利。出版社在选题新闻发出之后,实际上也意识到了问题,他们写了个《声明》发给媒体,希望解释一下,扑扑火,但是,没有用,事情已经不是出版社能控制的了。这个时候还有人出来推波助澜、故意抹黑。

  当时书还没有出来,某些评论家在没有看到书的情况下,就凭空说这是一本“叫春”的书,对我的作品和人格做双重污蔑,甚至据此断言中国文坛进入叫春时代,把整个中国文坛和中国学者都圈进去了,真是匪夷所思,竟然还在很多地方发表;网上流传甚广的一篇《揭开“沙床”的床罩》,该文作者信誓旦旦说他已经看了《沙床》,要来揭“床罩”,但是,这个人是在撒谎,因为当时国内看过《沙床》的人不超过5个人。

  后来就更不得了了,网上出现了冒名的《沙床》,甚至市场上也出现了盗版《沙床》(最近我在网易工作的朋友和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朋友都买到了盗版《沙床》,他们寄给出版社,但是,出版社说:“无能为力”)。这种情况下,出版社也没有办法了,他们能想到的唯一办法是把书提前出出来,让读者看到书的真相。

  我不知道你说的“价值虚无的书”的内涵,在我的词典里“虚无”是一个伟大的词汇,就像“情色”、“身体”这些词汇一样。我的这个小说就是要“重估价值”啊,就是要把我们日常坚守的那些所谓“价值”的“虚无面貌”揭示给人看,我把这些“价值”放在一个垂死的人的生命里“试炼”,我要揭示“价值”的真相。“虚无”是个伟大的词,看穿虚无,向死而生,要有非常大的精神力量,要有伟大的灵命才行啊。很多人反对“情色”、“身体”,只想做那个伟大的“精神”,不承认自己仅仅是一个“皮囊”,在我看来,这些人正是没有“精神”的人。当然,身体不欲望的代名词,情色也不是色情的同义语--这句话,你千万不要去掉,我之前对记者说话的时候,不会这样强调,结果记者只要前面半句,不要后面半句。

  问:“你自己如何看待出版界的宣传手段?有人说您是自我炒作,也有人说作者本身就有自我炒作的权力,你自己认为呢?”

  答:我觉得作者和出版者都有宣传的权利,这就象自由市场上卖鸡蛋的老婆婆有吆喝的权利。反过来,到市场上买菜的人有权知道这个鸡蛋的好坏;作者为什么觉得这本书值得自己写,出版社凭什么要把这本书推给给读者?读者也有知情权。

  但是,我自己例外,我已经是“知名”作家了。出版《沙床》之前,我的《我的N种生活》、《未来战士三部曲》等连续三年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上过畅销书排行榜,我在google上也有16000点,我不需要特殊宣传,我有固定的读者群。更何况,要是我自己宣传,我不会用“美男作家”什么的,我宁可选择到大学、中学去演讲。我的演讲在上海的中学、大学很有名,我的个人演讲集卖得很好,很有读者缘。

  所谓我自己参与炒作的说法,可能来自上海某批评家在文化先锋网上的“揭密”访谈,这个“揭密”出来之后,“揭密”的基本说法都与事实不符,这个访谈我放在附件里发给你。最近该批评家主持的“文化先锋网”上再次出现了造谣之说:说我单方面宣布“和解”等等。我知道有这么个文化先锋网站,以前那个网站也邀请我参与过。但好像只是一个同仁网站,那个是否有采访力量还是有疑问的,怎么突然冒出一个“记者”?那个揭密漏洞百出,很会讲故事啊。比如说“上海师范大学某博士收到出版社新闻稿”,那个人是谁呢?他保密,“他”用保密的方式“揭密”,很有意思。那不是一个正规的传媒机构,而且“尹”这个人又是谁呢?没有必要去驳斥“他”――谁都看得出来“他”是要“搞”我,我又何必去和“他”搞呢?

  里面的基本事实是站不住脚的。老实说,我对里面提到的一些东西也不清楚,我是看了你转来的“揭密”之后,再去“解密”,才搞懂了的。比如,“李”的文章是在新闻稿之前很久就发过的,“他”却说是在新闻稿之后上发的;又比如,《沙床》的上市日期,武汉是11月20日,“他”应该看看武汉的报道。全国是在11月底,因为路上有耽搁,各地真正上市时间不一,“他”打定说《沙床》全国上市是在11月27日之后,完全是不对的。我把《沙床》上市日定在25日,是个象征时间,是合理的。

  有个记者,对我说“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我也收到过出版社的宣传稿,记得收到出版社第一个关于你的宣传通稿之后,觉得这个新闻还是可以做的,就上网查,看看到底外面有人做了没有。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李”的文章已经在网上了。我记得当时还给长江社编辑回信。后来接到你的信,我也给你回信了。就是“揭密”中提到的那个道歉信。我当时的感觉是你不喜欢那个新闻,就停下来了。我记得,我还回信给你说,你不用道歉,这样的信我每天接到好多,而且宣传吗?谁都免不了俗。”我说:“我没有权力干涉别人写新闻、发新闻,但是,我可以委婉地表达我对新闻的态度,我可以对认识的记者说,‘你无意接受这个新闻’。”他说:“我的确是收到你的信以后才放弃做这个新闻的打算的。而且,你第二封回复说你不太喜欢这个新闻。后来我发现,上海的记者没有发这个新闻。‘揭密’稿这方面不是太严谨。”

  在比如向巴金献礼的问题。“揭密”中说,我是11月24日突然献礼。太可笑了。这个活动到11月24日晚,有数百人签名,如果是我24日突发奇想发动搞起来的,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签名?“揭密”还说,我把《沙床》出版日定在25日,是欺骗,《沙床》上市最早是27日。匪夷所思啊。

  实际上向巴金献礼的活动不是我发起的,是一些读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发起的,他们今年3、4月份就在网上讨论巴金了,我是这个讨论的推动者,“巴金的精神实质是什么?”“从民间立场如何认识巴金?”我们关心这个。在11月中旬,他们发起一个献礼活动,叫“还巴金于民间”,在网上开放签名,他们看到我的一个讲稿,借用了我的一个关于巴金的讲稿的内容。对于巴金,我的确是批评过的,但是批评的意思是一分为二,反对神化,不是一棍子打死,这个我在给我的学生(本科生和研究生)讲中国现代文学的时候都讨论过,巴金早期作品的确有欠缺,我们不能为贤者讳,但是,也不能因此否认巴金。这和我一边批评鲁迅,一边又把鲁迅当作我的精神导师是一样的。我参加这个献礼活动是对他们表示支持,时间不是11月24日,而是更早些时候。具体日子我记不得了,应该是20号左右,因为记者是看到我在网上的签名献礼,在22、23日左右找我采访的。

  『揭密』还斩头去尾,引用《南方都市报》一段话。它为什么不引用那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谁和葛红兵有仇啊?站出来’呢?”那篇文章恰恰是反驳“叫春”一文的作者,为我鸣不平的。

  《南方都市报》那篇文章实际上是为我鸣怨的。‘文坛叫春’一文发表后,出版社意识到问题了,觉得前期的报道可能构成了对‘葛红兵的贬低’,他们写了一个慎重的《声明》,里面有解释,主要是解释他们并没有贬低我的意思。这个稿子我也接到了。出版社的这些稿子其实是针对“文坛叫春”一文的。到此出版社的态度是扑火--想消除前期的影响,特别是“文坛叫春”一文的负面影响。而不是在继续炒做。《南方都市报》那篇文章是为我鸣不平。

  “揭密”还说我沾沾自喜,说我想和崇拜者见面。他去掉了那个采访的最重要的话:我理解读者,但我都30几岁的人了,不适合做这种偶像,希望读者不要追捧。(大致是这样说的,具体不记得了。)

   三、问:在《沙床》的宣传中,除了美男作家,还有许多其他的宣传点,为什么媒体对“美男作家”最感兴趣?您觉得是你本身具有这些特质还是“美女作家”的余波?为什么人们对“美男作家”没有“美女作家”那么宽容?

  答:老实说,我觉得这次的宣传,长江社也没有错。我后来看到了长江社前后三次通稿,稿子中的宣传点很多:学者作家、学院小说、青春忏情录、宗教意识等等。实际长出版社对这个稿子还是有自己的理解的,看得出来,他们细读了这个小说。 “美男作家”到底算不算炒做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在我认识的记者眼里这个不算炒做点。这种稿子他们都不会做。后来“美男作家”怎么就成了那么大的气候,真是匪夷所思。“文坛叫春”一文对它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用“脱裤子”学者、“叫春”文学、“捂住下体”等等,肯定是一个关键。你觉得那个文章过分吗?16日,小说还没有出来,凭“美男作家”这个媒体说法,就断言《沙床》会给“给中国学者丢脸”、“文坛进入叫春时代”、“脱裤子学者”,对我这个人和作品都不能算公平吧。

  开始我觉得是编辑、记者的玩笑话,后来怎么变成这样,我自己都不清楚。不过,我开始的时候接受记者采访说话不谨慎也是真的。我说“我痛恨这个说法,但是我不会反对”,我真实的意思是不会站出来反对“美男作家”这个说法,本来就很无聊么,只不过是一两则新闻中的一个提法,怎么反对。但是,记者做成标题“葛红兵:不反对做‘美男作家’”,就很吓人了,完全曲解。又比如“情色”问题,我和记者说,“我情愿做最出色的情色写手”,是基于记者问我“出版社说你的小说里没有情色,是不是因为你反对情色,出版社不得不这样为你解释?”而且我对情色有特别的定义,情色不是色情,更不是情欲。但是,记者把这句话去头去尾,放到标题里,“葛红兵:我要做情色写手”,很恐怖。包括“身体写作”的问题,也是如此。

  更有甚者,有个记者,因为我不接受他的采访,他就造谣说,我躲起来了,从人间蒸发了,害怕了。现在看来,我连拒绝采访的权利也没有了。

  对“美男作家”不宽容,我认为是反应过激。我不反对编辑、记者和我开玩笑说什么“美男作家”,但是,我也反对因为这句玩笑话就无限上纲,胡乱引申,搞什么“隐语”批评。没意思么。这不是不宽容,是棒杀。你可以说我的作品是垃圾,你说我的作品不好是批评我个人,没关系,但是,说我的长相,又从我的长相做恶意引申,这就是侮辱我父母了。这就不人道了。

  --问题是那些人就是以“美男作家”这个依据,不看小说,就胡评乱说我的小说。记者可以开玩笑,但是批评家这样说,就有失职业操守了,还有人竟然凭空就这样写书评了。

  再说,我也没有说我是“美男作家”啊?本来么,男人要做什么美男呢?男人就要靠力量靠勤奋靠智慧立足,怎么能靠长相呢?匪夷所思。有人偏偏认定我喜欢做“美男作家”,他们觉得讽刺、挖苦我,让我做不成,他们就胜利了。很好玩。我要说的是:我可以和他们一起挖苦“美男作家”这个词,但是,我希望他们严肃地对待我的作品。  

  四、问:年末时您准备与评论家朱大可打官司的报道出笼,目前情况如何?

  答:万象网已经通过代理人发来函件,和我的律师谈和解之事,他们也已经在网上公开道歉。

  其他的我现在不想说,也不能说。我得尊重为我工作的代理人。外界有很多谣传,但是,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五、问:有作家说你总是喜欢站在聚光灯下,我觉得学者或者学者型的作家如果站在台前,总是要受人议论,像余秋雨。您觉得呢?

  答:我想余秋雨不是自己站到聚光灯下去的,他是被强行拉去的--余秋雨啊,池莉啊,虹影啊,他们需要自己跑到聚光灯地下吆喝吗?

  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如此。“悼词”风波那会儿,我的状况岌岌可危,一整个夏天我都在祷告,希望一切停止,可是不行。几百家报纸单方面轰炸。我因为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不接受采访,被他们看成是默认了所有批评。就越发地以讹传讹。

  这次也是一样。我的确可能在“聚光灯”下,但是,这个聚光灯是有色的聚光灯,是污蔑我的聚光灯。我宁可不要这样的聚光灯。

  中国社会就是这样:看不得人稍微好过一点点。你稍稍有名了,有些人就来了,他们来不是看你为大众提供了什么新的贡献,你有什么新想法是别人没有提出过的,而是来揣度你的“动机”,空穴来风地“警告”你,甚至“威迫”你。

  现在看看那些大大小小的“名人”,有哪个不是伤痕累累?许多人准备好了枪,子弹也上膛了,只等你冒出来。我就是那个冒出来的倒霉鬼。

  其实名利在我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东西。要说名,我已经很知名了,有不少人知道葛红兵这个人在写东西,算成名了吧?但是,有什么意义呢?人间的名,多么可笑啊,它能证明你是个伟大作家吗?我在上海的时候做演讲,有一次,听众有2000多人,我在我工作的大学做演讲,800人的礼堂坐不下,地上和楼道里都是人。这算是有名吗?但是,我还是我,我说着“人的语言”,这个名,和那个真理的“名”比起来,永远是可笑的。至于利,我有工资,我不愁吃的,也不愁住的,有什么必要呢?

  有人觉得我写小说是不安于寂寞,不安于贫穷。我应该安心做教授,写写论文,教教书。

  我要说的是,当初我的导师对我的人格的评价是“悲壮”,--我是个悲壮的文学爱好者,我为自己的内心写作,永远不能安于职业,只能不断寻求自己的志业--那么在文字中栖居着的真理。

  在我们这个国度,知识分子之所以猥琐,就是因为他们安于把学术和写作当作一份挣钱糊口的职业--他们用它来评职称、挣工资,买房子,就是不用它来追求真理。他们忘记了那个在天的真理。

  而我不一样,我永远只为内心的真理写作。

  如果因此,我要付出名义上的代价,我也在所不惜。因为如果不让我按照我的内心写作,我会发疯--写作安慰了我的灵魂,它告诉我这个世界还有公正和公平,还值得留恋。

  六、问:您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从2000年你的“悼词”到后来热卖的科幻小说,再到今天的沙床,您总是给人们带来惊奇,下一个惊奇是什么?

  答:003年上半年一直在写《沙床》,断断续续,写写改改,非常耗人。这个小说写了接近一年半,不能再拖了,狠狠心,把它完成。中间整理了一本随笔集《人为与人言》,由上海三联书店出了,自己很喜欢这个随笔集,常常自己也拿出来翻一翻,对整理自己的思路,认识自己有用。下半年,在写一本新书《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身体政治》,是和一个朋友合写的,现在还没完,恐怕要到今年下半年才能杀青,如果这本书顺利,之后我就要把精力转到《个体及其在世结构》的写作中去了--这是《沙床》的哲学版。另外就是想写一本新的小说,关于扬州的,一个古代艺人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吸引我,已经写了5万字笔记,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或者说一直没有下决心去写,但愿,2004年下半年的时候,我能有这个决心,我会把它写得非常扎实,扎实到每一个细节都经得住考证,人物的每一个说辞和动作都有来源。在这部小说中,我想考验一下我的写作能力,特别是把握长篇小说的能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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